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忆语”文的文体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试论论文,忆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1-0073-05
以《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等为代表的“忆语”文是清代文人记录家庭生活的回忆性文字，它以生活化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真挚的情感，戛戛独造而自成一体。这种文体的形成受到多种文学样式和体制的影响，但又不是某种文体或文类所能涵盖的，是多种文体和文类高度成熟和互相交融的结果。
“忆语”文产生前夕，文坛盛行晚明性灵小品。这种小品文对“忆语”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金性尧、金文男先生于《浮生六记：外三种》前言中称“忆语”文为“清人小品”[1](P1)，并将其归入《明清小品丛刊》中予以出版。可见“忆语”文与小品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文风而言，“忆语”文与晚明小品一脉相承。晚明小品标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P187)，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发。“忆语”文继承了这一传统，或写夫妇间的柔情艳事，缠绵哀婉；或状人父对子女的沉痛哀思，真挚感人。而且“忆语”文还多以日常生活为审美对象，言人不敢言，写人所未写，表现出高度的生活真实。如《浮生六记》中关于洞房嬉戏的一段描写，把夫妇间的生活真实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胆而细腻地描绘了闺房之乐，不矫情，不掩饰，无酸语、赘语、道学语，艳而不淫，散发出一种摇人魂魄的香艳美。晚明小品强调趣，追求雅人高致，“忆语”文与之也非常相似。如《影梅庵忆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冒襄夫妇对焚香、品茶的爱好与追求；《浮生六记》将“闲情记趣”单列一部分专门叙述；《香畹楼忆语》对陈裴之夫妇间的诗词传情的描写，《秋灯琐忆》对蒋坦夫妇在山水间抚琴弹唱的描绘等等，都表现出对闲情雅趣的追求。晚明小品还追求情韵意境，“以诗为文”。“忆语”文也同样“以诗为文”，追求清幽闲远的意境。其文字多清丽典雅，如诗如画，比如《影梅庵忆语》中有关小宛置身菊影的一段描写，活脱脱地营造出司空图《诗品》中所描述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3](P12)的艺术境界。
“忆语”文与明清小品文神韵相通，但并不是说“忆语”文就等同于小品文。小品文多借生活琐事展示性情，“忆语”文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小品文多描写生活中的某一侧面，如山水、园林、品茗、饮酒、养生、谈艺、市井生活等，借以抒发自己的雅趣高致。而“忆语”文的内容则呈现出全面化的倾向，山水、园林、品茗、饮酒、养生、谈艺等生活同时走入“忆语”文，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展示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忆语”文还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小品文多是描写某一件事，某一事物，如写山水游记，小品多是写某次游记，而“忆语”文则描写了一连串的游记。与内容变化相适应，“忆语”文的形式与小品文也明显不同。小品文的主要特征是“幅短而神遥”[4](P1)，而“忆语”文则不然，它们一般篇幅较长，《影梅庵忆语》洋洋洒洒二万余言，而《浮生六记》则三万六千余字，这种体例不是小品文所能涵盖的。“忆语”文篇幅的扩大，与清初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晚明散文以直抒性灵的小品文为主，虽有佳篇，但格局毕竟狭小。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开始转变这种格局。钱氏为文，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时时拦入佛经禅语，规模闳大。自此以后，清人之文也多继承古文传统，规模气度为之扩大，一变明文格局，渐成清文风尚。所以，形成于此时期的“忆语”文虽多继承了小品文的传统，但也明显受到明清之际散文创作风气转变的影响，在体例规模方面已非小品文所能涵盖了。
“忆语”文是文人生活的回忆录，较真实地记录了叙事主体和记叙对象的人生经历，塑造、刻画其个性形象。就这一点而言，它与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与个性的传记文学有颇深的文学渊源。因而罗宗阳先生曾称《浮生六记》为“一部别致的传记作品”[5](P124)。
晚明传记文学呈现出的新特点和趋势对“忆语”文产生了重大影响。传记文学萌芽于先秦，成熟于两汉，到了明代中后期，呈现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大量散传或散记。这些传记的传主和题材都有所扩大。就传主而言，以前多是帝王将相，这时出现了一些描写各色市民的传记作品。就题材而言，明代中后期的传记文学出现了许多表现人物真情实感的作品。晚明传记文学这种创作倾向为“忆语”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借鉴。特别是归有光的传记散文，往往借日常生活琐事刻画人物，表达作者的真情，对“忆语”文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沈贞甫墓志铭》，不侧重写墓主的生平，而主要叙述自己与墓主的交往与友情，这种写法对“忆语”文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还有李开先为亡妻所做的《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通过回忆妻子对自己的体贴关顾，塑造人物形象，为“忆语”文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借鉴，已初具“忆语”文的特点，只是限于墓志铭体制的局限，篇幅较短，事迹比较简单。
“忆语”文与传统的传记文学渊源颇深，但它又不是传统的传记文学所能涵盖的。这不仅表现在其独特的叙事模式方面，[6](P27)还表现在其融自传和他传于一体的独特创例方面。早期的自传文多为书籍序言或依附于历史，如《太史公自传》等。到了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自觉意识觉醒，自传文摆脱了书籍序言和历史的限制，出现了一些颇具个性的自传散文。这些自传文由以前的自叙生平为主转为借用自传形式来突出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情怀为主，著名的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王绩《五斗先生传》、《自撰墓志铭并序》等。这类自传文的出现，为自传文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它自觉地表现自我经历而独立成篇的艺术传统，为“忆语”文长篇表现自我经历、情感和个性，提供了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双重根基。但“忆语”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还详细地记录了被忆对象的生平事迹。它不仅是一种自传，还是一种合传，并且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合传。以前的合传多是同类人物、同一家族或情志经历相似者合为一传，如《屈贾列传》、《游侠列传》等。但“忆语”文的特点是通过对忆者与被忆者的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回忆，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勾勒了忆者与被忆者主要经历。它集自传与他传于一身，是一种创例。虽然这种写法在前代已露端倪，但到“忆语”文才把它发扬光大，趋于成熟。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虽也借助生活琐事的回忆，描写了夫妇结婚的生活经历，但它毕竟是书籍的后序，叙事和抒情都受到限制。归有光的《沈贞甫墓志铭》、李开先的《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虽有类似的写法，特别是李文描写夫妻生活，颇似“忆语”文，但他们囿于墓志铭文体的限制，记事也比较简略。“忆语”文突破了后序和墓志铭的限制，体例有所扩大，叙事和抒情都比较灵活自由，从而使这种写法走向成熟。
“忆语”文与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代学者多将其归入小说类，如《清史稿·艺文志》将《影梅庵忆语》归入小说类，《中国丛书综录》也把《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等纳入小说家之列等。这也导致了“忆语”文文体归属的混乱。当今学界关于“忆语”文文体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其当归属于小说还是散文。
要探讨小说与“忆语”文的关系，必先明确古今“小说”概念的差异及其文体特征。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主要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是有较大差异的。我国古代小说也往往被称为“传奇”，而“传奇性”正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质。杨义先生认为，“中国小说的本体认定应该在这二千年间由小说被歧视为‘小’，到‘奇书’最终被举世盛赞为‘奇’的历史行程中去寻找”[7](P34)。杨先生的见解颇有见地。小说一体之所以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正因其搁置载道的“小”和故事娱乐的“奇”。但我国古代“传奇”一体，并非专指小说，它可以指称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艺术形式。这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形式有其共同之处，而这一共同之处就是它们的“传奇性”，也是它们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艺术特质。正是着眼于此，这里将小说、戏曲统归为一类，放在一起讨论其对“忆语”文的影响。
小说、戏曲在内容主题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对“忆语”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才子佳人故事的敷衍或传说是传奇类文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唐传奇中名色配名士的“伎家故事”，与“忆语”文的爱情故事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在《影梅庵忆语》和《香畹楼忆语》中，我们更能明显看出“伎家故事”演变脱胎的痕迹。赵苕狂曾道出《影梅庵忆语》流行的重要秘密，“作这‘忆语’的冒辟疆，也自己既是一个才子，而成为‘忆语’中主体的董小宛，又是在当时秦淮乐籍中卓负盛名的一个美人；时代不论它是怎样地在变迁著，关于才子和美人的奇情艳事，总是人所乐闻的；这部书的所以能不胫而走，此又是它的一端了。至于文字的优美，尚之能说是余事”[8](P1)。可见，《影梅庵忆语》内容的传奇性特征显然是受到了小说、戏曲等传奇类文学的影响。小说、戏曲文学中爱情观念的发展，对“忆语”文的爱情描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唐代至明中叶再至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爱情描写也大体经历了由“发乎情，止乎理”到“以情抗理”，再到“尊情贬欲”几个阶段。明末清初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始把情和欲区分，形成了“尊情贬欲”的情爱观，这也对“忆语”文产生了重要影响。“忆语”文中对才女的尊敬和赞美，男女主人公精神的默契和文化的交流，都与才子佳人小说所表现的情爱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中国小说和散文可以说是同源异体的。小说学习了史传散文的叙事技巧、庄子散文的幻想式思维方式等等，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中国散文也在学习借鉴小说中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家对散文家在强调娱乐而搁置载道、标举创新而反对拟古、不避时俗等创作心态方面的影响，而且体现在散文家对小说艺术手法的借鉴方面。明末清初，散文创作中颇为流行借鉴“小说家伎俩”。清初汪琬曾描述过这种风气，“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9](卷四十七)。而黄宗羲曾指出了“小说家伎俩”的艺术作用，“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遂以此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关系之事，使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10](卷三)。这种散文的小说化倾向对“忆语”文也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细节的铺叙刻画与人物语言对话的描写等方面。比如，《影梅庵忆语》中对焚香细节的铺叙，《浮生六记》中对夫妻情态的刻画，《香畹楼忆语》中作者与蕊君对情爱的谈论等等，都可见铺叙手法之影响。“忆语”文中的人物语言还有通俗化、口语化倾向。《浮生六记》中沈复夫妇万年桥下与船家女豪饮那一段，对话杂用方言，使人物个性鲜明，颇有神韵。但“忆语”文也表现出与一般的传奇文学的不尽相同之处。一方面，“忆语”多是纪实性作品，这和一般“传奇”的荒诞虚构是有差别的。冒襄《影梅庵忆语》中开篇就指责了近世文人好名而虚构离合故事的恶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之奇冤，而啖名之恶习已”。明确表明自己的创作是为了寄托哀思，不敢有半点美化夸饰，“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岂至今复效轻薄于漫谱情艳，以欺地下？”[11](P13)这实际上已经道出了“忆语”与一般传奇的区别。赵苕狂《影梅庵忆语考》也认为，“这忆语里所叙述的各桩事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出之于向壁虚造，这尤其是可贵的一点了！”[8](P1)“忆语”文多是悼亡性文字，是清代文人的回忆录，所记人事、时地都是真实的。如《浮生六记》所记苏州一带的沧浪亭、万年桥、吴门桥、虎丘、狮子林、香雪海、太湖、天平山(高义园)、灵岩山、邓尉山及清奇古怪四松等，至今仍是苏州地区的名胜古迹。而且沈复所记与今天的实况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忆语”文与传奇小说的结构意识也不尽相同。“忆语”文的结构是以抒情为中心的，其创作目的并不在于设计曲折的情节和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一点可参阅下文第五部分。
笔记是对“忆语”文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种文学样式。张小茜《“忆语体”笔记研究》中曾认定“忆语”文为自传体笔记，朱剑芒《〈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中也将《浮生六记》作笔记类看待。笔记对“忆语”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结构形式和叙事方式等方面。
“忆语”文采取“追忆”的形式，每事一则，信手拈来，忆则书之，一般没有明显的顺序和层次。其中的每则“忆语”可以单独阅读，自成篇章，而连缀成篇，则构成具有统一主题或线索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忆语”文。鲁迅先生评《儒林外史》结构时曾说，“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12](P196)，“忆语”文与之颇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儒林外史》是以对科举的批判为主线贯穿不同人物的虚构故事，而“忆语”文则是以忆者对被忆者的爱与思等情感为线索贯穿相同人物的真实经历。“忆语”文这种笔记式集锦的结构，显然受到了笔记的启发。笔记文学，特别是一些日记体笔记，多采用随机叙述的叙事形式。
笔记文学对“忆语”文“追忆”的叙事方式和基调也有影响。笔记中有一类历史琐闻笔记，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这类笔记一般是由文人以“追忆”的方式记录前代的历史琐闻，通过回忆追溯历史风貌，往往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故国之思。这种叙事方式暗合了于明末清初在天崩地坼的社会巨变中形成的追忆怀旧的文化心理，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创作中颇具影响。“忆语”文追忆叙事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而且，明清之际许多笔记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如归庄的《观梅日记》、余怀的《板桥杂记》等。这对“忆语”文独特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忆语”文也与传统笔记文学有很大不同。日记体笔记多是生活经历的记录，其结构意识侧重于实录，它的叙事时间也多是标准的顺序。而“忆语”文的结构意识侧重于抒情，所以其叙事多服务于作者的情绪和思维，随意调动事件，任意扭转时空。而且日记体笔记无固定内容，多是随遇随记，每则日记间除事理的事实逻辑之外，大部分联系不大。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是如此，它们多是关注百姓日用、风土人情，及广泛的社会人生层面，内容驳杂，笔墨较散，没有固定的记述对象与事件，所以说它们只能是笔记了。而“忆语”文则不同，它有自己固定的记叙对象，有始终如一的情感线索贯穿其中，是“形散而神不散”。这正是“忆语”文独具一格之所在。
就文学传统而言，“忆语”文还与悼亡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朱剑芒先生关于《影梅庵忆语》产生的认识颇有见地，他认为“《影梅庵忆语》是悼亡文字中一种特创的作品”，“冒氏作此忆语，原为了小宛是个姬妾，比不上正妻。所以专就追忆所及，记一些片断的琐事，并不郑重其事的做什么家传。那知，惟其它随忆随写，不加雕琢，反而真情暴露，成了一部古今绝妙的作品！”[13](P1)可见，这种文体产生之初就是用于悼亡的，而且是悼亡文字中的一种特创。后世的“忆语”文也绝大多数都是悼亡文字，《浮生六记》是沈复悼念亡妻芸的作品，《香畹楼忆语》也是一篇悼念亡姬的回忆录。
悼亡文学对“忆语”文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纪实性，二是哀感顽艳的抒情性。“忆语”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死者，而非传奇娱乐，因而文章具有纪实性。这一点前文已经谈到，这里主要谈一下悼亡文学哀感顽艳的抒情性对“忆语”文的影响。中国传统诗文以言志载道为主流，风格也要求温柔敦厚、中正和平，表现至情至性的作品不多。而悼亡文学却在这种现象之外独树一帜，往往写得哀感顽艳，真挚感人。大概中国古代文人在其它场合需要正襟危坐、一本正经，而在悼亡时可以尽情发泄，虽激烈沉痛也不为过。这也是在讲究“义法”的桐城派散文统治文坛的有清一代，“忆语”文能够另辟传统，“独抒情灵，不拘格套”，保存了晚明以来“性灵”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诗词方面而言，元稹的《六年春谴怀八首》为悼亡诗词的代表，诗人善于借助日常生活中小事的描写，寄托哀思，真挚感人。陈寅恪这样评价其价值，“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离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甚剧”[14](P105)。陈先生非常有见地，如果抛却具体的形式，就文学精神和创作心态而言，“忆语”文又何尝不是一篇规模闳大的悼亡诗呢？它不仅与悼亡诗主题相通，还借鉴了其通过家常起居、琐屑之事传达真情实感的表现手法和简约清丽、韵味无穷的语言风格。但“忆语”文却又不是悼亡诗，它以散体的语言，突破了诗的形式限制和韵律束缚，表达诗词传述不了的内容，古文载不动的情愁，雅淡小品记不了的故事。
除了诗词外，悼亡文更是对“忆语”文产生了直接影响。与悼亡有关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墓志铭和哀祭文。墓志铭多以记述死者的生平、赞颂死者的功业德行为主，且多为请人代笔之作，常归为传记文学(前文已谈到)。而哀祭文则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多是作者为亡故亲友而作，虽也追记生平、称颂死者，但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抒情性较强。就此方面而言，“忆语”文与其更为接近。哀祭文的抒情性特征影响了“忆语”文的结构意识。“忆语”文的结构意识中心不在于设计曲折离奇的情节、展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结构中心在于抒情。“忆语”文只是在平实的叙述中完成对自我性情、人生体悟、心中哀思的自由抒发。“忆语”文常有一个特点，开篇时常有一个自白式的小引，介绍写作的目的和动机，实际上也是一开篇就把故事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所以说，“忆语”并不以讲述曲折离奇的情节、设置扣人心弦的悬念来吸引读者，故事本身并不是“忆语”文要表现的重点。“忆语”文中虽然也有人物的描绘和情节故事的叙述，但它没有突出主要矛盾冲突的描写和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叙述。它把可能成为情节的故事拆分、淡化为背景，更好地为抒发感情服务了。这一点王宜庭先生在评《浮生六记》时说得最好：“《浮生六记》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如果是小说，它就要完整地叙述沈复、陈芸与他们的父母、兄弟以及周围一些小人的冲突始末。但它却无意这样构思，那些可以称做情节的东西，都放在背景的位置，文中有时必须点到，也只如海上冰山，仅露出一个尖顶而已。作者意旨紧紧扣住一个‘情’字，着意表达自己各种境况中的主观感受，抒发自己郁积在心中的哀怨、愤懑和不平。”[15](P3)王先生虽然谈的是《浮生六记》的文体问题，但他着眼点却是《浮生六记》的结构意识，无意间也揭示了“忆语”文的叙事策略。
此外，还有很多文体在“忆语”文中有明显的痕迹。如“忆语”文中有大量描写山水风景的篇章，这显然是受到了历代山水游记的影响。而且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结集方式，对《浮生六记》六记分载的结构构思不无启发。“忆语”文中多言及饮食、草木、器用、医药等方面，这与方密之《物理小识》为代表的科学小品及论文颇有相通之处。“忆语”文常引用诗词，多“以诗为文”，具有独特的抒情性和意境美，这与我国强大的诗歌传统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香禅精舍近僧在《浮生六记》的题词中说，“是编合冒巢民影梅庵忆语、方密之物理小识、李笠翁一家言、徐霞客游记诸书，参错贯通，如五侯鲭，如群芳谱，而绪不芜杂，指极幽馨，绮怀可以不删，感遇乌能自已，洵离骚之外篇，云仙之续记也”[16](P2)。这段话虽是对《浮生六记》的评述，但如果借用它来说明“忆语”文的形成受到了多种文学传统的影响是不为过的。当然，本文无意于分辨出“忆语”文中某种精神和手法来源于何处，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本文旨在指出“忆语”文的形成受到多种文体或文学样式的影响，但又不是某种文体或文学样式所能简单涵盖的。它是浸淫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封建士子的个人才情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他们非正襟危坐而独抒性灵时的一种天才创制。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集大成期，传统的各类文学样式及其精神风格都已经高度成熟，并融入封建士子的血液之中，他们于悼亡妻妾或亲友时，信笔写来，自由挥洒，不拘一格，自然地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创造出这种“五侯鲭”、“群芳谱”式的文体，为清代文坛又添一朵奇葩。这也是这种文体之所以在清代形成并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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