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大屠杀后美国外交官在南京非凡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官论文,南京论文,美国论文,日军论文,非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节节向南京进逼，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将首都迁往四川重庆，但是蒋介石和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等国民政府的中枢机构暂时迁往汉口办公。各国驻华使节，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纳尔逊·杜鲁斯勒·约翰逊与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随之迁往汉口，在南京只留下极少数外交官坚守到日军总攻之前。12月10日，在南京留有外交人员的美、英、德三国使馆的所有留守外交官均登上英美炮艇或商船撤离。然而，美国外交官所乘的美国长江巡逻炮艇“巴奈号”(USS Panay)于12月12日在南京上游约25英里的安徽和县水域被日军飞机炸沉。美国外交官与其他一些幸存者辗转乘另一艘美国炮艇“瓦湖号”(USS Oahu)和英舰“瓢虫号”(HMS Ladybird)于12月17日抵达上海。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屠杀了大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普通市民，四处劫持、强奸妇女，肆意掳掠抢劫，纵火焚烧。毫无节制的日军对南京城及市民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造成空前的灾难。
在对中国老百姓施暴的同时，日军闯房入舍不加区别地洗劫了各国驻南京的政府机构、团体组织、个人的房产。不管是外国使领馆的建筑、教会的教堂、学校的校园，还是商业机构、外国公民的私人寓所，均不同程度地遭到侵犯与破坏。
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之前，虽然各国外交官都已撤离，但仍有27位西方人士留在城内，目睹了日军的暴行。西方人士中有5名英美新闻记者，即《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阿契包德·特洛简·斯蒂尔、《纽约时报》的弗兰克·提尔曼·德丁、美联社的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莱斯利C.史密斯与帕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亚瑟·冯·布里森·孟肯。这5名记者在目睹了大屠杀最初阶段的日军暴行之后，分别于12月15日与16日分乘英美炮艇和日军驱逐舰前往上海，并以最快的速度发新闻稿，首先向世人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
5名记者离开后，其余22名西方籍人士坚守在南京城内各自的岗位上，成立安全区，组建难民营，开办赈济难民的粥厂，为20多万难民提供住房，筹措煤炭、米面，供应粮食。这些西方人士不畏艰险，义无反顾地保护、救济难民。由于具有中立国公民的特殊身份，他们在保护难民免遭日军蹂躏的努力中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留在南京的14名美国公民积极组织安全区，尽其所能地保护受尽磨难的老百姓，为他们提供食宿；与此同时，也设法保护在城内的美国财产与权益。然而，面对日本兵的机枪、刺刀，他们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向日本当局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抗议，却无济于事。于是，这14名美国公民一起联名签署了一份电报，要求美国外交官立即返回南京，为美国财产提供恰当而有效的保护。但是，他们提出的两次发电报的申请均被日军当局拒绝。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设法在战争状况结束、局势渐渐明朗之后，尽早将外交官派往南京。日军占领中国首都两周后，美国海军长江巡逻炮艇“瓦湖号”于1937年12月28日从上海启程。“瓦湖号”此行有三个主要任务：一、将美国外交官送往南京，重开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驶往南京上游的安徽和县水域，设法从12月12日被日军炸沉的美国炮艇“巴奈号”的残骸里打捞出重要的文件及其他物品；三、将医药用品送往美国教会开办的芜湖总医院。国务院指示由三等秘书约翰·摩尔·爱利生，副领事詹姆斯·爱斯比和编码职员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三名外交官组成的美国领事小组随“瓦湖号”前往南京。
1937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多，“瓦湖号”驶抵南京水域。他们观察到“江边一带景象惨败，枪声入耳，还见到城内有多处小火在燃烧。”①停泊在附近的英国炮艇“蜜蜂号”的船长哈罗德·汤姆斯·阿姆斯特朗告诉美国官员“仍不允许外国人上岸，根据日军司令代表的说法，1月5日之前都不允许上岸。所列的理由是，‘清剿残敌’的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还不安全。”②于是，翌晨“瓦湖号”驶往和县“巴奈号”沉没水域进行打捞作业。外交官协助打捞南京大使馆的财物及密码本等重要文件。
1938年1月4日，打捞作业完毕之后，美国外交官仍没有获准在南京登岸。1月5日“瓦湖号”溯江而上驶往芜湖，将医药用品送达芜湖总医院。与此同时，外交官查访了留在当地的美国传教士的情况，以及日军占领芜湖后美国财产受损失的程度。留在芜湖的美国传教士对美国外交官说：“日军占领最初的一个星期里，‘残酷对待并屠杀平民，肆无忌惮地掳掠破坏’城内的私人财产。外国人的人身能受到尊重，但无人看管的财产一般均遭偷盗。”③
几经周折，美国领事小组最终于1938年1月6日上午11时抵达南京下关。他们是日军占领后首批获准进入南京城的外国官员。在码头上，他们“受到非常合作的日本领事、海军，以及军方代表的迎接。”④然而，他们对日本官员的印象不久将有所改变。进入市区，历历在目的是极其凄惨的景象：整片整片的商店、建筑遭洗劫、焚烧；房屋中、池塘里或小路旁仍遗有受难者的尸骸。
前往南京的美国外交官
1938年上半年有四名美国外交官前往南京工作。率领领事小组的是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约翰·摩尔·爱利生(John Moore Allison，1905-1978)于1905年4月7日在堪萨斯州的小镇霍顿(Holton)出生，是奥斯卡·约翰·爱利生(OscarJohn Allison)与安妮B.摩尔·爱利生(Annie B.Moore Allison)的独生子。他的父亲从事火炉经销、维修的生意，在他年幼时便举家迁往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Lincoln)市。爱利生在林肯长大、就学，1922年从林肯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内布拉斯加大学，主修政治学，辅修英文。在他读大学二年级时结识了亚瑟·约金森(Arthur Jorgensen)。
约金森多年前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曾在日本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了15年。此时，他回到母校主持内布拉斯加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与约金森的交往对爱利生往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年以后，爱利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想往能够去亚洲，而不是欧洲。”⑤在约金森的影响下爱利生决定去日本教英文。1927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的爱利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安排下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路程。
爱利生在日本待了两年，先在神奈川县的小田原(Odawara)中学、厚木(Atsugi)中学两所学校教英文，以后于1928年4月在位于京都舞鹤地区的日本海军机关学校(Naval Engineer Officer's Academy)教英语。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利生在火车上和一位美国商人相遇。闲谈之余，这位商人介绍爱利生去上海工作。于是，爱利生在1929年6月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推销经理。在上海，爱利生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年轻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同情中国革命的爱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y)，还有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Omaha)的老乡亚瑟·雷渥特(Arthur Ringwalt)。雷渥特当时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
20世纪20年代末并不是个从商的好年头。大萧条的到来断送了无数人从商谋生的前程。眼看着爱利生就要失业的时候，老乡雷渥特在1930年4月把爱利生介绍进了上海总领事馆，在商务处做个职员，由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30年10月正式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人员资格考试之后，晋升为副领事，被派往驻日本神户领事馆工作。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日语，他在1932年2月到驻东京大使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大大提高了他的日语能力。其间，他于1932年圣诞节为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Helen Folster)在东京操办婚礼。爱利生本人做伴郎，并说服一位在东京的美国学校教授法语的女郎，玛丽·简内特·布鲁克斯(Marie Jeanette Brooks)，做伴娘。6个月后，于1933年6月，爱利生又成功地说服帮忙做伴娘的布鲁克斯小姐做自己的新娘，不过，这段婚姻最后以离异而告终。
1935年11月，爱利生晋升为领事，被派往驻大连领事馆，1936年7月又奉调至驻济南领事馆。1937年9月，日军直逼黄河，离济南城不远之际，他奉命关闭领事馆，撤往南京。此时，爱利生被晋升为三等秘书，在南京待到11月。由于日军仍没有侵占济南，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杜鲁斯勒·约翰逊(Nelson Trusler Johnson)同意他回到济南。但是，刚刚抵达济南没有几天，形势骤变。日军正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攻占济南指日可待。爱利生接到国务院的指示，要他经青岛、上海，撤往南京。11月底，他抵达上海之际，战事已临近南京。驻上海总领事克莱伦斯·爱德华·高思(Clarence EdwardGauss)请示了国务院之后，要他在上海静候局势明朗后，再作打算。
日军攻占南京15天后，战事稍平，爱利生就率领美国领事小组于1937年12月28日踏上了前往南京的征程，并于1938年1月6日获准进入南京，重开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甫抵南京，爱利生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美日之间的外交纠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抵达南京后，他和其他外交官和留在城内的美国公民与其他西方籍人士会谈，了解情况，进而着手亲自调查日军暴行及侵犯美国财产的情况。1938年1月26日，爱利生在调查日军从金陵大学劫持、强奸一名中国妇女的案件时，被日本兵打了耳光。由此引发美日间的外交冲突。当时美国的大小报纸都在显著版面报道了“爱利生事件”。
他在南京的8个月中始终忠实地履行他的外交职责，为保护美国财产、权益和维护中国难民的人道待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给后人留下大量涉及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之后南京状况的珍贵记录。
爱利生1938年8月10日离开南京，回国休假。途中，在日本将1937年8月便从济南撤往东京的妻子简内特接上船。夫妇俩回到内布拉斯加，和他的双亲久别重逢的喜悦自不待言。1938年底，爱利生奉调到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和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Grew)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方羁押了6个月，直至1942年6月美日两国相互交换被扣留人员。从1942年至1945年，爱利生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二等秘书，以后升任一等秘书。战后，他在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1946-1948)，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1950-1952)。在和日本谈判和平条约时担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tster Dulles)国务卿的特别助手。他还出任过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52-1953)，美国驻日本大使(1953-1957)，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57-1958)。由于他同情印尼总统苏加诺而和美国国务院决策层发生龃龉，将他调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0)，这也最终导致他在1960年6月离开外交界，到夏威夷大学任教。爱利生1978年10月28日在檀香山辞世。
爱利生曾于1973年出版回忆录《来自草原的大使(Ambassador from the Prairie)》，其中第三章讲述了他1938年在南京的经历。
詹姆斯·爱斯比(James Espy，1908-1976)在南京调查日军暴行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重要的记载南京大屠杀情况的文件都出自他之手。他于1908年3月23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父亲是当地富有的银行家。193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剑桥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深造。此后曾在家乡辛辛那提的银行中工作过一段时间。1935年10月进入外交界，在美国驻墨西哥城大使馆任副领事。1937年4月调往驻上海总领事馆，同年底随爱利生、麦克法瑾前往南京。爱斯比在南京工作勤奋，效率极高，展现了他进行调查、整理材料、撰写报告等方面的出众才华。记载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重要的两份长篇报告即由其整理撰写。他也多次向日本当局提出抗议。爱斯比1938年6月3日离开南京，奉调至驻广州总领事馆。1938年底晋升为三等秘书，调任驻东京大使馆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也和其他在日本的美国外交官一道被日本当局羁押了6个月。
此后三年，爱斯比在美国驻中东的使领馆任职，1942年7月在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同年10月调往驻埃及亚历山大港总领事馆，1943年4月到驻开罗大使馆，并于1944年晋升为二等秘书。战后，他曾调回华盛顿在国务院任职，1948年调至驻玻利维亚拉巴斯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51年任职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1952年为驻奥地利萨尔斯堡(Salzburg)领事，1953年为驻锡兰科伦坡大使馆公使，1956年任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公使。爱斯比1963年退休，1976年1月27日在华盛顿特区逝世。
1938年1月6日抵达南京的另一位美国外交官为小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Archibald Alexander McFadyen,Jr,1911-2001)。1911年8月20日，他在中国庐山牯岭出生于一个美国传教士医生的家庭。其父阿契包德·亚历山大·麦克法瑾长期在徐州行医，1938年夏曾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日军占领徐州后的残暴行径。小麦克法瑾在中国长大，曾就读于上海的美国学校，以后回美国乔治亚州罗马小镇上中学，1935年毕业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卫逊(Davidson)学院，主修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即返回中国，供职于中华全国饥馑救济委员会。
1937年4月，他进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职员，同年底前往南京，参与了调查日军暴行及美国财产和权益遭破坏、损失的工作。他于1938年3月13日调回上海总领事馆。珍珠港事件后，他在上海和其他美国外交官一道被羁押了6个月。此后，他先后任职于美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大使馆做职员(1942年9月)，驻重庆大使馆(1943年10月)，驻昆明总领事馆(1943年12月)任职，并晋升为副领事。战后，他辗转于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工作，包括驻上海总领事馆(1945年9月)，驻天津总领事馆(1946年1月)，驻爱尔兰都柏林大使馆(1946年9月)和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1949年2月)。1950年后，他曾一度回华盛顿任职于国务院。50年代中叶，他的妻子及长子在几个月内先后去世使他倍受打击，几于精神崩溃，无法继续在外交界工作，病退离职。此后的三、四十年间，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打零工、杂活，诸如在餐馆厨房洗碗谋生。麦克法瑾于2001年3月1日在纽约州的克林顿(Clinton)去世。
1938年5月4日，三等秘书查尔斯·阿尔伯特·库柏(Charles Albert Cooper，1908-1960)抵达南京，作为5月去上海休假的爱斯比副领事的替换官员。爱斯比6月3日调往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之后，库柏接替爱斯比的工作。库柏1908年10月21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洪堡(Humboldt)，1930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他是爱利生的校友，前后同学。1931年9月起在美国驻法国勒阿弗尔(LeHavre)领事馆任职员，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同年12月晋升为副领事。1932年12月调往驻广州总领事馆。1933年8月起在驻东京大使馆参加强化学习日本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训练班，再度和爱利生成为前后同学。1935年至1937年，他在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和名古屋总领事馆任副领事。1937年10月调至驻上海总领事馆，1938年5月前往南京，并晋升为三等秘书。
库柏抵达南京之际，日军暴行已基本平息，但他参与了为美国公民申报财产遭日军破坏所受损失要求赔偿的工作，并为这些美国公民准备宣誓作证的材料。他在南京工作到1939年7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驻东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并被羁押至1942年9月遣返回美国。由于羁押期间及遣返途中生活条件极差，回美国不久即患中风，无法继续工作，不得不离职，回老家养病。病情稳定时，能够为家庭办的企业做些会计之类的工作，但最终于1960年6月3日在老家洪堡病逝，年仅51岁。
调查日军暴行
美国外交官到达南京之后，便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召集留在城内的美国传教士、教授、医生、护士和其他人员，和他们会谈，了解情况。这些美国公民向爱利生和其他外交官详细讲述了南京城陷与此后日军的暴行。外交官也亲自到城市各处巡视，注意观察，进行调查，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抵达南京当天下午5点，爱利生拍电报给在汉口的大使，对南京的情况做初步而简短的汇报：
城内美国人均安然无恙。虽然最近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日军劫掠美国人财产的现象仍相当严重。房屋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屋内无人看管的东西一般均被洗劫而去。和我共进午餐的几位美国人讲述了触目惊心地肆意屠杀中国平民、强奸妇女的情况，有的就发生在美国人的房产上。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的设施被闯入，库存货物遭抢，只是被抢走的数量尚不得而知。
城里总的情况正慢慢恢复正常。大使馆里有水，但没有电。食品供应较为紧缺。日军部队仍没有很好地受到约束，但相信最糟糕的状况已经结束。⑥
两天后，爱利生报告了外交官在城内商业区观察到的日军肆意焚烧的残景：“对南京中心商业区的察访显示范围广大的摧毁破坏，主要街道上几乎每一座商店、建筑都被抢劫，大部分遭焚烧。这些摧毁破坏绝大部分应该是在日军进城后发生的。”⑦
美国外交官在和美国居民访谈，再亲自调查、查证之后，比较详细地报告了日军在他们抵达之前犯下的暴行。爱斯比在《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报告道，美国目击者所有的思绪似乎都集中于南京发生的情况，他们描述了日军进城以来触目惊心的恐怖与暴行：
他们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军占领之际降临并笼罩着全城的恐怖画面。他们以及德国居民讲述了这座犹如被捕获的战利品而落入日军手中城市的情况。这不仅仅是有组织的战争过程中被占领的城市，而且是被入侵的军队攫取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成员似乎对战利品猛扑上去，毫无节制地掳掠，施以暴行。更为完整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并没有得出能质疑他们所提供材料的事实。留在城内的中国平民犹如难民拥挤在所谓的“安全区”的街道上，他们中许多人赤贫如洗。屠杀男子、妇女、儿童，闯房入舍，掳掠财产，焚烧、毁坏房屋建筑的确凿证据几乎无所不在。⑧
根据外籍目击者的叙述，“数以千计的日本兵仍继续蜂拥在城内，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行”，那些“被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⑨12月13日夜晚与14日清晨，日军派遣一队队的日本兵去搜捕、清剿留在城内的中国军人，在城内所有街道与建筑物里进行仔仔细细地搜查。曾经当过兵的，以及被怀疑当过兵的人都被有组织地枪毙。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估计以这种方式处决的人数远远超过两万人。似乎没有对当过兵的人和那些实际上从未在中国军队服役者加以区别。如果稍微怀疑一个人曾经当过兵，这个人肯定会被押走枪毙。日本人要“歼灭”所有中国政府军队残余分子的决心显然是不可变更的。⑩
日军部队在搜捕、屠杀中国军人的同时，三两成群的散兵游勇随意在南京全城游荡。这些游荡的日本兵在南京犯下最恶劣、最恐怖的罪行。到底是日本兵受命可以随意胡作非为，还是日军进城后完全失控，则没有予以充分的解释。(11)
日本兵到处搜寻当地的妇女供其强奸。外国观察者相信，日军占领的最初几周，每晚有一千多桩强奸案发生，一个美国人统计，在一处美国房产上，一个晚上发生了30起强奸案。(12)美国居民和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记载下许多桩强奸案。时至1938年1月22日，爱利生和其他美国外交官仍持续收到美籍居民平均每天三到四次在安全区内发生的强奸，或图谋强奸案件的报告。(13)
进行屠杀与强奸的同时，四处掳掠的日军彻底搜索、劫掠了全城。日本兵闯入、洗劫了几乎每一栋房屋、建筑，并将中意的物品掳掠而去。(14)根据国际委员会和美国居民提供的情况，以及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调查，可以相信在南京几乎没有一处房舍没有被日军闯入、掳掠。
不管这座院子、房屋、商店或建筑物是外国教会的产业，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个人的房产，统统被闯入，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洗劫、掳掠。人们都知道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大使馆被闯入，物品被抢走。据报告，意大利大使馆的遭遇也一样。1月1日，俄国大使馆被神秘的大火焚毁。我们察看过的，或美国居民报告的美国房产无一例外地被日本兵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闯入。甚至现在有美国人居住的住宅也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撰写这份报告时为止，美国居民与国际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仍在不断地将闯入外国人房产、搜寻财物与妇女的日本兵驱赶出去。(15)
然而，使南京的房产遭受最严重损失的却是焚烧。城南遭焚烧所受损失最为严重。外交官巡视了南京这片商业闹市区，看到成片街区的房屋建筑被烧毁。许多街区中仅剩下十来栋或更少的房屋站立着。在很多情况下，主要街道上临街的建筑被焚毁，而后面的房屋大都没有被烧到。纵火或其他原因任意造成的焚烧遍及全城。在许多街道上，间隔在完好的房屋之间，有些房屋建筑被完全烧毁。甚至在爱斯比撰写这份1月25日报告时仍可见到数处大火在城内燃烧。(16)
在报告中，爱斯比还驳斥了日军将纵火焚烧的罪责转嫁到中国人身上的企图：
这里的日本当局争辩说，南京城内的大部分焚烧是在城陷之后由撤退的中国军队或便衣军人干的。有些也许是中国人干的，然而，即使以种种理由相信那是真的，和日军占领南京、战斗结束后蓄意或由于玩忽大意造成的焚烧相比也是微乎其微的。建筑物要么在被闯入、掳掠之后，被蓄意放火焚烧，要么由于疏忽在屋内留下火种使房屋着火，要么由于附近燃烧的建筑而着火。没有听说采取措施救灭着火房屋上的烈焰。(17)
日军袭击、殴打美国公民
在调查整理材料，报告他们抵达南京之前日军暴行的同时，美国外交官积极地关注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情况。在他们进入南京之际，虽然最糟糕的暴行已经结束，但是日军杀人、强奸的案件仍时有发生；闯房入舍、抢劫掳掠、肆意纵火的现象持续不断。1938年1月9日，一个老人从安全区回到太古山，看看家里的情况如何，是否能搬回去。到家时，三个日本兵正在家门口，其中一个日本兵一言不发，举枪击穿他的双腿。(18)1月10日上午，两个人在金陵大学登记之后，回到其中一个人位于汉西门的家，看望据邻居说被日军杀害了的双目失明的母亲。他们找到了母亲的尸体。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遇到日本兵，跟他们要衣服，然后刺杀了他们，将他们扔进防空洞。其中一个人苏醒过来，爬出防空洞。(19)
1938年1月14日，爱利生在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报告：
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日军持续侵犯美国人及其财产的报告。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月12日夜间，日本兵逾墙爬进金陵中学，在一间住满难民的教室里开了两枪后，掳走一名姑娘，再翻墙而出。1月10日下午，一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强迫金陵神学院的门卫带他上行政楼的三楼，抢去一大堆蜡烛。1月11日下午，日本宪兵闯入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茨的住宅，在未经允许、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带走一名金陵中学做日语翻译的中国人。最后两起事件用来作为我1月13日中午发21号电报所提抗议的依据。(20)
1938年1月18日，爱利生再次报告1月15日以来又有15起日军擅闯美国人房产、洗劫财物、强奸妇女的事件报告到美国大使馆来。(21)爱利生在1月22日所发的32号电报中概括描述当时南京的情况，以及美国外交官每天必须面对接踵而至的日军不法行为的报告：
情况虽然有所好转，军纪并未完全恢复，我仍持续收到美籍居民平均每天三次或四次在安全区内的强奸，或图谋强奸案件的报告。还有多少没有引起美国人注意的案件发生，那根本就不可能说得清。日本人现在想方设法迫使中国难民回到位于安全区外面的家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回去，因为很多回去的人被抢劫、遭强奸，在数起案件中，还有人被日本兵刺死。这些事件的记录都已在本使馆存档。(22)
1938年1月22日晚上，三个日本兵竟然闯入美国大使馆的馆舍，从中劫持走一名使馆警察的妹妹。虽然由于爱利生及时过问、追查，这个姑娘未遭凌辱，但是“如果没有外国人到场就会造成伤害。虽然日军当局保证要防止这类事件发生，这却是现在南京一直发生的极其典型的情况。”(23)
对于持续不断的日军暴行，对美国财产的侵犯，爱利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抗议；同时，向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并通过华盛顿与东京向南京的日军当局施加压力。由此，爱利生极度惹恼了南京的日军当局，使他成为在南京极不受日军欢迎的人物。日本驻南京代总领事福井淳公然指责爱利生“只听信那些偏信中国人言词的美国传教士”，他“不应该过于信任他们的抱怨”。为了反驳这一指责，爱利生决定“亲自调查下一个报告来的日军擅闯案件”。(24)
1938年1月25日，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马内·舍尔·贝茨向爱利生报告，前一天晚上，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强行闯入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大学农具店，劫持并轮奸了一名妇女。贝茨和另一名美国教授查尔斯·亨利·里格斯仔细询问了那名妇女，向她了解情况。她指认出被强奸的地点原为天主教教士的住宅，此时被日军占用。爱利生就此案件照会了日本使馆，并安排和日方进行联合调查。1月26日下午，在日本使馆警察和便衣宪兵的陪同下，爱利生、里格斯、那名妇女，以及另外两名中国人，一起到案发地点去指认强奸犯。日本人允许妇女和另一名中国人进院子。此刻，爱利生和里格斯停下来就他们是否应该陪妇女进去交换了意见。(25)
因为以往中国人指控日本人做坏事受到恐吓，里格斯先生不希望妇女单独进去。宪兵说我们最好不要进屋，但并没有肯定地说我们不能进去。一名宪兵强行带走妇女，穿过敞开的院门，后面跟着里格斯先生。我跟在后面，刚刚走进大门，我俩停下来商量。正商量间，一个日本兵愤怒地冲过来，用英语大声嚷嚷：“退出去！退出去！”与此同时，把我往后推向大门。我慢慢向后退，还没来得及出门，他就打了我的耳光。然后转身同样打了里格斯先生。和我在一起的宪兵只稍微作了制止日本兵的动作，其中一个宪兵用日语说：“这些是美国人”或者意思差不多的话。这时我们已到大门外的街上。一听说我们是美国人，那个日本兵气得脸色发青，重复“美国人”这个词，并企图袭击离他最近的里格斯先生。宪兵制止了他，但他已把里格斯的衬衫的衣领和纽扣撕扯下来。此时，这个部队的指挥官出现了，对我们无礼地大声叫喊。里格斯和我没有碰过日本兵，除了和跟我们在一起的宪兵说过话，我们没有和任何日本兵讲过一句话。一起来的中国人已趁吵闹之际逃走。这时我坚持要把妇女带到日本大使馆，并向福井先生作了全面的报告。福井先生的态度却是：即使当时我们在调查上述日军擅闯美国房产的事件，我们也不应该进入军人的营房；日本兵要我们出去，因此看上去他有权打我的耳光。我告诉福井先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打耳光，并希望军方派人来向我解释此事。他表示将立即向军事当局报告。(26)
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日军当局赔礼道歉的同时，爱利生将打耳光的事件迅速报告给国务院。考德尔·豪尔国务卿指示美国驻日本的约瑟夫·克拉克·格鲁大使在东京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27)由此，时称“爱利生事件”的这起打美国外交官耳光的事件成为“巴奈号”被炸沉之后又一起美日间的外交纠纷。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做出正式道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崎胜男在一名助手的陪同下，身着礼服、条纹裤子，头戴丝绸高顶礼帽，来到美国大使馆，宣读了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书，鞠了躬，然后离去。”(28)
然而，“爱利生事件”并不是唯一在南京的美国公民遭日军殴打、受侮辱的事件。根据美国外交文件记载，1937年12月23日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闯入上海路2号金陵神学院的房产，扯下美国国旗，竖起一面横幅，要强行霸占这一房产。当时在场的金陵神学院美籍教授胡勃特·拉法耶特·索尼坚决不同意日军强占房产的行径。对此，日本兵气愤异常，对索尼教授动粗，大喊大叫，拳击他的肩膀，最后强行抓住他，把他拖着穿过院子到外面的上海路中央。直到他同意签署一个让日军借用房屋两周的字据，他们才肯放他。(29)
1937年12月25日上午约10时，金陵大学教授查尔斯H.里格斯护送一名年轻妇女回难民营的路上，遇到一个巡查的日军军官以及两名士兵、一个翻译。当时里格斯将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走在路上，没有招惹任何人。妇女在他前面不远处走着。日军军官将里格斯拦下来后，将里格斯插在衣服口袋里的双手拽出来，扯下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袖章。
将里格斯先生的双手放回衣袋时，军官猛击他的手。里格斯尽其能力加以判断，军官在问他是什么人，但是他们相互都听不懂对方的话。然后他当胸猛击里格斯先生。里格斯先生问这是什么意思，这一问使得军官火冒三丈，军官示意要他出示护照，但里格斯先生没有带在身边。他想知道里格斯在干什么。里格斯先生告诉他，送这位妇女回家。于是，军官又打了里格斯先生。里格斯先生看看他佩戴的是什么袖章，军官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军官然后指指地上，抓住里格斯先生的头，使得里格斯先生认为军官要他向其磕头，但是里格斯先生不干。于是军官又打了里格斯先生一个耳光。接着，翻译解释说军官要证件。
里格斯先生解释说，因为这名妇女害怕，他送她回去。军官命令两个士兵持枪站在他两旁。然后翻译解释说军官要里格斯先生向他鞠躬。里格斯先生拒绝这么做，因为他是美国人。最后，军官叫里格斯先生滚回家去。(30)
到1938年6月，南京城内的安全状况已经大为改观之时，刚刚从上海回到南京的金陵大学化学系教授詹姆斯·克劳德·汤姆森坐着人力车在南京的大街上，日本哨兵拦住去路，哨兵首先检查人力车苦力的良民证，接着搜查人力车，最后讯问汤姆森博士并搜查了他。搜查的过程中，汤姆森博士没有任何反抗哨兵的行为。哨兵显然不会说英文，只能说一点中文。搜查中，汤姆森博士用英文对哨兵说，“我要把你的行为报告给日本大使馆。”这时，哨兵转过身，在他右脸颊上狠狠打了个耳光。(31)
事发后，汤姆森到美国大使馆报告这起打耳光事件。爱利生随即陪同汤姆森去日本总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一名日本官员和他们一起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然而，尽管爱利生一再敦促，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日军当局声称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哨兵没有打汤姆森的耳光，并要求对制造不实夸大之词的汤姆森给予“适当规劝”，同时威胁道，如果这样侮辱日本士兵的事件将来再度发生，日军当局将保留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利。日军当局的态度似乎是对将来报告日本兵恶劣行径的任何美国人直接的威胁，也暗示日军有权管辖在中国的美国人。(32)
由此可见，在南京不仅中国老百姓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美国公民也频繁地遭到日本兵的攻击殴打，或其他形式的暴力威胁。
日军侵犯在南京的美国财产与利益
由于美国大使馆的职责权限是保护美国权益及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爱利生的许多外交电报均涉及日本兵非法擅闯美国人的房舍，洗劫财物，撕扯并践踏、焚烧美国国旗以及日本兵在美国房产上劫持、强奸中国妇女等事件。1938年1月6日，爱利生刚抵南京就报告了日本兵造成相当多的美国财产损失和破坏。美国使馆大院里的数辆汽车也被劫走。(33)
此后，接二连三地频繁报告日军侵犯美国人财产。1938年1月18日，爱利生在27号电报中向国务卿报告道：
从1月15日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军擅自闯入美国人房产的事件报告到大使馆来。擅自闯入的过程中除了抢劫走美国公民及机构的财产外，还强行将住在上述房屋里的10名中国妇女难民掳掠走。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驾驶两辆卡车闯入属于统一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搬钢琴时，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该教会的一位美籍成员陈述今晨他看到院墙秋毫无损。下午1时45分围墙倒塌后我亲自去察看，并可以证明围墙是在3小时之内被毁，因为今天凌晨下雨，而地上围墙的残段完全是干的。我已多次提请日本使馆注意这些每天持续发生的事件，然而，我已被迫做出结论，要么日本大使馆无力制止这类抢劫事件，要么日军不愿或不能为美国人的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据东京1月15日下午5时发往上海的电报，1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曾指示南京的军事当局禁止擅闯美国产业的事件发生，但自从1月15日以来情况没有明显的好转。(34)
爱利生的27号电报，以及其他报告日军暴行的电文引起美国最高统帅的注意。这些电报经考德尔·豪尔国务卿呈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总统阅后，于1938年1月21日向豪尔国务卿指示：“请阅读所附南京的爱利生发来的27号电报。我觉得我们可以将这份电报或类似的电报公布出去，以此为基础来证明日本政府无力制止日本军人的这些劫掠行径，证明日军要么不愿意，要么无能为力为美国人的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35)
在南京的美国外交官夜以继日地工作。根据留在南京城内的美国公民提供的情况和美国使馆人员所作的调查，副领事爱斯比于1938年2月28日编撰完成一份长达165页，题为《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的长篇报告。爱斯比报告道：
随着南京城的陷落，城内美国产业与这里所有的房产一样遭受了掳掠破坏。本使馆知悉的美国房屋，没有一座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犯，这包括大使馆馆舍。房产上或许飘扬着美国国旗，院落的大门上或房门上张贴的大使馆布告并不能避免房屋被闯入，以及通常所遭受的洗劫与盗窃。12月13日，五万多名日军进城，蜂拥闯入任何一座，或所有的房屋，全然不顾房产的性质或国籍。日军占领城市后立即破门闯入美国人的房舍，这样的行为时常发生，甚至持续到2月23日。
房屋是空着还是有人居住，日军士兵侵犯房屋时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城内有些美国人的住宅无人看管。其他的则由看管人在房主不在时尽其所能保护房屋与物品。留下来的14名美国公民住在不同的屋子里，经常每天造访这里其他人的房产。然而，日本兵似乎破门而入所有的住宅与院落，甚至闯入其时有美国人居住的房屋。(36)
他逐一描述了日军对一系列美国机构造成的损失，这些机构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统一基督教会、金陵神学院、卫理圣公会、美国基督教会、来复会、大来公司、菲尔科销售公司、胜家缝纫机器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大华大戏院和德士古公司。
仅在金陵大学，大约100多座校舍和建筑被日军非法闯入达1700多次。在校园里许多中国难民被劫持，大批妇女遭强奸。金陵大学教授贝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日本大使馆写信，抗议日军在金陵大学校园上的暴行。从1937年12月16日至1938年1月11日，贝茨向日本大使馆写了13封抗议信，报告日军对校园中避难的平民百姓造成的苦难与恐惧：
12月15日。在我们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图书馆里，4名妇女遭强奸；2名被劫持、强奸后放回；3名妇女被劫持走，尚未回来；1名妇女遭劫持，但在贵使馆附近碰到宪兵而放了回来。日本兵的行径给这些家庭，给他们的邻居，给住在城市这一带的所有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恐惧。今天下午又有一百多起发生在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报告给我。这些案件现在不该由我来管，但是我提及这些案件是为了显示在你们近邻金陵大学发生的问题只是日本兵抢劫、强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难的一个例证。(37)
1937年12月27日向日本大使馆报告另一处金陵大学校产的情况时，贝茨教授写到，那个地方受到日本兵严重的骚扰。前一天，三、四个成群的日本兵在不同的时间，7次闯到那儿，从以前遭掳掠但还剩些东西的人们那里抢走衣服、食品与金钱。日本兵强奸了7名妇女，其中有个12岁的姑娘。夜晚，有12到14个成伙的大群日本兵又来了4次，奸淫了20名妇女。(38)
从1938年1月8日至2月22日，贝茨向美国大使馆写了9封信，报告日本军人在金陵大学的各种暴虐行径。1938年2月22日贝茨写信向爱利生报告道：
今天上午9点30分，一辆牌照号码为7374，写有松井分队的卡车驶进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车上的日本兵要求为他们提供劳工，对于他们开头问到的人们自然流露出的犹豫和耽搁，他们非常不满。他们殴打难民营的负责人，然后径直穿房入舍，粗暴地对待难民。三个人，包括其中被抓的一个人表示抗议的妻子，被拳打脚踢狠揍一顿；还有人被打得轻一些。30多个人被强行带走，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负责开饭的重要工作人员。(39)
美国基督教会的传教士欧内斯特·赫曼·福斯特向爱利生报告了日军对位于太平路的教堂大院的侵扰。1938年2月3日，福斯特陪几个佣人来到这座教会大院，发现八、九个日本兵在草坪上生火烧饭。他们围着火，坐在从教堂搬出来的椅子上，并用一张雕刻精致的柚木牧师座椅支撑着他们在火堆上悬吊饭盒的铁棒。在此之前他们在附近生的一堆火留下的余烬中，房门与门锁的残骸仍然依稀可辨。(40)
1938年1月15日，美国北方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威尔逊·波鲁默·米尔斯写信给爱利生，报告了该教会位于南京城西南部双塘的一处房产，从1938年1月8日凌晨5点10分至1月11日下午4点30分之间日军士兵骚扰那处房产的情况：
1月8日凌晨5：10 两个日本兵来。
1月8日上午11：25 两个日本兵来。
1月8日下午3：25 两个日本兵来，抓走一个男子去干活。
1月8日下午3：30 两个隶属于中岛部队和征发队的日本兵来，并从门上撕下布告。
1月9日下午2：00 三个日本兵来，从教堂的大厅里劫持走一名妇女难民。
1月9日下午4：00 四个日本兵来，在难民营里的老百姓身上搜钱，还找女人。一小时后，他们劫持走一名姓潘的已婚妇女。从姓刘的难民身上搜走两毛钱，还抢走姓关的难民的袖章和徽章。
1月10日上午9：00 一个日本兵来。
1月10日下午2：00 三个日本兵来。
1月10日下午3：00 一个日本兵来。
1月10日下午3：10 两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一名姓陈的已婚妇女。
1月10日下午3：12 两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一名姓陈的姑娘。
1月11日下午1：30 三个日本兵来，劫持走姓秦和姓范的两个已婚妇女。
1月11日下午4：30 三个日本兵来，劫持走一个姓潘的已婚妇女。
以上的记录向您显示，尽管有美国国旗、美国和日本使馆的布告，我们的房产是如何持续不断地被闯入。正如您从记载中看到的，日本兵来时，并不总伤害老百姓，但经常伤害他们。无论如何，这样擅闯是不恰当的，也是令人讨厌的。我当然希望您就整个日本兵持续擅闯外国人产业的问题向日本使馆提出的抗议能有效地将其制止。(41)
甚至美国大使馆的馆舍也无法逃脱日军的骚扰。1937年12月23日，数伙日本兵拥进使馆的两个大院，抢走三辆汽车、五辆自行车、灯和手电筒等物。他们搜查了在使馆里的每一个人，抢走他们的金钱和个人用品，还强迫使馆工作人员打开锁着的门。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捅破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豪尔·巴克斯顿办公室的门。两个日本兵甚至想强奸在使馆院子里的两名妇女，竟企图脱去一名妇女的衣服，并劫持另一个妇女到大院内偏僻的地方。(42)
相比之下，远比房屋产业的损失大得多的是动产，个人物品及家庭用品所受的损失。美国使馆的职员爱米琳·阿格罗的房子以及国联的布莱恩·瑞蒙德·达雅的住所都被闯入一两次，抢劫走一些小东西，房屋本身及其他物品则没有受损。与之相比，詹姆斯·道格拉斯·简金斯先生的寓所，海兹M.惠特尼·刘夫人和菲勒比·凯瑟琳·布莱恩小姐的住房遭掳掠的情况极其严重，留在那儿的所有东西都被砸烂、弄脏，所有的财产物品均损失殆尽。(43)
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与驻南京大使馆的文件中存有不少美国公民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赔偿损失要求的完整文献。乔治·爱希默·菲齐、罗勃特·斯坦利·诺曼、查尔斯·亨利·里格斯、马内·舍尔·贝茨、理查德·弗里曼·布莱笛、菲勒比·凯瑟琳·布莱恩和詹姆斯·亨利·麦考伦通过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填报要求日本当局赔偿损失的正式申请材料。除了详细记叙了受损失的细节，每份申请材料中都有一份分类仔细、附有明细金额的清单。爱利生、爱斯比、麦克法瑾，以及1938年5月抵达南京的三等秘书查尔斯·阿尔伯特·库柏做了大量的工作，调查证实这些赔偿要求，并不遗余力地和日方交涉、谈判，迫使日方做出赔偿。
除了以上这些正式提出赔偿要求的美国公民，以及前面提到遭受损失的美国公民之外，爱斯比在他的报告中还记载了朱利斯·奥古斯特斯·巴尔、汤姆斯·约瑟夫·布鲁德里克、贝蒂·凌、查尔斯·叶兹·麦克丹尼尔、弗兰克·海顿·瓦因斯和约翰·威斯利·巴森斯等其他美国人遭受的损失。
肆意擅闯美国房产、掳掠洗劫财物之际，日本兵还亵渎、侮辱美国国旗，藐视美国使馆阐明房产性质的告示。有一次，在位于五台山的美国小学，日本兵扯下美国旗，在上面践踏，并威胁中国佣人，如果再挂旗就杀了他。(44)另一次，日本兵来到德士古中国有限公司的大院，抢走库存的汽油和其他物资，并“扯下飘扬在大院入口处旗杆上的美国旗践踏，将其焚毁，并说‘美国对日本不友好’，因此日本人不会尊重他们的国旗和财产。”(45)1937年12月22日，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牧师报告，美国国旗至少有八次或者被日本兵扯下，或者以恐吓逼迫佣人降下旗帜，或者以武力威胁佣人，不准他们再把旗帜挂起来。(46)在金陵大学，日本兵在校园里不同的校舍上七次扯下美国旗，其中包括“一起当场毁旗，一起从房屋上扯下旗帜，另外两起践踏侮辱国旗。”(47)
日军当局放纵部队
这些外交文件不仅客观忠实地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侵犯美国财产、侮辱美国国旗等事件，而且还详细记述了日本军事当局根本没有约束部队，军纪松弛的情况。美国外交官第一次和留在城内的美国公民会面时问他们，就南京的状况而论最希望提请日军当局注意的是什么。这些美国人的答复是“促使日本当局约束他们的士兵，结束目前发生的恐怖与暴行。”(48)在证实日军惨无人道的野蛮行径之际，他们指出军官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约束部队。在给日本使馆的多次信函中，美国居民向日本外交官呼吁，急迫地需要立即控制这种状况。(49)
现在很多人想回家去，但是他们没有回去，因为强奸、抢劫、抓人的事每天每夜都在持续着。只有认真严肃地执行命令，使用大量的宪兵，严加惩处，才会有效用。在几个地方情况略有好转，但是，军队采取恐怖行动的两个星期之后，仍是如此之不光彩。(50)
国际委员会会长约翰D.拉贝在写给日本大使馆的信中要求日军当局立即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中止日军的胡作非为。(51)在给日本使馆的另一封信的结尾，拉贝作下面的一段评论：
结束之际，让我再谈一件事。显然，最简单，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措施是恢复日军的秩序与军纪。在这一点做到之前，老百姓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家，没法做生意，不能恢复交通，诸如水、电灯、电话等公共设施也无法恢复。一切的一切有赖于这桩事。但是，相辅相成地，军纪恢复了，救济的问题也就变得容易，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局势也更加可行。我热切地希望军事当局将把恢复秩序作为他们的首要工作。(52)
在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强行闯入美国人房舍洗劫财产之际，爱利生谈到，“我已被迫做出结论，要么日本大使馆无力制止这类抢劫事件，要么日军不愿或无法为美国人的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53)
米尔斯牧师就日军在一处美国房产上犯下暴行而给美国大使馆的信件中说：
所有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得到情况会改善的所有保证之后，人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或者不能，或者不愿有效地控制自己的部队。当老百姓没有比上述事件显示出的更好的安全感时，恢复公共秩序，恢复正常情况只是空谈。当人们想到这些事件发生在由美国国旗、美国与日本使馆布告明确标示出的一处外国房产上，这一切就再真实不过了。(54)
这些外交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人企图掩盖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根据爱利生1938年2月6日的报告，日军南京驻屯军司令天谷直次郎少将在招待各国外交官的宴会上，在对外国媒体显著报道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表示遗憾的同时，把日军的残酷暴行归咎于长期紧张作战，以及出乎意料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不久之后，天谷直次郎又指出，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导致粮食供应不足，部队精疲力竭造成军纪涣散，因此从事抢劫、诉诸暴力。但是他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对日军的行为妄加批评。(55)另一名日军将领，本间雅晴少将在另一个场合声称，使最高指挥机构的命令立即由士兵来执行是极为困难的。(56)
日本代理总领事福井在和短暂造访南京的荷兰外交使团的亨德里克·波斯先生会谈时，严厉批评了在南京的外国人所作的报道。按照福井的说法，情况每天都在好转之中，日军部队已受到约束，任何外国人所作的相反报道只是“反日宣传”。(57)甚至爱利生先生试图调查的强奸案，也只是“美国大使馆的反日宣传”。(58)“汤姆森事件”则是日军当局掩盖日本兵罪行的另一个再好不过的案例。
大屠杀后的社会状况
这些外交文件详细地记载了大屠杀期间及之后南京社会生活环境的各个方面。爱斯比在《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报告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项活动，并高度赞扬了委员会的工作：
22名西方籍人士在南京开展的工作在此值得表达特别的敬意。他们不知疲倦，持续不断地努力为中国老百姓获得人道的待遇，他们始终不渝地设法保护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兵的侵犯，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处理问题的能力，甚至在日本兵侮辱与粗暴对待时他们表现出的克制忍让，应予以高度赞扬。很可能这些外国人仅仅人在南京便对日军的所作所为至少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然而毫无疑问，国际委员会以及外国人个人所作的努力使老百姓免遭更为糟糕的厄运，也防止了比目前更为严重的财产损失。已经提及的“安全区”的情况本身便是他们努力结果的明证。(59)
留在城内的居民主要来自贫困的阶层，“绝大多数人像难民一样拥挤在‘安全区’内临时的难民营中。”(60)老百姓在没有供水、没有电、没有邮电通讯、没有燃料供应、粮食极少的情况下谋求生存。消防队和卫生部门已不复存在。老百姓可以使用的唯一医疗设施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鼓楼医院。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可以看到以前在城市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公共汽车的残骸躺在路旁，要不然就是车子已被拖走，充作军用。”(61)
南京的主要商业区几乎全部被毁，再加上周围的村庄遭焚烧、掳掠，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除了种植蔬菜供应市场和一些修补家庭日用品的活计，在南京根本没有生产活动可言。城内近30万居民中只有一万人左右有酬劳地被雇用。有一些中国人在路边货摊和小店铺经营从城里收捡来的物品，除此之外，中国人开的商店为数极其有限。(62)
日本人迫不及待地成立一个傀儡政权来控制老百姓。爱利生的电报报告了一个有9名中国成员的南京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他评论道，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资深高强的人。这个在日军特务机关监督下的委员会不仅必须得到日军特务机关的同意才能行事，而且除非在事先能肯定得到允许，它绝对不敢提出开展工作的建议。(63)
爱利生密切注视着全国维新政权的蕴酿、成立的动向，及时报告了维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官员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在维新政府举行就职典礼之际，不仅在举行典礼活动的中心地区布满了日军警戒部队，全城各处都有部队巡逻警戒。就职典礼前两天就禁止附近村庄的老百姓进入南京城。典礼结束后两天，维新政府的高级官员便纷纷回到上海，将这一政权的实际操作运行留给低级官员和日本人。维新政府的重要会议也都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南京举行。爱利生还报告了日本人扶植的北平政权和南京维新政府之间的龃龉，以及官员相互间的勾心斗角。(64)
日本人还竭力设法控制南京的金融与经济。日本官员告诉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南京的日本商店购买东西，必须付日元。(65)日军当局命令南京的中国官员将中国币与日元间的兑换率定在一元中国币兑七角日元上。(66)在当地的一家银行，一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试图以美元兑换中国币或日元的努力都遭到拒绝。他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收美元。他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经营的商店里兑换美元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这些商店告诉他中国币只有在打20%折扣的情况下才能收。据说这是“固定的兑换率”，但却没有说明是谁定的。还注意到有大量10元、5元、1元以及50分和10分不等的日本军票在南京流通。(67)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贩卖毒品的现象也很严重。爱利生不仅报告自治委员会的成员本人吸食鸦片，而且指出贩卖鸦片的小商贩从日军特务机关获取鸦片。还发现在一家招待日军的饭馆里年轻女郎吸食的鸦片均是日本兵提供的。可以相信鸦片的销售如果不是确实由日军倡导，日军当局也是详悉就里的。(68)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大街上亲眼见到公开出售吸食鸦片的用具。(69)
爱利生报告了南京居民反抗日军的统治。1938年7月26日上午有人将炸弹扔进市长办公室和老市政府办公地点。虽然没有造成严重损坏，也没有伤及高级官员，但是日军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封锁爆炸案件的消息，不让南京的老百姓得知。据传有9名预谋此案的中国人被日军处决。(70)7月29日上午从上海驶往南京的列车被游击队拦截了20多个小时，通往上海的铁路线因此中断。(71)8月4日，身份不明的中国爱国志士将手榴弹扔进鼓楼附近的日本宪兵队。据日本总领事说，有几个日本兵受了伤，但是来自中国人的消息称数名日军被炸死。据报道，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中国爱国志士经常枪击南京的日军哨兵。日军部队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使人相信即使在日军占领7个多月之后，南京城的老百姓仍没有顺从日本人的统治。(72)
这些外交文件还留下一份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城里的外籍人士的名单。《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报告附件十五A列出在南京的22名外籍人士的姓名、国籍、工作单位。计有14名美国人，5名德国人，1位奥地利人和2个白俄。(73)这个名单为后人提供了当时在恐怖的环境中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员可靠准确的资料。
日军占领南京后近两个月的期间内，对外国人的行动和活动严加限制，不允许他们出城。爱利生到达南京两天后报告道，日军严禁人们在天黑之后出城，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则是唯一能在白天出城的外国人。(74)实际上，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在事先作了安排才能获准出城。(75)美国外交官在城内实际上也不能自由行动。爱利生无论什么时候离开使馆大院，都要由一名日本宪兵陪同“保护”他。(76)南京城内的外国人被禁止离开南京的同时，外地的外籍人士也不得前往南京。到1938年1月10日为止，日军当局只允许使馆或领事官员来南京。其他人员一概不得进城。(77)当时南京急需的两名医生回南京的请求亦遭断然拒绝。(78)爱利生指出：“日军限制外国人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的真正原因是怕说出日本人在此所作所为的真相，而不是所宣称的关心外国人的安全。”(79)直到1938年2月中旬，对外国人行动的限制才有所松动。(80)然而，当美国传教士最终在1938年6月被允许回南京之际，日本宪兵在他们抵达时，强令彻底搜查他们的行李。(81)
日本人竭力阻止其他国家的公民回南京之际，大批日本平民，包括很多日本商人，纷纷涌入南京城。日本商人迅速开起种类各异的多家商店，从事的职业有面粉厂、建筑、剧院、保险、印刷、电器设备、照相器材、医生、运输、药剂师、食品供品、旅馆、餐馆、茶馆、酒贩和化妆用品。日本人甚至计划建立日本商场，乃至有神庙与公园的“日本城”。等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获准回南京时，他们会发现以往的商业活动场所已大都为日本人占有。(82)
搜寻美国外交官记载大屠杀的文件
约翰·摩尔·爱利生、詹姆斯·爱斯比等外交官1938年从南京发回美国国务院大量电报、文件。然而，除了爱斯比1938年1月25日有关南京状况报告有一小部分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松井石根时作为控方证据在法庭上宣读，以及《美国外交关系》1938年第三卷、第四卷与《美国外交关系》1931年至1941年日本卷第一卷这三册在1955年出版时收录了一些爱利生的电报之外，这些涉及南京的电报均作为保密文件多年深藏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中，从未面世。即使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这些文件解密之后移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也鲜有人问津。
笔者最初于1997年编撰《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83)一书时，在前文所提《美国外交关系》的三册书中寻获一些爱利生从南京发出的外交电文。由于绝大多数外交电报都有编号，查看所获电报的号码，深知当时掌握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一座珍贵的宝藏有待开发。
笔者第一次造访坐落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是在1999年8月。然而，在那儿得知国务院档案已搬迁至新建的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随即驱车前往，并有幸在那儿遇到一位精通国务院外交文献档案的专家米尔顿O.古斯塔夫逊(Milton O.Gustafson)。交谈中，当他得知我从内布拉斯加大学来为即将撰写的专著收集材料时，兴奋地告诉我他于1969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供职于国家档案馆。顷刻间，拉近我俩之间的距离。他指点迷津，为我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引领我在国家档案馆的迷宫中踯躅穿行，去搜索、去寻获爱利生以及其他外交官留下的材料。我在档案馆中竟日工作了10来天，收获颇丰，但仍然无法找到所有的文件。其主要原因是，国务院文件按主题归类，而不是以发报人的姓氏来归档。因此，它们散布于国家档案馆中国务院文档的各个角落，将它们收集齐全绝非易事。
在此后的10几年中，笔者又多次造访美国国家档案馆。有时专门去做研究；更多的情况下是利用去华盛顿开会时就便前往，也有时在去纽约或费城开完会后乘两三个小时的火车去档案馆，总共不下八、九次。大约在第二或第三次去国家档案馆时，由于仍有不少电报、文件没有寻获，便再去请教古斯塔夫逊先生。他沉思良久，觉得如果按照他提供的路径，仍不能在国务院文档中搜寻到这些文件的话，应另辟蹊径，并指引我去查寻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亦有十数卷。在我之前还没有人使用过，因为这十数卷档案都由我拆封。经过一次次不懈的努力，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最终将能够收集到的相关外交文件收入囊中。共计搜寻到由爱利生、爱斯比和其他外交官在1937年12月28日至1938年8月10日从美舰“瓦湖号”和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出的外交文件187件。其中有162份电报、16个报告、5份月度总结、两个备忘录和两个信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份报告含有报告本身，以及作为附件的原始文件、信件，以提供有关事件或案情的详细信息。除了爱斯比的两份报告，其他14份均由爱利生撰写。作为使馆的最高官员，爱利生为爱斯比的两个报告写了简短的信函作为封面，以示其批准了报告的内容。
162份电报可大致归为三大类：1)报告南京当时的情况，绝大多数电报属于这一类；2)在南京的美国公民通过使馆向在美国国内的工作单位、亲朋通报情况，报平安的电报，或者外交官对美国国内发来询问情况，询问亲朋在中国现状的电报的回复；3)南京使馆涉及给养、人事变动、工资奖金等的工作电文。除去小乔治·爱契逊发了4封(其中两封电报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莱伦斯·爱德华·高思转发给国务卿)，库柏发的四封，以及罗勃特·莱斯·史密斯发的一封，其余153份电报均由爱利生签发。爱利生1938年5月16日所发，没有编号的电报起初拍发给在汉口的美国大使约翰逊，再由约翰逊转发给美国国务院。
5份月度情况总结报告的电文都由爱利生起草，拍发给美国驻北平大使馆。每个月，北平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劳伦斯·尤笛斯·赛斯伯雷要起草一份全中国情况的总结报告，因此要求美国驻中国各地的使领馆报告各地当月的情况。爱利生的月度情况总结报告对南京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形势、经济情况和军事活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爱利生签署了两封发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和机构的信件。这些信件涉及美国公民及机构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日军造成的财产损失要求时应遵循的原则与程序。两份备忘录由爱斯比起草。第一份是有关日军非法闯入美国和意大利房产的备忘录；第二份备忘录涉及日军占领下南京港口设施的状况。
这些外交文件多半以美国人为中心，因此，对中国百姓所受苦难的报道有限。因为美国使馆的管理范围限于美国财产和人员，这些电文主要报告了美国财产受损，被掳掠，日军殴打美国公民，以及在美国产业上的中国人遭掳掠、被强奸等情况。尽管如此，爱利生及其他美国外交官留下来的外交文件比较全面地汇集了许多个人、机构，以及不同国籍公民的材料，涉及南京地区各个方面的情况，范围广泛，包括日军暴行、生活条件、经济状况、政治生活、军事行动和南京居民的反抗。更加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外交文件是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和大屠杀之后那段时期唯一具有连贯性的官方记录材料。没有其他任何材料提供如此连贯、广泛详尽的情况。毫无疑问，它们将大大加强并促进对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②约翰M.爱利生，1937年12月31日晚6时发未编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③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5日下午4时发第4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8卷。
④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⑤⑥(24)(28)约翰M.爱利生：《来自草原的大使》，波士顿：豪顿·米弗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1页、第39页、第41页。
⑦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8日下午4时发第11号电报，原件藏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⑧⑨⑩(11)(12)(14)(15)(16)(17)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第51卷，第2页、第8至9页、第6页、第8页、第9页、第9页、第10页、第12至13页、第13至14页。
(13)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2日中午发第32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第49卷。
(18)案件184号，《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一j。
(19)案件188号，《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一k。
(20)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4日上午9时发第22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33盒。
(21)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8日下午4时发第27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0盒。
(22)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2日中午发第32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9卷。
(23)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3日中午发第34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49卷。
(25)(26)(27)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7日下午2时发第40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355盒。
(29)胡勃特L.索尼，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4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五A，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
(30)路易斯S.C.史迈斯；《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5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J。
(31)(32)约翰M.爱利生：《日军哨兵打美国公民汤姆森博士耳光事件》，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47盒。
(33)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6日下午5时发第7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5盒。
(34)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8日下午4时发第27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0盒。
(35)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总统至考德尔·豪尔国务卿信件，1938年1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States)》1938年第四卷·远东卷，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出版社(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年版，第243页。
(36)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1盒，第1至第2页。
(37)M.S.贝茨：《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16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A。
(38)M.S.贝茨：《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7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K。
(39)M.S.贝茨：《致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的信》，1938年2月22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V。
(40)欧内斯特H.福斯特：《致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的信》，1938年2月4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六A。
(41)W.P.米尔斯：《致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的信》，1938年1月15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三G。
(42)W.P.米尔斯：《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4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F。
(43)(45)(47)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第4页、第40页、第6页。
(44)《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F。
(46)W.P.米尔斯：《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2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C。
(48)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第3页。
(49)M.S.贝茨：《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18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D。
(50)M.S.贝茨：《致日本大使馆官员的信》，1937年12月27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一K。
(51)约翰D.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田中先生的信》，1937年12月20日，《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一c。
(52)约翰D.拉贝：《致日本大使馆福田笃泰先生的信》，1938年1月7日，《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附件八之十(1)。
(53)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8日下午4时发第27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0盒。
(54)W.P.米尔斯：《致美国大使馆爱利生先生的信》，1938年1月17日，《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三H。
(55)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6日下午5时发第49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0卷。
(56)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2日下午2时发第45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820盒。
(57)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10日下午3时发第53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0卷。
(58)M.S.贝茨，1938年1月28日给爱利生的报告，《日本兵殴打美国使馆官员与美国公民》的附件，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355盒。
(59)(60)(61)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第27页、第20至21页、第21至22页。
(62)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63)同上和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8日中午发第10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63卷。
(64)约翰M.爱利生，1938年3月24日下午4时发第83号电报和1938年3月28日中午发第85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7171盒，以及爱利生的1938年3月和5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65)詹姆斯·爱斯比：《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第26页。
(66)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日晚9时发第89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135卷。
(67)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13日下午6时发第114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136卷。
(68)约翰M.爱利生：《南京的毒品贩卖》，1938年3月18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LM63组，88卷。
(69)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0)约翰M.爱利生：《1938年7月南京情况总结报告》，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69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0卷)。
(71)约翰M.爱利生，1938年7月30日下午5时发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没有编号的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72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3卷)。
(72)约翰M.爱利生，1938年8月6日下午5时发没有编号的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5卷。
(73)《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附件十五A。
(74)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8日上午9时发第9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75)詹姆斯·爱斯比：《南京美国财产与权益的状况》，第30页。
(76)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9日下午4时发第43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355盒。
(77)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10日下午4时发第15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第48卷。
(78)约翰M.爱利生，1938年1月23日中午发第34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0815盒。
(79)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日下午4时发第90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7盒。
(80)约翰M.爱利生，1938年2月18日下午4时发第61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0卷。
(81)约翰M.爱利生，1938年6月18日下午1时发往美国驻北平大使馆没有编号的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84档案组国务院驻外使领馆档案，驻中国使领馆档案第2172卷(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第13卷)。
(82)约翰M.爱利生，1938年4月13日中午发第92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微缩胶卷M976组，52卷和1938年4月15日中午发第93号电报，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59档案组国务院档案，1797盒。
(83)陆束屏：《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