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中新社近年来采编业务发生的巨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变论文,中新社论文,要学会论文,记者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畅销书《数字化生存》至少道出了一个真理：当代社会中，从事与信息相关的事业，如果不及时进化到数字化时代，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中新社近年来的变革，正是这种论断的有力佐证。
也许“数字化”这个词语无法准确体现发生在中新社新闻业务领域的高科技革命的含义，但笔者使用“数字化”这个词语，旨在表达中新社近年来新闻业务的技术变革，即在普遍电脑化的基础上，实现系统网络化和因特网化，使新闻采访记录、传输、编辑处理、新闻发布，作品存储，新闻资源共享等各个方面、各个业务环节全部实现数字化，从整体上提升了新闻业务能力。
中新社在国际竞争中不甘落后
中新社是一家专门从事对外报道、直接参与国际同行之间竞争的国家通讯社。长期以来的操作方式，与中国绝大多数新闻机构一样，是脚跑、手写、传真，也从来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妥。1995年3月， 我社记者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以及稍后在境外参加世界体育大型赛事的采访报道，眼见欧洲、日本等国及台湾、香港等地的记者，与我们同时采访，当场就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撰写稿件。活动刚刚结束，他们的稿件已经写好，四处寻找直拨电话，向自己的报社发送新闻。而本社记者要等到活动结束，找车回到驻地，再伏案写作，而后传真到我社总部。因此，除非是独家采访，否则所发出的新闻往往比各报记者的稿件迟将近一个小时，失去了通讯社的优势。这一幕深深刺激了中新社记者，中新社技术革命遂提上议事日程。
1996年末，中新社总部采编业务成功实现网络电脑化，一个拥有近百个工作站的采编数据系统平台建成，记者不仅仅可以在单位上网操作，也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从新闻事件发生的当地，在尽量接近第一时间的时机通过远程拨号形式与在北京的采编系统平台对接，实施实时数据传输，大大增强了中新社稿件在时效性上的竞争力。
到1997年，中国新闻社的大多数分支机构也陆续建成当地局域网系统，各个当地局域网与中新社总部之间通过远程拨号方式连接，实现实时数据对传。至此，中国新闻社实现了新闻采编业务的全面数字化，中新社记者在外采访、写稿、传输稿件的效率基本上达到当时的最先进水平。
1998年下半年，中新社网络技术实现了因特网化，即各个地方分支机构以及境外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新闻稿传输告别远程拨号，利用信息高速公路实现节省、实时、动态、双向的传输，同时中新社在香港、北京两地分别注册网页，发布及时新闻，接收世界范围内读者的意见和撰稿人的稿件。
数字化革命使中新社采编效率全面提高
在两年的数字化采编业务操作中，笔者深深感觉到新技术给采编业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其一，采写时效性得到有效提高。一般来说，从记者采访到新闻时起，记者的撰写、修改、传输到编辑部编辑、签发等各个业务环节中，从写作到向编辑部传稿的过程所消耗的时间最多。记者写稿速度一方面受制于自己的采访效果好坏、记者水平高低，而使用传统稿纸手写、修改、誊正的原始手工操作过程， 常常占去过多的时间。 中新社记者自1996年底开始，依靠人手一部电脑，及时将最新的采访资料写成电脑中的数据形态的稿件，及时修改，无须誊正，随时传送。
其二，传输速度大幅提高。记者将最新写好的稿件呈送给编辑，常常通过两种形式：一是传真形式，二是走路呈送给编辑。平均每千字的稿件，写在稿纸上（或者打印到稿纸上），通过传真的形式，目前最快的传真机，也至少需要6分钟。而通过远程拨号数据传输， 仅仅需要十多秒钟的时间。至于走路呈送的时间消耗就更不用说了。
其三，数字化的稿件便于编辑处理。传真或者手写的稿件，字迹无论如何也不会好过数据形态（多数为纯文本格式）的稿件。况且，手写稿纸和传真稿件，经过编辑编完，依然需要专门录入，转变成数据，这其中多了许多环节。中新社的稿件现全部呈数据形态呈送编辑，编辑仅需要在电脑上逐一地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工作，删节、结构变换、添加内容等，在纯文本中进行，十分方便。
其四，有利于建立极其有用的信息、资料库，为今后相关内容的报道积累可供直接使用的材料。其实，记者的每条稿件，均可以直接保存，或者稍稍改写之后分类保存起来，成为今后相关主题报道的背景资料。这种天然的积累过程，对以往采访资料的有效利用，不仅仅节省了劳动，还形成强大的采编资料数据库，可以直接通过电脑调阅甚至剪贴进后来的报道中，比起以往剪刀加浆糊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中新社建立的巨大数据信息库，对于中新社撰写出受海内外媒体广泛欢迎的背景报道、深度报道，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记者在从事深度报道时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
其五，节省开支。记者打稿、传真，编辑部处理稿件之后的录入、输出，这种传统的操作方式，常常造成巨大的耗材——纸张消耗。相对于此，中新社的稿件传输过程几乎完全不用纸张，节省了大量的耗材开支；同时，在采用数据传输之前，异地稿件传递采用的传真，每年花费大量的传真通讯费用，数据传输同等篇幅的稿件，所用的通讯线路占用时间，大约只有传真的五分之一，费用约为传统传真方式的三分之一。
数字化采编挑战传统新闻理论
中新社新闻采编业务的数字化革命，不仅仅带来了采编效率的提高，稿务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整个中新社的新闻采编业务流程得以变革，易于管理和调整。
首先，中新社整个采编工作的模式发生变化，全部都是按照数据处理的系统操作需求重新设置和安排。尽管最初记者、编辑和审稿领导都不太习惯，觉得别扭，开始的时候，甚至稿务处理的效率会比传统的模式更低。但是，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适应，这种现代化的系统集成操作方式，就充分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
在实现数字化之前，中新社的稿件在记者撰写完之后，要经过部门初审，再呈递给总编室值班编辑。编辑处理之后，交由值班总编签发，然后才能数字化录入，向境外媒体播发。
系统集成后，记者已经在稿件流程之初将稿件数字化了，而且直接传输给总编室值班编辑。值班总编通过轻点鼠标签发，就意味着向境外媒体播发。这其中减少了至少两个环节，大大缩短了发稿的处理周期，发稿周期往往是一个国际知名通讯社重要的竞争实力指标。
原来一些人为的环节和过程，现在均因为不符合电脑系统的数字化操作要求被取消或者被优化，一些创意、策划、布置、指令等等针对记者的管理职能，因此从稿件流程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稿件的流程简化、量化，大大提高了整个采编系统的运转速度。
以往，每年、每月的记者、编辑业务情况分析和定额统计，常常让总编室工作人员头疼，因为记者、编辑的众多业务报表，每月至少需要一两个工作日才能统计、归类出来，而且那种统计和分析，一般都是固态的结果，无法进行多维的分析。中新社电脑采编业务系统集成了稿务统计功能，使得中新社各地记者在一定的时间内所采编的稿件自动存成数据，只要用户具有统计的权限，就能够进行多种方面的统计和查询，对各种业务指标进行技术性的分析。
新闻采编流程的数字化，对中新社的采编人员采编行为模式、采编习惯、采编思维方式，甚至是对当代新闻采编业务的学术理解，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以往的采编生涯中，本人原来都是将采访所得，以素材形式记录在“天书”一般的笔记本上，除了自己需要运用外，别人几乎无法获得。而数字化以后，大多数时候，本人采访完立即将这些素材在电脑上以数字化形态储存起来，有些还直接以一篇文章的背景、分析的半成品形态储存起来，形成自己的写作资料库。在写作的时候，仅仅需要采用电脑文本的整块拷贝、粘贴的简单技巧，在几分钟之内形成稿件的成品。不仅发稿速度大大增加，而且劳动强度大幅减轻。许多时候，本人的一些文章早就写成，仅仅就差一个新闻由头作为新闻的导语（除非遇到重大突发性新闻，其他的新闻大多是可以提前准备背景素材和深度分析资料的）。记者再也不是平时闲，有动态采访时忙，而是平时比采访后更加忙——忙着准备素材。
新闻业务的数字化革命，在笔者看来，已经在许多地方对于传统新闻学原则提出了挑战。譬如，传统的新闻理论坚决主张记者所写的新闻，必须全部由记者本人亲自采访得到，以确保新闻的真实性。但是，现代社会的数字化革命，已经使得资讯业发达到根本不需要事必躬亲采访调查的地步。由于新的著作权法对于引用别人作品素材有较为宽松的规定，所以，许许多多的当代新闻工作者，渐渐习惯了借用别人的采访成果。从法律上看，这仅仅是合理合法利用共享的信息资源——数字化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全球信息资源趋向共享化。当然，提供作为共享的信息都应该是绝对可靠的真实信息。
中新社的采编数字化革命，给笔者本人提供的另外一个便利，正是可利用的共享资源空前丰富。事实上，动态新闻的背景、分析部分，均是已经发生过或者是已经显示出来过的事实，有些是记者本人原先早已积累的素材，有些则是别的记者采访并且经过媒体发表过的，还有的是别的记者私下积累着的资料。只有充分调动这些资源，一个单位的记者写出来的作品，才是集中了该单位精英成果的作品，方可称作单位的代表作。笔者相信，当一个单位的某些版权保护办法、计酬方法制定出来之后，就算是记者私人积累的背景、分析素材，也可以提供出来作为大家共享的资源。
正是有这样的操作方式，有这样方便的共享信息资源，笔者近年来写作重头作品显得十分轻松。笔者与笔友于1997年年末为香港大公报共同赶制一系列共4篇约2万字的年终专稿，仅仅用了3天时间， 并且达到了较理想的社会效果。如果没有数字化采编传输手段，没有强大的共享资源库，这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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