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联合国论文,席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由于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加上紧随而来的国际形势的骤然变化，新中国未能及时乘胜解放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为美国的武装干涉提供了机会，也在联合国内形成了中国席位的代表权之争。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长期竭力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两岸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适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方式，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联合国内，理直气壮要求恢复新中国的合法权利，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种种图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坚持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在对美关系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逐步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经过长达22年的斗争，在四条战线的“合力”的作用下，联合国内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力量逐步增强，中国终于克服重重障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一、理直气壮，主动出击，坚决要求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深知联合国这个外交大舞台对中国的重要。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1](第11页)。在美国的干预下，赖伊以电文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为借口，拒绝向大会散发电文副本。对此，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扫清的情况下，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肯定会受到美国的阻挠。致电联合国只是周恩来的未雨绸缪之举，正如他所说的：“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是挂了号，备了案，以后再说。”[2](第1006页)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严正指出“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开除”[1](第20页)。苏联代表要求把新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由于美国的反对，苏联的提案被否决。为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苏联代表发表声明，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开除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谈判，要求周恩来去莫斯科参加会谈。周恩来认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也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在思考如何应对这个问题。1月18日，周恩来赴苏途中，在电话中和毛泽东商定在联合国内继续进行积极斗争，并任命张闻天作为出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照会联合国，并要求明确答复何时将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及安理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从苏联返回后，周恩来又专门召集会议研究确定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选。5月12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新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赖伊本人就是律师出身，深谙国际法，知道对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照会和声明，回避不是办法。而且，作为秘书长，他不愿看到苏联、东欧国家因支持中国而退出联合国的可能前景。于是，6月 16日，赖伊向当时的59个会员国建议，考虑解决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提出会员国应以新政府是否有效地统治国家领土和人民作为表决的依据，而不应受是否有外交承认的影响。因美国的阻挠，赖伊这一建议未能引起应有的反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做出了强烈反应，一方面操纵联合国谴责朝鲜，一方面派军舰进入台海。1950年6月，联合国通过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后，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声明该决议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决议。苏联政府始终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但苏联代表宣布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给美国钻了空子，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决定用武力制裁朝鲜就是在苏联放弃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的。8月，苏联代表重返安理会并担任本月轮值主席。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要他立即办理中国的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五届联大的一切手续。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先后10多次致电赖伊和安理会主席，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的侵略罪行。在苏联代表的支持下，同年11月，安理会决定受理讨论中国政府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和干涉朝鲜内政的议案。
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必须有相关当事国的代表出席。赖伊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亲自部署指导这场重要的外交斗争，一方面致电赖伊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方面亲自决定参加人选，召集代表团成员讨论在联合国的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对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和出国后的行动方案都作了具体交代，并认真审阅了相关的文件资料。11月28日至30日，联合国连续开会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提出的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以伍修权为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联合国。伍修权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事实控诉了美国的罪行，要求会议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国提案上。斗争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由于美国及其追随者在安理会内处于多数，联合国最终还是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项提案的通过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巨大障碍，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都以此为借口，要求联合国暂不讨论中国的席位问题。周恩来认识到联合国完全成了美国控制下的表决机器，不再主动提出要求恢复合法席位，而将斗争的重点转向了广阔的外交舞台，为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进行长期斗争。
二、坚持原则，静心等待，从外部推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努力受到美国的阻挠，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适时地调整了对策，把同外国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联系到一起，确定了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和我国建交的，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它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2](第1001页)这样，只要多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建交，就意味着在联合国里多一张票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的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或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权利。”[1](第508页)经过努力，新中国在建国第一年内得到20多个国家的承认，同其中的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扫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东方。
朝鲜停战后，中国的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周恩来坚决捍卫中国主权，反对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在对待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转而采取静心等待的态度，希望由联合国采取主动，他说：“在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我们不悲观失望，也不是急不可待，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也会承认的。”[1](第503页)1954年4月，周恩来亲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商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分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外交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表现出宽阔的政治家胸怀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干，不仅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国际舆论中博得普遍的赞誉，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对新中国好斗的“侵略者”形象的歪曲宣传。周恩来还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通过和英国领导人的交流，努力改善中英关系，并把它看做是同西方改善关系的开始，这在政治上的意义在于寻求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冲破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禁运和封锁，打开了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局面。
新中国的既定外交方针是把历史上旧政府的对外关系疏理清楚后，再逐步扩大对外交往。但建国后几年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新中国在国际上已有了很大的影响。对此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2](第1147页)中共中央决定乘势扩大外交，主动走出去。这时，新中国已同世界上2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周恩来在思考如何同这些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亚非有色人种的聚会。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思想，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利用会议间隙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结下了很好的友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也有了一个重要突破，为日后“贸易先行，以民促官”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当时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此后，先后有11个亚非国家和中国建交。可以说，亚非会议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
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直言对中国强大以后的担心。为此，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寻求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新兴独立国家这一世界第三种力量的友谊。此次出访历时80余天，访问了亚欧11国，广播了友谊的种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昔日的“黑暗大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先后有30个国家获得独立。到1963年，中国同非洲的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时，苏美争霸的触角也伸到非洲，他们以经济援助和技术合作为名，加紧向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渗透，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周恩来毅然出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亚非欧14国，举世瞩目，这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里程碑。周恩来提出的处理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全面爆发，外交工作受到冲击。但周恩来领导外交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日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倡导合作，致力统战，努力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
朝鲜战争后，我国的建设事业已迫在眉睫，亟须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为避免引起中美在中国领土上的直接对抗，党中央开始寻求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周恩来抗议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得到国际和平力量的理解，有力地遏制了美国的嚣张气焰。1955年，周恩来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第一次向世界透露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图。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有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两种途径，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平的途径。1956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他们认为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3](第202页)
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传递信息，表达愿意和平谈判的诚意；努力促进统战工作，提出以“爱国一家”作为和谈的基础，倡导国共再次合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一些具体设想，甚至包括对蒋介石将来的安排。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亲自接见负有蒋氏使命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中共的诚意。1957年春，台“立委”宋宜山到北京，周恩来在接见之余，又具体指示李维汉和罗青长同宋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接触。后来，周恩来把这些政策概括为对台工作的“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这是总的原则和方针，任何情况都动摇不得。“四目”，一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是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实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4](第524页)。“一纲四目”是当时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源头。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又施诡计，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际上是要割断台湾、澎湖和大陆的联系，造成两岸长期隔绝的现实，为其制造“两个中国”造势。美国的这一做法也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党中央针对蒋介石承认一个中国的事实，上演了一出炮击金门的好戏。大陆摆出一副直取金门、乘势攻台的架势，美国不得不接受蒋的欲保台澎先保金马的意见。这样，炮击事件间接帮了蒋的忙，也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后来，周恩来就炮击事件向苏联方面解释说，“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时不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5](第265页)。周恩来认为，“台湾是拖的局面，美国的两个中国搞不通”[4](第301页)，认为台湾留在蒋介石的手里比较好，更有利于台湾的未来和中国的长远利益，对蒋介石可以等待。后来，周恩来又多次表明对台湾的立场，说：“我们的态度是一定要解放台湾，但时间上可以等待，只要台湾当局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4](第414页)“蒋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民族观念，他还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因此，我们对他还寄予希望。”[5](第454页)此后，周恩来继续做了许多国民党前党政要人的统战工作。直到晚年，周恩来也没有停止和平统一台湾问题的思考。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具体谈了他对台湾回归祖国前景的看法，认为台湾回归后，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帮助建设、不收所得税、让失业的人回乡、奖励有功人士等方法，让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使台湾受到损失，这样生活水平不但不会降低，还有可能逐步提高[5](第479，480页)。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缓和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联合国内中国的席位问题只限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内，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四、着眼大局，寻求突破，逐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
美国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大障碍，它既在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又在联合国里操纵表决机器，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5](第23页)。尽管两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时又交恶甚深，周恩来还是从中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努力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美方官员有了首次接触，双方商定进行领事级会谈。会谈持续了一年多，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没有实质性进展。周恩来着眼大局，从中美两国关系的长远考虑，认为“美国要和中国建交，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1](第504页)。“美国人不承认中国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一百年，到了一百零一年它也得承认。”[1](第512页)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适时地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第134页)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在多方努力下，中美从当年8月开始进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对此表现出极高的外交艺术。会谈一开始，中方代表就宣布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飞行员的决定，取得了谈判的主动权。周恩来后来评价这次会谈时说，虽然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两国毕竟进行了具体的和建设性的接触，而且单从中国要回钱学森这点来说，也是很值得的。在接下来的第二轮会谈中，中国政府又单方面宣布取消美方人员来华禁令，并主动向美重要新闻机构发出邀请，在美国新闻界引起巨大反响。后来会谈因美方撤回大使而无果中断。美方既不派大使继续会谈，又不声明终止会谈，意在搁置问题，无限期拖下去，实质是想制造“两个中国”。对此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但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5](第222页)“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在侵占台湾问题上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允许。”[6](第2版)1958年夏天，中东局势动荡，美国又急于想同中国恢复会谈。中方迟迟不予回应，却出人意外地开始炮击金门。此后中美又恢复会谈，双方停停谈谈，谈谈停停，一直延续到1970年2月，历时15年，会谈136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为双方保持了接触，对日后两国关系的改善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面临美苏两面的压力。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中，其国内出现了要求改善中美关系的声音。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一信息，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并未真正放弃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4](第618页)一些港澳地区的爱国人士十分关心中美关系，希望中国能抓住机会解决联合国席位问题。周恩来在同他们座谈时指出：“如果我们拿原则做交易，早在十五年前就同美国建交了，还可以拿到几十亿美援。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台湾，承认两个中国，马上就会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军一定要撤走，绝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不能为了进入联合国放弃原则。”[4](第699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陷入混乱之中，外交工作全面停顿，周恩来本人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开始以实际行动调整对华政策。周恩来在“文革”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仍然尽可能地关注世界风云的变化，了解外交战线上的新动向，思考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中共“九大”之后，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努力使外交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通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为尼克松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一次高级别会谈铺平了道路，中美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周恩来抓住历史的机遇，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总算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影响了世界上一批国家调整对华关系，对中国顺利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长期努力，“合力”致胜，中国最终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这些努力的“合力”作用下，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从1952年的第七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每年都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9年中，虽然美国的提案都能以超过半数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随着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反对和弃权的票数却逐年增加。这同周恩来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是分不开的。1951年第六届联大表决关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时，参加表决的有52票，追随美国的有37票，占71％。而到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时，参加表决的有98票，赞成美国提案的只有42票，下降到42％，仅以微弱多数通过。眼见操纵表决机器不审议中国席位问题在联合国内越来越难以实行，从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美国又玩弄新的花招，授意新西兰向联合国提交议案，提出任何改变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都是重要问题，需要2/3以上多数才能通过。这使美国在只能控制1/3少数票的情况下仍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政权的更迭、国名的变更本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联合国只要作为程序问题，过半数通过即可确认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而所谓重要问题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和原有会员国权利的终止等，美国此举显然是故意歪曲理解联合国宪章，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周恩来指出，“联合国是要讨论新中国究竟存不存在”，“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算不算存在，联合国无权讨论”[5] (第433页)。但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首次冲破美国设置的“暂不讨论”的巨大障碍，中国席位问题毕竟第一次摆到会议上来公开讨论，可算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赞成和反对票都是47票，首次追平。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票数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首次超过半数，但因不够2/3多数，中国仍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但力量的对比已明显显示出中国距离最后的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这是同新中国声张正义，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殖反霸，广交亚非拉朋友密不可分的。尽管对台工作未能取得更好的进展，但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难以得逞。现实政治的需要使中美两国慢慢接近，而且两国关系的改善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地影响到一些尚未同中国建交国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如期举行。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企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一方面表示将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同时又想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正揭露和驳斥，指出“联合国里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8](第469页)。为了寻求支持，尼克松亲自给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希望支持美国的提案，但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是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结果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未经讨论便胎死腹中，新中国20多年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支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标志着美国阴谋的彻底破产。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大厦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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