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教育问题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农论文,民工论文,对策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8-0005-03
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问题也愈显突出。解决他们的不公平待遇，除了国家政策、政府支持、观念更新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发展社会化——继续教育问题。农民工只有实现自身发展的社会化，才能顺利融入城市实现城市化。
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既是解决“三农”难题、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途径，又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在“民工荒”的惊呼声中，技能型、高素质岗位人才的缺乏，也凸显出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足。而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又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形成民工群体的“教育荒”。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虽有文化但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一代农民工如果接受的教育不到位，将可能既退不回农村也融入不到城市，继续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从而形成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因此，城市化是必然，农民工市民化是趋势，关键在于“融入性教育”。“农民工融入性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又需要统筹规划，常抓不懈。有关部门要构建“政府组织领导，教育部门具体实施，相关部门积极配合，社区、乡镇、村、组四级整体互动”的教育模式，把农民工培训纳入对各地及相关部门的年度考核，坚持领导有班子、实施有主体、工作有配合，做到训前有安排、训中有考评、训后有验收，实现经费有保障、就业有门路、劳务有品位，立足能长远的目标。
一、农民工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工教育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农民工教育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6年就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民工潮”对当时成人教育提出的新的机遇和挑战，成人教育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以劳动力转移培训为中心，才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纽带和桥梁。在市场条件下农村成人教育不再是“单一型、平面型”，而是“纵向多层次、横向多层面”的，能够为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的教育体系。
职业技能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难以在城市立足的主要因素。因此，有学者提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和就业能力。第一，政府应当担负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统筹责任，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强化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第二，要转变和创新办学思想，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第三，按照订单培养的要求，创新办学机制。可见，职业教育担负着农民工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双重任务，有效的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个人素质，使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获得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由“能力型”向“技术型”的转变。
（二）教育高收费和农民工的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农民工教育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的局面。一方面，用工企业“学徒式”的培训、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的“经济门槛”以及培训内容与农民工需求的差距，导致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可支付能力的缺乏和“预期收益”不明显又限制了农民工自身接受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有效需求。尽管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是大多数农民工的愿望，但是在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民工教育中，培训机构高额的教育培训费用超出了农民工的可承受范围。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制约因素是高额培训费用，大部分农民工因支付不起培训费用而丧失了提高就业竞争能力的机会。
有学者对广东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深入调查和分析，发现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与本省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免费培训相比，外省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费用完全由农民工本人承担。二是职业教育培训发展滞后，表现为规划滞后和总体投入不足。三是职业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缺乏一个覆盖全省乃至相关省份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需要接受教育培训的农民在未就业的情况下，自己掏钱接受教育培训有难度；用人单位对高水平人才不惜重金聘用，不愿花钱培养人才，更怕培养的人才“跳槽”；从事教育培训的教育机构自负盈亏，收入不多无力扩大投资；政府没有系统的优惠政策，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这些都制约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开展。
（三）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问题
现行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由于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以及系统的安排，导致一些只图收费不重实际的培训机构出现乱收费、发假证、甚至招摇撞骗的情况。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至今尚未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具体计划以及配套的政策，也没有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也尚未建立，没有政府专项经费的支持，缺乏社会捐助，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也出于利润最大化而削减或不安排培训经费。部分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致使农民工培训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加上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资金保障，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培训教材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等，这些都严重制约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健全，加上培训资源利用率低，使培训工作的管理比较松散，不能很好地借助社会培训力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随意性也较大，从而使培训质量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的需求。同时，政府相应的就业服务体系也不健全，由于缺乏必要的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二、农民工教育的对策和模式分析
为使农民工的教育走上有序、健康、良性循环的轨道，农民工的教育工作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机制和培训模式，整合社会上的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创办多样的民工教育学校，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农民工教育新模式。
（一）农民工教育的对策分析
经济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种人力资源，因此我们要根据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偏低、流动性强、工作时间和职业变化较大且普遍经济实力差等共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在培训内容上，职业技能培训与引导性培训要齐头并进；在培训方式上，要结合农民工实际采用灵活的培训方式。有学者就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立农民工教育的长效机制的探讨。第一，建立务工农民先培训后转移制度。首先是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包括城市生活常识、基本权益保护等知识；其次是培训内容以生产技术和操作技能为主。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以提高岗位技能为主要目标。第二，建立培训考核制度、规范培训教育基地监督机制。第三，引入行为测评机制，在实行“教育培训档案”中，记录农民工的受教育经历的同时，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第四，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培训投资多元化机制。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机制创新在于着眼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认识；建立并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机制；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和微观政策；强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后者则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农民工、社会民间培训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四者参与农民工培训行为进行了经济分析，提出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构想。
建构适合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体系，必须有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机制。农民工培训机制包括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工、用工单位和教育培训机构参加或组织培训积极性的竞争激励机制，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为辅、农民工个人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组织机制以及其运行形式的教育培训机制。通过市场运作机制来解决农民工培训问题，其考虑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一是针对性强；二是成本低、效率高；三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四是有利于防止公共部门职能失灵。
（二）农民工教育模式分析
要让农民工能够融入城市，就要打破在城市培训中将农民工“边缘化”的思维定式，把农民工的培训看做是最大的社会福利，开展低偿、无偿职业培训、劳动技能培训和社会知识培训，帮助他们实现离土又离乡、做工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扎根在城市并由农民转为市民的“转型理想”，最终促进城市繁荣、社会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因此，农民工教育模式就提到了研究议程。
1.形式多样的教育模式。根据农民工的需求，统筹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发挥各类学校的优势，积极鼓励、支持社会教育机构承担农村劳务输出的专业技能培训任务，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专业、多途径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格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进行，做到长短结合、优势互补，基础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2.富平模式。有学者以北京市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为例，探讨了“富平模式”的制度创新，即“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护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并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农民工培训中的独特作用和意义。它以市场化的操作方式，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探索出了培训和就业“一条龙”的运作方式。
3.MES模式。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课程模式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一种“模块式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意为“适于就业技能的模块组合”。由于农民工受工作时间条件的制约，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课程不应该是固定和系统化的，应该是农民工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灵活选择。MES课程模式提供了适于自学的学习材料，强调学员的自学，这样能使学员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能为农民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
4.“订单加定向式教育”模式。“订单加定向式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与教育部门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目前有不少地方在建设培训和实习基地，并在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充分尊重农民工的选择，根据农民工分散性、流动性、季节性的特点，创新培训方式，通过集中办班、工地办班、冬闲办班、咨询服务、印发资料及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方式灵活有效地开展农民工教育工作。
5.补偿教育模式。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副主委陈守义提出实施补偿教育，把农民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他认为，社会上琳琅满目的教育培训机构，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农民工迫切需要的是适合他们的成人教育模式。例如，可以整合社会上的义务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创办多样的民工学校。所谓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从硬性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方面，通过有关的政策法规将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如：可通过部分财政拨款与雇主、民工共同负担经费，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学历、专业技能、法律常识、公共道德方面的教育，如就地开办培训班、知识讲座等；二是从柔性的文化熏陶、文化感染和文化享受的角度，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提供服务，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都应向农民工开放，为农民工看书阅报、学习科技知识等提供方便。
6.平民教育模式。在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到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问题。他指出：“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以“平民教育”为教育改革目标，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而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农民及其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就难以走出“愚、弱、贫”的怪圈。早在20世纪40年代，晏阳初曾主持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今天我们重温晏阳初先生“除文盲，做新民”的平民教育思想，所谓“做新民”者，事关整个教育应该致力于哪些目标、致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就是农村教育的基本理念问题。中国农村经过一百年对于义务教育理想的孜孜以求，目前只能说“基本扫除文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我们正站在“除文盲”和“做新民”两个任务的历史分界点上，如果说过去的奋斗主要集中在使更多的人得到教育机会，那么未来的奋斗必将以农村教育更为自觉地培养“新人”为核心。
7.终身教育模式。为了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拓宽其就业之路，上海正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纳入上海终身教育体系之列。所谓终身教育体系，是指以建设学习型城市为核心，对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整合和优化，形成“处处是学习之所”的城市环境，让生活在上海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实现能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中央采取的方略是实行城乡统筹，具体措施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对农民终身教育投入的问题正在解决中，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这种投入的有效使用率，如何重新组合和配置在农民教育方面有限的各类资源。这就要求必须进行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从立法方面明确确立政府对农民终身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资主体地位，把农民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即公益性事业。
应该看到的是，农民工的教育现状与其对国民经济的重大贡献存在严重的脱节，导致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就教育投入而言，基础教育不如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农村不如城市；在农村教育中，职业教育又不如基础教育。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技能普遍较低早已成为现实，并且作为积存的历史问题，这种状况将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决定了第一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竞争力的缺失，奠定了农民工虽有庞大队伍但被列为“边缘群体”的基础。而要让农民工真正地融入市民社会，教育水平、文化知识、生产技能、社会文明和道德修养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就业竞争力具有绝对的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农民工转换为市民的过渡阶段，“再社会化”——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其重要环节。再社会化不仅需要外部条件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支持，也需要内部条件即农民工自身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更重要的是城市主流社会如何落实平等的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政策。近些年来，学者们更多的是考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研究农民工教育问题的虽有但相对不多，从心理角度、社会学视野研究农民工教育的则更少，且研究多限于现象，尚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农民工教育具体运行机制、农民工教育的社会指标与考核评价体系的探讨。至于对政府、社会在农民工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方式的研究更不多见。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