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的经验_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的经验_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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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邓小平经济理论,内容尤其丰富、集中,这个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系统深刻地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基本点对这一理论作一粗浅探讨。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深刻解剖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经济实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两次革命,从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经过反复曲折、长期的艰辛探索,在吸收和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把革命引向胜利,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革命,是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成果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突破性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更重要的是,这次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方法论。

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需要创造出符合新的实际需要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又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革命已进行了十多年,至今尚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理论上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两次革命,两次飞跃,虽然在内容,目标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特别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进入新高度、新境界。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增添了许多崭新的内容,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等等。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全新的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有一些观点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邓小平结合我国新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作了极大的丰富和发挥,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新观点、新思想都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具有创造性意义的丰富和发挥,从而使邓小平经济理论显示出更大的活力。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建国以后,1956年到1966年展开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在指导方针上出现过严重失误,主要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搞“一大二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十年“文革”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错误,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力挽狂谰,果断的纠正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此期间,邓小平尊重实践,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鼓励和支持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从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中,揭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实践的发展。我国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因此,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经济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经济理论从经济学角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层次高,理论性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初步形成论点明确,内容全而集中,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是以六条主线展开论述的。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我国虽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把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搞清楚,而恰恰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又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导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后果。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反复思考,并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得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因为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根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致富不是罪过”。所以,“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活力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作为一次新的革命,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个变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崭新贡献,他用新的观点和思路,用精辟的论述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最佳途径和形式。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的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对社会主义能否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困扰多年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根据这一系列论述,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解决了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的重大问题。

(四)“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进一步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束缚我们党思想和手脚的枷锁。

(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物化的智力”,包括在生产力之中,邓小平继承和发展这一观点,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结论,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重视开发智力”,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强调“引进技术、改造企业”,农业发展要“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指明了方向。

(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要求,邓小平还一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所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在,这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形成或产生,都是社会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并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才能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产生科学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济经理论,是邓小平在历史地、动态地考察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前提下,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了大量的科学预见和天才的设想。但必须看到,邓小平济经理论的有些观点只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而得出来的,因而也只适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例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内容,这是因为,在现阶段,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存在多种形式,其中私营经济成份中存在剥削因素,还由于我国地区、部门或个人之间贫富差距拉大,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而剥削和两极分化,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最终要取消的东西,因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之一。但到了将来成熟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剥削和贫富分化完全消除,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若再含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字样或内容,就失去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再如:从富民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富民的科学理论,是邓小平开辟的一条人民致富道路。改革开放十八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实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收入和贫富差别的加剧。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万户居民的调查,1989年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前10%)与最低收入户(10%)的收入之比为3.399倍,1994年扩大到3.832倍。而且,我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已超过100万人,同时农村却有6800万人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城镇居民有2000万人年均月收入不到200元。

面对这种状况,人们议论纷纷,认识很不一致。有人认为贫富差距已相当悬殊,出现了两极分化,甚至有人公然把贫富差距归罪于允许先富的政策,认为社会收入和贫富差别的加剧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的收入为代价的,于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先富的思想,富民政策产生疑惑。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收入和贫富差距这些现象,作为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分为二的分析,看待这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提出允许先富,是由于“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进而提出允许先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允许先富这个政策的提出和实施,给中国带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1978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133.6元,1995年达到1577.7元,增加12倍,1978年城镇职工年均工资615元,1995年达到5500元,增加9倍,另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表明,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占家庭总数的36.1%,在5000元以下的仅占3.8%。这表明,分配不公,社会收入、贫富悬殊作为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的伴生现象,是富裕程度、先富与后富的区别,它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有本质区别的,更不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相反,先富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给城乡致富能手开辟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这个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先富能手,为落后地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说社会收入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客观上有其必然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忽视先富政策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不合理、不合法的社会收入和贫富差别的加剧,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改革,影响社会稳定,有违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先富政策的本意。所以,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有些思想、观点确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实践的发展,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经济理论,既要看到它的进步意义,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总之,邓小平经济理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敏锐洞察新的国际形势和借鉴其它国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以六条内容为基本主线,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论述,理论性强,层次高,初步形成论点明确、内容全面、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全面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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