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唐代传奇小说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传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01-0066-08
唐代小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0世纪的唐代小说研究，由王国维、鲁迅、汪辟疆、陈寅恪等前辈导夫先路，后来许多学者踪武扬波，其研究成果虽然比不上明清小说研究之卷轶繁浩，但对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理论的研究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唐代小说研究更是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
据笔者初步统计，整个80年代有271篇论文，仅1980年已有25篇，而70年代国内一共只发表了11篇论文；作品集或选集15部，学术论著、书目研究和资料汇编8部。在这一时期内，学者们开始从新的角度对唐传奇小说进行观照，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一些禁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而到了90年代，学者们发表的论文总数是339篇，论著有7部，作品集虽然不多，但是却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学者们对唐代小说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偏重于引进和应用新的文学理论或者研究方法去对唐代小说进行观照。这些新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为唐代小说的研究带来新的气息。同时，本时期内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对前期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拟对这20年间我国（不包括台港澳）的唐代小说研究分类进行回顾与思考。
一、小说理论的研究
在50到70年代当中，国内的唐传奇小说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到了80年代，学者们开始从理论的高度去审视唐传奇小说，于是小说理论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关注。胡大雷《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提出了“唐人‘有意为小说’，认识到小说具有观赏性质，这在小说史上是一个进步，是全面把握小说本质的表现”（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本文引用高校学报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版。）。这就把鲁迅先生提出的观点从写作主体的创作动机的角度作出了具体的阐释，而不是把观点照搬。马成生用《任氏传》中的一句话“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概括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并且特别强调了“要妙之情”的社会作用，以艺术真实反映生活本质，小说摆脱了历史实录观，是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注：马成生：《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略论唐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北方论丛》1986年第1期。）。后来有相当多的学者持同样的意见。吴新生《从“辅教”到“示人”：唐人小说观念的一个根本性转变》，从具体材料与作品实际出发，论证了六朝志怪多论鬼神与唐代小说众多鬼神的现象其实是“貌合神离而同途殊归”，“不少唐人并非真信鬼神，甚至排佛、排道，只是把为人喜闻乐道的传统题材和形式，作为自己反应、评价生活与表现主观情感的一种手段。而小说观念的这一重要转变使他们成为文学的真正自决者、创造者”。
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都是围绕着唐人“有意”为小说这一特点，围绕着以“娱乐性”为小说观念转变的特征来论述。从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一论开始，80年代的这批文章才算是开始系统地去论证它，并且初具规模。
二、小说发展史的研究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后，人们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便开始了不懈的探讨。而具体到唐传奇的源流及其发展问题，学人们从80年代开始才将其视作一个重要的学术论题来探索。吴志达《史传·志怪·传奇——唐人传奇溯源》总结出志怪小说的题材以及史传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技巧都对唐人传奇有莫大的影响，论述了唐传奇在小说史上所起的变革作用：“就作者来说，至唐代始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从作品内容上看，唐人传奇更切近现实生活，题材也更加广泛”、“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无论是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注：《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这就系统地归纳出了唐传奇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传承与地位。王枝忠《志怪·传奇·志异——文言小说流变述略》把“六朝志怪”、“唐代传奇”、《聊斋志异》认为是文言小说发展的“三座里程碑”式进程（注：《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程毅中《论唐代小说的演进之迹》则从小说的地位变化的角度去论证唐人小说观的改变：唐前的文学家和目录学家都不承认小说是文学作品，从《史通》开始，唐人才开始把子部的小说与史部的杂传合并，“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唐代小说的渊源还有“民间传说、市人小说、说话”等结论（注：《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这些论文，皆从鲁迅先生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的基本论点出发，不断地对其作出了补充与扩展。
三、小说主题的研究
本时期内的小说主题研究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是研究成果当中占的数量最多的一部分。这当中包括了妇女主题研究、侠主题研究以及单篇作品的主题研究等等。
唐代小说中妇女形象的所占比重极大，而且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这在其他时期的小说中都是少有的。这一奇特的现象当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虞晔如《唐传奇爱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全面、深刻、生动的塑造妇女形象的，当推唐代小说”，并结合霍小玉、李娃、莺莺等文学人物，归纳了唐传奇小说刻画女性的技巧：“在真实描写中，达到形象的典型性”、“在多样性中，突出性格的主导性”、“在矛盾冲突中，揭示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注：《广西民族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范翔林《试谈唐人小说中妇女形象的塑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把唐传奇妇女形象大致分成“娼妓”、“侠女”、“侍女、奴媪”三类，认为“唐人作者能从人物与其活动的环境关系上把握性格特征，揭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就是一个颇有见地的看法。到了90年代，尽管仍然有不少文章在重复形象归纳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意义，甚至有考察范围过窄而不够说服力的问题存在，但还是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李炳海《女权的强化与妇女形象的重塑——唐传奇女性品格刍议》（《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李钊平《唐豪侠传奇女性观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黄定华《试析唐传奇女性形象张扬的原因）（《宜春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李钊平文从唐豪侠传奇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中，看到其表现出来的择偶观、价值观、贞节观真切地反映出唐代社会转捩期的特质，提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唐代女性观的转化既是结果更是过程。黄定华文提出了唐传奇中女性形象涌现和张扬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受到“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家礼法的颓废和侈靡享乐风气的存在”以及民族大融合、北朝胡服骑射之风、“唐代前期极盛之势”的影响。这些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去研究女性形象张扬原因的文章就突破了前人聚焦的局限，使研究的眼界开阔了。
唐代豪侠小说的研究也得到应有的重视。王汝涛《论唐代的豪侠小说》粗略地勾勒出从先秦到六朝豪侠的种类及其特征，然后分“为报复”、“为宣扬政治理想”等五类豪侠形象论述了“唐代豪侠之行迹有其承古的一面，又有其变革的一面”和豪侠小说盛行的原因，并提出唐代豪侠小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水浒》以及明清以后的武侠小说（注：《南开学报》1984年第5期。）。罗立群《论唐代武侠小说》则把豪侠的形象分类，归纳了武侠小说产生盛行原因，目光触及到了商业发展、宗教等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80年代内人们对单篇作品的主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与创见，但范围不宽，目光只专注在《柳毅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这几个名篇上面，而且研究的焦点也非常相似，基本上离不开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特点等内容。也有些文章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如在《柳毅传》的研究中，于天池《说柳毅传》就把龙的神话和唐代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认为“《柳毅传》所表达的乃是儒家的伦理观念信义与道家的长生不老理想的混合体，所体现的乃是唐代士大夫一般的人生价值观念。而爱情的悲欢离合不过是作者表现它的美丽的结构而已”，提出了作品表层结构与深层文化结构的两重观念（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林建从民俗文化以及母题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柳毅传》是人与水神恋爱故事的传承，论证了柳毅故事对后世元杂剧的影响，并认为此故事原型不是完全从印度佛经传入的（注：林建：《龙与〈柳毅传书〉和〈张生煮海〉》，《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另外，南通师专的《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5期刊登了一组“《柳毅传》笔谈”，从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角度进行探讨，是当年《柳毅传》研究的一个小高潮。
《李娃传》的研究同样引人注目。黄加灏《〈李娃传〉传统评论质疑》就一反传统，对这部研究者一直加以褒扬的小说提出质疑：“论者开掘的所谓的爱情主题是不存在的，小说也并没有通过爱情来显示反封建礼教和封建门阀的意义”；更提出一直以来众矢之的的“荥阳公”是一个“既坚持门第声望、坚持本阶级伦理道德标准又迂执于门第界限、出身贵贱的高门大族统治群中通达开明者的形象”（注：《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吴代芳的《对传统评论要做具体分析：就〈李娃传〉与黄加灏同志商榷》在肯定黄文的反传统勇气之后，指出黄文的不足之处是“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为作品规定一个模式，为作品设计人物性格”，“不顾全篇而只抓住某个局部情节孤立的来看，从而导致片面的理解”（注：《延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些批评都较为中肯，确定了《李娃传》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
到90年代也有相当多的论文出现。而有一定影响的也还是卞孝宣、程国赋、周承铭等人所作的系列研究。卞孝萱对唐传奇的政治意图主题的研究一改自五四以来唐传奇的研究路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文与史互证，……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按照作品的寓意把唐传奇分为“指名道姓，攻击对方”、“影射时事，寄托愤慨”、“借题发挥，控诉不平”、“歌颂侠义，鞭挞逆臣”、“以古喻今，开悟皇帝”、“不置褒贬，由人评说”、“耸人听闻，以求功名”等七类，并分别以具体作品说明（注：《唐传奇新探·引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比如《〈李娃传〉新探》，卞先生在此确定了白行简是本传的作者，并从史料的证据出发提出其写作《李娃传》的意图是为了针对当时皇帝封节度使的妾媵为国夫人这种坏国法、伤名教的事情进行讽刺，揭露所谓名教的虚伪，并以此抒发自己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愤慨。对前人“认为《李娃传》是牛李党争的产物，是别人假托白行简之名所写”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又比如他认为李朝威写作《柳毅传》是为了“开悟皇帝”，是把龙女比喻成柳宗元等人；《任氏传》则是针对当时两个皇帝五年内连杀三个宰相这一政治事件而发，这尤其是世人所未能注意到的。这些论文，后来被整理收集进了卞先生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当中。又如周承铭对一系列作品作出的重新评价特别注重思想道德主题。其《重新评估〈南柯太守传〉的思想价值》，确定了《南柯太守传》否定了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德才标准，批判了官场上人情的虚伪和人心的冷酷这一思想意义（注：《东疆学刊》1992年第3期。）。在《重新评估〈柳毅传〉的思想价值》中，则注重其道德价值的体现，认为“道德是人与兽的分水岭”、“道德是人神沟通的媒介”、“道德具有劝善惩恶的作用”（注：《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这些观点都是针对前人纷繁的议论所提出的自己的新见解。
在90年代的小说主题研究中，人们还可以欣喜地发现有对“诽滂小说”、“性爱描写”、“神仙小说”、“轶事小说中抨击科举制度的作品”等等各种在七八十年代很难见到的新的内容归纳，证明学者们正在不断积极地开拓新路向，把研究往更高更深的层次推进。比如有孟祥荣《唐人小说二题》，就从唐人小说的“性爱描写的内视”、“历史框架、伦理意识与审美具象的‘三重唱’”两个论题去重新审视唐传奇，对唐传奇关于两性关系中的表象结构与深层内蕴都有一定的深论，并且找出唐传奇把虚幻的故事安排在“指实的时间”中以及总是加上叙述者的大通议论这两种“唐人小说显著的外部形态特征”的原因，即“历史框架”、“伦理意识”、“审美具象”三重标准的并行相结（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新开掘的研究主题的作品都不多，多数是只有一两篇论文，所以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
四、小说文体与嬗变的研究
90年代此领域内的研究可谓“少而精”。董乃斌先生对文体研究的文章只有寥寥两三篇，每一篇的份量却是沉甸甸的。他论述唐传奇小说文体独立的过程包括以下文章：《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到小说的生活细节化：一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叙事方式与结构的新变：二论唐传奇与小说文体的独立》（《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唐代诗歌散文的小说化倾向——小说文体孕育过程论之一》（《唐代文学研究》总第四期，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文章分别提出“从史的政事纪要式叙述转变为生活细节化叙述，是中国古代小说获得文体独立的重要一步，……对于中国人传统小说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注：《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而“内容的转向和扩大必然导致了叙述方式的改变和丰富”（注：《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所以唐传奇虽然有很多都用“第三人称顺叙之法构建自己的叙事框架，但却表现出迥异于史法的艺术思维”（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在叙述故事时，出现了多向、曲线和复杂化的趋势”（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呈现出“结构层次复沓”、视角多变的特色（注：《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这些文章的创见以及系统详细的论述，都是对唐代小说研究有着极大的学术意义。后来他还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李剑国在其《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唐稗思考录——代前言”中也提到唐传奇“文备众体”的特点，对学界有极大启发。程国赋的《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论述了唐传奇小说的题材、主题在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传奇小说中的嬗变过程。从嬗变的社会背景、文化内涵、文学史意义、文学体裁的采用与题材、主题演变的关系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尽管对文学本体及叙述方式的关注较少，但是作为对某一角度的专题研究，该著作已出色地完成其学术上的开掘之任务。
五、小说作者与版本的考证
在考证方面，程毅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唐代小说琐记》（《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玄怪录〉、〈续玄怪录〉的版本及作者》（《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等。徐斯年《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考证》（《求是学刊》1981年第4期）和段熙仲先生的《王度〈古镜记〉是中唐小说》（《光明日报》1984年4月17日第3版）认为《古镜记》的成书年代在中唐，后来韩理洲在1987年又发表《〈古镜记〉是隋唐之际的王度所作新证》（《学术月刊》1987年第6期），引起了学术上的争鸣。韩文从整理点校《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以及《旧唐书》等资料中推出王度是隋唐间人，《古镜记》是作于唐高祖武德初年。程小铭《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考证了“《太平广记》所引用的‘十卷本’应最接近《玄怪录》的原貌”，而《幽怪录》版本产生年代较晚，取代了“玄”本（注：《贵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90年代的考证工作更多是对前期研究的补充，当然解决的问题也更多。比如张国风先生对《太平广记》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少见的专题研究，包括了版本、目录、辑补等内容。还有程小铭对《玄怪录》成书年代、作品归属等问题的探讨，卞孝萱对《隋唐嘉话》的考证等。
六、小说与诗歌、史传文学的关系
小说与诗歌的关系的论文相对较少。80年代王运熙、杨明的《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总结出诗歌与传奇以相同题材、文中穿插、小说记载诗人故事等三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并指出“中晚唐长篇叙事诗的长足发展与通俗文学的影响分不开”（注：《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何丹尼《论唐传奇对唐代叙事诗的影响》更专注地讨论了唐传奇与叙事诗的关系，认为唐传奇对叙事诗的内容、主旨、题材都有“积极明显的影响”（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唐传奇的叙述手法、人物形象刻画手法都深深影响了叙事诗的创作。这些论点和探讨都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同。90年代有杨义《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陈节《论唐人小说的“诗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陈桥生《古典诗歌对唐传奇的渗透轨迹》（《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6年第1、2期），探讨了诗歌在传奇文中独特的地位、两者深厚的联系。陈节文中提到“小说和诗的交融有隐、显两种表现”。“前者着眼于意境的营造、气氛的渲染等，后者则将小说形式部分的诗化”。杨义文则认为“唐人传奇体现出诗风极盛时代事情对小说问题、叙事细节、总体意境的广泛渗透”。从小说的意境、情韵这一方面进行探索是80年代的学者们所欠缺的，90年代的研究正是很好的补缺，并使研究更上一层次。
论及唐代小说与史传传统的关系，则有梁瑜霞《唐代小说与诗“并称奇作”原因考——兼论小说发展中的重史倾向》（《唐都学刊》1990年第4期）、孙永如《唐代文士的史学意识与小说的历史化》（《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梁瑜霞《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的现象》（《唐都学刊》1998年第4期）等，从小说的内容、形式还有创作主体的心态等方面对两者关系加以深层的剖析，虽然内容上难免与前期相关论点的论文有所重复，但是从角度选取以及论述的方式看，这批论文都体现了本时期小说研究与史的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趋向特色，并且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例如孙永如的文章就不单单从唐人小说在艺术方面呈现出的明显历史化倾向出发去研究，更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唐人小说历史化的写真艺术，承用史传框架及采用史家笔法等方面的艺术成就。
七、小说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在社会文化对唐小说的影响研究方面，道教倍受人们的瞩目。如路云亭《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李昶《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龙岩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山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张松辉《道教与唐传奇》（《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等。路云亭的文章提出“唐代豪侠小说已经失去了那种恢宏瑰伟、刚健雍容的‘盛唐气象’”，其审美取向、文化内涵、风格追求都受到道教的“神秘精神”、“崇尚阴柔”的风格影响。李昶的文章则认为豪侠小说的表达思想、武功武术都受到道教“阴阳五行”、“奇幻怪异”的影响。此外，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行卷”与唐代小说之间的关系。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继承鲁迅、刘开荣等先辈的观点，论述了行卷的确有利于促进唐代小说的发展的问题。这一论点被很多学者引用，但同时学界对此仍有怀疑。如于天池就发表过《唐代小说的发达和行卷无关涉》（《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反驳“温卷说”，李剑国稍后也在其《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前言中认为“‘行卷’之说尤无道理”。还有一些唐传奇与唐代门阀观念、私属奴婢等关系的文章也使研究范围得以扩大。唐传奇研究中对文化学的关注，反映出本时期内学者们将唐传奇置于更为宏观的文化视界中研究的倾向性。
八、小说的叙事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的研究还逐渐转向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去进行研究。这与80年代末期人们开始关注小说文体的独立不无关系。小说文体从史传的分离，丰富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内涵，也衍生了对叙事文学理论的研究。中西方文艺理论的有益联姻，使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的深度广度都得以拓展，而不再囿于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在80年代，学者们对唐传奇体制、结构、文体规范等方面就开始了探讨。比如康纲联、戴世俊《唐传奇情节安排的结构艺术》归纳出了单向折线前进式、双向折线前进式、阶梯上升跌落式、钩连扣环前进式、圆周连心结合式等五种情节结构类型（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这在整个80年代的国内研究当中，也是唯一一篇对唐传奇结构有形象的归纳的文章，颇有新意与启发。朱迎平的《什么是唐传奇：唐传奇的体制特征及其渊源》把唐传奇分为杂传体和杂记体两类，并归纳了行文格式体例的特征（注：《文史知识》1988年第3期。）。这些文章已涉及到叙事结构上的某些问题。
90年代，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对这方面的论题进行探讨，陈文新的《“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论中国文言小说的叙事规范》，从叙事的角度、时间、与风度三方面对笔记体与传奇体作出区别（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这一论题是长期以来中国小说理论中多引起人们注意并研究争论的一个焦点。有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的还有他的《论唐人传奇之“奇”》（《江汉论坛》1990年第11期）、《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又如陈桥生《唐传奇叙事模式的演进》（《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刘天振《从唐人传奇到〈聊斋志异〉看文言小说“叙述者”的变异》（《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3期）、李钊平关于史传传统与唐传奇关系以及上面提到董乃斌先生关于小说文体独立的论述，他们都对叙事学的原理有所涉及，能够初步运用于分析作品。
九、小说研究综述
90年代学界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对前人研究的回顾，最突出的是程国赋唐传奇“作品研究综述”的系列文章。比如《〈古镜记〉研究综述》（《晋阳学刊》1992年第6期）、《〈莺莺传〉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李娃传〉研究综述》（《江汉论坛》1993年第4期）等。这些文章将长期以来对作品的研究分类，并加入了程先生对各家说法的意见，不但为研究者梳理出学术研究及其发展的脉络，更对某些问题有深入的理解和判断。
十、论著、专集、专题目录及书目资料汇编
80年代唐传奇作品专集和选集出版有15部之多，如周楞伽校注的《裴铏传奇》（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汝涛等选注的《太平广记选》、徐士年选注的《唐代小说选》（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等。论著的出版有了丰硕的成果（8部）。如上文提到过的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吴志达的《唐人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把唐传奇的渊源、兴起、发展、成就与影响分析得清清楚楚，并分类分析了一些名篇，对唐传奇的普及起了一定的作用。李宗为的《唐人传奇》（中华书局1985年版），分5个时期大体地勾画出唐传奇发展的概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编的《唐传奇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搜集了诸如王思宇《亦狐亦人，可爱可亲——〈任氏传〉读赏》、宁宗一《贵在写出人物的独特命运和灵魂——读〈莺莺传〉随想》等共12篇优秀的赏析文章。
关于唐代小说书目与资料的研究、整理也取得可喜的成果。如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袁行霈、侯忠义主编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从而为唐代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90年代发表的著作也不少，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和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都同样涉及到了小说的宏观历史发展，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唐代小说史话》以作品为依托，贯穿整个唐传奇的发展史，点面俱备，而且以翔实的考证作为依据，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新见解，比如在第六章里面总结出中唐传奇小说的特点“是诗人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从而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性”。书中的不少观点也反映出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所赞同的意见。另外程国赋除了《唐代小说嬗变研究》一书外，还在1999年出版了《唐代小说与中古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从文化的视界对唐传奇进行研究，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董乃斌把他对小说文体独立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围绕叙事观念与方式的种种演变，细致考察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文体上渐次独立的前因后果，深切地论述了作为其代表的唐传奇在小说发展演变史的地位和影响。
李剑国1993年出版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是一部专题目录著作。它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竭泽而渔”，有个案研究，有总结分析，也有作品考证，是梳理唐五代志怪传奇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其《唐稗思考录——代前言》中，提出“种种社会条件同小说的昌盛进步并无直接联系”，等观点，并且纵横结合地梳理唐传奇小说发展源流，总结其不同类型的主题内容。“前言”的第六部分，又涉及到对唐代小说艺术本质的研究，提出了不少一直为学界同道所认同的观点，自成一家。比如谈到唐代小说家所具有三种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诗意识”）反映到小说中，促使小说走向真、善、美。还有从“第一人称（自述式）的创造性运用和叙事视点的转换”、“叙事结构的场面和过程的转换”、“开头结尾的多样化和技巧化”、“叙事结构的线索、伏笔、照应”、“语言运用的多色彩性和精巧性”等方面去论证唐代小说的形式化表现。这篇“代前言”本身就是一片全面而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
还有1998年出版的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是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的一部断代小说总集，规模庞大，而且所收集的篇章皆遵从“宁宽勿严”的原则，入辑标准较为合理，而且每篇皆有考证校勘，工程浩大，成为后来者的研究基础。
另外，大部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提到“唐代传奇小说”，其中不乏有独到的精见。比如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北京版）等，当中对唐传奇皆有备述，从不同角度切入，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八九十年代的唐代小说研究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并且不断进行新的开拓。其突出的成绩在于考证、名篇作品的研究方面。在考证方面程毅中、卞孝萱、程小铭、周勋初等一批学者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解决了唐代小说当中诸如作者、写作年代、原题等许多基本问题。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订的《全唐五代小说》等集大成之作，为后来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名篇作品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从一般的赏析到对作品文化内蕴、文本结构、创作技巧的钻研，甚至和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逐渐迈向更高更深的层次。从近年学者们开始运用叙事理论去研究唐代小说作品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唐代小说的研究越来越接近小说的本质，这是可喜的。虽然这种叙事学的研究暂时还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随着人们对这一理论的逐渐熟悉，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成果。李时人先生曾就八九十年代的唐代小说研究存在问题提出过：“在对小说作品的‘历史和美学’的研究和小说史的研究方面相对滞后”（注：李时人：《二十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这和相当部分的研究者理论水平还停留在传统理论、所涉猎的专业知识范围不广有重要的关系。而且研究的重复建设比较多，研究对象太过于集中在名篇的身上，学术眼界不够开阔。90年代后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类似《海山记》这些较偏的作品，使研究对象逐渐趋向全面，在研究路向方面也刻意求新求变，可以看到学人们的不断努力。
值得提出来的是，日本和台湾的学者们在唐代文言小说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较早触及到了一些小说本质上的问题。从三四十年代日本的《游仙窟》研究高潮掀起以来，日本学者在版本研究、小说主题、情节结构等方面相继取得较高的成就，比如近藤春雄的《论唐人小说的作者、题名的异同》（《爱知县立女子大学纪要·语学、文学》1961年第11期）、牧尾良海的《唐代传奇的世界构造》（《智山学报》1959年第7期）等。台湾地区在王梦鸥、祝秀侠、罗宗涛等学者的带动下，也涌现出唐代小说研究可观的队伍，不断涌现一批批角度新颖的优秀论文著作。这些成果在唐代小说的研究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都值得我国大陆研究者们重视和借鉴。
收稿日期：2003-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