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娟[1]2003年在《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或社会现象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末，恐怖主义成为了全球的一大公害。当代恐怖主义的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中东、西欧、拉美等热点地区，还在其他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在有的国家和地区更显突出。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仍然相当频繁，而且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更趋严重。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也开始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面对当代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对“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认识，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与打击恐怖主义。因此，对“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研究，对于国际社会维护国际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积极意义。 论文首先对“安全”的概念进行分析，得出面临“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安全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而是更加关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方面。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作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试图从这叁方面入手分析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最后明确指出面临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切实加强全球恐怖主义治理。 论文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分析了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军事安全的影响；第叁部分探讨了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经济安全的影响；结束语部分明确指出面临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国际社会应该切实加强全球恐怖主义治理。
乌小花[2]2004年在《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宗教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目前全球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当今世界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大多与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相关联。本论文的特色就在于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放在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着力分析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以及冷战后新的民族宗教问题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的影响。 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分析的方法，从探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切入点，阐述了民族、宗教及其相关理论，全面描述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热点和宗教问题热点对世界和平进程的影响，并提出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论文还针对国际学术界诸如“文明冲突论”等一些有争议的民族宗教问题理论进行了辨证分析。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就体现在这些论述中。 本论文内容共分四章： 第一章：着重研究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包括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民族宗教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因素。指出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民族宗教因素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民族宗教问题具有复杂性、突发性、持续性等特点，民族宗教纽带不仅能在短时间内聚集众多追随者，而且也会在瞬间摧毁为地区安全和国家稳定所作的长期努力。民族宗教问题中的极端化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又往往与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被并称为世界和平的“叁大公害”。 第二章：首先阐述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论述20世纪叁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21世纪全球化给世界民族问题带来的新的挑战，对世界民族问题的演变进行历史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国际性民族问题热点、地区性民族问题热点及某些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热点的成因、具体表现、问题的解决途径及后果，来研究和揭示不同类型的民族问题的深层因素及其对世界和平构成的不同的危害。 第叁章：该章贯穿始终的是宗教矛盾及其引发的冲突和对抗给世界和平带来的巨大威胁这条主线。首先阐明宗教的概念，介绍世界宗教概况，进而论述宗教问题的历史发展。重点阐述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宗教因素，就世界上突出的宗教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主要论述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文明冲突论”背景下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的危害等。通过对典型问题的研究，寻找总体问题的规律性，来阐释宗教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第四章:通过前面的研究，认识到当今世界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虽然还只是局部现象，但它的危害性极大。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有其独特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要化解和消除这些己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的矛盾冲突，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快速处理好的问题。真正的世界和平就是建立在宽容和谅解的基础上，建立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和睦共处上。因此，在这里不仅探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还试图寻找合理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国际合作框架。认为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平等、合理、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才能遏制国际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途径，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论文的最后，得出对我国民族宗教工作具有警示性作用的启示。 总之，本文将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置于国际格局演进的大环境中，对国际上现存的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的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以期丰富学术界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层面和推动对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综合研究能力。同时，也探索了如何消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途径，希望能为更好地解决我国民族宗教问题提供某些参考。
李军[3]2014年在《恐怖主义与主要大国的反恐战略研究》文中指出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难题,也逐渐从一国一地扩散到世界各国,升级成一个国际问题。恐怖主义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重要体现,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了更多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全球化、网络化、差异化的新特点,因此,任何国家都没有特权置身事外。近几年发生在美国、俄罗斯、中东等地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冷战以来,孳生于上一个世纪的现代恐怖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蔓延,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对世界和平、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公众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产生了极大威胁,甚至已经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且这种威胁势头一直处于扩散渗透的状态,时刻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和隐患。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基本相同,声讨和谴责这种非人道行径是国际社会的统一反应。出于对恐怖主义防范和处理的考量,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但是需要认清的是,恐怖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演变,使其在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认知和定义,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外在表现的定性也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以及采取怎样的反恐战略则差异很大,分歧颇多。对恐怖主义防范和处理的前提是全面、统一、科学的认识和定义,从概念、特征、类型、由来以及产生的根源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的探究与分析。受到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以及国内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参与,中国境内近年来也屡遭恐怖事件袭击,特别是进入2014年以来,反恐工作成为当前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中央已经对国内日趋活跃的恐怖活动,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安排,并开展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反恐工作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各项机制及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从国际关系、大国博弈以及国际合作理论的角度,在理清恐怖主义基本定义、分析国内外反恐怖形势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对比了俄罗斯、美国对待恐怖主义所持的不同的界定标准、各自的反恐战略、机制、实力,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我国反恐立法、反恐机制、反恐战略战术,增强我国反恐实力,从而在实战中指导我国反恐怖工作。
李学保[4]2006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安全合作: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日益凸现出来，国际安全关注的主体、目标、要素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安全观念也应运而生。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维护国家安全、谋求共同安全的有效途径，国际安全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并被纳入各国安全战略的轨道。然而，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双方对现实威胁的感受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上，也反映在对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理论的争鸣中。本文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以新安全观及其不同理解为切入点，以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演变为中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的理论争鸣为重点，着重分析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以及被纳入安全视野的新的安全因素对当代国际安全合作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结合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实践，分析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所面临的问题。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论文第一章考察了学术界对传统安全观的反思与批判、新安全观的基本内涵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对新安全观的不同理解。安全是时代矛盾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内涵。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现，人们对以国家为中心、以军事为内容和以“自助”为手段的传统安全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新的安全观念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政治文化、现实威胁和利益认知等方面的不同，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对安全的主体(国家的安全还是人的安全?)、安全的要素(如何看待主权的安全?)和安全的手段(如何理解安全合作?)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争论，这种不同的理解是当代国际安全合作中理论和实践出现矛盾和分歧的根本原因。 论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理论及其争论、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的内涵变化、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合作实践的基本特点。论文分析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概念、分类、动力和影响因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叁大主流学派对国际安全合作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合作在主体、领域、模式和性质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合作实践的特点。这一部分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国际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论文第叁章主要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权和主权安全问题。主权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功能。然而，冷战后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坚持国家主权和主权安全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引起了双方对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安全问题的争论。本文从国际安全合作的视角出发，在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权、主权安全和主权安全观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合作中的主权安全问题，并对当
王发龙[5]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叁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叁,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叁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王伟华[6]2012年在《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成为南亚地区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之一,直接影响到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主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南亚主要国家间呈不断蔓延之势,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特别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相结合的恐怖主义成为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主要形态。印巴拥有核武器又使南亚地区面临核恐怖主义威胁的风险增大。探讨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的关系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恐怖主义研究的内涵和拓展地区安全研究的视野,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南亚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西部稳定和对南亚政策的制定,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发展是其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前提。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不仅表现在其目标、行动和组织系统的国际化,还体现在其安全影响的国际化。恐怖主义通过影响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内外因素,如复杂的宗教和民族矛盾、地区国家间的既有冲突、外部力量的介入等,对地区安全产生影响。一方面恐怖主义往往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对地区主要国家的安全挑战催生了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事件后,南亚恐怖主义对印巴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产生了周期性的干扰,地区安全时常恶化,但同时也对南亚地区反恐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外部力量介入地区反恐事务对地区安全具有双重作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过分强调军事手段的作用,加剧了南亚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但美国不希望印巴关系恶化而损害其反恐利益,因而采取措施促使印巴保持克制,避免了恐怖主义引发印巴关系恶化到失控境地,客观上维护了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稳定。南亚反恐斗争的实践表明,对恐怖主义的有效应对有赖于地区国家间通过合作来完成,这首先需要通过增进互信以维持稳定的地区安全局势,并积极推动南盟反恐合作机制不断向前发展。鉴于恐怖主义对南亚地区安全的威胁将长期存在,积极开展与南亚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反恐合作应成为中国南亚政策的重要内容,巴基斯坦在中国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依然存在,中美两国应在南亚反恐领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张家栋[7]2004年在《恐怖主义：后现代视角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恐怖主义是一种具有明确思想动机和思维逻辑的暴力实践，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因此，需要利用人类智慧来限制和削弱恐怖主义的影响与破坏能力。但是，目前人类社会所从事的诸多活动，不仅难以达此目标，反而易使暴力活动的破坏性不断升级，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当然，存在恐怖主义现象，并不必然出现恐怖主义问题。当代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基本上是社会排斥他者、迷信理性思维以及国家垄断暴力使用权的结果。恐怖主义虽然是人类生活中的邪恶现象，但战争和其他暴力(包括制度性和结构性暴力)形式也必须同时受到历史的批判。本文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不是问题本身；恐怖主义问题是各种社会力量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先验邪恶的概念；社会中的各个行为体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其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要求，而非道德与规范；现代性一方面生产着反恐怖的暴力手段，同时也在强化着恐怖主义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各行为体参与当代国际反恐怖运动，主要目的是追求或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非真正出于消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一伟大目标；减弱恐怖主义威胁、消除恐怖主义根源，不仅要利用现代文明成果，更要从根本上转变人类的思维模式，从东方哲学、特别是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寻找思想武器，而非简单地发明一些技术性的反恐怖措施。
宛程[8]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叁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叁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叁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叁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叁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叁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齐先国[9]2015年在《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文中提出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据不完全统计,5000多年来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战争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战争需要武器(本文统称为军品),从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发展到火器,再到坦克、飞机、导弹等近现代武器,到太空武器、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像战争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一样,“国家和地区间的军品买卖贯穿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军品研发对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要求,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意愿和能力发展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军品。一些国家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研制军品,而后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会选择出口、支援某些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技术的国家。军品贸易与国防军备、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越来越成为提升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导致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解体而停止;但是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民族(宗教)矛盾等不断引起各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犯罪网络组织越发猖獗,许多国家相继增加国防预算。国防预算的不断增长为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开发和军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军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般商品贸易相比,全球军品贸易有许多特征:第一,不同国家的军品贸易战略选择不同,即有的国家选择进口军品,有的国家选择本国自主生产军品,有的国家生产军品并选择特定对象出口军品,其背后隐藏着理性国家的利益选择。第二,军品贸易与国家收入水平和军费开支密切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国家占据军品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军品净进口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第叁,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战争与冲突乃至21世纪以来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军品贸易,军品贸易导致了不安全吗,还是国际不安全刺激了军品贸易?第四,高技术军品贸易比重不断加大,军品进口国对高技术军品的追逐与日俱增,军品贸易结构越来复杂、越来越高端,军品贸易朝着体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第五,军品贸易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补偿贸易,并与技术研发合作以及军事援助服务等多种方式并存,军品进口国为促进本国军工能力提升而提出的军品贸易补偿要求越来越苛刻。第六,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尚未建立,与国际一般商品贸易和服务规则众多、规范有效不同,军品贸易适用WTO例外条款,2014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正式生效,建立了第一个用于常规武器交易进行监管的全球性条约,涉及武器装备的出口、进口、转口、转运和中介等军品贸易活动,截止目前共有130个国家签署该条约,其中60个国家已经予以批准。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背后,总会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全局来看,军品贸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点。我国军品贸易研究和实践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极不匹配。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推进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力图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加之中国周边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冲突频率和强度增大。奉行“军事不结盟”战略的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布局,突破战略包围圈。另一方面,我国军品贸易的研究和实践仍然落后,虽然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我国军品贸易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美、俄,特别是军品出口结构还多为低端军品,军品出口的政治影响和战略意义不突出。军品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需求迫切。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到,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处于瓶颈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全球军品贸易的独特现象。冷战爆发后,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军品贸易的动因,认为军火贸易的动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冷战时期政治动因是主要的。许多文献认为通过军品贸易,军品出口国家可以对军品进口国施加政治影响,比如影响其国家安全决策、外交政策等。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品贸易的经济动因显得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许多文献研究了军品贸易的经济影响,认为通过军品出口可以维护国内的国防工业,维持军品生产的规模经济,节省军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增加国内就业,平衡贸易赤字等,而军品进口则可以促进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升级和技术进步,增进本国的综合国力。这些研究更多是描述性和辩论性的,并没有运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军品贸易的理论、经验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对军品贸易的决定进行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且大都只是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将国家安全真正融入到军品贸易的理论分析之中,因而对于军品贸易研究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莱文(Levine,1994)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和研究基准,构建了军品贸易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但是该框架过于笼统,无法得到清晰的理论分析结果。国内文献对军品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主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均未给与军品贸易研究应有的一席之地。鲜有学者对于军品贸易问题进行原创性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家安全进行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则更少,我国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及战略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严重滞后于发展需要。这一方面可能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可能与国际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彼此相互忽视的学术传统有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国家安全的越发重视,以及参与全球军品贸易的逐渐活跃,对于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媒体讨论、大众关注度都显着提升,军品贸易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运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分析国际军品贸易问题,基于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理性的军品进口国家、军品出口国家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国际军品进口和军品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引入国家效用函数和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分析了军品进口需求的决定、军品出口供给的决定、均衡问题和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军品进口国家关注国内安全,在其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它衡量军品进口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程度,该系数越大,说明该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越重视,军品消费带来的国家效用越多。与此相对,军品出口国具有全球性国家安全利益,他不仅关注国内安全、而且重视维护全球利益,因此在其军品出口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际安全偏好系数。通过理论推导,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一国的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和军品相对价格水平。(2)军品供给国的军品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国际安全偏好以及军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世界军品的相对价格水平。(3)世界军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军品的供需力量对比和参与国家的安全偏好。理论模型有许多推论:(1)军品供给国的国内军品消费可能随着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增加反而减少。这是因为军品出口对于本国国内军品消费存在一种替代效应。(2)对同盟国的军品出口,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军品出口创造利润为负)。军品出口国收入越高,能够为军品出口提供的补贴越多,越有利于军品出口。(3)如果单纯地以盈利为目的的军品出口,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时存在一个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阈值,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存在正的效应。这两个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军品出口国家大多数都是高收入发达国家。(4)当一个国家国际安全偏好发生变化时,军品出口的变化情况取决于军品研发生产成本与军品价格的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现实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后,不惜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军品,并最终军品出口。(5)军品成本的增加对于军品出口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取值。即便是向同盟国出口军品,随着军品生产成本的升高,军品出口量反而降低;而军品生产成本越低,军品出口量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技术武器(比如核武器、战略导弹、隐形战机、核潜艇等)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常规武器(比如手枪、弹药等)的出口随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普遍,等等。这些结论和推论为全球军品贸易中许多独特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本文还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军品贸易数据库对上述理论模型给出的结论及其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军品出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出口不仅取决于国内安全,也与国际安全局势密切相关。军品进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和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同时,军事同盟、军备竞赛、军品研发生产成本及技术水平、军品质量、恐怖主义、冲突、战争、外交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军品贸易的决定都产生了显着影响。美国、俄罗斯、中国叁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则更好地验证了上文的基本理论。随后,本文重点对美国、俄罗斯(前苏联)、中国的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比较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军品贸易的特征明显:一是将军品贸易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作为增强国家政治关系的关键纽带、实质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和实现国家外交战略意图的有力杠杆。二是不断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叁是普遍采用贸易补偿方法。四是不断调整军品出口许可政策。五是高技术武器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这些特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中国发展军品贸易、加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军品贸易历史久远。近现代以来的军品进口反映了国力衰退的现实。在20世纪漫长的战争中,都不乏美国、日本、前苏联武器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从出口看,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的起步,中国正式开展军品贸易,到2013年,已跃升到第5位。进入21世纪,中国军品贸易逐年提升,军品出口额逐年提高,中国由主要的军品进口国,发展成为重要的军品出口国,其军品贸易发展历程为国际军贸史上提供了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军品供应大国的生动案例。当前,国际军品贸易市场需求依然旺盛,给我国加强军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关系不断改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核心能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发展军品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国力基础。但是,我国国内对军品贸易之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此,本文基于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设计和制定国家军品贸易顶层战略,妥善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敢于并善于利用军品贸易这张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牌”;二要实施符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军品出口国别政策,坚持国家安全利益将要拓展到哪里,军品出口就先推进到哪里,即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鼓励成熟军品技术有针对性地向国外出售或转让,扩大我国际军贸市场占有率;叁要提升军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占领武器装备制高点,以实力捍卫和平;四要加强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积极参与、利用和牵引国际军贸规则制定,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在推动国际规则制定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是作者所知范围内,国内首次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军品贸易问题,建立了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架构,将国家视为理性经济人,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弥补了国内文献关于军品贸易分析以宏观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对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国家安全对于军品贸易决定的影响,以及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结合国家安全因素对军品贸易开展研究也是一种创新。第叁,本文基于军品贸易决定基本理论构建了计量实证模型,并运用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面板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在实证检验的替代变量构建和选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安全等政治变量难以进行有效的检验问题,对于开展进一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四,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于当前我国优化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包围、实现战略突围、加强军品贸易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更加系统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分析的重大关键问题,比如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好地纳入标准模型进行分析,更好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的关系,还需要笔者在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二是囿于军品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许多结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提高,军品贸易的国内数据积累会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军品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出现。
闫文虎[10]2006年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主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不仅引发了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民族对立、宗教对抗、武装冲突、恐怖暴力和政府危机，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对地区安全、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为理论基点，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周边地区的影响，进而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对台军事斗争战略等高度，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论文的理论支撑点。主要讨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及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及其特点，全球化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国家安全的几个方面，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和我国的新安全观，并引入全文。 第二章，全面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类型、成因、特点和趋势及对世界的影响。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产物，战争也刺激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向极端化方向发展。伊拉克战争后，伊国内的恐怖主义泛滥，教派冲突不断，笔者认为这也是战争刺激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极端化表现。 第叁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周边地区的影响，分析了东南来、南亚、中亚、俄罗斯车臣地区及其阿富汗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如社会动荡、跨国犯罪、伊斯兰语境下的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等等。 第四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主要特点和分布情况，其次，探讨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条件下，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安稳定的伊斯兰因素，分析了东突恐怖组织是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提出东突恐怖组织是伊斯兰极端化语境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最后，分析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我国西北穆斯林地区发生的原因。重点指出了国际伊斯兰世界包括伊斯兰极端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慈善机构和有些国出于战略上需要对我国东恐怖主义的支持，对西北地区的宗教渗透。 第五章是前四章分析后得出综合结论，主要论述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催生下东突恐怖组织对我国西部安全稳定的影响，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对我国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影响，分析了东突组织与台湾“台独分裂势力”联系及其对未来国家对台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准备工作的战略牵制。此外，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周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对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打击制毒、贩毒和运毒等边境安全的影响，分析了美国以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为由全面进驻中亚地区、重返东南亚，全面渗透南亚，控制阿富汗对我国地缘政治产生的震荡。 第六章，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历史分析中得出了几点经验教训。发展西部经济，提高包括穆斯林群众在内的物质文化水平，因为经济问题是诱发伊斯兰极
参考文献：
[1]. 当代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的影响[D]. 宋立娟.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与世界和平[D]. 乌小花.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3]. 恐怖主义与主要大国的反恐战略研究[D]. 李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安全合作: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D]. 李学保.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5]. 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
[6]. 南亚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研究[D]. 王伟华. 复旦大学. 2012
[7]. 恐怖主义：后现代视角分析[D]. 张家栋. 复旦大学. 2004
[8].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D]. 宛程. 兰州大学. 2016
[9]. 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D]. 齐先国.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10].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D]. 闫文虎. 西北大学. 2006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军品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