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诞生条件的分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日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将日益激烈，最终导致社会化的生产力不能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于是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然而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诞生，而是在像中国这样的生产力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诞生和发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明显不同。提出“证伪主义”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至此已经被证伪而不再是科学。事实果真如此吗？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诞生与发展的事实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本文对此将提出新的解释——这就是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大条件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的当代特征。
一、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大条件及其分离
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只有在基本的“物质条件”和革命者的“主体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追求无限扩张的资本不断集中与积累，另一方面是失去生产资料而被迫受资本支配的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这两种积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生产力高度社会化而使资本的积累达到顶点，表现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垄断企业与国家资本的出现，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诞生的物质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随着生产力规模的日益扩大，股份制日益成为普遍的资本经营模式。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迫使那些股份制的资本家不得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因为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已经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在股份制垄断企业中，“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②于是掌握所有权的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多余。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③。一旦在社会生产中出现了除了对全社会的剥削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职能的完全多余的阶级，那么，这个多余的阶级将必然在历史发展中被废除。于是“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④，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资本主义国有制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⑤而国家之所以“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是“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⑥。
第二个条件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达到了顶点，从而必须通过创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生存下去。这是社会主义诞生的主体条件。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了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而要实现这一历史趋势，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总需要一个执行者——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⑦由资本积累导致生产力的社会化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达到顶点，从而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困境与绝境。而与这种资本积累过程相交织，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也达到了顶点，从而产生了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与绝境。这样，生产力发展的绝境现实地表现为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绝境，社会生产力的出路才会现实地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出路。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在革命政党领导下，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的历史过程——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才会发生。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需要两个历史条件：一是资本的积累导致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达到顶点，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现实的组织形式；二是贫困的积累使无产阶级贫困化达到顶点，从而培育出执行这一历史任务的社会力量，从而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可以设想，如果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局限于欧洲发达国家范围之内，这两项条件必然会同时具备，社会主义会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设想正是这样。
但是，资本的全球扩张导致了上述两大条件的分离：资本积累集中于发达国家，贫困积累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由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危机与社会阶级矛盾，发达国家通过输出资本，实现资本全球化来转嫁矛盾。于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迅速的扩张，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产生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迥然不同的世界结构：这就是由作为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与作为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两极化世界结构。整个国际资本主义分离为这两大部分，使资本积累过程与贫困积累过程也发生了分离。于是当代世界具备了社会主义诞生的上述两大条件，但是它们之间发生了分离：作为中心地带的当代发达国家生产力高度社会化而不得不采取股份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形式，从而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但由于实行高福利制度，并没有把它们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为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无产者”，因而不具备完整的社会主义诞生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延续下去。但是高福利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的，这个成本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支付，而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发展中国家来支付。于是在作为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贫困积累”过程，它支撑中心地带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由此产生的“死亡的威胁”转嫁到边缘地带的无产阶级身上，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情形：社会主义最早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诞生，而不是发达国家诞生。原因十分清楚：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已经通过资本扩张而转嫁并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无产阶级身上。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无产阶级，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条件。
然而边缘地带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又没有发展到恩格斯所说的必须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程度。由此造成的社会主义诞生的两个必要条件的分离，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系统边缘地带矛盾最深的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大国)的必然选择，其中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坚定的力量，但是他们又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的条件的制约。这就使他们必须探索在这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保障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⑧。请注意：恩格斯在这里说的生产力只是由社会集体占有“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而不是其他落后的生产力(例如落后的手工业)。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对一切水平的生产力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误读。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诞生的两大条件发生分离之后，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的形式，只能是对其中高度社会化的、“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实行公有制，而对一切其他生产力，则应当采取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必须指出，对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的“社会占有”不是作为“总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占有，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而代表社会、代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则是无产阶级国家。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保障。
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世界上任何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所有制的变革开始，将这作为“第一个行动”。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通过把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高度社会化的官僚资本转变为国有资本，同时实现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这种所有制的变革，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国有制与资本主义国有制，虽然形式相同，但具有本质差别——这就是国家的本质不同，其服务的对象不同，追求的目的不同。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⑨这种统治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形成那个时代的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使这种统治获得了代表整个社会的历史意义上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承认这种“合法性”，也即其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但这种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不能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这些剥削阶级国家虽然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实质上只是该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代表⑩。当国家的本质是“总资本家”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国有制，其服务对象是全社会的私人资本，其追求的目的是维护私人资本顺利运行以获得总利润(即所赚的钱)最大化，这样的国有制就是资本主义国有制。而当国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其本质是社会主义。这种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其服务对象是全体人民，其追求的目的不是少数资本赚钱，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使用价值)，赚钱只是手段。这样的国有资本控制的股份制经济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由此可见，股份制也好，国有制也罢，只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是所有制的本质。所有制的本质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及其服务的对象与环境。而能够维护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关键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在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从而能够合法地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要保证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关键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作为这种代表。所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11)
因此，代表无产阶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够从维护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驾驭社会化的生产力，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是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在这个根本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以下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构想。
三、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与特征
在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大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由公有制为主体来占领和支配那些高度社会化的“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但是，社会主义并非“为公有制而公有制”，其目的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不能解决的矛盾，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路径与特征。那么，由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会选择怎样的路径来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呢？恩格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高度对此作出一些猜想与预测，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三条基本路径与特征。由于社会主义诞生的两大条件的分离，导致生产力落后而又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矛盾集中的国家先行实现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基本路径与特征必然要获得新的表现形式。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
1.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实现对社会生产的“有计划的调节”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消除“商品生产”，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的矛盾(12)。这一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影响很大，在实践中产生了废除市场经济，用国家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后来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僵化。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重新恢复商品经济，而我国最终决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商品生产”又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于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要消除“商品生产”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中遭遇的最重要的理论困惑。而要走出这个理论困惑，就必需搞清楚：恩格斯为什么主张消除“商品生产”？他主张消除的是什么样的“商品生产”？
恩格斯说：“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13)由此可见，恩格斯之所以主张社会主义要消除“商品生产”，不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是因为“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就是说，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有用产品，而是为了在市场上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而拥有越来越多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简言之，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支配资源的钱。在这样的市场上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获取货币的诱饵和外衣。“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有二重性，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14)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既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必然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危机。
在当代，这种纯粹以搜刮与囤积社会金钱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活动甚至干脆完全抛弃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外衣，而采取赤裸裸的形式：这就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生产的“金融创新产品”。形形色色的纯粹为钱而生产的“商品”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里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地欺骗消费者，疯狂破坏生态环境，制造两极分化；在虚拟经济领域内表现为用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搜刮全世界的金钱，由此绑架整个社会，由此在进行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贫困的积累，从而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使整个社会陷入深重灾难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失控’，而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和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15)既然如此，这样的“商品生产”理所当然应当被消灭。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消灭这样的“商品生产”而诞生的。那种纯粹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不断地消除，否则市场失范与经济危机将不会停止。
但是，这种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并非商品生产的唯一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以赚钱作为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的商品生产。以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正是这种商品生产，它以增加社会真实福利为最终目的。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含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差别，就是生产的目的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纯粹为了赚取剩余价值进而追求资本扩张而进行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恩格斯所说的“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正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把恩格斯的“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具体理解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并且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满足这些需要的基础，是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的思想在当代的发展。因此，用“三个有利于”标准下的商品生产来克服和消除“唯钱论”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目标所在。它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一旦离开“三个有利于”这个目标，或者把“三个有利于”的目标混同于盲目追求GDP的“唯钱论”目标，社会主义就不复存在，中国将会重蹈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覆辙。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要消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用新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消除和取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力量克服与驾驭资本力量，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市场的国家干预，使“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6)。通过这个过程，逐步克服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避免社会陷入两极分化与经济危机。
2.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实现人的自由
恩格斯指出，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17)。因此，“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内容。恩格斯接着分析了社会主义是如何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首先，“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18)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造成产品过剩和对公共资源(例如环境)的滥用，从而形成浪费，在经济危机时这种滥用与浪费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次，由于两极分化，同时由于市场竞争导致一些资本家为了“信用”而进行炫耀性消费，造成了各个社会的侈靡浪费之风。一旦实现社会主义，就会逐步消除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19)。总而言之，只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从而不断地消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才能不断克服上述对财富的浪费与破坏，才能够进入共同富裕的富足社会。将共同富裕与所有制问题相割裂，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典型误读(20)。因此，通过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生产力，能够如恩格斯所说，“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21)
这种经济上富足的社会，同时也是人类生存状态上的自由的社会。由于摆脱了经济危机的摆布和“个体的生存竞争”，“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2)
3.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将消亡，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统治
恩格斯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23)而“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24)。由此形成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使几千年的文明史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说明阶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又指出：“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25)一旦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26)，于是就创造了阶级消灭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阶级与阶级斗争就会自动消除，还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步实现，因为资产阶级统治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会利用其掌握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因此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阶级的消灭创造前提条件的同时，还必须通过一系列手段，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建立没有阶级的真正平等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本质认识的结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
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随之消灭，或者说国家职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社会主义以前的国家虽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但其职能主要是剥削阶级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垄断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以实现“对人的统治”。一旦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恩格斯认为：“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7)
恩格斯这一思想明显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只是在圣西门那里，这种“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所替代的原因是人类社会遵循了普遍理性而导致的结果，恩格斯则将之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
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能消灭阶级和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像那些剥削阶级国家那样，以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作为其首要职能，也即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主要职能。国家对犯罪分子的惩戒也是为了管理社会秩序，是为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成果而履行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恩格斯所说的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将趋向消亡，一种新型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得以形成、发展和消亡。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政权已经站稳脚跟的时候，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理论而在创造物质条件。但是由于国家消亡的条件仍然远未成熟，所以仍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55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注释。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14)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15)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重读〈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20)程恩富、刘伟：《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56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4－56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56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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