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与成功经验
廖心文*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陆地边界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有未定界的划界问题，而且还要处理已定界因河水改道、界碑移动产生的争执或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提出解决边界问题总的原则和办法，即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中央还根据边界问题的特殊性确定了一些具体原则，包括怎样对待旧条约、怎样看待历史资料、谈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等。中央以这些原则和办法处理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这些原则和办法，为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陆地边界；边界争端；解决边界问题原则和办法
边界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到边境安宁和边境地区人民的和平生活，影响着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工作中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解决边界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办法，促成中国和缅甸等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并妥善处理了中印边界问题。这些原则和办法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与智慧，为我们今天继续解决好边界问题和岛屿争端提供了重要的可借鉴经验。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界的基本情况
我国的边界线漫长而曲折，大陆边界线有两万多公里。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入侵给我国边界遗留下很多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陆地边界上面临的情况是：大部分地区还未经勘测，有关边界的历史资料和外交档案极不完备，缺乏精确的地图(我国公开出版的地图所划边界线，基本上是按国民党时期的地图标线的，而实际接壤线同这条线出入很大，同邻国出版的地图也有出入)。中央对边界的具体情况很不了解。
为了摸清我国边界情况，进而为逐步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编辑一本边界地图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边疆省区的负责同志参考。根据这一指示，1957年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总参谋部测绘局、中国科学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和内务部等单位开始联合进行此项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59年6月编撰完成我国第一本边界地图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地图集》。这本地图集所使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边疆省区提供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根据这本地图集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陆地边界的基本情况如下：我国陆地边界线(包括以河流和湖泊为界的界线在内)，长约21535公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12个国家按逆时针方向依次是朝鲜、苏联(现在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所取代)、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这12个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朝鲜、蒙古、越南；一类是民族主义国家(地图集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保护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
我国与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陆地边界线总长为14490公里，其中未定界的有4820公里。
中苏边界线是12个与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中最长的一条边界线，全长6470公里(历史上曾达到8500公里)，其中未定界420公里。中苏边界是清朝政府和沙皇俄国划定的，从1689年至1915年的二百多年间共签订划界条约二十多个，对各段已定界都有详细规定。其中，东段(与我国东北地区接壤部分)约4070公里长的边界线都已划定，主要以河流为界；西段(与新疆接壤部分)约2400公里长的边界线，大部分建有界碑，其中除新疆帕米尔地区420公里一段系未定界外，其他均属已定界。由于河流改道等原因，有的区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中苏双方对东段黑龙江内的二百多个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看法，西段也有两处存在问题，但总体比较稳定。
中蒙边界全长4350公里，其中3000公里与内蒙古接壤。1945年，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换文声明：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但后来既没有实地勘察划定，也没有附图以为根据。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蒙边界均属未划定。当时，中蒙边界有争议的地方在以下几处：新疆的西岔河、红山嘴地区，面积约1320平方公里；清河、北塔山地区，约8680平方公里；哈密以北地区，约9200平方公里。根据历史情况、有关协议以及1945年换文前后新疆人民和地方当局长期使用和管理的事实，上述地区应在我国境内。1956年中蒙两国地方当局曾就西岔河、红山嘴地区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没有结果。1958年，蒙古政府提出照会，要求以1945年国民政府和苏联换文时的国境线为基础确定两国国界。蒙方所参照的地图是苏联出版的地图，其中哈密以北地区与我国理解的边界线有很大出入。另外，蒙方以缺乏牧场为由，提出将我国境内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新疆清河地区共约2300平方公里的两块地方，划归他们所有。
在划定边界的时候，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旧条约确定的边界要不要承认，要不要遵守国际惯例。中央认为：“我国和外国的边界，已由旧条约确定了的，应该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8) 《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 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是：一个国家在国体改变和新政府成立之后，对于旧政府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政治的或其他性质的条约可以继承或不继承，但是对于划定两国边界的条约必须继承。如果需要进行调整，也必须在承认已经签订的旧条约之后，通过同对方政府协商，加以调整。中央提出这个原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应该否认旧政府签订的所有划界条约，而以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大疆域，作为目前划定边界的根据；也有人主张单纯地从军事国防或者民族关系考虑，来重新划界。这些想法不但不符合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而且会形成两国没有边界的局势，是很不现实的。这样做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只能引起我国和周边国家的纠纷，影响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政治上对我国很不利。所以，中央确定的这个基本原则是合理的、现实的，符合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种称为“引力红移”的现象，正是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做出的第一批预言之一。S2的发现使得天文学家有机会在自然条件（引力无比巨大的黑洞附近）下观测这种现象。
黑格尔认为，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应该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圆圈式的总体，一种内容只是作为整体的环节，才得到其正确性的证明，在这个整体之外，则是毫无根据的假设或主观的确信。我们的教学应该培养学生对教材整体把握的意识。这样每篇文章的学习都为学生今后的习作提供了一个个模块，便于指导学生进行表达的构思。具体到《广玉兰》这篇课文，这一要求也符合课标提出的对说明要点的把握。
中越边界全长2280公里，全部为已定界。广东、广西与越南接壤的边界线在宋朝时已基本形成，云南与越南接壤的边界线在元朝时大体形成。中越在历史上有藩属关系，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中越边界线在1885年至1897年逐步会勘确定，大部分以分水岭为界，并建有界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越边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越两国边民有私自移动界碑(数百米到数公里不等)的情况，并引起纠纷。
我国与8个民族主义国家的陆地边界线总长约7045公里，主要是解决未定界问题。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长500公里，全部是未定界，但当时两国间事实上是按我国出版的地图所划界限为界，双方没有大的纠纷。与尼泊尔之间也全部为未定界，长1050公里。实际上早在1750年，清政府就派人在中尼边界竖立了界桩。中尼边界问题大多是历史上尼方侵占造成的，尼方侵占的区域有的已达一百多年，事实上已成为尼方管辖地区。中尼边界问题的关键是对珠穆朗玛峰的认识。清康熙年间，珠穆朗玛峰就划入中国版图。乾隆、嘉庆、同治年间出版的历史文献，对珠峰一带的山川河流都有详细记载，出版的地图也将其划在中国境内。19世纪英国入侵西藏后，开始测量喜马拉雅山地区，在1894年出版的地图上将珠峰划在中尼国界线上，并篡改了原来的名称，以印度测量局局长埃弗勒斯之名命名，传讹于世。1947年大英百科全书将珠峰全部划在尼境内，给我国解决中尼边界问题带来了困难。与阿富汗未定边界只有75公里，没有大的争议，但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不丹有400公里边界，全部为未定界，当时实际接壤地区没有大的纠纷。中锡、中老之间的边界全部为已定界，没有大的纠纷。
一是关于南段未定界，按照国际惯例(新政府可以承袭旧政府的既成事实，无论旧政府是被交替的还是被推翻的)，承认缅甸有权用纯法律的理由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缅甸承继了英国的统治。但是，由于双方过去都是被压迫的民族，现在独立了，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既要考虑本国的愿望，也应考虑对方的愿望。希望缅方认识到，中国人民承认“1941年线”在感情上的困难。具体的做法是：中国军队从“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出，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过去驻扎的地区。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很多的陆地边界问题。既有未定界的划界问题，还有处理已定界因河水改道、界碑移动产生的争执或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今天继续稳定周边，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简要经过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边界问题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并没有马上把这个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而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经历了一个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对解决边界问题采取了两条方针：一是“暂维现状”，二是积极准备。前一条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对我国旧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有关边界问题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对边界维持现状。这条方针是“一种权宜措施”，但又十分必要。采取这条方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腾不出手。当时中央要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比如新中国刚刚成立，要组建新政府，要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还要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恢复国民经济，等等。而解决边界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还不是十分急迫，邻国也没有立刻提出这个要求。二是条件不成熟。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等敏感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作充分准备，比如，要对边界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做到心中有数；要对国际上处理这些问题的惯例和一般原则进行了解，避免出现法理上的纠纷，造成被动。后一条方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抓紧时间研究问题，积极做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准备。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建国初期，我们忙于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同时由于对全国边疆问题还没有很好研究，因此不可能就着手把这样复杂的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解决。”但是，“‘拖’终非长久之计，或者对方要提出来，或者我们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解决。因此，我们总是要准备解决”。(1)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中央这样考虑问题是富有远见的。由于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边界问题突出地摆到面前时，我国牢牢把握了主动权，避免了被动局面的出现。
中央把解决边界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是在1956年前后。这个时候酝酿解决边界问题，主要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一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4年：中央开始酝酿解决边界问题，但认为还需要一些时间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禁运，我国在外交上采取了“走出去”的方针，积极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同印度、缅甸等国家互访的过程中了解到，尽管我们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把这些原则写进双边联合声明中，消除了一些国家的疑虑，但有的东南亚国家对我国仍然心存疑虑。对此，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尼赫鲁提到三条原因：中国不但大，而且强，或者可能变强；中国在海外有许多华侨(新加坡80%—90%都是华侨)；这些国家害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本地的共产党来活动。此外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和许多国家的边界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
基于路堑边坡风险定量评估技术框架，本文对福建省漳武高速公路龙岩市永定大道拓建段K1+160—K1+310段路堑高边坡开挖后和加固施工后进行定量风险评估。
缅甸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1954年夏，周恩来第一次访问缅甸时，时任缅甸总理的吴努就提出：希望早日解决边界问题。在以后的双方互访中，缅甸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后来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尽管我们今天还很穷，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比起缅甸来，我们不仅是大，而且比它强。”“有我们这个大国在它身边，当然觉得担心，有疑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解除了它的疑虑。但这只是个声明，我们还必须在实际行动中证明我们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的话就表现在边界问题上。”(2)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是早有估计的，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谈到：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一些问题。他说：“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3)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83页。 周恩来也曾对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说：“要清醒地估计到，两国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后，如何先急后缓地解决一些两国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像边界问题等势将提上日程。”缅方提出这个问题时，由于我们尚不了解边界情况，没有立即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我们与缅方约定“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4) 《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3日。
(二)1955年：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
1955年，随着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巩固这种关系，我国开始着手解决国际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先同印尼之间顺利地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形成了解决华侨问题的范例。这样，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此外，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前哨部队由于误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局势变得十分紧张。缅甸《民族报》歪曲事实，诬称中国军队入侵缅甸。美国也借此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正在对外“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了一次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到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应该加快步伐了。
(三)1956年：中央认为边界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大事：一件事发生在中东，即英法为重新霸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共同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一件事发生在欧洲，即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匈牙利。尽管中国政府很快对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侵略行径进行了谴责，但一些周边国家依然担心新中国强大以后会对外侵略。当时，缅甸领导人在同毛泽东谈话时坦率地说：“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5)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302页。 甚至连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都有疑虑。在这种背景下，中央认为，为了巩固东南亚的和平，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很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他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他提出：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先从缅甸开始，陆续解决，解决后他们就放心了。195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国同东南亚邻国间的边界如不及早确定，边界纠纷会日益增多，容易造成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影响到我国同他们建立巩固的和平共处的关系。”(6) 《中央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指示》，1956年10月31日。
1956年中央提出解决边界问题也符合我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周边环境能否稳定，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妥善处理好边界问题。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大改善，但是，正如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时所说的：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有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好，“如果使所有这些问题都严重化，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精力进行建设了”。(7) 1956年1月4日周恩来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的谈话记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在外交方面做出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是支持苏联促成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通过和平协商缓和了亚洲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创造了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另一方面是同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央在这两方面的努力，在全世界树立了维护和平、睦邻友好的良好形象，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形成的紧张国际局势逐步趋于缓和。这样，中央便有条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上，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处理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三、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原则
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国家关系、民族情绪、历史情况、法理依据和实际状况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所以，中央对解决边界问题采取了慎而又慎的态度，针对涉及边界问题的多方面因素，提出了妥善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原则。
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解决边界问题时，需要以历史资料作为划界的法理依据。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历史资料的问题。中央认为：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些边界谈判资料，可以作为法理根据。为什么一般的历史资料只能做参考而不能作为法理依据？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研究组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显著的低于对照组,经过数据的分析可得,差异均存在一定的统计学的意义,即P<0.05。
一是总的原则和办法，即按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倡导和推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中央认为，采取这样的原则和办法有利于我们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达到安定四邻的目的，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在这个总原则下，中央根据边界问题的特殊性确定了一些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包括：
3.3.2 翻班与否 调查显示，翻班护士及其配偶的婚姻质量要低于不翻班护士及其配偶。护士平时的工作强度高，尤其是2、3级医院的护士，在8 h的工作时间里需要相当高体力与脑力的支出，因此回到家后可能对家事付出的精力有所减少，翻班护士作息时间不规律，在家的时间不固定，与家人和亲友进行业余活动的机会减少，影响了夫妻间的交流。在值夜班期间也无法照顾到家庭，子女必须由配偶或其家人照料，影响了婚姻质量。
中朝边界主要以图们江和鸭绿江两条河流为界，全长1390公里，其中未定界50公里。图们江部分是1909年清朝政府和日本在北京签订的《间岛条约》划定的，其他部分未正式划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天池问题。长白山天池系我国领土，朝方持相反看法。日本出版的地图大都把中朝边界划在天池上，与《间岛条约》不符。朝鲜的地图与日本地图一致。自1954年以来，朝方对我国出版的地图把长白山天池划在中国境内一事，多次提出不同意见。(2)因河流改道等原因，双方对一些小岛屿的归属问题有不同意见。
2.关于怎样看待历史资料
4.3 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将更加精准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提出“依托专业康复机构指导社区和家庭为残疾人实施康复训练，将残疾人社区医疗康复纳入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内容”；《“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残疾人健康管理和社区康复，依托专业康复机构指导社区和家庭为残疾人实施康复训练，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开展残疾人医疗康复”。这不仅反映了康复医学在小康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明确了康复医学是残疾人社区康复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30年社区康复实践经验的积累[11]。
承认历史事实，还原本来面貌。历史上中国与周边的民族或部落常有战事，互有胜败。我国古代史书像《汉书》《资治通鉴》等都有许多记载和评价，但这些史书的观点，多是从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有偏颇和不当之处。中央认为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纠正一些错误观点。
江湖上一般的刀是用来杀人的，而天葬刀，却是用来碎尸的。它是刀中的魔鬼，闪着鲜血的光芒，带着鬼魂的邪性。千百年来，它饮了无数人的血，碎了无数人的肉，剁了无数人的骨，沾染了无数人的善恶灵魂。在一次次天葬的淬炼下，它变得愈加坚固、锋利、残忍和嗜血。它能够斩断坚硬的钢铁，能够吞干敌人的鲜血，能够霍乱坚定的心神，也能够锁困刀下的怨灵亡魂。
既不能割断历史，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是不注意边界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至边界一向不明确。边界处在“犬牙交错、出出入入、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状态。历史上中国边界的变化很大，有的地方汉朝一个样，到唐朝又一个样。中国以史书记载详尽著称于世，每个时期的情况都有史书记载，如果把所有史书都搬出来作为讨论边界问题的依据，就会把整个亚洲翻腾起来。周恩来讲过：“如果把蒙古王朝的版图作为根据，那就要震动世界了。”(9)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例如，推行“医生跟着患者走”服务模式；实施高级医生细分亚专业，促进专业化发展项目；护士统筹床位管理，加快床位周转；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建立以病种为中心的学科交叉/联合诊疗模式；采用矩阵结构，组建多科联合医生团队；建立疾病指南/制定诊疗路径；共建随访体系/临床病种数据库等。尤其是改革手术室资源管理，建立手术室调度中心，打破传统科室界限统一排程，使手术间利用率从63.22%提升至90%以上。
要根据今天的情况和国家的政策来看待历史。中国边界的交涉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整个交涉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斗争的过程。这个时期定的条约，大多数对中国来说是耻辱的、不平等的条约。但如何对待这些条约，中央认为也还要看今天的情况。比如，同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封建时代是战事连绵，你争我夺；19世纪后，遭到殖民主义入侵，经历了共同的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赢得了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世界和平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所以，中央提出一定要看到这些变化，按照这种新型的关系来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3.关于谈判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由于车次数一般少于车组数，因此，首先需将车组号对应的最佳匹配车次进行补全，依次加1，作为车组号最佳匹配车次参考。车组Ti与车次Fj的匹配度Cij的计算公式如下：
中央提出，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边界问题要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而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毛泽东曾经对外宾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0)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7页。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谈到如何解决边界问题时表示：“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但不能超越现状。”(11)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在和平外交的总方针下，中央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和三项谈判原则。这些方针和原则是针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出的，但对解决其他边界问题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三条谈判方针：其一，关于谈判的目的，是要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缓和，便于国内进行建设。如果结果相反，由于谈判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不如不提出，不解决这个问题为好。其二，关于谈判结果，应在同亚非国家和平共处问题上起示范作用，换句话说，解决边界问题必须同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广联系起来进行，以打破美国企图压迫和利用处在中间地带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包围的阵势，“我们的政策就是对这种阵势打开一些缺口”。其三，考虑到周边的民族主义国家同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又对我们存有疑虑和畏惧，中央要求在谈判中一方面应该坚持和保护我们民族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反对大国主义方面做出榜样。中央认为重要的在于“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点地方”。
1.关于怎样对待旧条约
其中，Pfa为虚警概率，T为检测门限，u和v分别为Fisher分布参数，通过设置合理的CFAR检测恒虚警概率Pfa，可通过数值求解的方法求解出具体的检测门限T.对于由式(5)得到的MPWF检测量z，目标判决过程可表示为：
三项谈判原则：其一，守住原来应该到达的地方。具体来说，对已定界就是要守住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到达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全部接收；有些地方国民党政府有过形式上的统治，但实际没有能管到，我们也要接收，寸土不让。中央强调：“这个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适用的，例如，我们和平解放了西藏，今后还要解放台湾、澎湖。”对未定界就是要守着原来已经到达的界限，其中有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在日后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其二，根据历史上可以为凭的法理论点来谈判。其三，结合我们同有关国家的新的关系和我们的政策来谈判。
中央确定的这些重要原则，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缅边界谈判以及后来同其他国家的谈判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Keras是用Python开发的开源深度学习库，能够以Tensor⁃Flow、Theano或CNTK作为后端引擎。TensorFlow最初是由Google开发的开源深度学习库，功能强大，执行效率高，并提供了Python、C++等多种语言编程接口。通过TensorFlow，Keras可以在CPU、GPU上无缝运行[2]。Keras简单易用，利用Keras可以快速开发深度学习模型，支持卷积网络和循环网络以及两者的组合，并能够构建任意深度的学习模型。
四、中央解决中缅、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思路
第一步，先不讨论具体问题，而是确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原则，统一彼此的见解，为总的解决开拓道路。根据和平睦邻政策，以及对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中方向缅方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共三条：
首先构造方程lnx+2x-6=0,变形为lnx=-2x+6,等价转化为方程组再从函数的角度把该方程组“看作”两个函数,这样原函数的零点问题就转化为学生熟悉的对数函数和一次函数图象的交点问题．推而广之,函数y=f(x)-g(x)的零点个数⟺方程f(x)=g(x)解的个数⟺函数y=f(x)与函数y=g(x)图象的交点个数．关键是在等价转化过程中,巧妙构造出耳熟能详的函数．
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又十分复杂，中央由此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分两步走来寻求解决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面临的最为复杂的边界问题是中缅、中印边界问题。
其中最为复杂的是中缅、中印未定界问题。中缅边界线呈南北走向，蜿蜒曲折。新中国成立时，中缅边界的大部分已划定，有三段还存在问题。三段分歧边界均是因近代以来英国在对缅甸实行殖民主义统治时强占边境地区留下的。第一段是南段佧佤山区段。1941年，英国强迫中国政府以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边界，把班洪和班老辖区的一块划入英国占领地，即通常所说的“1941年线”。缅甸政府独立后，继承了这条线。第二段是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又称为南畹三角地，面积约为250平方公里。1897年，中英两国签订第二个边界条约时，英国以“永租”名义取得了对这块领土的管辖权，当时及以后的中方政府未对这个问题做过交涉。第三段是尖高山以北的一段。1911年4月10日，英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英国仍一直侵占着这个地区。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印之间全部是未定界，而我国和印度地图上都画成已定界，彼此出入很大。尤其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西段地区(指中印边界东段)，两国地图上所画边界线面积相差甚大。此线将原属我国西藏地方的门达旺、上洛渝的一部、下洛渝的全部和下察隅等约90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在西藏西北部的阿里地区，中印两国在一些小块地方(如乌热)的归属上存在争议，争议点有七处。
二是猛卯三角地区应该由中国收回，但究竟如何收回可以商量。这样处理是考虑到如果断然收回这块“永租地”，缅甸北部交通会面临严重困难。
三是关于北段未定界，缅甸政府定出时限，把缅军从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撤出，中国军队保证不进入该地区，以待划定界限。
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连锁方案”，体现了互谅互让的精神，也是从实际出发的，使双方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缅甸方面当时很满意，吴努告诉周恩来：“整个说来，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公平的。”(12) 1956年10月27日周恩来会见吴怒谈话记录。
第二步，讨论具体方案。谈到具体方案，缅甸方面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缅方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即：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猛卯三角地无条件地交由缅甸支配；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面积约148平方公里的土地交还中国。我方的意见是，在尖高山以北地区，中缅边界的最北部分，即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即1914年英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国政府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麦克马洪线”的中缅边界部分。由于这是一条中国政府从未承认的边界线，所以我们不用这个名称，而称为“习惯边界线”)；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一段，除片马等三处各寨地区应该归还中国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三处各寨的面积根据历史上可以依据的事实和双方行政管理的方便来确定；关于佧佤地区和猛卯三角地，同意在佧佤地区基本上按照“1941年线”定界，但需要做某些调整，即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如果缅方同意中方的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而在1897年“永租”给英国管辖的猛卯三角地，永久地交给缅甸政府，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还提出，以上各点具体建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从上述方案可以看出，双方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关于片马等三处各寨，原则上已确定归还中国，但在具体归还的面积上有分歧；关于猛卯三角地，双方都同意取消“永租”关系，但缅方要求无条件给予，中国要求同“1941年线”做些调整。
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已确定，可以暂时不忙于解决具体问题，但不停止工作；二是按照吴努的建议，成立联合边界委员会，由双方委派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组成，继续处理边界问题；三是共同进行勘察；四是先签订两国友好条约，规定互不侵犯，互不进行领土扩张。这几条建议得到缅甸方面的认可。
虽然在上述“症结性的问题”上，双方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一时难以统一，但1956年至1957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为几年后全面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这一时期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就涉及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指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这一问题：“‘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13) 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
1954年10月，尼赫鲁回访中国时，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事实。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14) 1954年10月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15) 1959年9月8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
此后，由于1959年和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中央开始着手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其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处理这两次事件的过程中。处理1959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央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通过努力，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主动。
五、中央解决边界问题的成功经验
中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五点：
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量，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考量。
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决策问题。如果时机不成熟，可以放一放，等待有利局面。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
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要坚持“互谅互让”的方针，注意照顾双方利益。这是解决问题的有益方法。
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解决问题的辩证思路。
现场确认准备启动指示灯亮。控制室内确认准备启动指示灯亮，通过CCS HMI的“自动/手动”选择开关选择自动开车程序。
这五点为我们今天继续处理边界遗留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The History of China ’s Land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1950 -1960s and the Enlightenment Drawn from It
LIAO Xinwen
(the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CCCPC)
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ronted with many land boundary disput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en it was founded. It had to delimitate for the undetermined boundaries and resolve the boundary disputes emerged from the change of transboundary river courses or the displacement of boundary marker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CCPC) cautiously proposed out general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resolving boundary disputes: through peaceful negoti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CCCPC also identified specific negotiation principles and provided guidance on how to treat old treati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and successfully dealt with Sino-India and Sino-Myanmar boundary disputes. Thes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a’s keeping goo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and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China’s Appropriate handling of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wards.
Key words ：land boundary；boundary disputes；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resolving boundary affairs
*廖心文，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研究员曾于2013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边界问题研究”系列文章，本文是基于这些文章整理而成，并经作者本人修改。整理者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牟沫英。
●责任编辑： 屠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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