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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几乎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康德曾经指出，斯宾诺莎哲学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黑格尔也曾敏锐地指出，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欧洲传统的。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正是因为“在休谟到法国着手撰写《人性论》以前，欧洲受东方影响已经有两个世纪。欧洲正经历着一种被称为‘中国热’的潮流，人们对中国的任何一样事物都着迷。”所以，“断定休谟的思想来源包括大量的中国、印度教或佛教的思想，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注：参见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莱布尼兹认为， 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是合乎理性的。崇尚理性，是中国哲学家所特有的珍贵的品格。他对宋明时期新儒学的“理”范畴提出了其精辟创见，认为“理”不是物质性的“气”，而是神，“气”则是“理”产生出来的原始物质。他还比较了儒学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认为“天”具有形而上学意义，是“上帝”的象征。他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和含有孔子、老子关于“道”的观念的“单子论”。孟德斯鸠的“自然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它为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法’所支配”的看法，与朱熹的“宇宙生成论”有相似之处。他的“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为自己固有的‘法’所支配，支配一切民族的一般的‘法’就是人类理性”、“政治、法律制度要从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出发”等，与朱熹的“人治中有法治”的思想以及法制的治国方略应根据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和当时人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思想极为相似。伏尔泰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还指出，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原”，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狄德罗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进而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儒学与理学，说它们“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赫认为，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康德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物质的发展过程，认为“大自然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没有神来统治它的必要”，这些观点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注：参见程利田：《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学术论坛》（南宁），1996年第2期。 ）费希特把康德二元论改造成为以“自我意识”为同一起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从而，完成了类似王阳明对朱熹的批判改造过程。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主张人具有同一“知的直觉”与“智的直觉”的能力，这与主张“心性”一派的新儒家十分接近。黑格尔认为道家的“道”和儒家的“理”都只停留在由感性的具体到感性的抽象的阶段，而没有进到从思维的抽象到思维的具体阶段。因此，黑格尔认为“道”和“理”不属于精神实体，即“绝对精神”，而只属于“相对精神”。如果对“道”和“理”再抽象，就形成了“绝对理念”。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黑格尔的现象学最接近宋明理学的本体认识论。在辩证法方面，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基本命题也是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典型思想。（注：参见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蕴涵着儒学成份，他在《幸福论》中说：“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则和训诫中，这个朴素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他认为这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这是渗透到血和肉中的人的道德而不是幻想的、伪善的、道貌岸然的道德。”
总之，近代欧洲哲学参照了中国传统哲学，且吸收了一定程度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既然近代欧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传统哲学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
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并且写下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也曾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265页。）显然，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蕴涵了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的思想。
二
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的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荀子哲学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荀子不仅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天论》）。对变法运动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韩非，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思想家。韩非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天道观方面。他认为“道”是“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解老》）。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最明显地表现在其“矛盾之说”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指出“服术行法”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暴风骤雨。另一方面，他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认。例如，他认为，君臣如果能各就自己的地位发挥作用，也就算是做到了“上下和调”。再则，他明确指出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性。他特别认为，奉法与否和执法是否坚决，是一个国家强、弱相互转化的条件。
在战国末年，邹衍把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五行生胜”的观点。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世界的本原是金、木、水、火、土。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上。正是由于矛盾着的五种特殊事物彼此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所以，自然界中各种事物之间才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联系，而且事物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规律性和阶段性。他还认为，同自然界一样，人类社会的变化也是受这五种势力支配的。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势力。
从战国后期到秦汉之际所形成的《易传》，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统一的思想。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天、地、雷、火、风、泽、水、山。《易传》还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易”就是变易，其本意就含有变化的意思。《易传》指出，事物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其外部，而在于其内部所固有的刚柔、阴阳等两种对立统一的力量起作用。
汉代王充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元气”学说和“天道自然无为”的学说，从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认为，气是指构成天地万物的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天地万物的生是元气的凝结，其死灭则是复归元气。物种之间的联系，则呈现出“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普遍规律。他还认为，虽然“天道自然无为”，但是，人道能够辅助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在三国西晋时期，出现了反玄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嵇康、杨泉都认为元气本身包含着阴阳两个对立面，由阴阳两气的结合变化就产生了天地万物，人类最初也是由阴阳两气陶冶而成的。从而，明显地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元气自然观。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反佛的无神论者范缜的哲学。范缜认为，形神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东西，而是“名殊而体一”、“形谢神灭”，从而表达了唯物主义思想。在辩证法方面，他不仅肯定了物质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作用，而且反对形而上学不承认质的变化性的观点。
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体系。柳宗元认为元气可分为阴、阳两气，元气是宇宙的本原。刘禹锡也认为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就产生了万物及其运动。万物按其特点分类成群，其中的生物又可分为植物和动物两类。即使人类社会一旦消亡而回复到元气状态，也并不影响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永恒存在。
在宋代，出现了王安石的唯物主义道气一元论、张载的唯物主义气化论、陈亮和叶适重“事功”的唯物主义哲学。王安石认为，“太极”和“道”具有相同的含义，都是指“元气”。他还把“五行”看作是运行不息、往来无穷、能够支配鬼神的自在之物。张载系统地阐述了其“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在辩证法方面，张载特别提出了“一两”学说。所谓“两”，就是指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所谓“一”，是指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他把事物所固有的、且推动其运动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称为“神化”的规律。叶适则强调了物质的多样性及其与统一性的关系。
在明代，出现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气本论。他认为气可分为阴阳两气，阴阳两气的相互作用就导致了自然现象。他还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纯阴纯阳所构成的简单统一体，而是阴阳交错的矛盾统一体，阴阳矛盾双方发展不平衡、宾主地位的转化就导致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这就给张载的“一两”学说注入了新的内容。
明末清初，出现了方以智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他肯定了“气”是宇宙万物统一和变化的基础，并且试图探求气之所以能够变动不息而化生万物的内在根源——“火”，而“火”就包含着阴阳、主从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从而，他把物质实体的“气”与标志物质永恒运动的“火”统一起来，创立了“火——气”一元的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在辩证法方面，方以智提出了“常统常变”、“相反相因”的矛盾发展观。他论述了万物生灭变化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肯定了事物的变化源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反相因”，矛盾双方的基本关系是既相依赖又相斗争，既相反又相成，矛盾双方相互转化。
对宋明道学进行总结的王夫之哲学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峰。他通过有无、虚实关系，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他认为“气即无”、“太虚即气”，但“气”的最本质的属性是客观实在性。在道器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了“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唯物主义路线。这里的“道”标志着事物的共同本质或普遍规律，“器”系指个别的、特殊的具体事物。在辩证法方面，他还提出了“太虚本动”、“气化万新”的辩证发展观。包括：“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的变化观；“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的矛盾观；“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的常变观。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理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正因如此，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很容易被中国先进的思想家所接受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最终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传统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前者所揭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的形态、高级的形态，其所体现的是近、现代社会所包含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时代精神。而后者所揭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则是朴素的形态、低级的形态，其所体现的则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精神。
三
众所周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 我国有“经世致用”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毛泽东更是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显然，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要求，也继承了中国的“经世致用”的优秀思想传统。“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虽然中国古代有“实事求是”的命题，但是毛泽东对它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实事求是”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种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学风。（2）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继承。例如，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分为二”的命题也是来自中国传统哲学。毛泽东用“一分为二”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比较通俗和形象。毛泽东批判地用韩非的“矛盾”概念和“自相矛盾”的命题来表述对立统一，并以《矛盾论》作为篇名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3）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批判总结。 这最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上。《实践论》于1951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特意加上附标题“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写此文的目的之一，是要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实践论》写到：“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1版，第264页。）这是批判地继承了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来源于“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4）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继承。 中国传统伦理学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道德的实践、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等，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仍然强调道德在推动历史发展、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竭力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而死”的共产主义道德，号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注：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1版，第621页。）他强调道德的改造必须通过与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刻苦磨练，才能实现。（5）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批判继承。例如， 中国传统历史观中有关于“大同”的社会理想。毛泽东青年时代衷心向往“世界大同”、“太平大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仍然讲“世界的大同”，他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使大同的社会理想科学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赋以中国的特色。（注：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365页。）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注：参见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历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出现了邓小平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在唯物论方面，运用和发展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和实事求是原则，形成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彻底唯物主义。其理论要点有：①指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14页。）从而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②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使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思想路线的作用。③进一步深化了实事求是是作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思想，提出了在动态过程中的反馈方法，从而使改革开放不断向前发展。第二，在辩证法方面，运用和发展了矛盾学说，形成了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的辩证法。其理论要点有：①运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原理，形成了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的辩证法。②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关系原理，形成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辩证法。③运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互关系原理，形成了发展与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辩证法、主体与补充的辩证法。④运用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原理，形成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辩证法。⑤运用部分质变与根本质变相互关系原理，形成了先富裕与共同富裕的辩证法。⑥运用内容与形式相互关系原理，形成了本质与手段的辩证法。⑦运用联系的客观普遍性原理，形成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还有大国与小国、不变与变、规律性与曲折性等辩证法。第三，在认识论方面，运用和发展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形成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发展自己的主体认识论。其理论要点有：①立足于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认识的认识论。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点认识的认识论。③“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认识论。强化主体意识，确立危机意识，突出时机意识，树立发展意识。④把实事求是原则发展为一个有机系统，使实事求是原则系统化、有序化、科学化。⑤从理论上解决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辩证关系，从而为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第四，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运用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唯物史观。其理论要点有：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③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④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⑤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等。（注：参见陈志良、杨耕：《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总之，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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