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璧合——白先勇小说创作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概论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台湾作家白先勇以现代派的创作身份步入文坛，但他钟情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创作以此为基础，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80年代，他的部分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流离群体进行深层次的探索，表现出他回归传统的新趋向。
关键词 白先勇 传统文化 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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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出身于官宦家庭，具备接受良好传统教育的条件。他自幼对文学就情有独钟。七、八岁时在患痨病期间，他乐听厨子老央讲故事。老央鼓词奇多，见闻广博，三言两语即把平凡的故事说得活蹦乱跳，一部《说唐》鼓词，使童年的白先勇激动不已，对其中人物刻骨铭心。上中学时，每逢寒暑假，就到书铺租小说，《三国》、《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等现代鸿篇及通俗小说，都是他喜读的作品，而对他日后创作影响最大的要数《红楼梦》。白先勇曾在一次回答访问者时说：“我想我的形成期应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小时候我特别爱看中国的古典诗词及旧小说……中国的《红楼梦》可说是当今世界上了不得的文学瑰宝，从小到大，我不知看了多少遍《红》，它说尽了好小说应有的条件。”白先勇后来创作的许多小说都深受这部巨著的影响。上初三时，白先勇遇到了国文教师李雅韵。李老师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为白先勇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之门，使他“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可见，传统的文化教育对白先勇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在日后的创作对此一直难以割舍。
长期亲身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一旦与之隔绝，便引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传统文化的禁锢，使传统文化与台湾社会几乎隔绝。身处这一环境的白先勇无疑在心理上对传统民族文化更加深深怀念，产生了深厚的文化乡愁情结。
孤悬海外的台湾社会，导致了一个流离外放的社会群体。这一放逐群体在沧桑中普遍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与流亡意识。尤其是象白先勇这一代，他们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而又充满变动的新世界，处于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在信仰及社会心理上都发生了危机。
白先勇这一代“台北人”，由对庸俗价值观的怀疑、反动和叛逆，到人生信仰及信心的动摇，进而怀疑社会的传统价值。这种传统文化危机与6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中那种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不谋而合，很轻易地就打动了那一群处于傍徨摸索的青年。白先勇正是这一转型环境中接受了现代主义作品熏陶，走上了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创作之路。
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从此将要明晰地并列于白先勇的作品之中，并发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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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文坛的白先勇，是打着现代派的旗帜出现的。他创办并担任《现代文学》主编后，先后介绍了卡夫卡、汤姆斯·曼等一系列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及其作品，声称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点“破坏的建设工作”，用西方现代文学来“震惊台湾文坛”，冲击传统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可见其反传统的决心。即使如此，白先勇早期作品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用象征、幻想、意识流动、时空交错等手法渲染荒诞内容的小说。《青春》叙述了一位在海边为一少年画像的老画家，他幻想通过画这位少年的青春形体以抓回自己已失去的青春，然而却怎么也调不出嫩腻的青春肉色，也抓不住那少年的青春气息，只抓住了一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老画家最后也枯死于岩石上。小说用意明显，作者以此情节寄托了一种青春易逝、难以挽回的情思。《月梦》写一位老医生给一少年急诊，由此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与一位少年依偎的情景。后来这位少年患病而死。而如今少年因病医治无效也死了。这位老医生竟将那尸体身上的衣服脱光，小心地用手在那雪白的面腮上抚爱，后跪于床头，把脸偎到那映着青春之色的胸口上。类似这样荒诞内容的作品还有《王卿嫂》、《寂寞的十七岁》等。这部分作品缺乏真实感，与现实生活脱节，仅仅通过虚幻的情节来表达作者的某种主观意识；从艺术上看，人物形象是病态的，不自然的。因此，这些作品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一部分小说，如《金大奶奶》，写旧社会女人的悲剧，表现出控诉和愤慨的情绪，具有较鲜明的社会意识。这类小说虽具有现实意义，凝聚着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却因手法单调而艺术水准还逊于《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等。白先勇不得不向现代主义迈进时停步反思。
早期作品的冷淡反响，使得白先勇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并很快摆脱这些幼稚的创作。他不再单纯地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纯粹为写实而写实，他要让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开始了真正代表其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创作，这以他赴美留学为分水岭。这时期的创作既摆脱了现代主义的明显弊病，又具较浓厚的社会意识，作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表现于白先勇这一创作成熟期许多作品的许多方面。白先勇所处的放逐流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使他的作品充满一种人世沧桑的悲凉感和悲天悯人的现代意识，以及浓厚的文化乡愁情结。《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吴汉魂在美国求学六年，生活艰苦却十分勤奋，终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等待着他的并不是高职厚禄。为了生活，他疲于奔命，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灯红酒绿的酒吧，就被一妓女欺骗。拂晓时他跳下密歇根湖自杀了。吴汉魂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但由于生活在异国他乡，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文化的冲击。外国文化中的“糟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格格不入，在这两种文化的冲击下，要么盲目追随，自甘堕落，要么深感厌恶并希求摆脱，但终因不能自拔而酿成悲剧。吴汉魂是一个象征，这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常用的手法。吴汉魂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尖锐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它暗示了传统文化面临的严重挑战。《谪仙记》中的李彤，是中、美、英、苏“四强”中的四位“贵族”女留学生中的绝色。往昔的富贵荣华使她不肯低就，但终因屡遭挫折而放任自己，最后心高气傲地自裁于异国他乡，而她却偏偏代表“中国”。冷峻的笔调写尽心灵的感伤，写尽被放逐的中国人今夕何夕的苍凉心态，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沉感受。在《谪仙记》中，白先勇并未单靠象征寓意，他大量运用了传统文学的细节描写及白描手法。比如李彤突然把母亲给她的贵重的陪嫁钻戒送给黄慧芳的小女孩，截断了自己嫁人的后路，她处处掩饰，处处显露凄凉，这也是白先勇小说技巧高超之处。
白先勇长期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熏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惯用的象征暗示手法可谓心领神会。他运用这种手法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文化乡愁”意识，揭示出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面临继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白先勇以描绘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象征一个群体之崩溃，进而影射一种文化之逐渐解体，其中寄托了他无限悲悼的感情。
在《逝园惊梦》中，白先勇纯熟地运用现代派中的意识流手法，表现感时伤怀，今夕何夕的传统主题。钱夫人在徐太太唱《游园》时，回忆借着酒劲一块涌上来，多重的梦境与实境穿插。今昔的时空界限完全泯灭，心理状态混为一团：当年自己唱《皇罗袍》时，琴师吴生豪的笛音，妹妹月月红与郑彦青的劝酒，以及另一场合瞎子师娘为她算的命，钱将军临死时的遗言等等情景，互相交错，织成一片纷呈而又顺畅的意识流动，描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抒发了历史的苍凉感和无常感，意境越营造得热热闹闹，却越发令人感伤，颇有“感时花溅泪”之传统笔法之妙。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亦用现代派意识流手法表现现实人物的内心世界。从金大班上班跟童经理口角开始，直到最后教一个青年人跳舞为止，是写实部分，这是作品的基础，表现了金大班的泼辣、粗野、鄙俗而又善良的复杂性格。但仅有此写实，金大班的形象还是平面的，缺乏立体感。于是作者安排了金大班由现实引发而在脑海里呈现出的几次意识流动：当年去上海“百乐门”舞厅，现在台北“夜巴黎”当舞女，收留被童经理赶出门来的朱风为徒的过程，以及和大学生月如相爱后，为抗拒堕胎，如何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河，只是“总也死不了”的惨状。这些描写极大地丰富了金大班性格的内涵，也使读者了解了她复杂性格形成之原因。她对朱风不幸遭遇的同情，对月如深挚的爱，都揭示了她性格中的善良及对新生活向往的一面。这种意识流手法使人物性格生动丰满，把一个已四十岁的烟花女人的复杂心态及性格表现得淋离尽致。
白先勇在与人交谈时，曾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思想感情可以说是西方现代主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我们的作品也有意无意地显露这种融合（《访白先勇》，蔡克建）。”早在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时，白先勇就说过：“‘现代’与‘乡土’在这本杂志上从来就没有对立过，而往往一篇作品中，这两个要素并行不悖，文学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以现代手法表现乡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种。如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王祯和的小说《鬼·北风·人》即是一地道乡土而又完全现代的杰作（《忆崎岖的文学之路》，白先勇）。”可见创作伊始，白先勇就有意无意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派表现手法相融合，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主义，以现代主义检视传统文化，两者恰到好处的合璧，正是白先勇小说的整体风貌和基本风格，其作品因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相结合，而在台湾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为白先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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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是以现代派身份出现于台湾文坛的，但走得并不太远。从他的创作实践看，虽然他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却相当圆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好地继续了传统。与其说白先勇是一位现代派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内容上，白先勇主要揭示了传统文化中感时伤怀的主题，表现了流放的群体所饱含的文化乡愁，具有浓厚的社会现实意义。他远不象台湾现代派反传统代表人物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等人那么激烈地描写荒诞的内容，运用怪异的形式与技巧全盘照搬西方，而是让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浓厚的传统意味。在运用现代主义技巧方面，白先勇不盲目追赶新潮，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传统的“以形写神”之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只有当客观地描写人物的外部表现还不足以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时，才适当地运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使之与“以形写神”相结合，以补其中之不足。他的笔下，鲜活感人的人物形象，严密多样的艺术构思，真实典型的细节描写，都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在这种浓厚的传统意蕴中点缀些现代派内容和技巧，使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派作家中最受大众欢迎和承认的一个。
白先勇的很多小说，具有较连贯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特色之一。他即使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技巧，也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描写手法的一种补充，为的是加强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刻画。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篇纯西化的作品，而成熟地表现传统内容和运用传统的形式的小说倒是俯拾皆是。《花轿荣记》主人公卢先生是中学教员，为人正派，沧落台湾后，别人替他介绍对象均被拒绝，而日夜思念家乡的未婚妻罗姑娘。当筹钱寻罗姑娘被骗后，团圆美梦破碎，卢先生精神瓦解了，竟跟在又粗又丑的泼妇阿春的身后打转，只剩下赤裸裸的情欲了。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冬夜》里的余教授忍着羞耻心拜托朋友推荐自己出国教中文，而他的同学吴教授在美国教唐史，却时刻觉得自己是逃兵而想回国终老。这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危机，且把现代人性迷惘与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融合在一起，加深了对现代人性的探索。
白先勇立足于传统与现代之边缘，用现代主义眼光审视处于传统文化危机中的人物。长篇小说《孽子》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缺乏较深的社会意义。他这方面成功的作品是继《孽子》之后的短篇《骨灰》。这篇小说传统笔法成熟，现实主义浓厚，对现代人性探索颇有力度，似乎有一弃《孽子》之创作方向而向传统回归之新动向。杀过共产党的罗任重，由台湾寄寓美国，摆书摊过活，最后忏悔出一句话：“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他对自己身后安排，是“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去，任他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另一位人物是罗任童的表弟尤鼎立，当年与罗誓不两立的“民盟”斗士，在“反右”和“文革”中屡遭灾难，现从大陆来美，却在打听纽约象“乱葬岗”一般的基地价格。这真是令人颤栗的双向放逐景象，也是中国人世纪性共尝的苦果，是对处于传统危机中人性的深沉反思和深刻挖掘。
白先勇曾在回忆自己的文学之路时说：“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子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煅炼及省思对我仍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受，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用一种批判的接受。”（《忆崎岖的文学之路》白先勇著）这就表明，白先勇是置身于传统的边缘，对传统进行现代目光的剖析，既要保留传统文化，又要再造传统文化，有回归传统之意味，但又决非重新一头扎入传统之中，不重蹈传统之路。而是独行于传统与现代之边缘，审视五千年民族之文化，挖掘传统人性中更深沉的一面，以现代人的心思，表达对中国现实的深沉感受和美的领悟，描写世纪人的历史心态。白先勇之目光永远深情地专注于传统，其脚步永远向传统迈进，却永远不为传统所羁绊和束缚，这正是白先勇的独特之处。
总之，白先勇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而又尤为倾注于传统文化，将写实小说揉以现代派技巧，开创了新的小说创作方法，因此奠定了他在台湾当代文坛的地位。
（文稿收到日期：199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