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上行”与“下移”之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4-0019-05
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或许是对哲学与形而上学关联给予贯通性理解的一个基本结论。这一结论有着历史上诸多哲学家以及哲学概念生成这一精神事实的多向度支撑。在哲学史上，早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的雏形设想之初，就指出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引申的发展前景，并涉及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类型以及本性的旨趣。例如，柏拉图《理想国》在谈到理念的性质时，强调哲学的超验的理念特性乃是哲学的本质，这就将哲学至上的位置置放在理念的规定上；而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和其在关联中的等级位次，因为“哲学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就这种知识是无私欲偏见的理性之结果而言”。[1]8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分析了知识的有组织的形态，把哲学作为整体的知识类型所体现的结构分层的基本特点给予侧重和说明，坚持强调哲学层级的“上”与“下”梯度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是分类的，并且具有差异性，在大的框架里理性分为实践理性与理智理性，这就潜在地指出知识的层次与等级的问题。在他看来，先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对事物的理解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完美的知识一定只能在概念里抽绎出来。换句话说，对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具有理想的圆形或绝对直的边缘。这意味着柏拉图的思路试图在提升中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真实理解，最为真实的对象只能是“概念”。既然如此，最高的概念就是“纯存在”，在对最高概念确认的“上行”道路上，超验的规定与经验的性质是对立的。在柏拉图的哲学视域里，理念是在上的，事物是易变的，由此可以分清事物的暂时与永恒的界限所在。
从一般的角度观察形而上学的雏形以及演进的阶段可以看到，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形成首先呈现出“聚合”的特点，其运作的路线是通过逻辑的概念和对命题的抽象以及对概念的拔高与提升起步，逐渐在认识的过程中产生由“杂多”趋向于“归一”的抽象趋向。在理解形而上学“归一”的过程中，对概念的“一般性”理解既规约了理念的本质，又建构了把握本体的“上行”道路。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上，希腊哲学的“本体”奠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影响的直接成果是创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形而上学类型，并借助于这一类型独有的确立，产生了形而上学对象或者“本体”的独特样式，进而勾勒出这一特有的形而上学意蕴。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问题思路值得给予深入的分析，才能在更为宽阔的精神背景里把握形而上学的特点和走向。
泰勒斯所开辟的希腊哲学发端于自然哲学的思考，这一方面使得对自然哲学对象的追问成为可能，又在新的概括层面上超出了自然哲学自身的限度。在当时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对本原的理解主要是围绕着“本原”的定形规定还是“不定形”的讨论展开的。伴随对这一问题理解的深入，希腊“哲学开始显示自己的层次结构来，这就为第二阶段做了铺垫”。[2]12所谓“第二个阶段”，就是指在希腊“逻各斯”基础上由自然哲学推移到形而上学的转折阶段，就其“转折”而言，自然哲学对自然对象的性质与对象的本质尚未达到哲学反思的程度。如黑格尔所说，对对象的理解还没有提升到概念的层面。因此，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分属于不同的哲学发展阶段。对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反思有必要在阶段性的划分里加以区别，更要在二者结构性的差异中给予分析。按照通常的结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在对其对象的把握方式和理解层面上有着显著的不同。自然哲学是在“形成”之中，“形成”之中就是在“路上”，还没有“落脚”，还没有“到家”，换言之，还没有成为“概念”。这表明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差异，二者之间具有差异化的特征。存在着差异就反证了二者的非一体性，就确认了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即结构化的区别。事实上，自然哲学的经验性和形而上学的超经验的特点必然使得哲学的内容具有梯度性的区别，这是因为自然哲学受制于经验的牵引，形而上学则是依照理念的本性前行。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结构性不同，导致二者在理解问题属性时有着特殊的旨趣。
这里存在的真实区别在于自然哲学与其理解的对象是经验直观的某些关联，对自然对象的把握缺乏本质性的精神阐释。在这里，自然哲学的各种类型可以说是并存的、非逻辑的、松散的，换言之，自然哲学的理解还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形式化和抽象概念化的程度。自然哲学的发展在巴门尼德那里有了质的深化，这就是自然哲学的对象被确认为抽象的“存在”。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存在”概念之规定对理解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形成有着关键性意义。在自然哲学的理解视域里，自然被看做是多样性的对象，在对自然判断的杂多式的阐释中，形而上学的最初铸型是无法成就的。因为形而上学关于“本体”的设计与理解的角度和视域的差异无关，在这一向度内，作为形而上学初始奠基的柏拉图哲学是同当时的各种视域主义的想法对立的。[3]116进一步的分析会看到，形而上学的确立是在对对象规定的理解不断给予抽象化而达成的一个结果。早期希腊哲学对始基的设定以至于到对“存在”的规定，进而延伸到对“形式”的铸型，形而上学在精神系谱学的延展里，有一个结构性的抽象发展。其中这一发展包含着由对象的多样性向着本体的单一性演进，由对象的并存性与空间的错位性向着对象的整体性与同一性规定的演进，由对象的差异性向着纯粹存在的至上性演进。这一转化的走势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上行”架构以及结构性的本体体系的确立。形而上学的“上行”路线的运转轨迹与形而上学自身所具有的内在聚合机制以及特有的概念的“抽象”特质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与形而上学纯粹性的生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形而上学需要一种动力性因素使之能够在演进的过程里达到概念的极致，这一极致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本体的形而上学架构；另一方面，形而上学的创立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了人的本性的“纯粹”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相互印证在特定的背景下，进一步固定了形而上学本性与人的本性的内在联系。
形而上学的“上行”趋向意味着形而上学的追求是力图超越经验视域的限定，是对世俗世界的间接否定，又是对形而上学理念的精致塑造，同时也是对人的本性的概念建构。“上行”的动力是指向目的的，在这一目的性的指向中，可以发现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新的关系的展现空间。形而上学在“上行”运转中、在划定空间的精神生产中破解了时间的连续性。这一思路的指向是形而上学的创立与形而上学的“上行”目的相连，因为形而上学凸显了超验性的目标和旨趣，强化了对“形式”本身的功能，并在形而上学的三重拱架里，即在二元论和意识论以及概念论的互联中实现了对“纯粹本体”的塑造。
形而上学“上行”走向的展示与形而上学的内在趋向的结构有着一体性的关系。这是因为形而上学追求的是超越性的对象，形而上学就空间排列而言，是在“上”。这里所说的“上”不仅标识着一种方向，更应当看做是确认一种理念的本体。在对形而上学推进过程的进一步分析会看到，形而上学本身是由“质料”居下，而且通过借助于渐次性地趋向形式的过程中实现着某种精神类型的构建。形式是本质，形式又是理念，形式作为存在等同于本体。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还可以说形而上学是由“多”到“一”的拔高的抽象过程，因为“一”是整体，哲学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要在面对着纷繁的多样性之中，以建构起普遍的“惟一性”。这一惟一的旨趣就是成全了一个最终的“绝对”，而这一“绝对”又以隐含方式，显现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动态关联以及蕴含在人性本身的内在规定之中，成为超越多样性的一般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确认，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上行”的走向意味着在人的发展与历史过程的移动以及精神境遇的演进，都内含着一个终极“理想”的绝对命令。从一般的抽象价值来说，矗立起这一“上行”的进步目标对整体的人性本身规定的凝练和人际关系的理想升华以及对人的实践关系的价值调理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形而上学在相当程度上印证着或者表现着对人的本性和价值的理解。形而上学的不同形态与类型都是在以“对象”化的方式表征人的本性和追求，都是借助于形而上学的对象以确认人的本质和存在样式。形而上学的初始奠基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本性的最初显现。“所谓哲学表达的实质上是人对自己的观点，这不只是说，人总是从人出发去看待世界，为了人的目的去研究世界；而主要是说，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实质上不过是对人自己的认识，它是通过世界以理解和把握人的自身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意义和价值的。”[4]43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上行”取向在相当程度上标识着人性本身的理念追求，展现出形而上学与人的纯粹性的一致性，也勾画出人的本性与形而上学本性的内在关联。
存在于形而上学内蕴里的“上行”的可能性与建构的“本体”在方向上是并行的。因为西方形而上学就其内在框架而言包含着三位一体的结构，即概念论与意识论以及二元论的多样性结构。在这里，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将概念论在破解二元论的前提下，使得概念论和意识论达成为本质的一体性。这就需要有一个“本体”的精神攀升与概念运作，在对物质性规定的“形”的“质料”的超越中，完成对“形式”的精神铸型。从本质上观察，形而上学的“上行”与“下移”都根源于对人的本性的阐释。所谓形而上学的“上行”动力就是源于对建造“本体”的期冀，就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超验的追求的表征。实现形而上学的“上行”路径是指向纯粹的目的的，在这一确认终极目的性的指向中，可以发现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新的关系类型。从这样的向度分析的话就会看到，“上行”的哲学路径与其设定的超验对象有关。这是因为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究其本质来说，是超越的，非经验的；引导着形而上学的“上行”运转的能量来源于精神的牵动，在这里“势必有某种东西在引导者我们。这种东西肯定不是经验概念”[5]5。对经验因素的逆反能量和对理念肯定的同质性规定，使得形而上学本身有了自身特殊的存在价值。从一方面看，最初形而上学的根基立足于“高远”，持守着“永恒”，置留在“天上”；从另一方面看，最初形而上学的达成需要攀登和遵从，在对世界的二分化进程里始终存留着通往形而上学顶端的“上行”路线。特别是在形而上学的最初奠基中，对形而上学早期构型的设计使得形而上学在“上行”的路线运转中达到其顶峰。“从理论观点看，古希腊哲学是整个哲学最富有启发性的部分，这不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创建的基本概念已成为所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持久基础，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可望如此，而且还因为在古希腊哲学里包含在思维理性本身的法则里的形式假定。”[6]41在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建立的基础就是概念。对哲学概念的建造是古希腊哲学最富有启发性的内容，在概念的铸成和雕塑中勾画出一条精神提升的“上行”路径。另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是在概念性的精神攀升“上行”过程里，还要注意在古希腊哲学里还存在着包含于思维理想本身的法则里的形式假定。事实上，形而上学的“上行”方向的确定与精神概念的形式假定互为一体。在这里，形而上学的“上行”方向是指向精神的最高“本体”，“上行”既是形而上学确立的必要的方向，又是进入形而上学的有效阶梯。从哲学历史的演变过程里，对这一过程的精神框架分析，会看到最初形而上学作为精神形态的产品既涉及精神本身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也会看到在形而上学自身的早期演进中其运行的轨迹是“向上”的，因为形而上学总是在理念的一般性规定中凸显着自身的普遍价值。
事实上，即使是在最为抽象意义上所谈及的形而上学类型依然有其“现实”的内容，抽象与现实的内在关系使得二者之间在有条件下的转换中蕴涵着某种不确定性的阐释。从历史的精神转型过程分析可以看到，从希腊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本性理解的复归，从近代知识论的凸显到对人的本性的启蒙，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复辟”到马克思哲学的兴起，在这里隐含着一条连续性的思想主线，即哲学在各种因素压迫下日益趋向于现实。“在黑格尔那里，现实世界的老化是与哲学的最后一次年轻化同步的，而在预言未来的马克思那里，已被终结的哲学是与现实世界同旧哲学相悖的年轻化同步的。通过理性在现实世界黎明的实现，作为哲学的哲学扬弃了自己，成为现存的非哲学的实践，也就是说，哲学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直接实践的理论。”[7]124—125这是由于精神产品在其“还原”的过程中，总是以某种曲折的甚至是“颠倒”的方式来映现着现实。这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理想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一般性的价值上，还体现在与世俗世界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中的相互影响上。进一步的理解会看到，作为精神产品的形而上学尽管具有至上的理想性特点，但依然需要在世俗的现实境遇里承受着各类历史的、现实的世俗资源的敲打和检验。如果说，在“上行”的道路上，早期形而上学的雏形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不可回避的历史进程了。在不同时期里，作为时代精神特定表征方式的形而上学不仅要保全自身以求存在，而且还要在接受外在的、历史的现实过程中，与现实性的各种规定发生接触，强化自身。这是因为任何社会所建筑的理想尺度都有必要在现实的冲击里加以调整或修正。精神的尺度有必要在物态的社会里加以修正，抽象的尺度有必要在“去魅化”里还归以当下的世俗。在如此的“世过境迁”的精神下移走向里，在“上行”的路径推至高处基点的形而上学，发生了无法逆转的“下移”。换言之，形而上学的“下移”恰好隐含在形而上学的“上行”的惯性之中。形而上学“下移”的最初症候呈现在近代哲学对人类学的初始探究之中。人类学的超验特点在笛卡尔的“我思”里打下了深厚的地基，在“我思”的指向中先验性的规定与“我思”的纯粹性实现了结合，确立了近代哲学成长的一种路径。人类学的经验性内涵为“我在”的世俗性道路开辟并铺平了延伸的坦途。经验性规定的加入和力量逐渐强大使得形而上学在焦灼的阵痛中有了下滑的现实可能。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在不断地验证着形而上学本身转型的各种可能。这些可能主要是借助于两种途径展开的：一方面，这一转型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的内部进行，知识论的内部讨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近代复辟证明了这一精神的事实；另一方面，对形而上学自身消解的境遇业已形成和外部世俗因素对形而上学价值的判定尺度有了新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形而上学围绕自身的抽象旋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用，形而上学的“下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基本现实。
从对形而上学的本性分析入手，会真切地观察到一个精神的事实，这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绝不是一个单一规定的存在。这是由于在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中存在着异质性的复杂要素：从一个方面看，形而上学具有超越的理想性特点；从另一个方面看，形而上学还具有特定指向的“世俗性”或者“现实性”的当下要求。从对形而上学本身的基本要素构成来看，形而上学有着“向上”的旨趣，导引着超越性的攀升，约定了“上行”线路的方向。同时，形而上学自身所包含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趋向差异，使得二者在功能与效应的扩散方式有了不同的演进结果。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在设定的“上行”路线的动力是借助于精神性的概念实现的。因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是形而上学“上行”追寻的目标，在初始形而上学的建构中，本体的精神具有绝对的特征，也使得早期形而上学的运转以趋向“本体”为己任。如果说，早期希腊哲学以单一的抽象方式追求“本体”，进而设定了形而上学“上行”路向的惟一性的话，那么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下移”路向就将非形而上学的诸种因素逐渐纳入自身的视野之中。于是，原有的形而上学重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迁移，至上的超验理念在现实因素的冲击下开始消解。对人的历史理解、对现实的实践理解、对世界的辩证理解以及对发展的过程理解构成了说明形而上学本身的基本前提。“我们首先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业已形成的那种社会理论的明显特征是：理论从两个方面看是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想要全面地说明社会进化，因此这种说明既涉及到理论本身的形成联系，也涉及理论本身的运用联系。”[8]1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在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轨迹时，着重强调马克思对社会理解的两个维度：一是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把握其演进与推移的动态特质，二是要理解理论本身之间的运用关联。这就是说，对形而上学的阐释既要观察其显性的状态，又要理解其隐性规定，而且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因素都是在发展的过程里完成了自身的规定。
从形而上学的演进逻辑分析可以看到，形而上学是以自身特有的思辨方式来彰显其对现实的价值关切。形而上学蕴含着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维度，在其“上行”的攀升中，人性中对理想性追求的价值得以确立；在其“下移”的路径里，人性中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得以强化。因此，对形而上学的“上行”与“下移”内在关联的把握或许可以从新的层面上理解哲学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性特点。概括起来说，形而上学不是既定的一个体系和理论，它处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而上学自身的转型与时代精神的走向和迁移密切相关。从对形而上学的“上行”与“下移”的变幻过程观察会看到，形而上学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似乎既有着自身“高歌猛进”的骄傲，也有着自身“痛苦不堪”的困境。在形而上学发展的高低相连的蜿蜒曲线里，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形而上学的真谛所在，可以从一个向度管窥到形而上学的沉浮逻辑，也可以在一个新的视域里凸显出马克思哲学的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