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成因论文,战后论文,新特征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的主要因素之一，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从美国俄克拉何马城联邦政府大楼的爆炸声，到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从英国伦敦的大爆炸，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大闹科伦坡；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到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的剧烈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浪潮越来越显示出席卷全球的趋势。冷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在性质、形式、规模、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其他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例如毒品走私、非法贩卖武器等）一起成为人类社会的公害。
1.主体类型多样化与小型化趋势
冷战后，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由于恐怖主义导源因素的多元化和工具的便捷化，冷战后恐怖主义出现了泛滥的态势。
目前最为活跃的国际恐怖主义，从特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民族（种族）主义的恐怖主义。奉行排外政策， 或鼓吹民族分离主义并要求实现自治。例如欧洲新法西斯主义、库尔德工人党和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等。（2）宗教恐怖主义。 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为代表。（3）高技术类型的恐怖主义。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通过制造和散布恐怖来打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和电脑恐怖主义等。（注：参见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四期。）（4）其他诸如黑手党组织、 国际贩毒集团、极左革命恐怖组织等国际恐怖主义类型。
此外，新型的“个体化恐怖主义”的生长和发案率的增长，显示出国际恐怖主义小型化的发展趋势。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库什纳指出，昔日那种等级森严或者“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模式将不复存在。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传统形式的恐怖活动还是网上恐怖活动——都更象是自由职业者或个人行为。（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恐怖分子往往不属于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也不受任何国家的资助或明显不代表恐怖主义支持国的利益，但是他们实施了最为致命的恐怖行动。这些“个体化恐怖主义”及其恐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威胁正日趋加大。因此，21世纪国际恐怖分子的形象很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或是虽隶属于某组织但其行动又独立于该组织的个人。同时，许多专家指出，网上黑客袭击将很可能成为“个体化恐怖主义”的典型反映。
2.手段科技化与网络化偏好
恐怖分子在实施恐怖活动中使用了许多先进的高技术产品，例如移动电话和一些更加精密的炸弹武器等。1996年沙特阿拉伯发生的炸弹爆炸案就具有这一特征。恐怖分子还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核武器等。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沙林毒气案，致使5500多人中毒，这似乎证实了哥仑比斯的预想，“如果恐怖主义分子在未来把手中的步枪和炸弹换成神经毒气、粗糙的核装置、热寻导弹和其它种种可怕的武器，那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更为麻烦的设想是，恐怖分子策划用化学毒品污染一个城市的空气或供水系统。”（注：西奥多·A·哥仑比斯：《权力与正义》， 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 ）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级恐怖主义时代”。
90年代以来，电脑和网络恐怖活动日益引人注目。这是以“弱”击“强”的一种新方法，尤其可以在力量强大的对方实施某项行动的关键时刻加以扰乱。意大利物理研究所的电脑曾被“不速之客”打开数小时之久；一个自称“长枪党武装”的组织在窃取电脑里的情报后，还留下了一份充满恐怖的公报。1999年兰德公司在一项题为《对付新的恐怖主义》的报告中把新兴的网络恐怖组织简称为“SPIN”，即分散、多中心、思想自成体系的综合网络。网上恐怖袭击可以使国内外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得逞，而恐怖分子自己却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对于网上的匿名操作，则很难辨明其究竟是某个国家政府所为，还是出自某个恐怖分子，抑或来自一些玩电脑的孩子。（注：汤姆·里甘：《当恐怖分子转向因特网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7月1日。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4日。）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 美国已开始考虑实施“基础设施防御”计划，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对付电脑网络被用于削弱公众信心、摧毁至关紧要的服务业、扰乱经济或破坏军事能力的潜在可能性。
3.高度随意性与高度组织化并存
传统的恐怖主义旨在改变世界，通常有明确的政治宣言，譬如推翻殖民统治或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比，冷战后新型的恐怖主义通常由那些认为世界是无法拯救的人所采取，他们多数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安排，其恐怖行动往往只是源于狂热的虚无主义愤慨。恐怖主义从原来的“唯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转变成“多目标的恐怖主义”，甚至不再求师出有名。恐怖主义动机的复杂化、目标设定的随意性和行动的隐蔽性造成了恐怖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和残忍性。“冷战时期我们至少能料到危险将来自哪个方向，而现在却不知何时何地就会遭殃”。（注：费朗吉·贝尔克斯：《圣战的回声》，法国《费加罗报》1996年11月4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冷战的终结并没有带来永久和平， 相反是安全感的降低。
在大量分散的、随意性强的恐怖活动四面出击的同时，一些组织严密并可能带有官方背景的恐怖分子所制造的大型恐怖事件也给被袭击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遭炸弹袭击后，号称伊斯兰圣地解放军的恐怖主义组织宣称他们对这两起恐怖事件负责。为取得这两次行动的成功，他们已在中东反复练习了数十年。（注：斯科特·彼得森：《恐怖活动的大致趋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8月10日。转引自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这些有组织的恐怖集团要挟人质、 袭击无辜，精心策划并发动了许多高强度的恐怖事件。
4.行动范围的扩张与大国（美国）焦点的形成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未在数量上大大超越冷战期间的恐怖事件，甚至有所下降（注：例如，世界范围内1987年一共爆发了665 次恐怖事件，1996年全年的恐怖事件则只有296例。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化革命恐怖组织的衰减、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以及国际反恐怖主义初步合作的成效等。），但恐怖主义发生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张。冷战时期，恐怖主义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和亚非拉一些不发达国家。冷战后恐怖主义的发展，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国际化，具体表现在：恐怖主义的动因常常是国际矛盾的激化：恐怖主义的目的常常是争夺国际范围内的利益；恐怖主义袭击的对象已不只是本国政府或有关人员，而更多地指向别国政府，甚至是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各国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跨国合作与联手行动日益扩大。一方面，较不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恐怖主义延续、转化或进一步激化、蔓延，形成此消彼长和不断增生的局势：中东的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巴尔干的前南斯拉夫，非洲的布隆迪、卢旺达，东南亚的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前苏联地区都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破了西方国家标榜的“文明”“安全”的神话：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本土及海外利益成为恐怖主义经常打击的对象。恐怖主义数量很大，范围很广，我们平时耳闻目睹的一些事例，仅仅是当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冰山一角”。现阶段，中东、美国、西欧、拉美、东南亚和前苏联地区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六大热点地区。
恐怖主义是对国际稳定的一种破坏和弱化，而所谓维护国际稳定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在国际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极力充当维护世界安全的超级大国角色，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由此更多地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打击对象。美国的政策、公民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1995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主义事件440起，其中涉及侵犯美国利益的恐怖案件占22.5 %左右；1996年全球恐怖事件共296起，其中涉及侵害美国利益的约占24.7 %。因此死亡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10人，1996年增加到24人；因此受伤的美国公民1995年为60人，1996年则达250人。 （注： "Pattem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5",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996,p.71—73;" Pattems of Global Terrorism 1996",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1997,P.70—74.）据统计，整个90年代，将近40%的国际恐怖活动是针对美国和美国人的。这些恐怖主义行动绝大多数发生于美国海外，但已有越来越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在美国本土。在各种恐怖主义袭击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最大，本·拉登被美国人视为恐怖主义的魔头。美国频繁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这对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的形象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二、宏观变量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
冷战后，在苏东剧变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大大减弱，各种社会矛盾突显。中东、中亚、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其经济贫困、政局动乱、政治腐败相辅相成。西方发达国家遭受恐怖活动袭击愈益频繁，则与其社会危机深化、裂痕加大、主流规范缺失相伴相随。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1996年第五期。）
1.两极格局消弭与矛盾释放：民族（种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世界受两极格局的支配，东西矛盾掩盖和简化了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整个世界在冷战的阴影下、在美苏对峙中保持着压抑的和平。（注：这并不表明冷战时期不存在意识形态冲突之外的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是说明冷战后这两个方面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数量和力度上有明显的增长。）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冲突，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了出来。
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冷战以后，许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民族和种族矛盾得以释放，并泛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东地区的阿以民族矛盾、东欧及巴尔干的武装冲突等都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历史问题，冷战的终结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导火线。同时，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在冷战后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的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就占全部恐怖活动的约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注：参见林宏宇：《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浅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第二，宗教矛盾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又一主要根源。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文化分歧和意识形态差异，构成了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一些宗教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使这一冲突更加复杂化。90年代，大约有25%的恐怖主义起源于宗教目的。（注：种若静：《恐怖主义——冷战后国际安全新课题》，《检查日报》1996年10月13日。）在各类恐怖主义活动中，冷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9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崛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恐怖宗教力量。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规范被冲破，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已具备了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如哈马斯），其资金来源也显得十分隐秘而难于查实，它们远比先前一些革命性恐怖组织来得棘手。
2.国家间竞争与冲 突
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反映了主权国家在增进相互合作的同时，彼此间以利益为核心的竞争和冲突尖锐化。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的过渡时期，国家间因利益冲突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小。（注：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国际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运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和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家间日益膨胀的各种矛盾。
具体表现在：（1）对大国来讲， 核恐怖使现代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对小国而言，参与常规战争也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难于承受的灾难。利用恐怖活动往往既能达到政治或经济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头上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暗中却纵容、支持一批国际恐怖组织。这一支持主要通过提供金钱、庇护、技术专家、训练营地、武器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等得以实现。当然，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恐怖组织获取国家支持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原先极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不愿再冒受国际社会制裁的危险，所以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将趋向减少。（2 ）少数发达国家继续冷战思维，为了争夺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培植利己势力，对他国内部反政府恐怖活动加以支持。为了推翻萨达姆、肢解伊拉克，美国每年向伊拉克民族恐怖组织提供1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以推进其在巴格达等大城市的恐怖活动。（注：吴鹏：《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活动综述》，《1997年世界军事年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3 ）除了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一些非政府团体或个人——主要指处在国际竞争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基于爱国主义情绪而发动对于他国政府或民众的恐怖袭击，包括日益增多的网上侵犯。
3.高科技的普及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扩散
冷战后，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越来越高超。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和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的网络恐怖袭击事件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或自制一些原本尖端的高技术器材。发达的电脑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和各种传媒为恐怖分子搜猎情报和传递信息提供了便利。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由于冷战后国际社会缺乏有效控制核生化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恐怖分子通过黑市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是比核武器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日本东京奥姆真理教的毒气案也许算不上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他们原打算要制造更大的伤亡，警察事后在其总部所在地发现了足以使成千上万人丧命的沙林。这一组织还曾在俄罗斯武器市场上从事采购活动，购买了包括一架直升机在内的设备，以播撒致命的化学物质。另据称，本·拉登不仅已买到美制“毒刺”式导弹，而且还在中亚地区弄到了核武器。对先进技术和武器的拥有使恐怖主义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4.大众传媒系统的负效应
现代大众传媒系统对国际恐怖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为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义主张代言人的角色。大众传媒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以求吸引听众和观众，这就容易为恐怖分子用来宣扬他们的“事业”和“使命”，扩大了恐怖效应。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使地球各个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个地点上演的恐怖剧，这恰好满足了恐怖分子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的欲望。同时，电视、报刊常常充当遇难者家属的代言人，给政府施加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干扰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所幸传媒机构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美国反恐怖主义专家皮尔在谈到对付恐怖主义的工具时，提出了“传媒自我约束”（Media Self－Re－strain）的设想。《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例如禁止记者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改写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张以避免不加约束的宣传，必要时可停止或推迟对恐怖活动的报道等等。（注："Terrorism,The Future and U.S.Foreign Policy" by Raphael.F.Perl,CRS Issue Brief,Feb.19,1997.）但这些规则能否被广为接受，还需要大众传媒系统自身的协调。而且，在当今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难免会有人打破这些规则。
5.现代化的异化因素
冷战后时代，现代性伴生了自身的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规范缺失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恐怖主义动因和类型的多样化，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组织，它们不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或“主义”的派别，大开杀戒只是为了发泄成员内心累积已久的痛苦和受挫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1996年，美国破获了一起积年邮包炸弹案，使警方感到头痛的是，这个自称“校园航空杀手”的恐怖分子的动机只是反对科学进步。1997年，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堕胎诊所被炸事件，这是一些反对人工流产的人所进行的攻击。此外，还有人因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而发动恐怖袭击。这样的“自由恐怖主义”比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显得更为可怕。另外，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深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使社会不满有增无减，这些都成为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
三、冷战后的国际反恐怖主义：“以暴制暴”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破坏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损害了人类的基本权益，并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和局部的纠纷或武装冲突，激起了普遍的谴责和反抗。
恐怖事件一旦发生，对策一般只有两条：怀柔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强硬派主张用武力制服恐怖分子。90年代以来，强硬派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主流。许多国家都认为减少恐怖事件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坚信恐怖主义不会成功，对恐怖主义决不让步。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恐怖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行动障碍。同时政府的强硬态度，能够消除恐怖分子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为此，许多国家成立了反恐怖主义特种部队，例如法国的“国家干涉组”、美国国防部的“蓝光突击队”、英国的“特别空勤团”和意大利的“皮头套突击队”等。俄罗斯对原安全局和反间局所属“阿尔法”别动队和“信号期”别动队赋予了反恐怖主义任务，并增设了代号为“韦加”的特种反核恐怖分队。这些部队成员精明强干，多次在国内外的反恐怖主义行动中大显身手。（注：参见朱素梅：《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四期。）
虽然“以暴制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且在这一基本原则指导下，一些老牌恐怖主义组织，如阿拉伯人民解放阵线和爱尔兰共和军等，已开始逐步缓和恐怖主义行径以实现合法化。但令人担忧的是，“以暴制暴”使恐怖分子的手段日益升级，而政府的反恐怖手段也极为残忍。如果“以暴制暴”不仅使用于反击武装有地雷和冲锋枪的恐怖分子，而且施加于那些在公共场合释放毒气或微型核弹的恐怖分子，那么民主的西方政府将会变得怎样的残暴？以色列未来战争专家克莱威尔德（M.Creveld）认为，政府“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 你便成了恐怖主义者”。（注：参见《新恐怖主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8年8月15日。）在当代的恐怖主义理论中， 最为著名的是“行动—反击—再行动—再反击”的循环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政府和恐怖组织之间报复与反报复的结果将是恐怖的不断升级。在恐怖气氛的包围之中，公众丧失了安全感，从而对政府失去信心，并最终为恐怖组织实现目标创造条件。如果政府为稳定局势而采取对恐怖主义的镇压行动，随着恐怖活动和镇压行动的轮番升级，即“行动—反击”循环的螺旋上升，最终又会使政府的严厉措施侵犯到公民权利，招致民众反对。
国际恐怖主义性质的变化和威胁度的增加，对各国的反恐怖主义政策及其组织结构提出了挑战。许多国家在反恐怖主义方面出台了一些新举措。1996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案，规定政府在4年内增拨10亿美元用于联邦和州政府的反恐怖行动， 并规定对驻外机构人员和军人进行反恐怖训练。美国国防部还将防范恐怖活动列为军事研究的重点之一。1999年，日本政府通过加强社团管理以控制邪教组织，从而比较有效地打击了奥姆真理教的恐怖活动。但就总体而言，国际反恐怖主义事业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