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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4000余世界数学精英齐聚中国首都。恭逢盛会，中国媒体作了大量报导。中国少年数学论坛也同时在京召开，千余少年数学爱好者得以同国际数学大师学者近距离交流，在中国掀起一股数学热。
因为这是国际数学大会百年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许多人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数学历史悠久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数学大国？
中国何时走向数学强国？
数学大国和数学强国是有标志的。它们主要体现在：数学家多；世界顶级的数学大师和学术带头人多；数学成果多，而且广泛分布在数学的各个分支。
据中国数学史专家介绍，1988年时，中国数学界曾对国际数学研究的格局做出判断：美苏继续领先，西欧紧随其后，日本迎头赶上，中国是个未知数。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个未知数初步有了一个“解”，就是我国现在是一个潜在的数学大国，但是还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需要继续努力。
据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马志明院士讲，现代数学有几十种分支学科，在越来越多的数学领域，中国数学家正活跃在学科前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就此评论：中国数学家在诸如数论、定理机器证明、微分几何、拓朴学、复分析、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数值分析和控制论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原子弹、氢弹、导弹与人造卫星、核潜艇、大气数值预报、石油地质勘探评估、电力电网、航空器气动外形设计和风洞试验、高层建筑／桥梁／隧道的设计施工、国民经济／金融数值和模型分析、网络安全和信息保密、大型工程系统数值计算和评估方法、数学教育等方方面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许多复杂计算缺少计算机特别是大型机、巨型机的情况下，发扬出中国人特有的数学才智和想象力。
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1.5亿中小学生是以数学为基础课的。中考、高考的3+x中，数学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国数学的基础教育，不逊于任何数学先进国家。从中学生里，中国每年选拔出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的顶尖选手，他们在大赛中摘金取银，如探囊取物。按理说中国数学的整体位次应当更靠前一些，然而根据2001年的最新数字，中国数学论文在国际期刊的发表和引用次数仅仅居世界第10位。而且这个位次还是经过不断努力才达到的。
中国这种追赶国际数学先进水平的冲击在近百年中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第二次是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第三次是80年代至今。
西方科技强国对数学的重视达到了近乎宗教的程度。在北京数学家大会上，35岁的法国数学家洛朗·拉佛阁获得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他是第7位获此殊荣的法国数学家，也是20年里法国第4次获菲尔茨奖。人口只有5000多万的法国，是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数学水平呢？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数学物理部负责人佩斯金告诉中国记者：这是因为法国政府重视数学研究和大力扶持年轻数学家的政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每年都在全国选拔十几位年轻的数学人才，将他们聘为终身研究员，让他们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热衷的数学命题。不要求他们在大学讲课，也不给他们安排其他工作，其待遇与大学教授相当。这使他们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潜心研究学问。这种作法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此举大大加快了法国数学家的年轻化。目前法国2300多名专门从事数学研究的人员中，40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
法国和欧洲领导人对数学家的重视是有传统的。拿破仑远征非洲埃及的时候，大军之中还带着数学家拉普拉斯。数学家高斯成名之前和之后，受到当地伯爵和普鲁士选帝侯的财政支持。德国数学家欧拉，被俄国沙皇亲自请到彼得堡研究讲学。爱因斯坦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同西方重视数学、尊敬数学家是分不开的。
现在中国政府对数学的重视是空前的。中国的优秀数学家享有政府津贴。中科院数学和系统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人均经费20万元，每个研究员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但物质条件并非培养数学家的惟一条件。数学毕竟是一项清苦的科学，献身数学的人要有象教徒一样的精神追求和心灵激情。虽然中国有大批数学奥赛奖牌获得者，但他们并非矢志毕生从事艰深的数学研究。
在中国数学研究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大多数高校的数学系正在成为目前最受冷落的院系。获得数学奥赛奖牌的尖子生，宁选计算机专业而不选数学力学专业，有的甚至决心不再从事与数学有关的研究。许多数学系本科生改学热门的经济学。笔者的两位朋友都是名校数学本科出身却改行成了知名经济学家。本次大会发言的中国数学家、北师大教授陈木法称，他这名“博导”将面临无博可导的窘境。有的大学索性将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合并成信息计算学院。数学系本科生研究生改行成为十分正常的现象，如果有谁将数学的冷板凳坐到底，却让人多少有些惊奇，就好象毕业分配时志愿去西藏工作一样。
时下的许多中国人过于注重实用，过于注重功利，甚至是名利和收入。对于数学这种离名利较远、付出很多、收入有限的纯科学纯抽象研究，人们往往敬而远之。媒体和社会风气都助长这种倾向。使中国无法把“奥赛”强国转变成数学强国。中国教育制度也有过分偏重应试的弊端。学生过于注重做题而忽视创新。
应试教育，往往针对同一题型反复训练。这种机械的题海战术会泯灭青少年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习惯于从题库里寻找问题，而不是从生活和学术的内涵中发现问题。他们习惯于“跟踪”，而不是独创，更不能原始性创新。这种训练和心理会成为一个数学大家的障碍。中国的优秀学生会对题感兴趣，而不是对数学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训练方法使优秀学生对数学感到厌倦，使吃力的学生对数学感到恐惧。数学大师陈省身为中国的数学迷题词：“数学好玩。”大多数的中国孩子恐怕正是缺乏“玩数学”的感觉。
数学虽有科学之母的称号，但它的传播教育方式却十分古典。许多情况下，要靠学科带头人或曰大师的面传身授。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带出了整整几代优秀数学家，号称“希尔伯特学派”。
法国数学界的布尔巴基学派也是如此。获菲尔茨奖的美籍华人丘成桐是微分几何大师陈省身的高徒，他贡献最多的领域也是几何学的几个分支。当有人问本届大会主席、中国数学家吴文俊：“除了华罗庚、陈省身、陈景润、冯康和您的工作外，您还能说出近20年来中国数学界在世界上有哪些叫得响的成果来？”
吴文俊答：“我倒不敢说了。即便有，至少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在关于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数学是否出了大师级人物的提问中，吴文俊也称“不敢说”。
由于没有大师级的学科带头人，中国数学发展虽有良好基础和潜在实力，却后劲不足，没有把潜力变成实力，颇有点像中国足球似的。
然而大师也不是三五年的“快速催肥法”能够“催”出来的。所以中国数学想走到世界前列，情急之下也不会一下子就变成现实。
尽管如此，中国数学依然克服重重阻力，顽强发展。有专业人士称：“现在是中国数学发展的最好时期。”本届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就是一个证明。中国正在想各种方法培养数学人才。除选拔数学奥赛尖子外，国家给了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大量拨款，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有一批青年数学家脱颖而出。目前，至少有20多位青年数学家在国家"973"计划中担任项目首席科学家。
田刚院士就是很有成就的中国青年数学家。他生于1958年，其母是一位数学研究人员，给了他数学的血液。高考中，田刚数学成绩为满分，校方最惜人才，把他从物理系转到数学系。大学期间，田刚做了3万余道题。读研究生时，他已经出成果了。这次大会，田刚是三位作1小时报告的数学家中惟一的中国学者。上次菲尔茨奖评选，田刚闯到最后一轮，虽最后失之交臂，但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中国数学要奋起直追，得花大力气。连日本也有了1名非尔茨奖获得者。有专家对中国数学“诊脉”后开出三剂良方：
第一是勇气。敢于做大学问，研究大问题，做别人没有做的工作。不仅有独创性，而且有毅力坚持下去把它做到底。
第二是合作。基础领域的科学家既要竞争，更要合作。合作的力量超过竞争。中国一些体育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是协调合作的结果。科学家要团结。内部缺乏合作的结果，会形成一个怪圈：各自找外国人合作，各自为政。这样导致国宝级的成果流传到全世界，外国人出点钱就拿到了。知识产权从此旁落流失，令人痛心。
第三是决策者的决心和毅力。这一项在中国尤其重要。二弹一星就是当时中国的决策者下定决心，坚持到底，才克服重重困难搞出来的。只要敢于冒风险，周密协调合作，调动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巨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