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中的国门安全研究*
王菲易 黄胜强
【内容提要】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口岸管理中的进出境口岸。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口岸管理是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国门安全仍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当下的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存在不足。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研究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而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凝练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并使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植根于维护国门安全的现实需求和完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需要的国门安全学，应当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国门/口岸；口岸边界；国门安全；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
国门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的发展提升了口岸和国门安全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全球化要求货物、人员、资金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机配置和快速流通，而且上述要素的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门安全风险跨境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使得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骤增。2018年4月9日，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一方面，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中，国门安全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国门安全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门安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断拓展，逐渐从单一的进出境监管研究，开始形成一个以“国门/口岸”为关键词、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复合型研究群，使得国门安全研究与领域更为广阔的国家安全研究结合到了一起。维护国门安全的目标催生了国门安全维护知识的系统总结和对进出境监管规律的探索，进行对于国家安全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门/口岸和国门安全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的研究，并把这种普遍化的知识变成知识体系，以适应国际经贸发展和全球安全形势变化的时代需要，已成为当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
一 国家安全学亟须关注国门安全研究
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涉及学科众多、研究领域广泛、问题复杂多样，加之学科形成时间短，使得研究队伍背景复杂，研究国家安全学的出发点和角度纷杂，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超越研究者原有学科背景的系统学科理论，国家安全学在中国还处于一个尚未充分开拓的领域，在科学层面尚未完成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构建。[1]当下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一方面未能梳理出核心的研究领域和提炼出重要的研究主题，缺乏有效的研究路径、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牢固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对国家安全工作的路径依赖严重，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实践倒逼理论创新的状况，国家安全学在理论深度、学科交叉性、视角多样性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组间的自变量是让被试在所提供的实验材料(社交媒体)中进行情境回忆，分为同步沟通和异步沟通两组。两个实验组的被试分别被要求回忆并写下最近一次在网络社区浏览帖子或新闻时留言评论后，很快就收到回复(同步)或是过了很久才收到回复(异步)的经历，同时进行启动检验。随后进行量表填写，测量与研究一相同。
（一）当下国家安全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如何找到一种方法，从全局统领学科研究，脱离对国家安全工作的路径依赖，改变当前国家安全研究散、乱、偏的局面，使得国家安全学研究由分散的部门管理成为系统的学科，这是当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第一，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自觉意识有待加强。衡量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准是其努力方向和建设目标，我们需要自觉按照成熟学科的标准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研究应该是一种目的性、预见性和规范性都十分明确和突出的自觉行动，应主动、自觉和有计划地进行。如何理解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科内容及其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如何理解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学科交叉及其关系，如何建设国家安全学学科专有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这些对于增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尼姑庵红砖房子就在山尾那端。她去开门没能开，成群的麻雀在院心啄食，石阶生满绿色的苔藓，她问一个邻妇，邻妇说：
第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有待厘清。应用型学科从基础学科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普遍存在由于研究边界模糊和研究范式不成熟所导致的学科发展隐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对学科边界、研究范式、核心理论、研究价值的不断思考与反复辩论，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推动着学科螺旋式发展。[2]一门学科的研究主题，分支学科的构成，应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在依据。由于国家安全的复杂性，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学科存在交叉重叠的问题，需要进行仔细梳理和细致分析。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构成中，既有一个学科向另一个学科交叉形成的分支学科（如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教育学等），[3]又有一个学科向其实际部门（情报学、外交学等）工作交叉形成的分支学科，其条件是这些学科之间存在研究共域，即研究领域的互相重合或部分重合。交叉共域是国家安全学中分支学科产生的重要依据，任何忽略或强调国家安全学某一分支学科的观点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不可取的。
第三，国家安全学的概念体系和核心理论有待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内部尚未形成一致认可的独特的学科核心理论、学科研究域、关键问题和学科体系的共识。独立学科的独立性有多个条件，其中核心条件是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学科核心理论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学科理论体系，必须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研究域。[4]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国家安全学并不成熟，也不完善，学科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切都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即论证和构建由核心概念统领、基本概念组成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概念体系是在对学科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反映了学科建设的整体框架，是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支柱。
第四，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有待完善。国家安全学的体系结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学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没有真正展开。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理论，尤其是不能被其他学科理论替代的核心理论，是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核心和主轴。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创新是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依托，国家安全学就只能等同于纯粹经验性的技术操作知识，其本身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门学科都要受到质疑；只有完成了核心理论尤其是不能被其他学科理论替代的核心理论研究，才能够奠定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
第五，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议题有待凝练。“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5]国家安全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国家安全学应涵盖多样的、综合的研究议题，诸如国门安全、网络安全、极地安全、外层空间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议题尚未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范畴。其中，国门安全研究滞后于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在响应国家安全战略、推动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不足。学科属于一个历史性范畴，一门学科从诞生到发展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外部环境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影响。[6]随着国家安全内涵的拓宽、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和进出境监管实践的发展，国家安全学必须不断拓展新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议题。国家安全学要将国门安全纳入其视野中，不能仅仅关注单个领域的国门安全问题（如外来生物入侵等国门生物安全问题），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空间场域来确定国门安全的研究议题，使得国家安全学研究朝着巩固研究领域、促进学科构建的方向发展。
（二）国门安全研究的着眼点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进出境监管活动越来越紧密地与国际安全、经济贸易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和核安全等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相关联，国门安全的时空领域更加广阔、形势日益严峻；只有对国门安全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分析和全面探讨，才能为切实维护国门安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各异、布局复杂的口岸，国门安全形势复杂多变的国家而言，开展国门安全研究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更是提升国门安全治理水平的迫切要求。海关和口岸在国门安全维护中的意义日渐突出，国门安全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19年5月，海关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在上海海关学院挂牌成立，重点关注国门安全研究。
国门安全研究主要着眼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国门安全研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关注中国国门安全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具体研究议题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的国门安全体系研究，各个具体的国门安全领域（国门经济安全、国门生物安全、国门卫生安全、国门核生化安全等）现状、趋势和对策研究。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有现实关怀和价值导向，都以指导现实实践为最终目标，国门安全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寻中国国门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国门安全治理的有效之策。
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全方位开放格局向纵深推进，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国门安全面临新形势，国门安全风险通过口岸渗透入境的方式更加隐蔽多样。这里既有安全准入风险，也有经济涉税风险；既有静态和动态的风险，也有重大和特定的风险。“海关必须着眼国家安全大局，强化口岸安全管控能力，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活动，把各类违禁物资拒于国门之外。坚决打击各类逃税涉税走私活动，持续加大对各类危害生态安全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堵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各类有害物质的流入渠道，守住监管底线，有效破除安全威胁”，“当好新时代国门安全的守护人”。[12]各类国门安全风险不断涌现，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渐突出，与此相关的议题逐渐被提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议程。国内对国门安全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侧重关注三大议题：边境安全、[13]国门非传统安全[14]和供应链安全；[15]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对中国国门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然而，这些研究还无法满足支撑国门安全治理的需要。于是，通过国家安全学的构建与发展，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国门安全知识体系，就成为推进国门安全研究的必然选择。
如何在口岸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便于行、物畅其流的同时，防止重大疫情、国际犯罪集团、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新型有害生物、生物武器等通过口岸进入本国，确保国门安全，是当下国门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国外对国门安全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1）对自由贸易与国门安全关系的研究；[7]（2）恐怖主义与国门安全关系的探讨；[8]（3）先进技术在国门安全维护中的运用研究等，如美国提出的“智能口岸”（Smart Border）项目。九一一事件后，欧洲和北美国家对国门安全的关注空前提升，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在确保正常国际交往的前提下，维护本国的国门安全。[9]为防止恐怖分子对某些为促进贸易便利而疏于监管的供应链环节发起攻击，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提出了“口岸外推”（Push the border outward）的口号，执法空间向国境外延伸，实际上是将美国口岸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思路下，美国海关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海关与商界反恐合作伙伴关系计划（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简称C-TPAT）、集装箱安全倡议（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itive）、全球盾项目（Global Shield Programme）、“信任旅行者”（Trusted Traveller）计划、“全球通关”（Global Entry）、“24小时提前申报规则”等。口岸是有害生物、传染病、危险武器和恐怖分子进入一国的主要渠道，[10]国门安全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11]美国海关推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是美国全球反恐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通过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转运港，将美国的国家安全防线延伸到美国国土之外，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大规模杀伤武器袭击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协调贸易便利化与贸易安全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下国门安全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 国门形态的演变与国门安全的基本特征
国门，国家主权之所在。国门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是指进出境口岸（port of entry）。国门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依托国家边界或国境(national border)而设立。边界确定了一个国家的领土范围；它们是国防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参考点。[16]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既是进入国门的“第一关口”，也是走出国门的“最后防线”。由于国家边界经历了从地理的陆、海边界到陆、海、空、水、网的立体化、全域化边界的发展，国门的形态不断演化，国门安全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也在不断变迁。
张康之教授认为，一门学科能否成立，取决于四个标准：（1）完整的概念群落，概念之间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起来；（2）拥有自己的问题域，即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3）有多种理论；（4）独立的研究方法。[33]如果对照上述标准，国门安全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说是非常勉强的。但是，如果不是把国门安全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来看待，而是把它作为一门正在成长中的学科，或者说一门亟须建立的学科来看，那么，我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既有的各门学科能不能满足进出境监管的现实要求，而需要一门新的学科来研究和回答进出境监管活动中涌现的诸多新问题。
（一）国门的概念、起源与演化
人们通常把国门狭义地理解为设在国家陆路边境的口岸，认为海关和边防一样，守护着国家的边境安全，这对国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国门其实是指一切进出境口岸。比如，北京首都机场被称为中国“第一国门”，但它并不在陆路边境地区。国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国家口岸管理的概念上讲就是口岸。《国务院关于口岸开放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对口岸的界定是：供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直接出入国（关、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跨境通道等。从概念上看，口岸被定义为跨越国家边界的通道，从理论上讲，口岸应设在边界上，经过口岸的行为被称为跨界或跨境流动。从口岸的演进历程和当代口岸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当今国门的设置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地理边界（geographic border），主要是依托口岸边界（institution-based border）[17]而设置。
口岸是一个时空概念，在时间维度上它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在空间维度上它是地理空间与社会交往空间的交融。从历时性角度和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口岸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空间的不断开拓，经历了从沿边口岸向沿海口岸、内地口岸的发展；从共时性角度和社会空间的角度来说，口岸又经历了从陆地口岸、沿海口岸、内河口岸到航空口岸、铁路运输口岸的发展。
画稿上的许春花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方格外套，一张好看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下有一个笔挺的鼻梁和两片唇线分明的丰满嘴唇。她侧着头，辫子垂到了胸前。她浅浅地笑着，左嘴角上的小酒窝就在画稿上显现了出来。只是在绘画的时候，许春花一直都微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遮盖住了她的眼睑。
现代意义上的口岸起源于古代陆地边境上的“关卡”和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中国设立关隘、开放港口的历史久远，早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用于政治、军事、治安保卫性质的陆地关卡和沿海港口的史籍记载。上溯至西周时期，商业被列为王官“九职”之一，私人商业应运而生，但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对行商等流动人口“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具有现代口岸某些类似功能的“关卡”自此诞生。[18]在当时，口岸主要是指诸侯国之间的关隘，更多是与军事关卡联系在一起。中国史书最早关于边关的记载是《礼记·王制》中“关执禁以讥”。“讥”就是“检查、稽查”的意思，其职责“禁异服、识异言”，意思是“查缉与本国人不同的外国奸细”。这表明，中国最早的关隘在周代已经出现。口岸管理机构也因时代不同、职责也各异，中国古代曾有过“关津”“市舶司”“卡伦”等口岸制度，一般负责查验过往人员的凭证、征收赋税、会哨巡逻、管理出入船舶、车辆等事务。[19]因此，现代意义的口岸是由古代的商道边境关卡和港口、商埠演化而来的。随着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和人员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所使用的运载工具的变化和进出境场所的变化，口岸的选址历经国（边）境→ 沿海内河→ 内陆航空港站→内陆公路铁路直通式港站的变化过程。[20]
其次，从理论基础来看，作为一门关于国门安全治理的学问，国门安全学以维护国门安全为基本使命。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既涉及国内安全，也涉及国际安全；既涉及国境安全，也涉及关境安全；既涉及传统安全，也涉及非传统安全。上述这些安全领域，都与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内容直接相关。将国门安全学纳入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通过制订学科建设方案，明确科学研究的目标，促进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有助于为国家安全学的发展扎稳根基。在研究进出境监管活动时，不仅需要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应以国家安全学为学科指导，把《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等作为指导思想，使得国门安全学与国家安全学在理论体系、学科脉络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保持一致。
从总体上看，国门/口岸的演化主要体现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是口岸地理位置的变化，古代口岸就是要塞，现代口岸则是关境的跨境通道；二是口岸功能的拓展，口岸不仅承担着最基本的跨境交通功能，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功能。国门安全问题古已有之，随国家边界（国界）的出现而产生。国家边界的概念不断拓展，经历了从地理边界到口岸边界的演化；国家边界内涵的丰富使得国门/口岸的概念从地理的陆、海边界发展为陆、海、空、水、网的立体化、全域化的国门/口岸概念，口岸管理也同样向立体化、全域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国门安全的具体内涵也逐渐从边界安全或边境安全拓展到口岸安全。安全是口岸管理的关键词；口岸管理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既包含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传统安全，也包含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23]
（二）国门安全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国门安全[24]就是口岸安全，是海关等口岸执法部门通过保证人、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的合法进出口岸所实现的国家安全。余潇枫等学者系统分析了中国国门安全中的生态环境、进口食品、产品质量与公共卫生四大问题，提出了“场域安全”的应对思路。场域安全是指处在复合关系状态下的“总体性安全”，是“具有整体、交织、复合、时变性特征的安全语境”。[25]国家设立口岸的目的在于规定所有进出国境的人、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都必须而且只能从口岸通过，口岸是合法进出国境的唯一通道。口岸拓宽了国家安全治理实践的时空；维护国门安全已经成为口岸管理的首要目标。口岸是国家安全在时间上的开始和空间上的起点，也是联结由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组成的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一个个节点。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共有经国务院批准开放的口岸306个，其中水运口岸138个（海运口岸83个，内河口岸55个），航空口岸73个，铁路口岸20个，公路口岸75个，这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门安全网络体系。
随着口岸的演进和发展，国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内涵逐渐丰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门逐渐向一国的腹地延伸，如内地口岸、内河口岸等；（2）国门逐渐越过了一国的国家边界/国境，国门也有存在于一个国家领土之外的情况，比如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机场进行执法活动，实际上是将美国的国门延伸至加拿大境内；（3）依托情报搜集、数据分析和科技手段，国门逐渐摆脱了物理空间的制约，虚拟口岸（virtual border）的概念开始出现，实现了对国家安全治理界限的虚拟化延伸。[26]因此，口岸已经不再是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维护国门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是维护国门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门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冷战时期我们至少能预料危险将来自哪个方向，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殃。”[27]随着国门安全形势的变化，口岸的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国门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逐渐拓展并具有多样形态，涵盖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质量安全和科技安全等领域，呈现出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境安全与关境安全交织的局面。应转变“国门安全只是边界或边境安全”的狭隘定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内重新理解口岸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中的联结作用，重新理解国门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定位以及海关的安全准入职能。国门安全，不仅是保障国家贸易、产业和财政利益的经济安全，还是通过国门公共安全防控职能保证国家在政治、社会、生态方面的安全不会受到侵害和威胁；不仅是通过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商品（食品药品）检验等手段保护公众健康的国民安全，还在税收征管等经济领域以及国土安全等方面体现主权独立及其维护的主权安全。在中国确定的涵盖12项国家安全内容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海关承担的国门安全维护职责几乎与所有安全领域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与海关职能直接相关，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与海关职能间接相关（参见表1）。
表1 国门安全的维护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地理边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确定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空间范围，明确了国防和边境的范围；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口岸边界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引发了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国门安全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国门安全是一种动态安全。国门安全是一个变动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或空间，国门安全风险是相对单一的、静止的和可控的，国门安全风险的演化过程也是简单的、线性的和可预测的，国门安全风险的潜在危害是可预测、可防控的。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口岸日益成为各国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工具进出境的唯一合法通道，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共同导致了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跨境性、复杂性和外溢性。研究国门安全风险，必须考虑时间维度。[28]
在程序性知识的新授课中，学生可以采用“思维流程图”。例如，在“体液免疫”一节的新授课中，学生的笔记可以呈现思维流程图。
五是水域岸线和圩区管理。《条例》规定制定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明确太湖等流域重点河湖岸线划定、利用和管理等要求，整体布局流域河湖岸线利用，协调防洪安全与河湖岸线开发利用的关系，在这些重点河湖岸线内兴建建设项目，应当符合太湖流域综合规划和岸线利用管理规划；《条例》规定太湖流域圩区建设、治理应当符合流域防洪要求，明确太湖等重点河湖及两省一市行政区域边界河道的圩区建设、治理方案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太湖局同意，从流域层面统筹区域防洪和流域防洪的关系。
第二，国门安全是一种跨界安全。国门安全在问题属性、发生领域、关涉对象等方面，具有跨越国家边界、跨越部门、跨地域的特点。口岸作为连接内地与国外的重要节点，导致国门安全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是呈现“内传和外溢”，进而表现出跨境或跨国流动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跨界性正在朝向无界性的方向发展，国门安全是没有物理边界的。从主权国家的安全治理而言，传统的国家观以及国家维护和捍卫主权而设立的以军队、警察、监狱等为核心的国防安全设施和边界也形同虚设——虚拟边界已经拆除了一切地理边界的界限与藩篱。某种程度而言，虚拟的国门安全治理取决于网络技术和供应链安全管理的有效性。201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了《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把全球供应链安全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阿姆斯特丹等荷兰的城市与威尼斯一样，都是移民城市。威尼斯人是从大陆上躲避战乱逃到了如今的威尼斯，而荷兰这个国家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则是逃亡的农奴。中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农奴只要住上40天就可以成为市民，因此城市的人口增加很快，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国门安全学是一门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目标，探索国门安全治理规律的学科。国门安全学的构建与发展，需要全面把握进出境监管活动的本质，科学界定国门安全学的基本内涵，厘清学科边界和学科定位，明确学科内容和学科归属，探讨学科的核心理论、关键技术和学科体系以及学科建设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
第四，国门安全是一种主动安全。国门安全不同于边界和边境安全，边界和边境安全重在防范，国门安全的要务则在于保证进出口岸的人、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具有合法性和安全性；口岸管理的实质是“准许进出”，目标是“安全进出”，而边境管理的实质是“守护边界”，目标是“阻止进出”。边界和边境安全是被动安全防御，而国门安全是主动安全管控，这种安全管控不仅是消除威胁或化解危险的被动管控，还涉及对安全条件的积极建构以实现可持续的国门安全。[31]边界安全是国门安全的前置和保障；国门安全是边界安全的后续和补充，但也是边界安全的漏洞。边界安全是以边界线（line）为时空的安全防控；国门安全是对人流、物流（flow）的全链条式防控，防范人与物进出境的安全威胁。国门安全更在于维护跨境流动过程的安全。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不仅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而且迅速调整了口岸管理政策，口岸管理的触角不断外移，积极反恐，以主动塑造安全的国际环境等成为美国口岸管理的主要任务。
第五，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intermestic security）。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联通载体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的人、物、交通工具跨境流动、纵横交织、互联互通，“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跨境流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国门安全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现象，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呈现的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32]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全方位地卷入全球体系之中，中国的国门安全问题紧密镶嵌于全球供应链结构与互动关系之中。国门安全的“外溢性”，在国内安全国际化、国际安全国内化的背景下，使国门安全风险经常产生跨境的国际影响。口岸成为串联本土安全和国际安全两种安全领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空间，可以说，没有国门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再想到这段时间以来的窘迫，韩莎崩溃了，她把手机摔到地上，吼道：“我受够了这种日子了！你看看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三 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归属
第三，国门安全是一种共生安全（symbiotic security），[29]国门安全的跨界性衍生了国门安全的共生性。一国的国门安全状况不仅仅取决于本国的国门安全治理情况，还取决于与之相关国家的国门安全治理情况，这也表明了国门安全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凸显了口岸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随着跨境电商的兴起，其供应链从境内延伸到境外，必须依靠口岸国际合作，通过联合监管或数据共享，共同维护国门安全。2011年12月，由中国海关与美国能源部负责实施的“大港计划”合作试点项目在上海洋山港启动，旨在通过在港口安装核辐射检测仪器设备系统，阻止核和其他放射性物质非法贩运，以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跨境动物疫病联防联控合作机制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加强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政策交流，建立联合防控合作机制，保障人类健康、食品安全、动物及其产品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推动贸易便利化。[30]
进出境监管活动构成了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进出境监管的客体是跨境流动的人员、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从具体内容来看，进出境监管活动主要包括对进出境人员、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进行合法性和安全性检查、商品质量检验、动植物检疫、食品药品监督等，阻截非法进出境人员、查禁禁止进出境物品并查缉违反进出境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从科学研究的层面来看，进出境监管作为对人和物跨境流动行为进行监管的一种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对这种监管行为的研究，尚未进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而且很少作为其他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国门安全学的研究对象：进出境监管活动
试验于2017年4-11月在百里杜鹃管理区沙厂乡兴隆村五星组进行，采用气流上升式密集烤房，装烟室长8.0 m、宽2.7 m、高3.5 m，装烟容量4 500 kg左右。烘烤烟叶共设5个处理：T1，海帝升-外置式生物质燃烧机；T2，郑州容大-外置式生物质燃烧机；T3，广益鑫-内置式生物质燃烧机；T4，誉华能源-内置式生物质燃烧机；以常规燃煤烤房为对照(CK)。在烘烤过程中，分别邀请当地烟草公司烘烤专家现场指导烟叶采摘、编烟上炕，确保采摘的烟叶素质一致和装烟量大体相当。采用中温中湿烘烤工艺。从采摘开始到下炕称重，由专人记录相关数据。
其次，可以举一些优秀的“阿姨”的例子，展示给她们看，这个职业可以到达的高度和状态，为阿姨树立学习的榜样。可以将国内外家政服务人员的学习和教育经历展示给阿姨看，英国、菲律宾等家政培训课程和学员学习情况，都可介绍给阿姨看，目的是希望阿姨认识到，这个工作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有很多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但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和自我改变。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国际人员往来、货物和服务贸易等跨境活动日益增多，使得进出境监管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各国在进出境监管范围、监管模式以及监管手段等方面不断变化，进出境监管活动中蕴涵着各种各样的国门安全风险，对此应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而这为国门安全学的构建提供了可能和机遇。在九一一事件以后的十年间，人体炸弹、美国时代广场炸弹袭击案、炸弹包裹事件等三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34]都涉及人员或货物的跨境流动。国门安全的重要特征在于其衍生性；当诸如疫病疫情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威胁通过人、货物（物品）、运输工具等形式的跨境流动进入一国境内对该国造成风险、威胁甚至更严重的影响时，就会演变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这就决定了国门安全学研究对象的跨领域、多领域交叉的特点，也成为国门安全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国门安全学的本质是研究国门安全维护一般规律的学科，围绕着国门安全维护的目标，演化生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谱系，如国门生物安全、国门核安全、国门经济安全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国门安全具有政治性、公共性和服务性等特点。
国门安全学主要是以进出境监管的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以解决跨境流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国门安全威胁为导向，以寻找维护国门安全的有效对策为目标，以进出境监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为其基本框架，对进出境监管的历史与现状、主体与客体、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向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国门安全学不仅研究国门安全威胁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实践，而且研究解决国门安全威胁“对策”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实践。国门安全学的学科构建是由应对国门安全风险而产生的，口岸管理实践应成为国门安全学的价值本源和现实来源，国门安全学应纳入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成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
科研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中具有先导的作用。我校科研与信息处通过对教师的科研培训做好论文或课题的选题及撰写指导，鼓励教师积极撰写信息技术应用类论文、开展信息技术应用类课题研究，以实现教科研成果和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的双丰收。近3年来，我校信息技术应用类的科研成效显著，论文有12篇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43篇在县级及以上获奖，课题有14项在市、县获奖或立项。
（二）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作为国家安全学分支学科的国门安全学
学科是内在的知识建制和外在的社会建制有机结合的知识规范体，知识建制是学科存在的根本，社会建制是学科发展的支撑，也是促进学科内在建制成熟的条件。外在的社会建制必须能够契合学科的内在知识建制的基本特性，才能够推动学科内在知识建制的健康发展。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直接关涉其学科的社会建制。目前，学界对国门安全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尚未达成共识，对学科性质的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对国门安全学本质属性的认知不准确，引致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目标和发展路径混乱、学科体系构建失范。在中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与国门安全直接相关的海关管理专业被归入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但现阶段国门安全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范畴已超出公共管理的学科范畴。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指南里，与海关相关的课题分别归在历史学、法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门类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的国门安全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展开其全部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法学，还是公共管理学、应用经济学，都容纳不下完整意义上的国门安全学。
从国门的起源、国门形态的演化与国门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国门安全学与国家安全学之间存在重要关联，设立国门安全学是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非常必要且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完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结构和知识体系。根据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二级学科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二）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三）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需求。”[35]可以根据上述条件对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归属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国门安全学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对象，研究影响国门安全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特点和规律。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国门安全的构成要素，探讨影响国门安全的因素、分析国门安全风险以及建构国门安全防控体系等。探讨国门安全学的学科内容，其意义在于维护国门安全的整体架构和实现路径。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厘清其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进而建立起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学科知识结构与专业方向。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建立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需要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国门安全学充实其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
图3（a）为完整模型前屈和后伸在力矩作用下，颈椎旋转角度（活动度）与文献[11-12]活动度对比图，图3（b）为完整模型侧弯和轴向旋转在力矩作用下，颈椎旋转角度与文献[13]活动度对比图.可知所建立的完整模型后伸运动时活动度与文献基本相同，前屈、侧弯和轴向旋转运动时虽然存在差异，但处于人体正常运动范围，因此认为所建模型符合人体颈椎的运动条件，可以作为本文的研究模型.
口岸的形态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494年地理大发现以前，口岸主要表现为边境军事要塞；第二阶段，随着远洋航运的发展，以通商为主体的口岸，即商埠码头产生，口岸的外延发生了第一次扩展，口岸在当时也被称为通商口岸。根据《政治经济学辞典》的解释，商埠是“一个国家指定的准许外国人前来通商的地方”。[21]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随着航空、公路、铁路运输以及集装箱运输、高速公路网、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口岸的外延发生了第二次扩展，出现了内陆型航空口岸和非边境的内陆型公路、铁路口岸。“口岸设置摆脱了传统的自然地域局限，海陆空立体化口岸体系随之形成”。[22]
最后，从人才需求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强化、进出境检验检疫相关业务融入新海关等，国门安全学应用领域人才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适应日益复杂且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出境监管工作的现实需要。从人才培养来看，海关管理专业在专业大类上也可归属于国家安全类专业。因此，将国门安全学纳入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也有助于明确和细化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就业方向。
国门安全学的构建，不仅能够适应国门安全治理的需要，也能够在丰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内涵和促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我们建议把以国门安全维护为研究目标的国门安全学置于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国门安全学的学科使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构国门安全治理的理念、目标并致力于付诸进出境监管实践；二是设计能够有效维护国门安全的组织架构和进出境监管制度；三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技术和手段，构建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提高国门安全治理水平。
四 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
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科学研究发展成熟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是：独立的研究内容、成熟的研究方法、规范的学科体制。[36]一般认为，判断一个独立学科是否形成有三大要素：独特的研究对象、严谨的理论体系和专门的研究方法。[37]其中，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决定了学科的存在价值；理论体系决定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研究方法关涉学科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要使国门安全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确立其研究对象，凝练核心概念，以构建自身的概念体系、理论范畴、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将国门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不仅有助于拓展对国家安全研究的认知，口岸监管、口岸安全等相关概念的提出也为国家安全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式中,V(z)为z高度处水平风速；zmax为水平最大风速Vmax所在高度。Wood等提出的冲击风风剖面表达式为
（一）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的必要性
拥有学科要求的完备知识体系并获得同行承认是国家安全学获得学科独立地位的关键，学科建设应当以“内”定“外”，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注重内在的知识建制，构建自身的研究范式。[38]核心理论是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的主轴，国门安全研究不仅要力求发现被国家安全学所忽视的关键议题和研究领域，还要对如国门、关境、关税等一些重要概念进行概念阐释和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创新，形成对进出境监管活动和国门安全治理的理论阐释。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加强国门安全研究的必要性在于：
第一，充实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迫切需要。进出境监管活动中容易衍生出各种国门安全问题；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建立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体系，需要以进出境监管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国门安全学充实其核心概念和知识体系。概念是学术研究借以开展的工具，要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任何学科都必须对它的基本概念有着共识性的理解。[39]如果缺乏在基础性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积累性知识体系，建构国家安全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就无从谈起。因此，要建构积累性的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就需要明确研究重点，促成重要议题获得集中关注。
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个“网结”；在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中，“国门/口岸”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结”，一个观察、理解国家安全学的重要视点。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随着研究议题的不断变化以及理论视角的转化，国门安全研究的主题及其概念结构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正是与口岸内容相关的诸多概念在本质上存在着共性，才使得国门安全研究能够在“国家安全学”的名义下有机联成一体。我们需要在国门安全治理实践的演进中形塑与口岸相关的基础性概念，如口岸安全、口岸监管、供应链安全等。
第二，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国家安全学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的话语体系。在国门安全研究的发展中，在其基本概念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如海关、口岸等基本概念的产生以及其内涵的获得和外延的拓展，都是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都反映了其所处时代需要解决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学者们对概念的选择、使用和赋予什么样的新内容，也反映了其对解决实践问题的追求。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门安全、口岸管控等国门安全相关议题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首先，国家安全语境下的学术对话需要确定国门、口岸管理、国门安全、口岸监管等基本概念的准确涵义才能得以进行。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也需要确定这些概念在英文中的准确内涵，才能够形成共同的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这也可以视为国家安全学界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接受和再度反思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最后，需要尽快推动国门安全研究从零散的、局部的专题探讨逐渐走向全局的和体系的思考和理论总结。
第三，推进海关落实国家安全战略、顺应关检融合和海关职能转型的理论需要。在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出入境检验检疫划入海关，机构改革后，海关监管职责更多，监管范围更广，监管链条更长，维护国门安全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中国海关承担着维护进出口贸易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维护战略资源安全和宏观调控、保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生活稳定、维护生态安全等重要职能。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海关在缉毒、反恐、反核扩散、反渗透、维稳、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责更加突出，而这些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海关在上述方面的各项职能都要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现实需求和维护国门安全的基本使命，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有效履行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科学指引。国门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改进中国的进出境监管实践，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门安全，使得国家安全学能够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和实践导向功能”。
（二）在国家安全学的框架下推进对国门安全相关概念和议题的研究
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国门安全学已经开始形成，这决定我们在开展国门安全研究时应当具有基本的学科自信，同时也要看到这门学科构建的任务依然艰巨。应当承认，国门安全学的概念群落、核心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共同体等，都只能说仍处于学科建构期的准备阶段。国门安全研究要以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充分运用国家安全学的概念工具、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
此外，能源行业效益、效率获得总体改善。前8个月，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5.1%，占工业企业的17.8%，比去年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国发电设备利用率结束连续6年下降的局面，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比去年同期增加94个小时。
第一，国门安全学需要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包括海关、国境、关境、口岸、关税等核心概念，分析影响国门安全的一般因素及其作用规律，研究国门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机制。一门学科是否拥有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否建立起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决定这门学科是否独立于其他学科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我们对国门/口岸（border）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国门/口岸等同于英文的port（港口），将口岸管理(border management)等同于英文的port management（港口管理），这不仅导致国家安全学没有对国门/口岸（border）和口岸管理(border management)概念给予充分关注，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国内的国门安全研究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40]在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关于国门/口岸、国境、关境、口岸管理等基础概念的梳理和厘清，这项基础性工作已经到了必须去做的时候了。纵观中国学界，存在着对国门/口岸、口岸管理等基本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并不关注国门/口岸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使用和解读国门/口岸和口岸管理等概念，造成了学术对话的困难和理论研究的迟滞。如果不对国家安全学中的这些基本概念进行内涵和外延上的清晰界定，就意味着我们始终处于国家安全学学科基础知识不牢的困境。进而，在缺乏一个学科必要的基础知识和积累性的知识体系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国门/口岸”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拓展和延伸，成为包括政治、经济、民族、社会、文化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复合型概念，涉及地缘关系、治理理念等多种因素。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的口岸不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而且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国门安全研究关涉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局部与全局、地方与中央，所以，国门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无论是传统安全研究还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其中的许多研究议题，都与国门安全研究的议题不断交叉和交融。
第二，未来应在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构建与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推进国门安全研究。在理论构建方面，一是要综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国家安全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整体性治理理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等；二是要结合典型国家的代表性案例，揭示国门安全与国家安全等重要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识别国门安全的影响因素，形成国家安全学自身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以科学解释当前的进出境管理实践和口岸管理体制改革中涌现的各种问题。在应用研究方面，可以基于理论框架构建国门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口岸通关效率评估模型，综合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形成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法体系，评价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的变化趋势，监测国门安全动态变化态势，建构国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有效应对各类国门安全风险。
第三，展望未来的国门安全研究，研究方式的复合化是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方法，是实现进出境监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进国门安全学知识积累的现实路径。研究方式的复合化是指学术研究对各种研究方法、学理逻辑和研究基础的组合使用并融合，实现理论和经验结合。[41]国门安全学既是一个研究对象横布在国际关系学、公共管理学、边境管理学等众多领域的横断学科，又是一个需要充分利用多门学科成果解决进出境监管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类复杂问题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学科边界模糊是国门安全学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这与其产生的背景、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学科定位有关。如果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界是基于发生场域的横向划分，[42]而国门安全学的产生则更多蕴涵了纵向划分的成分，即侧重于国门安全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横向、纵向双重维度加剧了国门安全学学科边界的模糊性。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理论来厘清国门安全学的研究旨趣并拓展其研究范畴，以国际关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推进国门安全学的理论研究深度，或许是当下国门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合理选择。
五 结语
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和全球安全形势变迁的过程中，国门安全研究的范围和影响正日渐增强。而在这中间，国门/口岸概念作为一个形塑国门安全研究话语基础与主体框架的基本术语，就成为对具体的进出境监管问题与事务进行叙述与分析的基本环节之一。在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支持推动下，开展国门安全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公共管理学的框架下对国门非传统安全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门安全学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国门安全研究可以选择从基本概念和主要议题入手，提炼、总结国门安全治理的实践经验，探索“进出境监管实践——进出境监管话语——进出境监管理论——国门安全学”的学术发展路径。
A Research on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i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s
WANG Feiyi and HUANG Shengqiang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national gateway”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ports of entry in port manage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ports of entry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only legitimate channel for people, goods (articles) and vehicles to enter or leave a country. The sovereign nature of the ports with a high level of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along with the divergent risk sources, have made ports of entry high-risk areas beset by a complex set of border-crossing risks that might lead to spillover effects. The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port management is a main pathway to safeguard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However, the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studies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specialized i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Lagging far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supervision practices, researches on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should be further facilitated to respond well to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t is imperativ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to constantly expand new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s and research topics so as to fit in well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the broaden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cope,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bound/outbound supervision practice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specific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problems in separate fields, but also put emphasis on concrete research topics concerning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by contributing to its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studies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meet the realistic needs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and the theoretical needs of improving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s a key component.
[Keywords]national gateway/port of entry, “national gateway” securi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本期英文编辑：张国帅 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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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Institution-based border的提法出自《口岸管理现代化》一书，参见Gerard McLinden, Enrique Fanta, David Widdowson and Tom Doyle, eds., Border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Bank, 2001, p. 38。从字面意思上看，institution-based border可以翻译成“按机构设置地点划分的边界”，这里的机构就是海关、边检、检验检疫等口岸执法机构，所以我们把institution-based border意译为“口岸边界”。参见王菲易：《海关语境中“border”的译法辨析》，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年第6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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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郝玉柱、王明正：《内陆口岸及相关概念辨析》，载《时代经贸》2014年第4期，第310页。
[23] 赵文斌：《安全是口岸管理永恒的主题》，载《中国国门时报》2018年2月27日，第1版。
[24] 本文的“国门安全”概念就是余潇枫教授提出的“场域安全”概念。他认为场域安全有三大特性：一是空间维度的延展性；二是时间维度的累积性；三是实践维度的多样性。参见余潇枫、赵振栓、廖丹子：《从“国门安全”到“场域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非传统安全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0页。
[25]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26]王菲易、黄胜强：《海关、口岸安全与国家安全——关检融合后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内涵与趋势研究》，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19年第3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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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23页。
[29]关于“共生安全”的概念，参见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3-23页。
[30]《2018年中国海关检出多例重点传染病，截获有害生物68.5万种次》，http://finance.sina.别com.cn/roll/2019-01-22/doc-ihrfqziz9975858.shtml。
[31]李佳、崔顺姬：《论边疆安全如何成为积极价值——基于“安全化/去安全化”框架的分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0-76页。
[32]赵晓春：《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第88页。
[33]参见李潇潇：《公共管理的自主性与开放性——张康之、周志忍、竺乾威、孔繁斌、何艳玲五人谈》，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第14页。
[34] Alan D. Bersin, “Lines and Flow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Borders,” World Customs Journal, Vol. 6, No.1, 2012, p. 117.
[35]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 s78/A22/xwb_left/moe_833/tnull_45419.html。
[36] 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中国的学科制度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9页。
[37] 朱莉：《大学之路》，呼和浩特：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38] 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81页。
[39] 张康之、张乾友等：《公共行政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40]关于border一词的中文翻译，参见王菲易：《海关语境中“border”的译法辨析》，载《海关与经贸研究》2018年第6期，第75-84页。
[41] 罗梁波、颜昌武：《从单一性到复合化：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与未来》，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79页。
[42]周志忍：《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需要结构化辩论》，载《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9期，第7页。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6.003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6-0052-21
【收稿日期：2019-02-15】
【修回日期：2019-09-10】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海关监管视角下的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4CZZ026）和上海海关学院科研创新团队“自贸试验区的协同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13177A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
【作者简介】王菲易，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胜强，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 邮编：201204）。
[Authors]WANG Feiy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ustom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HUANG Shengq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Custom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Ph.D. Supervisor, Schoo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4).
【责任编辑：齐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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