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吕氏春秋》贯通诸子百家
李万堡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900）
摘 要： 自《史记》述吕不韦之佚事始，自《汉书》之“杂家说”起，后世对吕氏及吕著之评多欠公允。其一，以吕不韦佚事而“因人废言”；其二，“九流十家说”归类疏阔，湮灭了百家言人人殊之现实；其三，以“杂抄无学”而“因学废人”。后世虽多有发掘吕氏之大义者，亦多未离班氏“十家”苑囿。细审中华学术之大势，《吕氏春秋》其学术地位绝非“驳杂”，“六艺”裂变诸子，言人人殊乃“一致百虑”，然百家各执一端必难通经济之事，故百家贯通即“殊途同归”为学术必然，而当此任者则非吕氏莫属。因此笔者以为当别立一“通家”而其人应称“吕子”。
关键词： 吕不韦；《吕氏春秋》；杂家；通家；吕子
世言先秦诸子多不离姓氏，独不及吕氏，仅以其著代之。究其因，班固“杂家说”始作俑。“杂家”虽忝列可观之流，而以煌煌二十万言，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岂苛察缴绕、诡谲奇异之辩者论列；岂纵横捭阖、事无定主之辩徒比肩；岂祖述神农、考凭失据之耕人接武。此班固一“杂”字即黜吕氏为末流而驳杂之讥于是泛起。自古赞论文章者，先品题道德，故而世俗多以“奇货可居”鄙其假商贾之资而鬻要相国之尊，以“一字千金”鄙其凭权倾天下而缄默朝野之口，以“邯郸献姬”鄙其阳奉旁窥而阴传自家血脉，以“不学无术”鄙其假人之手而谋立自家之言。天下哗然者，全不考吕氏行状虚实，至于内政外交、经济邦国、一统天下乃至天际人伦之丰功却鲜有挂齿，遂使“因人废言”“因人废功”成不刊之论。
关于吕书，东汉高诱言“大出诸子之右”，宋高似孙与明方孝孺然之，宋蔡伯尹说堪与诸子争衡，《四库提要》说“较诸子独为醇正”，清刘咸炘《推十书·读诸子杂家》说“杂家之书今所见者莫古于《尸子》，但吕书岂尸子之徒所能为？”刘文典《吕氏春秋集释序》说“斟酌阴阳……采撷其精英，捐弃其畛域……诚可谓怀囊天地。”如此称颂者，虽卓见时出，而多论其著，鲜赞其人。郭沫若称“大政治家”，邹贤俊称“思想家”，洪家义称：“吕不韦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秦王朝的悲剧。”［1］今世稍多。吕氏著《春秋》意欲嬴氏基业千秋，然嬴政狭隘乖张，与仲父治道不契，因言废人，否则秦史或将改写。吕氏书成言废，而其功德难泯，灭东周而终结一朝，立一君而勃兴一朝，刊一著而弥纶百家，当出诸子之右。
一、“因人废言”：自矜功伐之面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评曰：“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家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其持论颇为不苟。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提要》称《吕氏春秋》持论不苟，后世因鄙其人而轻其书，绝非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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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弟子称师曰“子”，弟子纂述师言，私家专著始自孔门，故云“子曰”。老聃之学，后世繁盛，人称老子。独吕氏不称“吕子”，或因吕氏书成而自名《吕氏春秋》故；或因始皇恨之甚于嫪毐，当世而身败名裂；或因撰述之客无一名家，吕学无人祖述，遂使“吕学”门湮灭；或因“天下苦秦久矣”，殃及池鱼，贬吕以斥秦；或因重士贱商根深蒂固。遂历千祀，赞之寥寥，毁之纭纭。今有台湾学者田凤台言允虑周：“千古毁誉，难尽一途。或以其人而卑其书，或以书人当分论，不当以人废言……誉之者谓其书广综百家，采其长说，有益治道；毁之者谓其机行巧诈，市名盗位，何知道德仁义之衷……赏其文者，谓其事覈言练，沉搏丽艳，大出诸子之右；诋其书者，谓其文前后重复，误谬多有，为群籍之鲜见。”［2］吕氏堪当主编，必有逸致，否则群言何衷一是。今当辨之者九，其一，“无学”否？春秋末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商贾多资，问学何难？其二，“无行”否？身居相位，成家立言，古来几何？其三，“狭隘”否？破帮派之门，溶百家之流，学人胸襟阔，古来几何？其四，“无功”否？延揽群英，众志成城，别开《淮南子》《太平御览》及《永乐大典》之生面，此乃天下学术之大势，吕氏非其祖欤？其五，“无德”否？“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道德仁义独不存欤？其六，“无言”否？“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不权一家之专，思致缜密，弥纶群言，岂非自是一家？其七，“投机”否？或以“奇货可居”事毁其机心至深，然士庶鸿沟，不以非常之举得逾越乎？其八，或以“邯郸献姬”事毁其阳奉阴违，然司马迁自相抵牾之语岂可专擅？其九，“好名”否’？或以“一字千金”毁其假食客以自炫，凭位尊以自诩，独不思“各得一察”可资治乎？至其“重覆”“误谬”，统稿失慎则瑕不掩瑜。窃窥诋毁者，实假道学而自矜功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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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谦曰：《吕氏春秋·不二》篇申明“‘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又足征杂家之学在博贯众家，欲以措之治道也。然则后之论者，徒以其不名一家而驳杂訾之，观于吕氏可知其大不然矣。”［9］14后世定位《吕氏春秋》，虽非一味因循班固，但因囿于俗见，多盘桓不前，清卢文弨主墨家，郭沫若主儒道两家，陈奇猷主阴阳家，金春峰等主儒家，牟钟鉴主道家，熊铁基主新道家。此外还有史书、子书、政论书、类书、百科全书之论。近年多以为儒道为主，兼综百家，或曰“择善而从，牢笼百家”，而曰“杂通”。李家骧《吕氏春秋通论》说吕书自有指导思想，自成理论体系，其独特风貌而亦有超出先秦别家之处。一面说班氏有道理，一面说并非杂拼乱凑，实以杂糅浑凝以主导思想相贯通，即综合家、统一家。李家骥解释“杂”字实有牵强，但已初露“贯通”端倪［13］。
二、“发凡起例”：前无古人之创制
总之，吕氏预知已有必得天下之势，遂开庐馆、徕英茂、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异而备天地古今万物之事，损益先王之礼，将欲为一代兴王之礼也。此困心衡虑，洞见胸襟，岂诸子可攀比。
姑依班论，权重“十家”，儒、道、阴阳、法、墨五家居要。昔者“有道术”或“乡里教人以道艺”者皆为儒，而此特指因礼循名、严判阶级的孔孟之辈，或为扬雄之“通天地人”者（《法言·君子篇》）。道家者，“道德家”也，自然无为之道，于天地无所不该，因倡“无为”而常不用世。阴阳家者，“天地之大理也”（《管子·四时篇》）剖判九州而闳大不经。法家者，一任法律政令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难三》），“天下之至道，圣君之实用也”（《管子·任法篇》），然无德以正，久而废弛。墨家者，以十大思想救世，不愧一时显学，然其自苦至极、形容枯槁，难以为继。此五家之学，渊源有自，上窥天际，下瞰治道。其次名、纵横、农四家。名家者，唯形名之辨者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其“控名指实”“参伍不失”“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方法论之外，一无建树。蒋建侯说：“名学为各家持论所共需。而辩士独以‘名家’称者，殆以其除长于辩说外，别无特出之学说欤？”［10］纵横家者，游说之士，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善揣摩而弄机心，通辩辞而诡诈，会机变而无常，有辩术而无学术，诈谖而弃信之邪人也。农家者，祖述神农、主劝耕桑，“所重民食”，虽高托“神农之言”，然考凭失据，《汉志》以为皆不过农桑树艺而已。再次小说一家，盖以“道听途说者之所造”“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乃“致远恐泥之小道”，不足观之。唯以吕氏之学为“杂”使混迹于农家与小说之间，实为班氏俗见。
《吕氏春秋》章法之数字亦见玄机，其中《十二纪》之十二与五，《八览》之八与八，《六论》之六与六，三组数字裁定格局。吕艺以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解曰：“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与《黄帝内经》略同。《吕氏春秋》《十二纪》应“天数”十二次、十二辰、十二宫、十二月等，董仲舒说“十二者，岁之度也”“十二而天数毕”；《周易系辞》分十数为奇偶，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以中数五为代表，《汉书律·历志》说“天之中故五”，故《十二纪》每纪五篇。《八览》每览八篇以配“中审之人”，《汉书律·律历志》解十二律曰：“人者，继天顺地，续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卦。”《六论》每论六篇，以应“地数”二四六八十，以中数为“六”代表。《黄帝内经》以人之“六腑”配地：“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汉书·律历志》曰：“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7］吕艺此论征引宏富，似不疑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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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之功，发凡起例前无古人；揽英集思，众志成城，采撮百家之善，纠矫诸子之偏，通百代之鉴，验之当世犹熠熠生辉。章学诚说：“盖司马迁之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中是也。”［8］952徐复观指出：“两汉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受到《十二纪·纪首》——《月令》的影响的……《十二纪·纪首》对政治的影响，是认为政治与天，实际是与阴阳二气，有密切关联，并且由此而对天发生一种责任感。”［5］没有《十二纪·纪首》便没有《淮南子·时则训》，甚至没有《淮南子》，《周礼》所以成立，亦发自《吕氏春秋》，董仲舒亦承袭吕氏之阴阳五行观。可见吕氏之继往开来之功，其“春秋”固是一家之言，其思想堪称“吕子”。
三、“杂家”：循规蹈矩之新说
《吕氏春秋》命意宏大，逾越九流，然后世为班氏所困，终不出十家窠臼，于是吕氏流派归属纷纭。司马谈“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之见显然深于班固，“采”有“择”意，“择采”其善，非“兼”“合”可比附，故班氏立论未稳。章学诚曰：“《吕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当互见于《春秋》《尚书》，而猥次于杂家，亦错误也。古者春秋家言，体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说，而诸家著书，往往以《春秋》为独见心裁之总名。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中之也。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刘知几讥其非史书而冒称春秋，失其旨矣。”［7］章氏否定班说，而援孔子“春秋”臆度，述吕氏心裁，《吕氏》卓然不啻诸子，当为《春秋》不枉，尤为司马迁所取法，自是一家之言，“杂说”失允。冯友兰亦曰：“独《吕氏春秋》乃以预定计划写成……然此书不名吕子，而名之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以此书为史，则其所纪先哲遗说，古史旧闻，虽片言只字，亦可珍贵，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其中家之宝库也。”［11］
（一）门户之见起于班固
其一，对个人己经获得的知识进行管理；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新知识，吸取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优点和长处，弥补自身思维和知识缺陷，不断建构自己的知识特色；其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再加上别人的思想精华，去伪存真，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激发创造出新的知识。
吕氏弥纶百家，深得“殊途同归”要旨，自名“春秋”，鉴往知来。然班固《汉书·艺文志》因循刘向，坚实壁垒，强名之曰“杂”：“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班固扬而后抑，并自以“是非颇不缪于圣人”，鄙视商贾为必然，又闻其宾客操刀，复视史载吕氏行状，论说诸子皆及姓氏，独以“春秋”代吕氏。班固微言“兼”“合”，其实大义“漫羡而无所归心”，乃无家无学之杂抄而已，终未脱道学窠臼，未得“殊途同归”之旨。
养殖场(户)应立即隔离猪群，限制猪群移动和场(户)内物品流出，做好消毒工作，及时上报当地兽医部门。屠宰厂(场)应立即隔离待宰猪只，并限制猪只移动和厂(场)内物品流出，封存生猪产品，禁止猪肉上市销售，做好消毒工作，及时上报当地兽医部门。生猪交易市场应暂停交易，限制猪群移动和场内物品流出，做好消毒工作，及时上报当地兽医部门。
《八览》《六论》孰为地、人，众说纷纭。庞慧认为《十二纪》寓指天、道、君，《八览》寓指地、事、臣，《六论》寓指人、理、事。吕艺则认为“吕氏”天道、地理、人纪相通，揆天验地其终极是人事，《十二纪》以“天曰顺”安排人事。《八览》以“人曰信，信维听”为“中审之人”，依天道地理，人当言而有信。《先识览》《审应览》极似参《洪范》“五事”分梳人事规范，以阴阳五行，时空相配，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离俗览》以信为国之宝，其《贵信篇》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中审之人”，所言不虚。《六论》为“下验之地”，法地德之“地曰固”，于是《士容论》兼采农家四说。大地象征臣民，故《六论》以臣佐、士民为说，再由“地道方”“地曰固”推导人事准则。洪家义亦以《十二纪》配天时，《八览》配人事，《六论》配地利。此吕、洪两论颇为剀切。
晚周之世，荀子与吕氏皆纵论百家、品评诸子，以人论学，钩玄提要，不论儒道。《荀子·非十二子》曰：墨翟、宋钘大俭约而僈差等，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亦不是礼义，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吕氏春秋·不二》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归类分家学说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又经刘向至班固“十家九流”，唯取大旨，思近类归，以简驭繁，遂使诸子门户壁垒，“百家争鸣”则蜕变为“十家争鸣”，更使后学于疑窦丛生。孙德谦曰：“不宁惟是，诸子间各有派别，‘天下同归而殊途’是也。又各有崇长以明其指，而其道则又无不合。或曰：敢请其说。曰：法家之商鞅以重农为务，其书有《垦草令》，刘向《别录》云《神农》十二篇，商君所说则同于农家者也。《韩非子》者，亦法家也，而有《解老》《喻老》二篇，《史记》列传谓其‘原道德之意’，则通于道家也。若尹文、慎到非一为名家，一为法家乎？观乎斯篇，尹文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则与小说家宋钘其道相同。慎到之‘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则与兵家之彭蒙、道家只田骈，又可以相提而并论。由是言之，诸子虽各异其家，实有相通之理也。”［9］9诸子觥筹交错，难定一尊。
（二）吕学当出诸子之右
东周之世，诸子确系百家，或近二百许。而“争鸣”者，人言言殊、各抒己见，并无流派壁垒。《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学乎！”如此“家”内尚各执一词，又况百家乎。春秋战国五百余载，诸子多不接舆，所谓“儒墨之争”“儒道之争”亦非一场场大论战，除庄、惠濠梁之辩、相梁之辩，孔、晏恩怨等几桩公案，多属古今辩诘，犹汉学与宋学，思接千载而已。譬宋之蜀学、洛学、新学之辩难或为“争鸣”，而东周“百家争鸣”或谓后世幻景。至于吕氏，“杂家说”一出，历史真相渐行渐远。
《吕氏春秋》以道家为根基采撮诸家，其《序意》篇有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吕氏博采百家，然其主旨一贯：“法天地”。熊铁基据《序意篇》文信侯所言，否定“杂家说”：其一，“文信侯曰”当属实；其二，所谓“皇帝诲颛顼”云云或是借题发挥，然“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之论当为“黄帝”思想；其三，吕氏“中审之人”又发展了道家自然思想；其四，吕氏以天、地、人之一统来“纪治乱存亡”可使“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其五，天、地、人三者咸当，无为而行。高诱深得“吕氏”旨趣，以“道德”“无为”“忠义”“公方”为纲纪，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为主旨，一贯而不杂。其六，《论六家要旨》的“道家论”实基老庄一脉，落脚《吕氏春秋》，因此吕氏代表着“新道家”。［12］此论虽未脱“十家”窠臼，尤可聊备一说，抑或更近吕氏面目。据统计，吕著采撮儒家为最，道家次之，而墨与阴阳又次之，而若论宏旨，当然不可以量化。
吕氏章法，以“法天地”而行人事，盖因“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故“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十二纪》“上揆之天”，众说略同，“顺应天道”。吕艺基于余嘉锡观点，提出“十二纪”六十篇为“各纪首篇”和“每纪后四篇总和”两个系统，且每纪首篇辖四篇（四方），综览其结构。田凤台以月令配天时，春生夏成，秋收冬藏，究四季与政令之所系：春主生而本生、贵生、情欲与尽数以养生民经济；夏主长而劝学、尊师、忠孝、节俭、诬徒与用众以行化文育教；秋主杀而非偃兵之救守，倡义兵之征伐；冬主藏而行事当务即君道之本与事主忠诚、守身廉洁即臣士之节。故曰“春养”“夏教”“秋卫”“冬管”，正所谓“顺天者昌”。于四时之外，复以阴阳五行贯之。战国中期“阴阳”一词渐次抽象，吕氏以五德转移演并世盛衰，以“阴阳消息”言天道运行。曰：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则居中。徐复观认为《吕氏春秋》对于邹衍“深观阴阳消息”悉心采纳，创制《十二纪·纪首》，融阴阳于十二时之中。吕不韦与邹衍是同调，《应同篇》系采邹衍五德终始说，唯以水克火，秦禀水德尚黑，俞樾以为吕著此书之时，“秦犹未并天下，所谓尚黑者果何代乎？”徐氏以为俞樾“不察文理”，此“正所以激励时君，代周之火而王，故为此悬记，秦乃得因而用之。”［5］
四、“通家”：天下学术之大势
斥吕言者始于孟坚，贬吕人者肇于子长。如《史记·吕不韦列传》言吕氏著述动机仅逞强好胜而已：“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又以“一字千金”以“炫耀”。近人缪钺之见较深：当时“秦国统一天下大势已成，秦自孝公以还，崇尚法家，而不韦宾客，多儒道之士。不韦受其影响，故不满意于秦国传统作风，而另有其政治理想，使其宾客撰此书，盖欲为一代兴亡之典，当时各国游士，多集咸阳，不韦悬书市门，无异发表政见，以广宣扬，而预收天下之人心，所以悬千金之赏以求增损一字者，乃引诱观者，潜心玩读也。”［3］缪钺指出不韦深知天下大势，意欲迎来一统，必救擅法之弊，博采善言，取长救短，而嬴政嫉其大倡“禅让”“天下为公”，又非峻法而好宾客、藏典籍，于是君臣离德，吕不韦欲率先传播其言以收拾众心。今人王启才之论略同：其背后自有“更为深层的政治目的与现实针对性，比如在治国指导思想等方面与秦王的矛盾，权力交接在即，吕不韦公布自己的治国思想是为了广为人知，迫使秦王接受。”［4］《史记》自相抵牾甚多，盖非因子长见异闻而难定一尊，以俟后人。不意后人独凭自家好恶而訾议，假道德之手以嫉贤，推世俗之气以自高。子长猎奇志异，孟坚囿于成见，摩肩接踵，滔滔不返。
章学诚评说诸子，或思之不学，或学之不思，仅凭疑虑而各执一端，故而皆不能贯通“六艺”：“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8］142孙德谦以《淮南子》喻之：“‘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是自明其权事立制，度形施宜，不若诸家之拘于偏端也。况此数家，上始文王，下终强秦，而姬周一代之学案已备于是乎。”［9］32又说诸子“自立专家之学”：“自周辙既东，王官失守，于是百家蜂作，各习所长，虽互相攻击，立说或囿于一偏，实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以阐明其宗旨，归于不相为谋可矣。所谓专家者，此也！”［9］1儒家道德伦理，墨家兼爱非攻，黄老无为因顺，故诸子多为“专家”。
“贯通道术”乃学术之大势，亦即“殊途同归”。荀卿之学，后世强称之为“新儒家”，实则“通家”先声。郭沫若曾说荀子“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但荀子之融合实“不自觉”或“不太公开”，荀子虽纳诸子之言而又门户极深，狭隘排外，终未超越专家窠臼。《荀子·解蔽》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一味非他家之短，思、孟亦不能幸免。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故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与一律，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8］158天下一统大势渐明，吕不韦以相国之身，覃思归一大业，集思广益，集腋成裘，不偏不倚，持论平和，遂成“通家”第一人。荀子贵破，吕氏贵立。荀子峻急，吕氏平正。刘文典《〈吕氏春秋〉集释序》曰“斟酌阴阳、如、法、刑、名、兵、农百家众说，采撷其精美，摒弃其畛挈，一以道术之经纪条贯统御之，诚可谓怀囊天地，为道关门者矣……非徒以抄内群言为务者也。”刘文典说吕氏博采众长，贯以道统，自成家法，而世之“专”“杂”二元对立实乃偏狭疏阔。吕氏与荀子之不同在于其声言：人皆有长短，而“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深得“殊途同归”之旨，故能整齐百家，创制大法。其《孟夏纪·用众》曰：“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之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吕氏申明“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其不囿门户、博采众长以立大功名之本。于道家取法天、无为、去智、贵生而去老子之翕张予取、和光同尘并去庄列之放诞恣肆；取墨子爱利、尚贤、守法、节丧、守时而去兼爱、非攻、尚同、明鬼；取儒家之诚信、修己、德治、教化、行孝、尚公，高扬禅让，又融汇儒道“有为”与“无为”而成“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之论；取阴阳家之顺天、五德、详与感应；取法家取审时、君道、赏罚、分职、任势与任法，并尊管子，下申韩而斥商鞅之严刑峻法；取纵横家取解纷息争之旨而斥揣摩捭阖；取农家君民并耕为立国之本。凡此种种，溶冶自铸，尊于贯通。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2］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取得、掌握、强化话语权，不仅要努力提升话语表达、传播的方式和技巧，还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学、真信、真实践。
而儒墨、儒道聚讼百代，诸子各非人之短，鲜有相称，较之吕氏渊海自见。王利器说：“取他人之说，非掠人之美，掩人之长，盖将以为此乃天下之常言，人所共知，故人人得而用之，孔子所谓‘述而不作’是也，非《吕氏春秋》为之权舆也。故其书看似书卷纷披，实则其中有我，总之，不离乎天下大一统者近是。故高诱称其书‘大出诸子之右’，朱熹称‘《吕览》……煞有道理’，谭献称‘集众成书，而立制有宗，立言得人。言立制，立慎法，言尚农。寻其脉络，篇篇衔接义义相生，文章之妙，《淮南》不能及也。’《老君指归·略例》曰：‘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举人条例》有云：‘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玄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治）道无不该矣……’则《吕氏春秋》且尝列为举人必读之书矣。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若《吕氏春秋》之立言，可以不朽矣。”［14］此论精审有加，先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非谓掠美，况有仲尼“述而不作”在先。再以高诱、朱熹、谭献之称颂。又唐人以吕氏并列《尚书》《论语》《道德》《孟子》等诸经为举茂才之必读，《吕氏春秋》立言不朽，经济之士非“通家”不取。
洪家义《吕不韦评传》认为吕氏不必归属一家或数家，当“独立门户”。洪论一：《吕氏春秋》“思想一贯”。扬弃诸子学说而以自然主义施诸政经文化。之于道家“自然”“因顺”“绝圣弃智”“小国寡民”之去取。之于儒家孝道、德政、因循、仁义之辨识，譬如：仁义虽好难行，未能“通乎性命之情”，孟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为“不通乎兵者之论”。之于墨者“节用”“节葬”“兼爱”则竭力弘扬，之于“非乐”“非攻”“非乐”则大加挞伐，以为违反自然、违反人情，如“非攻”则使“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洪论二：“主题突出”。吕氏以“公天下”为基点，倡“举贤任能”“德主刑辅”“君无为而臣有为”。概言之，《吕氏春秋》之特色即“开明君主制”：君不专独，君臣分工，天下为公。洪论三：“系统严密”。吕氏以为宇宙本源是“一”，或曰“道”“气”，由此而演化之天、地、人为第二系统，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洪论四：“结构完整”。《吕氏春秋》以天地人的之和谐统一，阴阳五行之相互制约建构宏旨。洪论五：“见地独到”。《圆道》说“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为政当效法自然之“因顺”，顺则治，逆则乱，顺则兴，逆则亡。效法自然之“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故曰君臣分工。故而洪家义断言《吕氏春秋》不是一部杂抄汇集：“在战国诸子中是卓然独立的，用高诱的话说：就是‘大出诸子之右’，不妨定为“吕家”。［15］洪家义先生之论见深论全，可该群言。再有，吕氏之“适欲”观则远迈儒道，尤值一提。儒道论性，压抑人欲，法家论性，扭曲人欲。吕氏以人有欲乃天性，沉湎俗欲乃习性，故而人无欲则无进取之心，社会则无进步之望。然纵欲，人则贻害身心，社会则纷争不止。因此“适欲”旨在不违逆自然，不戕害性命，不淆乱社会，旨在国泰民安，当下之“改革开放”即此论之灵验。
今纵观非吕诸说，渊深论薄，是吕诸说，切中肯綮。若归类论学，则“通家”最切，若人物品题，则“吕子”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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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oads Lead to Rome:Master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nects All Classes of Authors
LI Wan-bao
（Zhujiang College,South China Agricu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900,China）
Abstract: Beginning from discussion on Master Lv’s anecdotes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and from“Theory of Eclectics”of Book of Han,people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Master Lv and his words,which is unfair.Why?Firstly,people reject his opinions on account of his stories;secondly,not based on the facts that different man says different words,“Various Theories”are categorized generally;thirdly,people reject him by reason of his theory which is from“other authors”and which is without“new ideas”.Shi Jia generations try to discover Master Lv’s history of righteousness,most of their job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Shi Jia”.Sifting Chinese academic trend,Master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efinitely is not a mixture of others’concepts.Liuyi develops into many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Words.And that different man says different words mean“thoughts are different but theory is the same”.However,if we believe different philosophers’ideas firmly without changing,one common notion cannot be reached.Therefore“All rivers run into sea”is Chinese academic trend and only Master Lv’s idea qualifies it.So the writer puts forwards one suggestion that we should acknowledge one more philosopher,who is“Lvzi”.
Key words: Lv Buwei;Master Lv’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Eclectics;Lvzi
中图分类号： B22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8X（2019）03-0009-07
收稿日期： 2019-03-22
作者简介： 李万堡（1959-），男，黑龙江方正人，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诸子、文艺学及中国音乐文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万伟成jbs16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