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欧国家的赶超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之后东欧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其目的在于建立可行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的赶超。所谓赶超是指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或贫穷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追赶或超越富裕国家的进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赶超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在过去的数百年间，西方以其经济的发达成为了赶超的目标，因此成为落后国家赶超进程的重要参照。1989年东欧巨变的一个口号是“回归欧洲”，2004年5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成为了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东欧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实现赶超的历史机遇。本文将对剧变后东欧国家的赶超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赶超的历史机缘
与历史上的赶超不同的是，剧变后东欧国家的赶超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这种特殊的背景为其赶超提供了历史机缘。
首先，冷战的结束与国际秩序的重新构造为东欧国家的赶超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是根本改变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东欧摆脱了苏联长达40多年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东欧国家面临着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如何定位的问题。冷战后欧洲国际格局的特点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着欧洲一大西洋联盟；俄罗斯走向衰落，在欧洲事务的影响力下降；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东扩列入了议事日程。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东欧国家是保持中立还是成为军事同盟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东欧国家面临的重大抉择。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虽然有赞成国家保持中立的声音，但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力不大。倒是在一些中欧国家的民众对于加入北约的支持率非常的高，而政治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主张加入北约。1999年3月震动世界的两件大事表明冷战后新的国际秩序在东欧尘埃落定。一是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成为了北约成员国；二是北约武力干预科索沃危机，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至此，东欧地区不同程度纳入了美国支配的欧洲一大西洋联盟的体系之内。2002年北约布拉格会议做出了北约进一步扩大的计划。2004年3月29日，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七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北约正式递交了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这一组织的新成员。由此，东欧国家安全环境空前改善，这有助于东欧的经济发展，是促进经济赶超的重要因素。
其次，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轨为东欧国家的赶超提供了制度条件。
东欧剧变的结果是东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全面转轨。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建立市场经济成为东欧国家的共识。从政治转轨的进展看，东欧国家都实现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过渡，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框架。从经济转轨的进展看，东欧国家已摆脱了中央计划经济，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中欧国家与巴尔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转轨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不相同，前者要领先于后者。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轨是东欧国家经济赶超的约束条件，虽然政治转轨与经济发展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为东欧国家的赶超带来了活力。
东欧剧变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东欧国家的赶超正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进行的。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克认为，全球化是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分离的市场将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注：Grzegorz W.Kolodko,"Globalization and Catching-up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http://kolodko.tiger.edu.pl）从现实看，全球化是不完整的。我们可以看到商品、劳务、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尚未成为现实。
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1990年以来，由于原苏联和东欧地区走向市场经济，推行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随着经互会的解散而不攻自破，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东欧国家陆续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到全球范围的经济竞争之中。这是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该地区的参与，我们很难想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会以如此大的力量冲击全球的每个角落。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国家的贸易主要面向经互会成员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非常有限。这种封闭的贸易环境不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使得东西欧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开放的经济与一个封闭的经济相比提供了更多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比较利益的机会。东欧国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目前正致力于与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恢复与前经互会国家的贸易联系，使东欧经济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一个开放的贸易环境不仅有益于东欧分享国际劳动分工的好处，同时又是促进东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对于东欧国家的赶超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它为东欧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有助于东欧国家的赶超，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有可能冲击转轨国家的经济给东欧国家的赶超增添了难度。美国经济学家波兹南斯基即对全球化条件下东欧国家民族资本被剥夺的后果表示忧虑。（注：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
最后，欧洲经济一体化是东欧国家赶超的重要动力。
东欧国家由于地理上靠近西欧，对于欧洲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有深刻体验。转轨之初，东欧的政治家就已经意识到东欧的重建与发展不可能脱离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由此，东欧国家成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在两极格局解体后，欧洲统一的步伐加快，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了扩大欧盟的重大决策，改革领先的东欧国家成为了欧盟扩大的首选对象。从1998年3月开始，东欧国家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与欧盟进行了入盟谈判。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在2002年12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结束了入盟谈判，2003年4月16日上述五国在雅典正式签署了加入欧盟条约。上述五国在2003年顺利完成加入欧盟的全民公决。2004年5月1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科索沃战争后，欧盟对于巴尔干国家的立场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认真地考虑巴尔干国家在统一的欧洲经济空间中的地位，与一些巴尔干国家签署稳定与接近协定。中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意愿非常强烈，各派政治力量都对此表示赞同。中欧国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将加入欧盟视为重新融入欧洲的标志，是对政治和经济转轨成效的认同。随着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欧洲统一的市场将进一步扩大，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实力将增强。加入欧盟不仅意味着这些国家从政治上回归欧洲大家庭，而且有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差距，结束欧洲依然存在的“经济铁幕”。加入欧盟已经成为了东欧国家加快政治和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动力来源。
赶超的进展：起点、成效及问题
1990年以来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是人类社会经济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而经济转轨的目的在于形成充满活力的经济，实现经济的赶超。这一赶超从何处开始、又是如何进展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东欧各国赶超的起点不尽相同。从经济体制的演化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未对经济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继承了一种低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但也只形成了一种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总之，东欧各国普遍存在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它有如下一系列特征：(1)国有部门居支配地位，国有企业规模庞大，而且无效率企业居多。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5-90%是由国有部门创造的，而工业化国家平均只有10%，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5%。(2)价格体系严重扭曲。由于存在大量的价格补贴及管制价格，价格并不反映要素的稀缺性，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遭到抑制。(3)实行管制贸易，贸易结构主要偏向经互会，与西方市场的联系受到限制。(4)汇率体系不合理，存在多重汇率，本国货币定值过高，平行市场的汇率与官方汇率相差数倍，而且本国货币是不可兑换的。(5)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6)缺乏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所以，东欧国家剧变后的制度改革任务非常艰巨。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早已存在。中东欧国家长期处在欧洲的边缘。在过去250年间，西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大西洋的贸易体系获益非浅，这一贸易体系逐步向东方扩展，当东西方分裂后这一进程才陷入停顿。因此，在1989年之前东欧国家的外围性质没有改变。按照匈牙利历史学家伊万·贝伦德的看法，中东欧国家背负着导致低增长的神秘“符咒”：在过去200年间，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未超过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平均值的55%。然而到2002年，经过十多年的经济转轨，除斯洛文尼亚外，即使是中东欧成功的转轨国家人均GDP也未越过55%的壁垒。根据麦迪逊的估计，1820年和1870年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西欧水平的58.1%和48.8%，1913年下降到42.1%，1938年仍只有西欧水平的44.1%。1945年后，东欧国家采纳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1950--1973年东欧国家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9%。（注：Ivan T.Berend,"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Central and East Europe's Post-Communist Adjust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Tadayuki Hayashi,The Emerging New Regional Order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Slavic Research Center,Hokkaido University,1997.）20世纪的最后30年，东欧国家的赶超努力一度陷入失败。由于无力应付结构性经济危机，70年代末东欧经济增长放缓。80年代一些国家的改革尝试并没有使负病运行的经济起死回生，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90年代中央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崩溃，东欧国家又不同程度陷入了转轨性衰退。从1973-1992年，东欧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而同期西欧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其结果是东欧与西欧的差距从1:2扩大到1:4。（注：Ibid.）从国际比较看，20世纪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都有所下降。（注：Vladimir Benacek and Janos Cacs,Catching-up and Accession Condition for Fast Real Convergence in Candidate Countries.）东欧国家在此起点上进行赶超，任务非常繁重。
纵观1990年以来东欧国家的赶超进程，可以看出东欧国家在制度改革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它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1)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律规范的经济制度，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支持。东欧各国基本上都通过了新的宪法、公司法、商业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预算法、银行法、破产法、私有化法、证券法、外国投资法等，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就位。(2)确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经济调节手段。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初期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试图通过减少补贴、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随着宏观经济的稳定，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走向了正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到了保障，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政府则制定财政政策，根据宏观经济变动的情况实行扩张性或限制性的财政政策。(3)形成了以私有制居主导地位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转轨之初，东欧国家通过放开价格、放开外贸实现了经济的自由化。除匈牙利以渐进方式实现了价格与贸易的自由化外，东欧国家都以激进的方式、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了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同时取消了进口的数量限制，解除了大部分商品出口的数量限制。迄今为止，东欧国家90%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已放开，价格已成为引导资源配置、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信号。价格的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和经济自由的恢复促进了市场取向经济体制的形成。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新生私人企业的增长改变了国有制主导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转轨以来，私人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而到了2002年中期，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匈牙利为85%，斯洛伐克为82%，捷克为80%，波兰为72%，罗马尼亚为65%，斯洛文尼亚为55%，保加利亚为50%。（注：Governmental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Poland,October 2002.）(4)初步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和税收体制。东欧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的分离，建立了二级银行体系。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在东欧的金融改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十多年的银行部门转轨中，东欧国家国有银行改造的顺序是首先对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清理，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进行私有化，并允许外国战略投资者购买国有银行。外国银行的进入不仅改变了东欧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也在改变其控股银行的商业行为，为减少内部交易和政府制定的“软贷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促进了银行间的竞争，有助于为企业和家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外国银行将其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知识、经验、产品和技能带到了东欧，促进了东欧银行部门的现代化。(5)形成了现代税制。东欧国家实行了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形成了现代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就是类似于西欧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核心的税制。
然而，过去十多年间，由于经济衰退，大多数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间的差距事实上扩大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估计，转轨后东欧国家生产平均下降了28%，到1998年，东欧国家的生产平均已恢复到转轨前一年水平的90%，中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而巴尔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1989年的水平。1990-1999年，只有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与欧盟的差距没有扩大。中东欧九国（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89年水平的107%，东南欧六国（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及塞尔维亚和黑山）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89年的73%，而独联体12国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89年水平的61%。（注：Grzegorz W.Kolodko,"Globalization and Catching-up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http://kolodko.tiger.edu.pl）1991-1997年东欧欧盟候选国总要素生产率除斯洛文尼亚、波兰和匈牙利外均为负数。（注：Campos N.,Coricelli F.,"Growth in Transition:What We Know,What We Don't,and What We Should",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September 2002.）显然，1990年以来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的赶超尝试并不成功。但是，东欧国家在制度改革上取得的进展为下一阶段的经济赶超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其后发效应值得关注。
赶超成功的艰巨性
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旨在建立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以缩短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可以说，转轨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赶超。而要赶超西欧，则需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等根据亚洲四小龙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指出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上的成功有四个因素：资源配置效率高；储蓄和投资率高；从国外引进新技术，实现技术升级；利用自然优势，实现出口导向的增长。他们进一步断言，如果东欧国家奉行上述国家或地区的政策，要达到欧盟平均收入水平的90%所需的时间，匈牙利将从120年降至23年，波兰将从141年降至31年。同样，要达到欧盟平均收入水平70%所需的时间，捷克将从36年降至10年，匈牙利从45年降至13年，波兰从65年降至21年。（注：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How to Catch Up with the Industrial World-Achieving Rapid Growth in Europe's,Transition Economies",Transition,Volume7,Number9-10,1996.）这就是说，东欧国家要赶上西欧，不仅需要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而且需要适当的经济政策。《中欧商业》刊文指出，不建立有效的经济，东欧就不可能赶上西方。（注："Was it Worth it?",Business Central Europe,November 1999.）
东欧国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是它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欧盟新成员国与欧盟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在东欧，中欧国家与巴尔干国家间的鸿沟也在扩大，其赶超的前景也不尽相同。
中欧国家（注：中欧国家系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在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上有一些有利条件：转轨后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始运作；促进增长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正在实行；接近西欧的地缘优势；有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良性激励。只要中欧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政策得当，中欧国家有可能最先缩短与欧盟国家的差距。从中长期看，不排除个别中欧国家如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等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可能性。被称为“中欧的爱尔兰”的匈牙利吸引了大量外资，世界排名前50位的跨国公司有45家在匈投资，匈人均外资额为东欧国家中最高的（2711美元）。外国公司占匈牙利出口的80%，占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1/3，并雇佣了43%的工业劳动力。匈牙利希望在加入欧盟后加快其赶超进程。加入欧盟的国家既有机会，又有挑战。有人预计，中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欧盟15国平均水平高2%。（注："CEE from Transition to Convergence",http://economicresearch-e.ba-ca.com）中欧国家将加入欧元区，这为中欧国家加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但是要取得成功需要中欧国家付出艰巨的努力，克服在经济结构、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欧盟15国间的巨大差距。基于欧盟扩大的经验，加入欧盟并不能保证所有入盟国家缩短发展差距。如希腊1981年加入欧盟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70%，而这一数字到了1990年却跌为58%，只是最近才又回升到71%。（注：Witold M.Orlowski,"Accelerate Change:Higher Saving is the Key to Higher Growth for New EU Member",Finance and Development,June 2004.）爰尔兰的赶超则取得了成功。爱尔兰1973年加入欧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60%，十多年以后才超过了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注："CEE from Transition to Convergence",http://economicresearch-e.ba-ca.com）加入欧盟也需要在短期内付出一定的政治经济代价，以获取未来的收益。而那些不可能加入欧盟的国家则面临着锁定在政局不稳和经济落后的“灰色区域”的危险。
对于巴尔干国家而言，在经济上赶超欧盟国家更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注：巴尔干国家系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之外的前南斯拉夫继承国。）1996年，克罗地亚、波黑、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4000美元、800美元、1500美元、800美元、2000美元、1500美元和1200美元，而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000美元。（注：Vladimir Gligoraw,"The Kosovo Crisis and the Balkans:Background,Consequences,Costs and Prospects",WIIW,1999.）巴尔干国家与欧盟国家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巴尔干国家在199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国民经济陷于崩溃、基础设施恶化、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流失严重。这些国家特别是原南斯拉夫继承国（斯洛文尼亚是个例外）在过去十多年间承受了太多的战争与冲突的苦难，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未成为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问题。转轨的滞后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经济发展缺乏适当的制度条件。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巴尔干的地区安全环境有所改善，但树欲静而风不止，2001年马其顿烽烟再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巴尔干国家赶超尝试的前景更为黯淡，外国投资者也望而却步。此外，巴尔干也没有地区合作的条件：各国经济均不发达；贸易和投资伙伴均为欧盟成员国；缺乏强势货币；银行体系和支付体系不发达。在过去十年间，巴尔干国家与中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有所扩大，业已形成的差距在中长期还会进一步扩大。虽然巴尔干国家与欧盟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制度联系，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望在2007年加入欧盟，克罗地亚正在后来居上，其他国家尚处在“稳定和联系”进程之中，但是鉴于其经济政治问题的严峻性，实现赶超的前景仍然不乐观。
东欧国家既有的赶超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成功的经济，赶超只是一种奢谈。而如何才能走向成功经济之路至今仍没有一个万应灵丹之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产权是通向成功经济的“暗道”。（注：曼库尔·奥尔森：“制度决定经济发展”，《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6期。）笔者在分析转轨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产权、法治与责任政府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要素。（注：孔田平：“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原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瑞士的管理发展国际研究所编撰的《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2002)提出了竞争力金箴：稳定和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可执行的产权；生产和贸易的低交易成本；政府和公共行政的质量、速度和透明度：在无寻租和官僚主义的条件下提供公共物品；低税收；鼓励市场的政策；投资于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注重劳动力的终身培训；形成合理的经济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寻找可贸易商品的要素，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为支持跨国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私人储蓄和投资（金融媒介、促进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竞争的环境，使私营部门受市场的约束；创造财富的激励应胜过财富再分配的激励；促进社会凝聚力和人的发展，警惕寻租、腐败和政党、企业和政府间的勾结；消除私人部门发展的障碍；加强中产阶级；控制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公；社会的价值观，等等。（注：http://www01.imd.ch/wcy/）竞争力金箴不仅触及转轨国家提升其竞争力的制度条件，而且涉及到了发展战略的问题。它表明，转轨国家不仅要理顺制度，而且需要制定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实现经济的赶超。对于东欧国家而言，欧盟的扩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能否利用此机遇进一步理顺制度、形成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战略将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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