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锋[1]2001年在《轮回：意识无意识》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矛盾重重。为反抗人文领域内左、右翼的霸权话语，周作人坚持人文科学没有绝对的是非；为了利用科学的权威，他又宣称自己的历史叙述是科学的，没有虚构。为了对抗左、右翼装饰着国家、民族、道德徽号的文学功利论，他主张文学无用；从他自己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统一，怀疑虚假意识形态、尊重科学、以人为本合一的立场出发，他又说文学有用，言志与载道并不对立。 因为“轮回”的情节编织的需要，他把晚明和袁中郎分别叙述为具有现代个性独立特点的纯粹言志时代和人物，又不乏矛盾地把新文学视为晚明文学的复兴。轮回史观的建构，源于叙述者对左、右翼思想统制的攻击和对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新文化、新文学重蹈晚明厄运的忧惧。 以上是叙述者的叙述策略，另一方面，叙述者内心存在恐惧轮回的情结，还有一个轮回的思想体系。尼采、蔼理斯等给了他轮回的哲学观念，遗传学、精神分析学、吕滂的民族心理学使他找到了轮回的心理、生理机制，文化人类学、吕滂的群众心理学使他发现了轮回的载体——群众，民族劣根性、八股等构成轮回的内容。 轮回作为无意识的命运，是难以改变的，由此产生了周作人的悲观。然而，对无意识的意识，又产生了认识命运、影响命运的希望。本文认为这就是周作人思想中极其重要和极具特色的一个基本概念：轮回(意识无意识；“消极里出来的积极”)。
常峻[2]2004年在《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新文学发展伊始便与民俗学结合在一起的天然联系，为我们从民俗视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拓荒者。本文从民俗文化视野观照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着重考察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观，及其在周作人文学思想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并探讨周作人以民俗学视角观照文学的缘由，确立其作为文学的民俗文化批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综述周作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而确定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第二章从社会、时代背景、区域文化传统和个人文化选择的角度，阐释周作人选取民俗学视角观照文学的原因，侧重分析周作人自我文化建构的心路历程——浙江越文化传统的浸润给周作人以民俗学的感性认识，而世界民俗学的理念赋予他注重民间文化的理性精神；第叁章考察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先锋意义；第四章进一步探讨周作人的民俗文化观，分析他确立的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兼及他从民俗学视角进行的中国文化研究；第五章分析民俗学理论及民俗文化观在周作人文学思想生成中的影响，着重论述周作人关于文学起源和文学发展史的民俗学阐释、文学的民俗人性观，以及从民间立场出发所具有的“平凡的人道”、“有情的滑稽”等文学审美原则；第六章从创作实践方面，探讨周作人文学作品的民俗文化意蕴，进一步论述周作人将文学与民俗结合在一起的实绩，并揭示二者以“人”为核心的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从而呈现出周作人较为完整的文学风貌；最后是余论，指出这一研究的启示。
王瑜[3]2010年在《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文学史观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诸多学者对此论题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观而言,主要有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几种形态。从表面看,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但深层的透析可看出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地与特定的时段相联系。以进化论而言,其作为撰史的指导思想出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但时至今日它仍潜在地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面貌,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文学形态无法合理入史即是例证。因而本文对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的梳理不能仅仅看作是时间上的线性考察,主要是形态上探讨。在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之外,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一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品评作家作品的方法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引论”和“结语”外,本论文共有7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引论就当前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即以黄修己为代表的侧重史着梳理评述型和以朱德发为代表的侧重理论建构型。由于侧重史着评述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对大的成就,本文将主要关注理论形态的梳理。尽管是侧重于理论形态的考察,本文并没有忽略对重要着作的关注,而是试图选取各史观对应的较有代表性的着作加以论析,力求建立起理论和文本研究的互动,使理论的研究通过文本的阐释落到“实处”,同时也使相关着作在理论的烛照下被更合理地认知。历史和历史学是两个使用频繁同时又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历史是一种已经消逝的“过往”。历史学则是在主观认识的基础上对“过往”的一种记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在中国出现的较晚,它是对文学创作这一特殊形态的记载,不同于政治史、事件史等形态主要追求“真”,还要考察关注“善”与“美”的传递等。第一章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在书写或看待历史时所持有的或隐或显的观点,它潜在地影响并指导着如何记载历史。在中国,相关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文学史观,但现代意义上文学史观的出现却是由史学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这种变化的促成因子更多地来自他国。西方现代意义上学术分科观念的被引入导致教材型文学史的出现。林传甲、黄人等是模仿者也是开拓者。现代文学史观有两个层面的所指:其一,是与古代文学史观相对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其二,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现代文学史观亦可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本文所言的现代文学史观指的是第二个层面。第二章进化论及其主要书写实践进化论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相对较早且较大的一种文学史观。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仰赖于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传播。进化论原本是一种生物学用语,欧洲人出于某种目的将之引入到社会发展中。严复等一批留洋海外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将其引介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思想。歪曲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忽视了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用语在社会领域的不适用性,片面地强调新胜于旧,漠视和忽视了进化中的变异和退化现象等。胡适是进化史观的较早倡导者,其对白话和俗语文学发展的重视促使人们以别样的眼界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具体说来,其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格局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它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亟需摆脱新、旧作为价值判断体系的束缚,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第叁章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阶级论史学观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毛泽东等阶级斗争的理论总结。阶级论的史学观在中国曾表现为将作家作品价值的高低和作家的阶级成分直接对应起来考察,认为出身先进阶级的作家和表现赞扬先进阶级的作品在价值上必然是优秀的。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李大钊等人曾部分地介绍了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等对“革命文学”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阶级学说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的集大成者。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盛行的时期,出现了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一批实践者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史学着作。尽管王瑶是在有意识地以阶级史观作为自己撰史的指导思想,但《中国新文学史稿》仍是一部带着作者思考的着作。这一点是有别于丁易、刘绶松等同时期的编史者的。第四章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多重语义所指。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众说纷纭的。汪晖“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提出更增加了此概念的复杂性。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所指没有统一或相近的看法,却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年编写中的热点语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一语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这一性质上的存在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更加复杂了“现代性”的内涵。就现代性文学史观书写的表现看,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着作是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和王超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叁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的提出实质上仍是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变相体现,它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试图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分而治史的格局,将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较有影响的编写成果是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第五章不同的声音——周作人及海外研究者的探索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其演讲的整理记录,一直被认为是循环史观的代表作。但细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结合周作人其它的活动和作品来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很难说是坚持所谓的“循环论”,更多地却是在突出新文学地位的条件下自言自语地讲故事。司马长风是纯文学观念的恪守者,他反对文学与“载道”或“政治”有任何牵连。司马长风的“纯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不承认杂文是文学作品,对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等作家作品误读颇多。这与他缺少系统的学术积累和生存环境紧迫有关。《中国新文学史》是其颇富激情创作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文学史散文化的写作形式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内地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典范”式的影响,它直接改变了我们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和模式。夏志清以纯文学意识、道德情怀及宗教精神为标准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作家,充实了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所体现出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和关纪新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两种文学史观。“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强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对不同形态的文学创作一视同仁地加以审视,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摆脱了以往史学观片面关注历史线性纵向发展的弊端,在关注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基础上从史实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层面上,通过“时”、“空”两个维度的交合凸显了横向上被湮没的历史史实,即强调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各民族文学的平等看待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审视此论题,使此史观的研讨走入了“误区”,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以来才出现和形成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付诸书写实践的可行性,并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有着大致相同的修史诉求。第七章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状况及热点话题在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中,朱德发提出的“人学文学史观”、唐金海提出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朱文华的“风貌文学史观念”等从不同的侧面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审美转向”的趋势,但“审美转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转”。它实际上同样是在受国内政治话语的操纵,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所吸收不同的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文学史书写中所坚持的“启蒙”立场同样不是单质的启蒙,而是被政治渗透的复合体。在通俗文学入史的问题上,由于史学理论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笔者就此谈了自己相对独特的认识。结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人文科学,其必须承担起人文科学所应承担的对人内宇宙和精神层面关怀、规范和塑型的责任。人文史观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社会价值观传递的重要支撑点,潜在地规范着个体内宇宙的形成。文学的作用不仅是愉悦还要凸显善与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与文学和史学相关的学科,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关怀个体、传递人文精神的重任。人文史观编写上的应用可以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回到文学、史学固有的学科性质中,同时更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摆脱被外界“热潮”牵着跑的尴尬境地,回归到“人学”自身。除此之外,人文史观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甚或当代文学在治史中采用的统一标准,有利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合。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研究中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能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文史观的建构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陈文辉[4]2011年在《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文中认为本论文通过对周作人早期阅读活动的调查,试图寻找传统文化影响周作人思想、文章与人生道路抉择的内在理路并加以描述。论文大致以周作人“儒释道思想”、“个人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将其从出生到抗战结束(1885—1945)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论述。第一章考察周作人求学时期(1885—1911)“儒家为体,杂览为用”思想机制的形成及其对接受外来思想的制约。第二章考察归国乡居时期(1911—1917)的周作人,重新建立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一度沉湎于“故书”和“旧梦”之中,随后因其所属的士大夫家族在乡村社会的没落,他被迫再度出走,到现代都市寻找出路。第叁章考察参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的周作人,在激烈言论所表达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以及在文艺活动上的表现。他此前用来寄托思古幽情的文化人类学转化为批判的武器,在“文明一野蛮”理念的观照之下,古风成为蛮风,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随后“五四”运动中群众力量兴起,周作人因为“惧乱”,思想由激进转为保守。他通过对道家与道教、儒家与儒教的区别,古昔儒家与古希腊文明的比附,向传统回归。传统观念被重新阐释,成为周作人改造社会的“空想”。第四章考察寻找新文学源流(1922—1933)的周作人,传统文化成为他的创作资源。由于受到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变迁的制约,周作人数次重排传统散文作家的谱系,经历了从推崇晚明小品到重视清代学者之文的变化。第五章考察躲进传统影子里(1933—1945)的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中,传统文化成为他的护身符。由于痛感于明朝亡国历史的重演,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产生共鸣,周作人由颜李学派与刘献庭等人对重气节而轻事功倾向的抨击,转而构建“疾虚妄,重情理”的“王充一李贽一俞正燮”叁贤谱系,为他放弃民族与国家的“匹夫之责”,专事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寻找行为依据。因此之故,周作人还与形儒实道,儒隐一家的道家思想接近,旷世相感。在前述思想的自我说服之下,周作人最终迈出了与敌合作的一步。随后为了缓解附逆事敌带来的内外部压力,周作人此时真正地倡导颜李学派的事功主义为自己开脱。通过这种实证考察,作者期待能够发现更多的曾被遗忘或忽视的历史信息,对以往的概观式或印象记的研究状态有所改进,从而加深人们对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为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李秀萍[5]2006年在《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场域，现代文学制度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不仅包括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革命，也离不开现代文学生产体系和制度保障。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刊的传播机制，读者的接受机制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等，都是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参与建构了现代文学的意义。现代文学制度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在晚清时期初具雏形，20、3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40年代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在以文学建设实施文化启蒙使命的根本宗旨指导下，在规范社团组织机制、推动作家队伍建设，引导文学生产和传播，策划文学论争与批评，影响文学接受等方面都对现代文学制度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所建立的文学制度模式不仅从制度层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确立了现代文学制度的一些基本框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文学社团组织制度、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报刊丛书与传播制度、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等方面对文研会在现代文学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具体论述和剖析，并将这种剖析置于现代文学制度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予以宏观、动态的把握。 文学社团的组织制度是构成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环节，规范成熟的社团组织制度不仅有利于文学社团对文学生产的整体运作，而且对于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为现代知识分子尽快赢取社会合法性地位，加快现代文学制度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现代文学界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研会以其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熟规范，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由于有着鲜明的文化启蒙意图，虽然是文学社团，文研会却处处体现出社会文化组织的特点，秉承强烈的务实精神，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自觉追求自身组织机构的完善。本文从文研会组织成员的社会活动背景、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前期的精心筹备、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包容原则和全局意识等方面对文研会的组织制度进行了全方位阐释。 在文学制度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整个文学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文研会成立之前，随着文学市场的出现，新式教育的推广，尤
王孟图[6]2013年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探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探源”这一课题,并非是要着眼于“浪漫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四十年间发展的研究,而是从一个发生学的角度,在历史源头上关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萌生问题。事实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是在汲取多方位、多层面的文明资源的基础上生成的,并且是一个相当漫长、复杂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文化基因的根源上,“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哲学、抒情传统、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等等因素,早已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最终在伏脉千里的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实现了它“从古典到现代”的超越,而在“晚明至清初”、“晚清至民初”这两个特定的中国近代史阶段,“浪漫主义”更是历经了从开启、兴盛,到衰弱、中断,然后又再度开启等等的诸多波折,这一段“中国近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特别值得探究,它们的那种新与旧、破与立、危与机、守成与蜕变、死亡与重生一并共存的特殊风貌,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生长大环境非常的相似,即都决不是一张舒适的温床,而是相反的,时时处在喧嚣、焦灼与动荡的时空之中。最后,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一种强大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催促下,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又增添了“西学”背景的一番深刻浸润,从而最终呈现出一个完整和明晰的面貌,并迅速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强劲地发展起来。当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并非是本文研究的重心,但却是支撑着整个研究的一个杆杠支点,本文试图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本身作为一个研究的“起点”,将其置身于一个多元喧哗的历史纵深大语境之中,而每一番历史的回望和探源,都将立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这一“起点”之上,同时,它又身兼着一种“终点”的意味,因为每一个历史的细微点滴,都将最终融化在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现代容貌之中。
顾奕俊[7]2017年在《苏童小说中的江南叙事传统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作家,苏童及其小说创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受到国内外研究领域的充分关注。尤其是以“江南”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更是枚不胜举。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研究论述往往将苏童小说中的“江南”割裂为独立个体,忽视了潜流其下的江南叙事传统。作为带有地域色彩的叙事传统,江南叙事传统自出现以来,就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嬗变转向。尤其是自中国新时期文学始,江南叙事传统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多股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都形成重要影响。苏童的小说创作深受江南叙事传统浸染,与此同时,苏童及其小说创作也反作用于江南叙事传统,对江南叙事传统在今后的演变态势产生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论文选择以江南叙事传统为论述点,加以阐发苏童小说中江南叙事传统的审美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江南叙事传统自1949年共和国文学诞生后的嬗变轨迹与影响意义,从发生学层面阐发苏童小说对于江南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借助具体作品评述,探析苏童小说对于江南叙事传统的发扬;第二部分从想象力与虚构性质、逻辑支撑安排、小说思想内涵叁个角度,论述苏童小说对于江南叙事传统的文本建构及其途径;第叁部分则分别以短篇小说《祝福》与《茨菰》、长篇小说《河岸》与《檀香刑》为比较关系,加以分析苏童与先期江南作家代表鲁迅、同期北方地域叙事代表人物莫言在小说创作上的异同,并在这一基础上,探究苏童小说中江南叙事传统的当代文学史意义。对于苏童小说中江南叙事传统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苏童小说的价值意义,更加贴近作者创作意图与宗旨。除此之外,有关江南叙事传统的研究也将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评析、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着述,提供某种可供参考的视角与若干理论探讨的前提。
郑焕钊[8]2012年在《“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着重研究梁启超“新民”文学启蒙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之间的发生学关系。论者从梁启超政治启蒙的整体文化视野出发，探讨其以文学作为启蒙方式的话语逻辑、话语形态、话语内涵和话语价值导向如何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旨在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内在的“教化”逻辑，并确认梁启超文学启蒙话语作为古典“诗教”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中介的重要意义。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在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的内在本质的澄清的基础上，从总体上研究梁启超“新民”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启蒙的话语逻辑的建立的影响。第二部分（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讨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话语形态、“中国文学”观念建构和报刊文体变革实践叁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文学运动话语形态、以国族为核心的话语内涵和通俗的价值导向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梁启超的文学启蒙话语是其政治启蒙话语的具体实践，这一前提形成了本文的阐释框架。本文的结论是梁启超的“新民”文学启蒙话语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古今知识转型中具有范式意义；但是这种范式转换却不是对于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士人“教化”逻辑及其对应的古典“诗教”观念的现代言说；建立一套重新言说传统的范式，正是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审美话语的贡献。
杨姿[9]2010年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通过对二叁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小说中的“乡土浪漫书写”的比较分析,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小说发生的内在规律。乡土创作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化历程写照”,因为小说揭示这一过程中,乡土面临城市化进程的蚕食,一方面努力改变自身衰弱不振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迷惘。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注意从比较“城乡差异”的角度来发掘这一现代转换的意义,本文认为,仅仅关注到“差异性”也不足以完全阐述中国作家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对“浪漫书写”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更具体地揭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若干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当浪漫主义和乡土中国结盟,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学流派(论者的研究对象拟定在杨义所概括的“乡土浪漫派”之外),更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主体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态度,甚至也是一种人存在的境界。它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人生状态、精神诉求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主体精神生活提高、文学健康发展又反作用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之所以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浪漫乡土书写高潮,一方面源于浪漫精神自身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强力,另一方面也和社会发展结构与格局密不可分。无论是前期与现实主义相对,还是后期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构成的浪漫书写,都迥异于古代中国“归田卸甲”的桃源品格,从骨子里渗透和逼射的不是冷漠、平和、克己的澹泊与躲避,即使是诗意与牧歌的荡漾,也是现代意识关注下激情叙述的表现。通过对二十世纪乡土浪漫书写源流的探索,以及相关研究历史评述的梳理,总结了浪漫书写的理论形态,是在对外在世界的模仿转移到对个体内在宇宙的关注之后形成的,以情感性为中心对自我存在的思索,并进一步规定了包括“含魅”在内的乡土浪漫书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乡土的浪漫书写”并不是和“国民性批判”对立起来的两条路,从“五四”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社会核心意识形态中,获得变异的、却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并融解成他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接作用；但因为人的思维来源与核心是从环境中吸纳观测事物的分寸,所以当非主流的理论涌入、讨论,伴随现象的理解、吸收成为形式上的在场,原有思维中被占领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样式。这也是八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越来越不像标准的“浪漫”时,更加显示出本身的创造性,首先它来自于一个正义的心灵,不再乐意花费精力掩饰属于本体最真实的一部分,那么就使他们能够越过猎奇图景的诱惑,更加直接地抓住艺术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乡土浪漫书写的存在使二十世纪文学整体呈现出蓬勃昂扬的精神品格。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乡土的价值指向,以及这些意义本身的冲突和变化。对文学创作原本复杂的精神现象被“一体化”进行剥离,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转变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鲁迅一代作家主要是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来读解乡土、感悟故乡,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民族的建设作为一个更大尺度得到重视但也与个体发展的问题形成冲撞,这可以说是关于乡土的一种“深度体验”。但到了汪曾祺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叁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作者创作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立场的个别性,但新时期作家与众不同的选择中既包含了独立性又兼具了普遍特征。尤其是“寻根”开始,作为联系着内在生命存在方式,也关涉“个性”、“自由”、“主体”、“他者世界”等等的产生,乡土的版图逐渐蔓延,而原有的对立也渐渐趋于一种包容性状态。第叁部分主要从乡土浪漫书写特有的工具性“记忆”这一角度比较了两个时代作家“记忆”的构成和转变。以废名、师陀和韩少功为案例,考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体验”。对乡土的抽象认识直接推动了作家对自由本体的认识,由主体退回内心,企图获得一个彼岸世界,转移到还原一个更“边”与“远”的世界,体察人类的生存原貌。由此,可以发现,自由一方面是时代的逆行者,在20、30年代,作家们有了“自由”的姿态,却缺乏“自由”的力量。那种以故土为倚托的书写,加剧了个体与故乡的疏离,损伤了自由的实现。自由由内在宇宙返回到周围的世界,包括此岸的关怀,由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扩大到一种区域板块特征,兑现自由的承诺。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浪漫书写”精神结构中的情感性与作家们文学探索的关系。文章提出,执着于寻找人类栖息地是中国作家书写乡土的情感性原旨,现代作家的体验主要是以故乡的“重建”以取得生命中“神性”的恢复,然而故乡大都在“寻找中”失落,所以离乡就注定了“在路上”的情感准备；而寻根作家抛开了故乡已不再的假设,将人的本性拾回作为结局,文化寻根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对自我的验证,即在一种穿越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大悲恸与大感动中领悟乡土,将乡土作为解决精神危机的手段。第五部分讨论了从乡土浪漫书写一个重要的审美策略“含魅”的形式与内容的变迁。“含魅”从形而下角度讲是民俗古风的习俗传统的演绎,从形而上角度看是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思索；这一变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开始由个人同国家对峙立场,渐渐转入在大民族背景下关注和思考个人的价值与发展。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以及建国后动荡社会变革的没入尾声为体验,这一思想立场的改变与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本土经验密切相关。
王平[10]2012年在《诗性的追寻》文中研究说明在“空间理论”的转向中,反叛、质疑、解构、重构,成为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空间结构的思维方式,但同时也重建了文学对于空间的新认识立场和视角,为人们发掘现代文学更深、更广泛的意义,奠定了基础。在空间意识的维度上,将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肉体、抽象与具象、现实与想象等汇聚在一起,使之保持开放的姿态,使得我们可以突破各种文学形式风格、叙事模式,甚至学科范式的束缚,以更加多元的透视和解析手段重建文学研究的范式,扩大文学批评的视域。本文依据“空间理论”的基本要义,致力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意识的探讨和研究。尝试在现代诗学层面上,发掘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意识及其意义的生成,阐释其空间意境的精神特点。并将其叙述层面上的叙事空间,文本层面的结构空间,心理层面的精神空间,以及外在的社会现实空间等,融合在一起,结合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文本读解与创作阐释,从空间意识入手,深入探讨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审美机制和审美理想。并融汇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各种体裁样式,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在内,注重以空间链接的方式,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意识,进行相互开放、互为补充的论证说明,发掘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性建构的意识内涵和艺术特点。本文认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在文学空间拓展中,最大限度地展示现代人对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基于这种理念,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注重空间的灵活性、无限性、结构性的构筑,其目的有二：一是在思想认识层面上,体现对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追求；二是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突出对文学诗性的品格和境界的追求,从中展现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自由精神。同时,本文还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微观空间,呈现着灵动的变幻、组合的特点。它的空间意象、时空的建构,形成了其内部空间的意义组建。灵动的片段、单体的空间意象,甚至是空白和抽象的空间意象、意境,以及所传达出自然与人文、思想与艺术的审美意蕴,都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经典艺术范式。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主张以“空白”接近意义的无边无涯,以心境寓意对世俗的跨越。以各种抽象的概念或心理情绪的展现和抒发,以具体的空间意象、意境流动变化,来进行心灵空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的情感传达。实际上,也就较为恰当地应对出在现代中国,国家民族、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动,往往直接投射在个人的心灵空间,同样也映衬着个人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基于这种空间意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时间形式,不再按照正常的叙述语流而发生了空间性的变化。应对这风起云涌的巨变,空间则是以情节的淡化、开放,人格性格的平面和不成长,以及直接进行各种空间并置的手法,来完成现代的转换。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中空间结构流动变化的特质,正是以独特的审美空间来实现的,藉由间离、祛魅的形式,以此展现人生的真善美,展现内心自我的无限意义。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中的经验、超验空间的各种变化,所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正类同于陌生化与间离艺术所强调的目的,根砥里都是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于经验空间的关注与同情,对于世俗、功利的超越,对于理想世界的展望,对于个体高度关注、重视的一种自由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展现。本文指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空间拓展,是对现实人生的日常空间的意义赋予和审美超越,是对于彼岸人生的桃源世界的眺望,更是对自由人生的期许,对自由主义精神的追求,其中包蕴了对生命进行关爱、关注的恳切之情,爱己及人的,不受压迫且不追随大众的独立意志,表现出一种自我与自由超越性的生命、审美境界。因此,本文深入探讨了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空间意识的微观、中观、宏观叁个层次,发掘出其灵动个性、丰富自由、审美超越的特质。本文的阐释旨在说明,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独特的空间意识,绝不仅仅只是发生事件的场所,或者是空的容器,亦或是不变的形式,它同时是特定时代,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其审美意义更是指向了人的存在意义,人生的理想,人生的终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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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周作人的道路[D]. 陈文辉. 复旦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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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探源[D]. 王孟图.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苏童小说中的江南叙事传统研究[D]. 顾奕俊.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8]. “诗教”传统的历史中介：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发生[D]. 郑焕钊. 暨南大学. 2012
[9].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D]. 杨姿.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10]. 诗性的追寻[D]. 王平. 浙江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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