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和平外交战略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和平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设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而且还制定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战略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以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理论勇气，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对外方针、政策，对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一种全方位的根本性的大调整，为我国加速四化建设积极争取和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更新了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更新了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供了重大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和判断，始终是关系到祖国建设发展的目标、速度、步骤和布局的战略性问题。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析是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为指导的。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爆发又必然会加剧社会的矛盾，引起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就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大战胜利后，欧亚两大洲十多个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政策”，即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帝国主义1950年发动了侵朝战争，60年代又进行了侵越战争，这就使我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析和判断上较多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在国家安全方面主要从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强调的是要将我们的方针建立在“早打、大打和打核战争的基点上”。这种分析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发展经济的部署。
进入80年代，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细致地观察和分析，认真总结并更新了我们对战争与革命的判断和认识。他说：“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接着邓小平分析了几个因素：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全球的战略部署受到了挫折；二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三是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然后他说：“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持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根据这一认识的重大转变， 邓小平提出：“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2〕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3 〕十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邓小平的预测和判断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正确判断的指导下，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放心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我们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论断，而且他在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取代了过去的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从而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
战后从50年代中开始，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上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国家和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组织。这三类国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最基本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是世界最基本的矛盾，邓小平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关系。东西关系是指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南北关系是指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同地处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将这三类国家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从而为全面认识时代的变化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在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特别强调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发展问题是和平与发展两者中起主要作用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其意义。首先，经济发展是导致时代变化的根本原因，尤其是最近20多年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各国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增强，经济和科技的竟争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把发展高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看作是未来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因此发展问题具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含义。其次，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现在的问题是“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关且越来越大”。〔5〕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成为十分尖锐的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也要找出路，因此也要求经济再发展。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看，经济发展速度快慢已成为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再次，发展问题是个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发展的战略性问题。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6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发达国家的资金、商品就很难找到出路，世界上1/4的人口要再发展，是不能建立在3/4的人口继续处于贫困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基于上述这些问题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我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党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工作重点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二，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进一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争取的目标，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具有深刻的含义。战后5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主张世界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就一直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大旗，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50年代我们同苏联缔结了平等互惠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反对美苏霸权主义。60年代美国出兵侵略印度支那，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我国大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由于深受越南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收缩力量。此时苏联趁机加紧向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突出表现在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落伐克，1969年3月武装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 引发了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冲突事件。更为严重的是，1979年苏联出兵十万公然侵略阿富汗。为了捍卫我国的领土和安全，为了捍卫我国的领土和安全，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即沿着苏联的周围，从中国经过日本到中东、西欧，南边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联合苏联周围这一条线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在70年代，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利用有利的形势，我们加快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积极改善了同西欧和日本的关系。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苏联陷入了入侵阿富汗战争的困境，国力大大衰退。里根上台后实行“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新战略，大力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1983年提出要搞“星球大战计划”，要从经济上军事上将苏联拖垮，同时大力开展攻势，同苏联加紧争夺第三世界。从而出现了美攻苏守的态势。同时，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上又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政府在同台湾的关系上和向台湾出售武器上又大做文章，使中美关系又再次恶化。相反这时苏联对中国多次作出了要改善中苏关系的姿态。突出表现在1982年3 月勃列日涅夫跑到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分析了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战略，改变了70年代我国实行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更加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工作的脊梁。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的友谊和合作，更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作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7〕
新时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大的基本特点是“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8 〕由于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中国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邓小平指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体作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坚持同所有国家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同苏联美国加强往来，同西欧日本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同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合作。苏联东欧各国于90年代初先后演变、解体后，我们继续同独联体和东欧各国打交道，发展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使相互关系破裂。第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9〕邓小平还指出，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要有长期的观点，他说：“可能至少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10〕第三，要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第三，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加强合作。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变化了的世界新形势下，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于1988年秋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由我国总理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并由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共同倡导的。最初，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后来在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中发生了苏联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无理的干涉，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为此我国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成为处理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
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于1984年10月就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
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从60年代起，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1974年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77国集团”的推动下，由其起草并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与行动纲领》。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中一直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它们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者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12〕这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套完整的国家行为规范，比其他国际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更重要的是这五项原则完全、彻底、全部摆脱旧国际关系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和消极影响，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最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最能反映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愿望，最能体现时代的特征，因此它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也能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为左邻右舍服务。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以美国为“领袖”，以美国的价值观（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等等）为指南，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同时利用联合国为工具，以谋取美国主宰世界的目的，实质上是美国要充当世界的警察。西欧、日本也相继提出了各自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其实质都是企图建立由西方几个大国共同主宰世界。显然美、日、欧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和方案，实际上不过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翻版。因而，在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必然会充满着各种国际力量之间的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必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斗争过程。邓小平于1990年3 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13〕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126—127页。〔2〕第128页。〔3〕第25页。
〔4〕第105页。 〔5〕第281页。〔6〕第282页。
〔7〕第3页。
〔8〕第57页。 〔9〕第156页。
〔10〕第289页。〔11〕第96页。
〔12〕第282—283页。〔13〕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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