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关与洋务思潮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思潮论文,近代论文,海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代中国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历史发生剧烈的变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内部因封建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相继出现，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把研究的眼光从沉迷于乾嘉汉学的故纸堆转向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现实问题，促成了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丝生机。但正如龚自珍所说的，对于江河日下的封建“衰世”，他们“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注：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3页。）鸦片战争前涌动着的经世思潮虽开了有清一代的新风气， 但“只贩古时丹”的“救世”药方毕竟还属于旧时代的范畴。
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枬等人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注意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新鲜东西，为传统的经世思潮增添了以往所未有的崭新内容。他们以“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关注于“夷务”这一新的现实课题，并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导下，把研讨眼光从内含“经世致用”精神的边疆史地研究迅速扩大到外显“西学为用”色彩的世界史地研究；对“夷情”的重视也从单纯搜集军事情报性质逐步转向对西方国家情况的全面介绍。这一时期，《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康輶纪行》、《中西纪闻》等著作的出现，很能反映思想知识界的这种变化趋势，从而为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勃兴，架构了由此及彼的思想桥梁。
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勃兴，有诸多的社会历史动因。在政治上，缘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以奕訢、文祥等为首的清廷中央当权派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有感于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和镇压太平天国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和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以务实致用的精神，力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 期望“达到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注：《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页。）， 逐步形成一股“人人皆知洋务”的社会思潮。
在经济上，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中国原有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影响和挑战，开始产生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和愿望。洋务企业从军用向民用的扩展，管理方式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逐步转型的轨迹。因此，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封建中国的影响而言，近代海关的设立，虽然在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维护、发展在华经济的工具和争夺在华权益的产物，但又因海关本身所具有的近代化成分而给古老的中国带进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树立了一块可供效仿和借鉴的近代化样板。
例如，近代海关在组织过程中，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制度，把原来各自为阵、互不统属的全国各口海关行政集中到总理衙门及其对它负责的总税务司手中，厉行行政统一制度，使各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明显地提高了海关的工作效率，海关税收迅速增长，据有关学者统计，从1861年海关税收仅4961907银两到1871年就增至11216146 银两，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多（注：参阅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关税的增加虽然是半殖民地贸易发展的结果，但无疑也反映了近代海关工作效率的提高。
再如，由于关政的统一，也统一了全国各关的征税工作和财务管理，把历来被不法官吏视为利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侵蚀偷漏关税惊人的旧海关改造成制度较完善，办事有章程，管理亦严密的新海关，基本革除了旧海关官员任意征税，以税款中饱私囊的弊端，这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交流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因为，不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政治学角度上看，商品经济的活跃，必然要促进封建自然经济的分化和瓦解，进而破坏封建专制统治政治的基础，这其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近代海关的一些其他新制，如海关职员采行西方的薪俸制度，有能力的关员待遇优厚，升迁有期，使之能安心工作。同时执行严格的惩戒制度，有效地防止旧海关税吏擅取于民，“饱私囊而漏公项”的舞弊行为。近代海关建立起严密的稽核制度、颁布完整的办事章程以及坚持对外贸易资料的统计与刊行制度等等，都有其合理和可借鉴之处。
赫德曾指出：近代海关的设立“对于中国官吏更好地了解外国人，祛除对外国人的很多怀疑和反感，裨益不少”；“在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中，……（中国官吏）不久就会转变为对外国人的尊重，即使不是欢迎的话。”（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92、127页。（以下简称《汇编》））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也认为：“在这个制度（指海关行政制度）创建之中，对于中国进步和改革方面所做的比一切条约对它所做的更多。”（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92、127页。（以下简称《汇编》））情况也的确如此，近代海关的出现， 虽然是半殖民地的畸型产物，但作为清廷总理衙门属下的一个行政机关，它的设立及其所引进的西方海关的先进制度，对封建中国的官僚行政机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当海关工作效率提高，关税持续大幅度增加，并逐渐成为清政府一项最稳定和最可靠的财政来源时，其成效不仅获得了清朝统治者的称道和信任，而且还因海关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伸从各个方面影响和改变了清朝统治者的旧有观念，“出人意外地成为中国一种巨大的精神政治影响的源泉”（注：1856年1月25日美国公使伯驾致国务卿第3 号函及其两个附件，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第12页。）。 正是这种精神政治影响刺激了识时务的洋务官僚对“借法自强”的追求，推动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发生、发展和高涨。
二
就思想观念而言，近代海关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影响最直接的是总税务司赫德于1865年向总理衙门呈递的《局外旁观论》，它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局外旁观论》的时局观与清朝当政者的“变局”论产生共鸣，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发生和洋务思潮的高涨。
鸦片战争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谈到中国所面临的“变局”问题。黄钧宰曾忧心忡忡地议论说：“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注：黄钧宰：《金壶七墨》，《鸦片战争》（2），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23—624页。）徐继畲也指出：“南洋诸岛国苇航闽粤， 五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但把“变局”论作为一种时局观来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推进“变法”改革进程，则主要还在于洋务人士的呼吁和倡导。
曾国藩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国论强弱，不论是非”的“古今变局”（注：黎庶昌编：《曾国藩年谱》，第243页。），有着深刻的体认，并首发“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议。李鸿章为此更是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故强调要“及早变法”，以力言“变法”为己任。可以说，这种“变局”论所引起的忧患意识正是洋务人士识时局，知变计，力倡“借法自强”的思想前提，而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所阐述的时局观也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变弱和世界大势发生变化，中国不能再闭关锁国，不与世界交往的两个基本事实。这对于怀有同感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很容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尽管清廷当局基于传统“夷夏大防”的心态，认为赫德所呈“究系局外议论”，但也承认他“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有“不无谈言微中”之处（注：赫德：《局外旁观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文海出版社印行（台湾影印本），第3764—3771页。）。再加上此后不久，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呈递一份与赫德《局外旁观论》内容“大致相同而措词更加激切”的《新议略论》，遂引起清廷当局的高度重视，密谕各省督抚大臣“务当共体时艰，勿泥成见”（注：赫德：《局外旁观论》，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文海出版社印行（台湾影印本），第3764—3771页。），展开详慎的讨论。众所周知，正是这次讨论的结果，使原来仅限于少数地方督抚举办的洋务活动，迅速形成较为广泛的以“借法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第二，《局外旁观论》所提出的应对之策，投合了清朝统治者急于寻求挽救之方的需求，坚定其“借法自强”的决心。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从“内情”和“外情”两个方面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清朝内政不修、武备废驰以及官员藐视洋人，不遵条约，“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等种种弊端和腐败情况，然后以一个“局外”旁观者清的姿态分别就内政、外交提出他的救治之方。
应该说，《局外旁观论》的行文的确是严酷的，但赫德对清政府内政外交的腐败状况和各种弊端的抨击毕竟是客观的事实。在他之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包括曾国藩等人都对此作过不同程度的揭露。赫德所提出的各项应对之策，如“皇帝允许召见各国任京大臣”、“派委大臣驻扎外国”、“凡有外国可效之善法”，均“应学应办”，而且“愈早办则愈好”等建议（注：见《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70页。），在万国交通、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复杂的近代，也不乏有合理之处。作为海关外籍总税务司，他虽以“局外旁观者”的口吻，却实以局内人的身份不避嫌疑向清廷当局坦然相告，这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故总理衙门上奏称：赫德“所陈内治外交各种利弊”，“不无谈言微中”，主张应“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清廷上谕也认为，赫德所论“于中外情形深有关系”，“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谕令地方督抚大吏要“实力讲求，随时整顿”，并对赫德“所论外交各情”，“所陈轮车电机等事”，均应“条分缕晰，悉心妥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页；卷42，第4021页。）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对赫德的建议采取高度重视的认真态度，应该说是不多见的。
威妥玛在给英国政府外交部的一封机密信件中谈到：“该文（指《局外旁观论》）用最为不留情的言辞对尚待补救的弊端进行了斥责。他的这些议论已被很好地接受，没有比这更为有力地证明赫德先生所受的敬重，……总理衙门的所有大臣已经以一种十分不安的心情对此作了研究，并且这已成为他们与赫德先生及其协助他准备此文的中国学者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注：引自邱克著：《局内旁观者——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由于《局外旁观论》所提应对之策切中时弊，又投合了清廷急于寻求挽救之方的需求，从而坚定其“力图自强”和“借法自强”的决心，成为当时朝野上下议论的主要话题，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自此开始形成社会大气候。
第三，《局外旁观论》所激起的情绪化反应，从反面催发了“借法自强”洋务思潮的高涨。
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形势的严重困扰下，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为清朝统治者设计了一个力图摆脱困境的挽救方案。但在传统“夷夏之防”的氛围笼罩下，赫德的“洋人”身份，加上直言不讳的言辞，对于急思挽救之方的清统治者来说，不啻为既是“福音”，又是“挑战”。正如威妥玛所担心的：“改革”的措施“谈论得太多，以致无法很快成为现实。”因为“洋人”的建议，在“目前我们交往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通常摆出亟为需要的架势，以至于人们存在畏惧，惟恐接受这些建议会被解释为对外国侵略和贫婪的极不适当的让步。”（注：引自邱克著：《局内旁观者——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清廷要求对《局外旁观论》进行讨论的上谕寄发后，各疆臣督抚先后上疏表达意见，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两难抉择的矛盾心态，即既对“洋人”的“轻侮”表示愤怒的情绪化反应，又不得不承认其所论有合理之处。例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洋人”常“危词恫喝”，“所言类多要求”，但“其所论不无可采”，并举例称：“至于借法自强一说，现如海关之延用税务司，京外之练习洋枪队，上海之习制机器局，深资利用，已有明效，但使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实力讲求，诚不难进而益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页；卷42，第4021页。）实际上赞同采纳“借法自强”的建议。
湖广总督官文比较守旧，他认为赫德等人所论为“傲慢之谈”、“恐吓之词”，但他也承认“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主张“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固不可稍涉大意，致非族从而生心，亦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以致防不胜防。”（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页；卷42，第4021页。）表现出一种谨慎而有限度的对“借法自强”说的默认。
江西巡抚刘坤一在讨论中一方面同意“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承认赫德“所指弊端，固未足为定论，不妨姑即其说，以图补救之方”，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举办轮车、电机等近代工业。但鉴于“急求所以自强”的迫切愿望，他赞赏购造西方轮船枪炮的做法，并以李鸿章购造轮船，“颇有成效”为例，婉转地表达了对“借法自强”的认同（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页；卷42，第4021页。）。
对“洋人”的“轻侮”言辞最为痛恨的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他在奏折中指斥赫德等人“悖慢之辞，殊堪发指”，认为“我之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唯利是视，于我何有！”（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3764—3769页；卷41，第3875—3881、3902—3906、3907—3920页；卷42，第4021页。）表现出相当浓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意识观念，但弥足称道的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位“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经世派官员（注：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尽管他对“洋人”的“险语恫喝”，表示极大的愤怒，他又能以对西方“船坚炮利”的亲身体验，力主“拟习造轮船与习驾驶”，迅速改变鸦片战争以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的落后状况，建议清政府“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词挠止。”（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4020—4026页；卷27，第25—26页。）不久，由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局就此发端。
总之，各省督抚疆臣对《局外旁观论》的情绪化反应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都认为“洋人”“用意极诡险，而词意隐约”，深感必须“通盘筹划，先事图维”，“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经过这次讨论，《局外旁观论》中所提的内政外交各事，不久即为洋务派官僚所接受，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社会风气也从“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的非正常现象，转变为“几于人人皆知洋务”、“喜谈洋务”的活跃状况，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从这点意义上说，《局外旁观论》对洋务思潮发生发展的诱导和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
近代海关所取得的成效和《局外旁观论》所引起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催发了“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随着海关及其代表人物赫德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伸，它们在竭力改变清朝统治者传统意识观念的同时，也丰富和推展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内容。
首先，海关在打破清廷传统的“华夷”观念，开拓近代洋务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前，封建统治者历来以“内中国外夷狄”的眼光看待周边和外部世界，长期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鸦片战争爆发后，手忙脚乱的道光帝无法对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作出清醒的评估，只好以“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注：《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年七月癸丑。），作为对英和战决策的指导原则。然而，一心要把所有古老的国家都卷进世界经济漩涡的资本主义列强是不允许清统治者恪守“天朝上国”的“国体”、维持传统“华夷”统治观念的。在“蛮夷”的船坚炮利面前，清政府只得签订城下之盟，吞下一个极不愿吞的苦果。经此失败之后，“华夷”观念虽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头脑中有所松动，但清廷当局并未清醒，“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注：《鸦片战争》（5），第529页。）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帝仍袭道光帝故伎，跳不出固守虚矫“国体”，维持“华夷”观念的认知框架，战争仍以失败告终，西方列强就此攫取了更大的侵华利益。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集团中有人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出现，“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诚未见效也”；“盖不变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第28页。）清廷当局开始有了“变”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力图打破清政府的“成法”，施加“变”的外在影响。例如，清政府在历次对外交涉中，看到西方各国“往往辩论事件，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难”，因此，也想“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文，苦不能识。”（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4020—4026页；卷27，第25—26页。）在这种情况下，赫德认为这是引进西方国际法，打破“华夷”观念，促使中国遵从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极好机会，遂亲自翻译美国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要义》中的有关部分，作为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参考。后来，他又全力支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全书，并建议由总理衙门奏准出资刊印，取名《万国公法》，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西方国际法著作的中译本。《万国公法》出版后，由赫德通过海关分发给南北洋大臣及各通商口岸负责官员，作为对外交涉的参考。总理衙门就出版《万国公法》一书所上的奏折中虽声称：“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但却认为该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主张“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引。”（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卷55，第12页；卷55，第12页。）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奕訢本人还运用《万国公法》成功地促使普鲁士公使同意释放被扣押在大沽口中国领海上的丹麦商船，被认为是初显国际法效力的一个例证（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卷55，第12页；卷55，第12页。）。应该说，西方国际法的引入（注：有关西方国际法的引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就曾请人翻译过华特尔《国际法》一书中的某些章节，后来收进魏源的《海国图志》，但当时国际法知识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使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统治者开始了解一些近代国际关系的知识，这对打破传统的“华夷”观念显然有启蒙作用。薛福成曾说：“西方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事为凭。……似宜将《万国公法》、通商条约等书，多为刊印。……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注：薛福成：《庸庵文编》卷1， 上海醉六堂刊印本（光绪二十三年），第26页。）同时，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郑观应、陈虬等人都对国际法发表过类似意见，成为洋务思潮中“借法自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促成清政府遣使设馆等近代外交举措的实施，海关与赫德的积极支持和从中推动也是重要因素。当时斌椿出游欧洲、蒲安臣使团出使和英国伦敦公使馆的设立等近代外交活动，都是在赫德的诱导、启发以及海关经费的支持下相继进行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评价斌椿出游欧洲之举的意义时说：“这是中国政府对外交往以来第一次决定派遣一位中国官吏出访欧洲。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其中绝没有来自外国使臣的压力，它确实是在赫德先生的建议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应归之于赫德所施加的非常有益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一点已经奏效。”（注：转引自邱克著：《局内旁观者——赫德》，第58、77—78页。）一语道出了赫德对清政府遣使出访的影响和作用。
清政府遣使设馆等外交活动的推行，使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参与近代国际社会，逐步改变封建中国不勤远略的传统外交思想，这不能不说是突破“华夷”观念的一大进步。对此，李鸿章也明确把遣使设馆列入洋务自强的内容，他认为，遣派使臣出国，可以了解西方实际情况，“若能探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卷55，第12页；卷55，第12页。）
此外，近代海关在扶持同文馆办学，推动洋务新式教育思想产生，以及参与新式海军创建、促进近代海防观转变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赫德看来，“要在中国这一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土上进行风俗习惯和机构上重大改革的进步，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因此，兴办新式教育，借以“改变未来中国人思想与感情的内涵和倾向，促使中国真正进入国际生活的领域”（注：转引自邱克著：《局内旁观者——赫德》，第58、77—78页。），就显得相当重要。在赫德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京师同文馆的常年经费由海关船钞收入的三成给予提供；同文馆外籍教习及总教习的延聘去留，需“与总税务司赫（德）议及，伊可代为招聘。”（注：《洋务运动》（2），第22页。）更重要的是，同文馆的课程由原来单纯的外语教学，逐步改为“由洋文而及诸学”，增加了数、理、化、天文、航海、世界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国际法）、富国策（经济学）等课程，成为“介绍近代思想进入中国教育制度的先驱。”（注：参见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海关在参与清政府新式海军的创建，促进近代海防观的转变方面也有类似情况。70年代初，由于沙俄占伊犁和日本侵台湾事件相继发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发生一场所谓“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赫德多次向清政府建议购买外国船舰、筹建新式海军，甚至设立如同海关总税务司建置的“总海防司”，由他兼任该职，全权负责海军的筹建。后因有人“以赫德揽权为虑”（注：《洋务运动》（2），第439页。），反对“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注：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2，第31页。），造成“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的“太阿倒持之患”（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0、19页。），设立总海防司之议才得以作罢。但赫德对创建海军的积极奔走，必然对清统治者有所触动。清廷上谕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洋务运动》（1），第153页。）李鸿章在讨论海防问题时提醒人们注意：“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衅，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0、19页。）主张把边防的重点从西北内陆边地转移到东南万里海疆，表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由封建国土防御观念向近代海洋防御观念转变的思想倾向。由此可见，洋务时期新式洋军的创建及近代海防观的转变，与赫德的建议和参与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就思想观念而言，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发生、发展，内有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晚清理学经世思想作变化的根据，外有西方列强又打又拉的侵略行径作变化的条件（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请参阅拙著：《从林则徐到毛泽东——中国人的百年救国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32页。），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海关与总税务司赫德其人的诱导和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在清政府面临“千古奇变”，急图挽救衰世之际，既为清统治者提供可资效仿和借鉴的近代化样板，又积极倡议、支持并努力参与各种洋务活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因此，尽管近代海关的设立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海关管理权的结果，是半殖民地的畸形产物，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本人在引导中国面向世界时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向英国利益倾斜，但也毋庸讳言，近代海关和赫德的努力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包括对思想意识观念近代化所起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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