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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
资本主义时代从16世纪开始至今，经历了多次的危机，但没有趋于灭亡，反而不断地有所发展，并且，在趋向上仍然呈现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历史发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摆在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一大课题。
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一样，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其有两个特点，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但通常滞后于经济发展，另一是进程中有危机也有发展，通常是危机过后带来更大的发展。这也就很自然地引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态势是否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历史命运的判断？马克思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过时了？
我们首先应当搞清楚的是，对历史命运的判断反映的是一种历史趋向，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的判决。事实上，马克思没有给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表，而是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作为近代以来公认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基于当时的现实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是严密的、深刻的，而且许多预言也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验证是正确的。譬如，马克思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所验证。
然而，经历过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陷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使经济不断取得发展，并且，整个社会也得到发展，原先十分突出的那些社会矛盾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对经济大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资本主义本身有其发展规律，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为规律所左右，恰恰相反，经济大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寻找对策以避免经济大危机的再次来临，从而延缓或改变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了资本主义国家认识自身的痼疾和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事实上，在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经济，而且对其他各个领域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并使不断增长的无产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要延缓资本主义灭亡，除了对经济发展实行国家的宏观控制之外，还必须通过社会发展来缓解或消弭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我们不妨来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对付它们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通过资本积累而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要缓和这种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社会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从制度上看，经济大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19世纪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建立和完善相对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上。
1、收入分配制度。从劳动工资决定上看，和19世纪不同的是， 工人的劳动工资由单一的雇主决定转变为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决定，这样也就避免了劳资矛盾的激化。工会组织的合法化和自由谈判决定工资的法律承认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而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时及工资支付立法，政府仲裁、协调和调解工资争端更是后来的事。在19世纪，工资形式只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及其改进形式如泰罗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资形式趋于多元化，而且企业的经营者也改变了激励方式，在工资支付上，不再是单一的劳动报酬，还给予必要的假期，给予政府规定以外的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供职年限奖励和旅游等，工资激励由外部激励转变为内部激励，甚至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这样大大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善了劳资关系。
2、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失业者和赤贫阶层的形成，而失业者赤贫阶层的队伍壮大，将最终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所以，经济大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福利国家”，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补贴。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了最底层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缓解了因失业、贫困等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也维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资本主义摆脱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陷阱，并不断得到发展。这里，应当特别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社会科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痼疾和弊端，从而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弥补。譬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贝弗里奇的“社会福利”理论被公认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还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改革”得到发展，还得益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此外，19世纪快速人口增长形成的过剩人口压力，因人口转变过程的完成而大大减轻。相反地，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教育的普及引起的人口素质提高，又满足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因为这些变化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了活力，并得到了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思考
从列宁开创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里不断发生着冲突和对抗，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仍然在继续发展，从而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二战以后，特别是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帝国主义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斗争的手段和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正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新的历史现象，对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新的思考，从而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斯大林曾经总结过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帝国主义的劳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其他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职工参与管理等方式有效地缓和了劳资矛盾，使得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参加比率明显下降，劳资双方的冲突也有所缓和。其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为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越来越重视相互的合作，特别表现在“冷战”结束以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有所加强。第三，随着一些落后国家独立意识和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些落后国家也从直接的剥削、奴役、掠夺和战争转变为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竭力加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控制。
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目前主要发生在科学技术领域，竞争的手段主要是研究开发费用的大量投入，而一个更为直接的手段则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争夺首先引起西欧、加拿大甚至前苏联的高科技人才大量流向美国，同时，也引起大量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的优秀人才向发达国家流失。
“没有硝烟的战争”不仅仅体现在人才的争夺上，金融领域是又一片重要的战场。当今世界拥有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先进高效的结算技术，从而为数额庞大的资金在国际间进行自由和迅速的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打一场“现代金融战争”给金融资本家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超过传统战争带来的收益，而且金融战争还具有成本小收益快的特点。近年来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国际金融巨鳄在一夜之间从东南亚国家卷走的财富数量足以使这些国家在以往一、二十年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借助于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操纵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在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以自身利益为准绳制定规则，对内对外实行双重标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没有流血和伤亡，也极易让人疏于戒备，但这场“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年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宣扬其生活方式、宗教和意识形态，而发达的经济既为文化的输出创造了条件，又增强了这些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目前，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又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低成本和便捷的意识形态输出途径。美国的文化输出不仅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还逐渐渗透到了其他发达国家，并已经在法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引发了对美国文化的抵制，对此美国人并不惊慌，他们正等待着现在吃肯德基和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再用传统的战争进行利益的争夺，但战争仍然被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当作一种威摄和征服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只不过现代战争以高科技制胜，持续时间短、人员伤亡少，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但现代战争对一国经济实力的要求也远远超过传统战争，因此现代战争的背后实际上仍然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竞争。也正是由于对经济实力的重要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帝国主义国家才用尽各种办法进行经济领域的竞争，这样一来，经济的竞争就不仅是目的，而且也成为了手段。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已经起了一些新的变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基本制度框架内进行一些调整，使得帝国主义的矛盾暂时有所缓和，但帝国主义的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发展，这一本质没有变。历史总是波浪式地前进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矛盾完全可能相对地缓和，但帝国主义的矛盾仍然广泛存在，美欧贸易战、美日贸易战都是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例子。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资本的本性和利益的争夺必然引发帝国主义国家在各个领域更为激烈的竞争，从而激化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促使垄断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新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来之于投资者对利润的追求，但是问题在于利润的来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典阶段，利润主要来源于劳动的创造，因此，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利润始终被认为是工资的剩余。到了新古典发展阶段，经济学家们发现剩余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劳动，而是技术进步，它在新古典的增长理论中被称之为“索罗残差”。到了今天的新经济发展阶段，不要说是经济学家，就连普通的投资者也已认识到，企业的价值和利润主要来源于知识，而不是劳动与资本，或者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扣除劳动与资本贡献之后的残差贡献。
企业价值与利润来源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资本主义投资模式的变化，这种新的投资模式表现为“风险资本”与“车库公司”的组合，而不是资本与劳动和机器、厂房、以及设备等有形物品的结合。在采用这种新的投资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企业中，掌握知识的人可以与掌握资本的人分享企业的所有权，资本主义企业所有权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大批通过拥有知识而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知本家”的出现，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这不仅刺激了教育的发展，而且也增加了全社会的知识供给，其结果是，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具有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新经济在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在改变其创新机制。在传统经济中，由于存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巨大的运输费用、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有限的。例如，任何一个汽车生产商想要独占世界汽车市场、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微软公司却可以独霸世界电脑视窗软件市场。造成新旧经济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市场竞争的规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旧经济下的竞争具有负反馈的性质，比如， 当商品的价格上涨时，生产商会增加供给，但是消费者却会减少购买，由此产生的结构便是马歇尔所说的均衡。但是，在新经济中，市场竞争具有正反馈的性质，以电子商务为例，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供给成本的下降，而供给成本的下降又会引致更多的需求，以致人们可以说新经济是一种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的经济。
（2）新经济的正反馈性质使得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残酷， 因为这种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胜者通吃，前面提到的微软对世界视窗软件市场的独霸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预料，目前正在一个特定专业领域中进行竞争的数十家或上百家网络公司，只要有一家最终胜出，那么其余的都将被淘汰出局。
（3）正因为有了以上的区别，创新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而且， 新经济中的创新必须是熊彼特式的创新，也就是说，创新必须是能够毁灭现有竞争对手的创新，这一点与旧经济下的创新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旧经济下，创新可以是革新，也可以是模仿，因为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降低成本。但是在新经济中，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要想战胜竞争对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新的软件开发商若是不能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而又全新的视窗系统，那么它是不可能击败已经独霸世界软件市场的微软公司的。结果，由熊彼特式创新所导致的后果必将是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而不是牛顿式的均衡，或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布朗运动。
创新在新经济中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对创新的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以成本竞争为主的旧经济中，通常只有对作为创新客体的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以确保创新者有利可图。但是，在以创新竞争为主的新经济中，除了需要对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应对创新主体进行激励。从新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来看，这种激励主要是股权的激励。这也就是说，要想激发创新者的创新激情，就必须通过企业股权来界定他们的知识价值。由此可见，新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依赖于所有权的经济，而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新经济是一种依赖于高新技术的经济。事实上，高新技术不过是新经济的一种外部特征，构成新经济内在本质的是新的所有权，即知识的所有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首先不是一种技术上的竞争，而是一种所有权制度上的竞争。这可从新经济为什么首先发生在美国，而不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与日本而得到证实。
民主发展的历史没有终结
强调自身的永恒性和终极性，似乎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世界根深蒂固的情结。自由资本主义在它走向成熟时就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结。然而，众所周知，自由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深度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给了这种情结以强烈的打击，以致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对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进步，已变得十分悲观”。然而，正是这个“已变得非常悲观”的人在二十世纪末冷战结束后，又复活了那曾被马克思严厉批评过的情结，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宣言：“历史就这样终结。这就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于是，在今天的西方，有不少人像一个世纪前那些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终极性而狂欢的人一样，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欢呼。然而，在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对自身民主有切身感受的人都在这种欢呼的人群中，因为，他们中也有不少人依然能够从世纪初的危机与悲剧中领悟出这种情结背后蕴含的严重缺陷。因为，这种情结是基于历史的表象，并没有对表象背后的实际变异和危机有深刻的把握。所以，英国学者赫尔德在批评“历史的终结”宣言的发布者福山时指出：“二十世纪的永恒启示之一肯定是，历史没有终结，人类进步的成就仍然是极其脆弱的，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和把握它。民主的实际形式和构成很可能将一代一代持续争论下去。”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历史终结论”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退一步讲，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终结论”的本身，暂且承认这个理论本身，那么我们很快也会发现这个理论本身的致命弱点：即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借助其经济和政治实力在世界上形成的影响，视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优越性的标志时，也就同时成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民主。福山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所面临的毒品、流浪、犯罪、环境破坏以及轻薄的消费主义等深刻问题，在自由原理上完全是可能解决的。这种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无限放大，无视其内在变异和危机的“良好感觉”，实际上是对西方民主永恒性和终极性的情结的过头表现。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感觉良好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对整个人类社会走向民主所具有的意义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是永恒的终点，而是发展的环节。
首先，它所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近代以来西方民主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的成就，它的最大功绩是在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完成了政治解放。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人类全面解放、即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个环节，人类要真正获得自由和民主，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更加彻底的解放。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人类民主发展的最终形式，而是人类走向真正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它所实现的民主是有限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作为一种理念、一种政治生活和一种制度形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比较成熟。但是正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自由资本主义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深深地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样，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的高度职业化，在使自由主义民主获得比较成熟的制度形式的同时，也使其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变异与危机，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代议民主的虚化。代议民主是现代民主的本质特征，是西方民主的核心。在西方，代议民主的存在和发展基于两个要素：一是选举，二是政党。选举是代议民主的本质要求，而政党是代议民主运作的产物。因而，在西方，政党是因议会的发展而产生，但是它无时无刻不是为了选举而生存。为选举而生存的政党很快就把议会与政党的逻辑关系颠倒了过来。政治的高度职业化使以职业政治家为主体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而日益官僚化，为了保持赢得的政权，而日益成为操纵议会运作的中心，以致使在国家制度中享有最强大权力的议会成为议会中多数党驯服的工具。在这样的格局下，代议民主实际是完全被政党所把持，而政党被领袖或少数的核心政治家所把持。西方的代议民主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内在变异和危机，从而严重限制了民主的真正实现。
因此，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显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但是它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是完美的。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是，不是普遍的真理，更不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民主是人类的理想，所以，今天世界上民主的发展，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化的结果，而是整个人类在文明发展中共同追求的结果。民主不是抽象的，人类在追求民主中所形成的民主化发展必然是多样性。因而，作为人类文明体现的民主，其发展的首要前提是民主发展本身的民主，任何试图以一种民主形式来概括整个人类民主发展的企图，都是对人类民主发展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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