论中国的国际角色转换与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角色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日趋深入，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参与国际体制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作用增强，其国际角色发生了重大转换。与此相伴随，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形势也更加错综复杂。
从内部来看，一方面，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新的台阶，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并主动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的开放时代已经到来，中国的国内发展、稳定与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越来越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国家正经历新旧体制的转型，又面临加入WTO的冲击和挑战。21世纪初是中国实现第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既充满希望和机遇、同时也面临困难和风险的时期。
从外部来看，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较低，中国卷入地区性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周边仍不存在重大现实的军事威胁。同时，中国的多边外交日趋活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增信释疑”的工作取得成效。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仍然较大，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的国际市场，而且还在扩散；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军事威胁同步增长，并相互交织，从而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形成掣肘。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安全形势的变化，使安全战略筹划的紧迫性大大增强了。
但是，与发展战略相比，中国的安全战略筹划相对滞后，安全理论研究有待深入，科学、民主的安全决策机制尚需建立和完善。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任何国家在筹划国家发展时，都必须同时筹划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构成了国家战略的两大主体，也是最高层次的战略。
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缺一不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说过，安全就像是氧气，当氧气充足时，人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当氧气不足时，人们就不可能再干任何其他事情了。这句话形象地勾画出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发展是安全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但却不能代替安全筹划。更何况，国家越是发展，实力越是增强，往往面临的安全威胁就越是复杂、多元，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章百家认为，“中国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安全和经济上正进入由外部环境造成的一个瓶颈。”（注：清华——世界论坛：《国际规则制定权与中国的位置》，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6期，第38页。）近年来，中国面临的所谓“战略压力”，从根本上说就是综合安全上的压力。要冲出“瓶颈”，就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国际角色的历史性变化，按照新的角色，寻求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确定战略重点，探索实现中国外部安全的新思路、新途径。
一、中国国际角色的重大变化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的两难选择
建国以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角色经历了三个时期的重要变化：
第一时期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这是中国基本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时期。
50年代，“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国至少得到两大好处，一是安全上的，二是经济上的。毛泽东曾说过：“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中国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注：转引自萧冬连著：《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页。）所以，“一边倒”政策不仅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也获得了安全上的基本保障。但是，那时无论从主观诉求还是客观条件来看，中国没有也不大可能加入普遍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直到1971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更不可能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60年代，中国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运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从而对外交政策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在“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思想指导下，“文革”初期的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国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中国虽然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口号，但由于内部动乱，国家贫弱，国际影响力仅局限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十分有限，所以，无论是美苏两国还是其他大国，并不把中国作为对手，而只看做是“好斗的公鸡”。
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小，基本处于国际体系之外。
第二个时期是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中国初步参与国际体系并被两个超级大国竞相拉拢而逐渐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是从60年代的“既反帝又反修”改变为70年代初的联美抗苏、团结第二世界、依靠广大第三世界的“一条线、一大片”政策；第二次是从“一条线、一大片”调整为80年代中期的“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日渐增强的20年，是中国国际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的20年，也是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多极化兴起、发展的20年。
在这20年中，中国从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开始初步参与国际体系。但这时的参与还只是个别的、被动反应式的参与，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一些领域和地区的开放、安全机制上的被动应对、以双边为主的活跃外交等方面。虽然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由于时间较短，中国的落后状况尚没有实质性改变。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有了明显的增强。特别到80年代上半期，由于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实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由于美苏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激烈争夺，中国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使中国在大三角关系中逐步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成为美苏竞相拉拢的对象，中国真正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国的战略空间扩大了，战略回旋余地扩大了。在美苏等大国眼中，中国是一个贫弱但可以借助的重要战略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和能力，甚至被国际社会放大。
在这20年里，中国的国内形势剧变，外交政策剧变，国际角色剧变，但有三个重要背景未根本改变：一是国际体系仍然是两极格局，美苏矛盾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美苏互为争霸的对手，并视欧洲为战略重点地区；二是中国作为落后国家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有限的，发展程度也是有限的；三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次要角色没有根本改变，在美苏争霸的格局中，中国只是处在偏锋侧翼，几乎没有哪一个战略力量把中国真正看做是主要竞争对手或威胁。
第三个时期从90年代至今，是中国崛起和广泛参与国际体系并越来越被各类国家视为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的时期。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被西方国家视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同抗苏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虽然彼此间在经济贸易、地区稳定与繁荣、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增多，但其紧迫性大不如前，并且与此伴随的摩擦、矛盾凸显出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的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全面参与国际体系，（注：中国在政府间国际组织中的席位从1977年的21个增加到1996年的51个。在此期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席位从1977年的71个猛增到1996年的1079个。与此同时，中国大大加快了参与国际军控体制的速度。1970年，中国签署了各项军备控制协议中的10%～20%。到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5%～90%。以上数据，请参见［美］伊利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的《中国参与世界》一书，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50页，第105～106页。）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源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产生了，并主要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盛行。
20世纪末，“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三个新特征：
一是市场有所扩大。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于周边大国，也存在于周边中小国家。
二是内涵更加广泛。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已不单指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诸如“军事威胁论”、“制度威胁论”、“衰落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不一而足。
三是联合制华的暗流涌动。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联手遏制中国的图谋越来越明显，周边中小国家对中国疑虑、担心、防范的心态普遍存在，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有形或无形的战略压力。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都出现了力量上升的势头，而俄罗斯在继续衰落。日本虽然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长期经济低迷使其一蹶不振。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地区范围内，日本也将中国看做是对其地区主导地位构成现实威胁的主要竞争者；在次区域范围内，印度一直把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东盟对中国的崛起也心存疑虑。中国越来越处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处在国际斗争的前沿位置。“韬光养晦”也好，“决不当头”也罢，都无法摆脱“树大招风”的命运，使得中国内政外交上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连锁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失去了两极格局时期的部分战略空间和主动性。
概括起来，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变成一个迅速崛起的、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
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
今天，中国的国际角色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不同于冷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已由国际战略棋盘上的次要角色越来越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是大国共同加以防范和遏制的主要对象。相反，印度、东盟等却被大国竞相拉拢，它们都在利用中美矛盾、中日矛盾从中渔利。所以，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了，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
这种角色的转换意味着中国在外部安全上的压力增大，战略回旋余地相对减小，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面临一系列两难。例如：中国既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但又要竭力避免被推到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位置；既要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又不被体系捆住手脚而丧失独立自主地位；既要按照一定的国际规则办事，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又要防止被西方国家“分化”、“西化”；既要适应全球化的趋势，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又要避免在主权和安全上付出过高的代价。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将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只能在限制中寻找出路，在一系列两难中做出选择，并在多重复杂矛盾中把握好平衡。
因此，中国的外交安全战略既要吸取大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不能简单的模仿或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而必须开辟符合本国国情与世情的新的道路，做出新的选择。
二、自主合作：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对外安全战略，包括确立怎样的安全目标和战略方针、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手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历史上由于选择了正确的对外安全战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经验很多，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战略而葬送了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教训也比比皆是。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某种意义上是日本走向失败的一个重大转折。虽然日本赢了这场战役，但却输了整个战争。
国家对外安全战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长远、宏观的谋划，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它不依国内政治短期变动和对外政策局部调整为转移，所以需要有一个基本定位，它涉及安全战略的性质。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来，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做出了不同的对外安全选择，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种主要类型：即霸权主导型、挑战扩张型、搭车附庸型、封闭内敛型。
霸权主导型：即把谋求地区或世界霸主地位作为国家安全首要目标的战略。奉行该类型战略的国家，具有全球或地区性强国的综合优势，并有长期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霸权野心，往往把本国安全与否的判断标准同其霸权地位的巩固、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是实施这一安全战略的典型代表。
挑战扩张型：这是历史上常被采用的安全战略。奉行它的国家往往具有相当国力，或是潜在的地区性或全球性大国，其安全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即取代现存领导者成为地区或世界的新霸权国。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路易十四的法国，18～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以及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日本和苏联等都奉行过这种安全战略。（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政治长波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过程中，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或挑战集团）。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可参见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No.20,1978,p.214～238.）
搭车附庸型：奉行这一战略的国家对现存的“世界领导者”基本采取全方位合作的态度，并遵循“领导者”为国际社会制定的规则和制度，甚至以牺牲部分主权的代价，即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霸权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自由贸易体系等所谓“公共物品”，也称为“免费搭车”。（注：罗伯特·基欧汉指出，霸权国家作为国际霸权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为了维持霸权秩序，维持同盟国家的政治关系，在必须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的公共物资的同时，也不得不允许它的同盟国采取“免费搭车(free riding)”的行为。久而久之，维持国际系统的成本就会大大超出霸权国家自身的能力，霸权国维持国际系统的需求和它自身资源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霸权国家本身的衰退和世界霸权体系的动摇。可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其实，真正的“免费”是不存在的，只是在这些国家看来，搭霸权国的便车成本较低罢了。二战后的日本、德国奉行的就是这样一种战略。
封闭内敛型：外部势力封锁与内部自我封闭相结合，基本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状态。主要依靠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有时也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的国家，造成国际力量均势，对抗霸权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当今世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注：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0页。）
前三种战略选择，集中反映出国际关系历史上的“霸权更替”现象，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也正是以此为依据来推断中国的发展后果，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必然会称霸世界，冲击破坏国际秩序，引起地区和世界的动荡不安乃至战争。所以，这三种选择既没有摆脱争霸的思维定式，更未超越“霸权更替”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与当今世界的多极化潮流背道而驰。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主张中国奉行“搭车”战略，仿效二战后的日本、德国，然后崛起。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上奉行该战略的国家一般都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搭车者”与“车主”有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二是“搭车者”对霸权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或政治、军事战略意义；三是“搭车者”不仅要把一定的经济主权甚至部分政治、军事主权都交予“车主”作抵押和代价；四是“搭车者”必须同所依附的国家在国际战略上保持一致，必要时服务或服从于所依附国家的战略利益。不用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会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搭”它们的“便车”，就是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性质以及新时期国家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中国不应做这样的选择。
至于“封闭内敛”式的选择，是一种典型的城堡式的安全类型，实践一再证明，这种战略既封闭了自己，使国家发展受到巨大限制，同时也造成了国际孤立，最终很难获得真正的安全。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选择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内敛”的老路，更不能选择“霸权主导”战略；既不能做全面挑战者，更不能做“搭车”附庸者。我们只能选择可以将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兼顾起来的对外安全战略，只有这种战略，才最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战略可称之为“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它是摈弃冷战思维、摆脱历史上“霸权更替”轨迹的新型对外安全战略。
“自主合作型”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奉行这一安全战略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不能做任何国家的附庸。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自主决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这一原则同样要与时俱进，其内涵应有所变化，外延要有所扩大，实现的途径和手段需更加丰富多彩。总之，不坚持独立自主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而固守传统的独立自主也不能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在融入国际体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坚持独立自主中融入国际体系。三是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坚持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维护综合安全；在实现途径上，努力推动合作安全。四是以合作促和平，以斗争促合作。
实现自主合作，必须把握好一大平衡，处理好两大关系，正视三大难题。
所谓“一大平衡”，即指把握好独立自主参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度。
所谓“两大关系”，是指处理好国际规则与国内体制的关系，融入国际制度与改造国际制度的关系。
所谓“三大难题”，一是指中国总体上的弱势地位造成的在国际合作中的相对不利处境；二是指地区安全机制中近年来出现的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三是指国际规则中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甚至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
实现自主合作，既要在全球范围内注重全球性的经济、安全制度，也要在地区范围内积极推动公正、合理、平衡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21世纪初，中国实行自主合作战略的关键在周边及亚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安全屏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对象和外资引进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出发地和战略依托地。所以，努力经略好周边，是实现自主合作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
建国以来，中国周边面临威胁的特点有三：一是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周边大国；二是以军事威胁为主，兼有综合威胁；三是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程度既取决于威胁者本身的政策和行为，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应对方略。这说明经略周边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
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优劣同国际总体局势的变化既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更有不同步的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国自身的政策调整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安全环境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在很多时候，中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往往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发生了剧变，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的重大调整。如20世纪70年代，毛主席调整外交政策，由打倒帝修反，转变为联美抗苏，使中国一下子从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并使苏联对华的现实威胁最终未能导致战争。80年代，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国际局势一度紧张，而中国对内改革开放，对外大幅度调整对外战略，实现了由“一条线一大片”到“更加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同一切国家进行交往，对谁都友好，都发展关系，在短期内使外部安全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善。冷战结束后，国际总体局势缓和，但受“六·四”风波的影响，西方国家对华联合制裁和打压，90年代，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一度困难重重。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仅推动了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且在国际上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不争论，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重新树立起中国的改革形象、开放形象，并且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制裁于无用之地。先是日本、德国，后是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纷纷解除了对华制裁，使“六·四风波”后我国困难的安全局面很快得到改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几次重大的内外政策调整都对改善我国安全环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政策调整的侧重点不尽一致，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就对外政策来看，在树立中国“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一次比一次明确、进步，外交实践中的多边性质一次比一次突出，参与国际体系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加大。而与此同时，中国并未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事实上，21世纪初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自主合作安全战略的大好机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虽一波三折，但势不可挡；国际政治中的单边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深陷反恐战争一时难以脱身；亚太地区各种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经过多年酝酿、准备正呼之欲出；中国事实上正在充当亚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东亚、南亚等国家争先恐后地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中国加入WTO以后，有了一个熟悉、掌握国际规则的正式场合，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多边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国力的增长（当然这是最根本的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对外安全战略的选择、参与和改造国际体系的能力，以及自主合作的实现程度和效益。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说，参与国际体系确实面临许多难题，尤其是参与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更是如此。（注：可参见本人拙作：《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25～29页。）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的平衡尺度也不易把握，但所有的困难都只能通过参与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回避甚至逃避来应付，其间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但中国的强国之路只能由此开始，必须跨越这一门槛，这是大势所趋，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