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发现论文,试论论文,荣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入藏两件方鼎，即商末的
方鼎和周初的荣仲方鼎，都有重要铭文，对历史文化研究有很大价值。承蒙博物馆允许，并提供资料，使我有机会试作讨论，谨此致谢。
一 方鼎
这是一件形制秀巧、铸作精细的方鼎，通高20、口长16、宽13厘米。立耳，窄折沿，浅腹直壁，四隅有平直扉棱，细长柱足。其口沿下饰一首二尾的“肥遗”纹，缀有涡纹，以雷纹衬地。腹面光素，三边环以乳丁纹框。足上部饰牛首，下加三道弦纹(封面；图一、二)。
附图
图一 方鼎
附图
图二 方鼎(1/2)
腹面有乳丁纹框的方鼎，商代二里岗时期已经有了，如郑州张寨前街大方鼎（注：《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六，文物出版社，1985年。），是大家熟悉的。口沿下饰“肥遗”纹，器腹又较浅的这种方鼎，常为学者引用的是洛阳马坡旧出的作册大方鼎（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一三四，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属西周早期，以致给人以同型方鼎较晚的印象，实际肯定属于商代的不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曾收入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现在大英博物院的尹光方鼎（注：Jessica Rawson， The Bella and P.P.Chiu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s(《赵氏山海楼所藏古代青铜器》)， fig.12， Hong Kong， 1988。），铭文有“惟王征井方”，形制、纹饰均同于方鼎。还有《商周彝器通考》一二九亚醜方鼎，形制、纹饰也都相同，据铭文亦应为商器。
附图方鼎的铭文分铸两处(图三)。一处在鼎腹长面内壁，有6行37字，现依行款写出，尽量用通行字：
附图
图三 方鼎铭文拓片(原大)
乙未，王宾文武帝
乙彡(肜)日，自
，王
返入
，王商(赏)
贝，用作父丁宝
附图
彝，在五
月，惟王廿祀又二。
又一处在鼎内底，仅一字：
字形较美术化。
先对鼎铭中一些字和词逐次考释。
“文武帝乙”就是商王帝乙，帝辛的父亲。这一称号未见于殷墟甲骨文，最早是在传出殷墟的四祀
其卣上看到的（注：《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六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5413，中华书局，1984～1994年。），后来再见于周原岐山凤雏的卜甲（注：曹玮《周原甲骨文》，H11：1，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方鼎的“文武帝乙”是第三次发现。
“王宾文武帝乙肜日”，与殷墟周祭卜辞格式一致，“肜日”系周祭祀典之一（注：参看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以乙未日祭祀帝乙，正合周祭的原则。
“”，地名，在铭文下面又写作“”，即是“阑”字。这是因为“阑”从“柬”声，又和“
”同音，所以能够通用变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这个字还有增从义符“宀”的，大约是由于“阑”本指建筑物的阑干。
“”应即甲骨文屡见的“
”字。卜辞有“盂”、“
”等，裘锡圭先生指出：“似是性质跟后世的行宫相类的一种建筑。”（注：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1页，中华书局，1992年。）
鼎的器主名“”，字从“
(墉)”，当即版筑的“版”，又可作“板”。
“廿祀”的“廿”作左右两竖笔，再次证明以往释“口”形的字为“廿”是不对的（注：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中的所谓“廿祀”和“廿司”》，《文物》1999年第12期。）。“在五月，惟王廿祀又二”在鼎铭之末，是商代铭文惯例。
鼎内底的“魚”，系器主族氏。商代铭文多数将族氏写在铭尾，像方鼎这样，铭文与族氏分铸的例子，可举出《殷周金文集成》2362鼎，以及著名的二祀、四祀其卣等。
族氏“魚”过去曾多次在青铜器铭文出现（注：参看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1089页，中华书局，2001年。）。殷墟1713号墓曾出土有“亚魚”族氏的器物，有的带帝辛七祀纪年，但“亚魚”是以寝(官名)魚之名为氏，其成立就在帝辛时（注：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众多的有“魚”族氏的青铜器未必都在这一短短的时段，有的可能更早，看来恐不可把“魚”和“亚魚”混为一谈。
附图方鼎的重要性，有这样几点。
首先，鼎作于帝辛廿二祀五月乙未，是商末的一件标准器。
已发现帝辛器物铭文所记年祀更高的，有《集成》9105宰椃角：
庚申，王在阑，
王格，宰椃从，
锡贝五朋，用作父丁
附图彝，在六月，惟王
廿祀翼又五。
作于帝辛廿五祀六月庚申，帝辛也是在阑。
帝辛时是不是将其父帝乙列于周祭，学者间是有不同意见的。在周祭祀谱中明确排入帝乙，只有陈梦家先生（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386～387页，中华书局，1988年。）。这是由于卜辞里没有找到有关材料，四祀其卣的帝辛四祀四月乙巳，虽然祭祀帝乙，而在周祭上所遘并非帝乙。方鼎的“王宾文武帝乙肜日”，则无疑属于周祭。
自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已有较充分的证明（注：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230～239、245～24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按照周祭原则向下延长，不难验证廿二祀五月乙未能否合于帝乙肜日。同时，宰椃角的纪年也有学者怀疑并非廿五祀（注：参看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由方鼎再向下延长，又可解决这一问题。这给年代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定点，详见徐凤先博士的论文（注：徐凤先《方鼎与商末周祭系统》，《文物》本期。）。
其次，鼎铭为阑这个商末重要地点的性质及其相对位置，指明了一定的范围。
除上引宰椃角外，阑还见于一系列商末铭文(今均写作“阑”)，如《集成》2708殷墟后岗出土大鼎：
丙午，王赏戍嗣贝廿朋，在阑，
附图
（注：字疑读为“驻”。戍是在外武将，暂留商都，故云“驻”。），用作父癸宝
，惟王
附图
阑大室，在九月。犬魚。
《集成》3861簋：
己亥，王锡贝，
在阑，用作
父己彝。亚古。
《集成》3941簋：
辛亥，王在阑，赏
寝敄□贝二朋，
用作祖癸宝。
同时也见于《集成》4131记武王伐纣的利簋：
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
鼎克闻，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锡右史利
金（注：“史”字原作“吏”，当时字形通用。），用作檀公宝彝。
由“阑师”之称可知“阑”确为地名，而非建筑物之类。
附图方鼎说“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事后又说“王返入阑”，可知这次祭祀不在阑地。据后岗鼎铭，阑有大室，而肜日祀典并未在那里举行，不难推想，帝辛是前往其父宗庙亲行典礼。这便表明，阑这个地方距帝乙宗庙(即周原卜甲的“文武帝乙宗”)不远，才能于当日之内往返。
阑的相对位置，还能与利簋的记事参照。簋铭云，周武王于甲子日克商，第八日辛未在阑。《逸周书·世俘》载有辛未前后几天的事迹，直到克商第二十一日甲申，还有“百(伯)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虎贲是武王亲军，受命伐卫，同日告捷，足证武王一直没有离开商都一带。不少学者读“阑”为管，认为即今郑州，我也曾从其说（注：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现在考虑，恐未必是。
多件铭文记商王在阑，方鼎又说阑有“”，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似可印证。最近我在论述另一件帝辛时青铜器作册般铜鼋时，曾推测帝辛已不常居洹上殷墟（注：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读者不妨参看。
二 荣仲方鼎
与方鼎不同，荣仲方鼎的特点是非常简质。这件鼎通高30、口长22.3、宽18厘米。立耳，窄折沿，直壁，四隅与壁中间有平直扉棱，柱足，全体光素(图四)。像这样没有纹饰的方鼎，过去著录里有宋代《博古图》2，18、19一对中方鼎，是周昭王时器，但其腹较深而足较短。腹足的高度约略相等，与荣仲方鼎相似的，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咸方鼎（注：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第16～17页，鼎13，文物出版社，1999年。）。
附图
图四 荣仲方鼎
荣仲方鼎铭文铸于腹长面内壁，有10行48字，内含两处合文、一处重文(图五)。以下也依行款写出，尽量用通行字：
附图
图五 荣仲方鼎铭文拓片(原大)
王作荣仲序，
在十月又二月
生霸吉庚
寅，子加荣仲
附图
庸一、牲大牢。
己巳，荣仲速
内(芮)伯、
(胡)侯子，子
锡白金
(钧)，用
作父丁
彝。史。
“荣”字原作“
”，上部没有饰点，与《集成》4257弭伯簋“荣伯”、11719叔赵父爯“荣监”的“荣”相同。荣系周朝世臣，《尚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说明周初已有荣氏。《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马融云：“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西周青铜器铭文多有“荣伯”，而且不只一代，“荣仲”则是首次出现。
“序”字下从“予”，作两环相联形，与“宫”字两环分离有别（注：“宫”字见容庚《金文编》，第539～540页，中华书局，1985年。）。序是学校，《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十月又二月”即十二月，例同我方鼎“惟十月又一月”，后者也是周初器（注：李学勤《从亚若方彝谈到我方鼎》，《中国青铜器萃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2000年。）。
“生霸吉”是前所未见的“月相”词语。《尚书·周书》和《逸周书》可信材料中出现的“月相”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个，而西周铭文反复出现的，则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个，“方(旁)死霸”仅有一见（注：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第125～128页。）。值得指出的是，《尚书》等文献材料都不晚于康王，其内没有“初吉”，最早记有“初吉”的旟鼎当为昭王早年器物（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225～226页，中华书局，1986年。），似乎从那时起，“月相”词语有所改变。“生霸吉”不说“既”，可能是指月光初生，也就是“朏”。是否如此，以及它同“初吉”有没有关系，都有待探讨。
2003年末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的周初甲骨卜辞，其一版上发现了新的“月相”词语“哉死霸”（注：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这和荣仲方鼎的“生霸吉”一样，应该是属于周初较复杂的“月相”系统的。这也表明，方鼎的年代应当在“初吉”的出现之先，结合形制、字体等的特点，可估定于康王时期。
鼎铭第四行的“子”即文献中的“国子”。《周礼·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注：“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郑玄注：“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
“加”在西周铭文读为“嘉”，如曶簋：“叔
父加(嘉)曶
，用赤金一匀(钧)”（注：张光裕《新见曶簋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文物》2000年第6期。），虢季子白盘：“王孔加(嘉)子白义”。“”即“扬”字，见《金文编》（注：“宫”字见容庚《金文编》，，第778～779页。）。其下一字疑从“用”声，即“庸”字，读为“镛”。《集成》42楚公
钟有“
钟”，“”即训美金的“
”，则这里也可释为“镛”，就是美金所铸大钟。“子嘉荣仲镛一、牲大(太)牢”，是“子”对荣仲的赏赐。由此看来，“子”的身份很高，可能是周王和公卿之子。
“大牢”两字合文，第八行“白金”两字也作合文，均属罕见。
“速”，召请。“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是说邀召芮伯、胡侯之子入学。成康时有芮伯为大臣，见《尚书·顾命》。芮是姬姓国，在今陕西大荔朝邑城南。胡是归姓国，在今安徽阜阳。《集成》948
甗有胡侯，当为鼎铭胡侯的后世。陕西蓝田、武功曾出土西周晚期胡叔器，则为胡氏入事王朝的后裔（注：参看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第386～392页，中华书局，1992年。）。
“子锡白金钧”，是芮伯、胡侯之子对荣仲的赏赐。“钧”字写作“”，证明殷墟甲骨文中的“
”，很多学者以为是“蜀”的，确实是“
(旬)”的另一写法（注：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42页，中华书局，1979年。）。周原甲骨文和班簋的“蜀”字，“目”下作“人”形，与此不能混淆。
鼎铭最后有“史”字。已见著录的《集成》2377鼎等铭末也有“史”字，与一般理解在这样位置的族氏，包括前论方鼎的“魚”，显然有别。或说“疑史官所纪”，“史官所书之下款”（注：柯昌济、郭沫若说，见白川静《金文集释》卷四，第502页，白鹤美术馆，1973年；参看冯时《殷代史氏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无论如何，荣钟是荣氏，或许曾任史职的家族即可署有“史”字，有“史”的不见得属于同一家族。
荣仲方鼎的特殊价值，在于其铭文印证了当时的学制。
按文献记载，西周学宫继承前代传统，不仅一处，如孙诒让说：“有虞氏谓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谓之东序、西序，殷谓之右学、左学，周谓之东胶、虞庠，……《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
，皆于东序。’又曰：‘秋学礼，冬学书。礼在瞽宗，书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学也。”（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第1719页，中华书局，1987年。）《礼记·文王世子》成篇较晚，但西周学校有序可与鼎铭参看。
《文王世子》还讲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这是说建立学校时有规定的祭祀，并且演奏合乐。鼎铭“王作荣仲序”是始立学，所以荣仲得到的赏赐有乐器和祭牲。到芮伯、胡侯之子入学时，所赐便只有“白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