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知识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
著名文化人类家吉尔兹在其著作中，通过讲述巴厘岛(印尼的一个小岛)上一个人的命运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瑞格瑞格由于不满村议会未采取措施把他出走的妻子找回来，拒绝担任村议会轮值的义务。于是他被村议会驱逐，失去了房产，最后染上精神病，成为一个流浪汉。作者通过这个事件是要说明，虽然根据外部法律，村议会如此对待瑞格瑞格是不对的，但是巴厘人根据自己独特的逻辑来解释瑞格瑞格的行为：根据村中的规则，瑞格瑞格拒绝承担对村公务的责任，理应剥夺其在巴厘岛的权利。吉尔兹将巴厘岛村民(可以扩展到所有异民族和异文化)独特的解释逻辑称为“地方性知识”。[1]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地方性知识意味着去发现一些实事的存在，例如，瑞格瑞格的遭遇及其巴厘岛独特的法律观念；其次，地方性知识也意味着对这些事实的解释。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去发现事实，是一个为所有人类学家所公认的原则，因此吉尔兹把他强调的重点放到了第二个层面上，即强调对社会事实的理解方式：不能用局外人的眼光和观点、用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去理解其他民族，只能用内部人也就是“文化持有人”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和事实。
吉尔兹通过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发展了文化人类学观察和研究社会的原则。社会学大师布迪厄曾说社会科学的宗旨在于挖掘社会运作中的隐秘。[2]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发掘社会隐秘的方法。因为很多社会事实和社会知识是地方性的、复杂的、多变的，因此不能应用人类普遍的视野去解读他们，只能用当地人的知识系统去观察和理解他们，否则难以形成正确的结论。吉尔兹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原则：
人类学的分析即是力图按事物本原的结果所呈来操作，而不是按人类学家在心灵上所认为其应该如此或需要如此的结果而操作——这样来看庶几可减去“以文化持有者的观念来观察事物”这一原则的神秘氤氲。[3]
二、教育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
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对于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同在文化人类学中一样，教育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也有两层含义。首先，研究者要通过实地调查去发现各种与教育相关的事实，也就是说，教育研究者要关注、熟悉实践；其次，对教育事实和教育实践的解释，不能从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而应该在深刻理解事实及其背景的基础上，站在“内部人”的角度去理解问题。地方性知识的这两层含义对于我们的教育研究都具有指导价值。
根据地方性知识的意蕴，我们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手段去发现事实，而不能坐而论道，在书斋中做学问。通俗地说，也就是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句老话了。老话说得多了反而容易引起人反感，使人们不愿去理解其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必须承认，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仍然是我国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翻一翻教育研究类的学术杂志，就会发现上面许多文章都是讨论宏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所谓的理论问题往往与我们当前的教育实践相差甚远。在许多研究者看来，理论是宏大的、深刻的、抽象的、普世的，而教育实践却易逝的、变动的、微观的，因此很多学者在教育研究中表现出了对实践的轻视。正是为了改变教育研究中的这个现状，陈桂生先生才发出了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的号召。
其次，根据地方性知识的意蕴，发现事实之后，也不能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解释，只能在深刻理解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形成理论。在发现事实和解释事实这两个过程中，后者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拟用一实例来说明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用内部人的眼光来理解事实。笔者认为，用例子说话的方式，不仅仅是对观念加以解释的一种方式，而且一个精心寻找的实例往往提供了比任何一种理论模型都丰富得多的内容。
例如，很多学者都发现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初中学生辍学率高这一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如何构建我们的理论呢？许多学者在考虑了家庭收入的因素之后，得出结论说，“家长目光短浅”是导致这些初中生辍学的重要原因。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认为农民让孩子辍学完全是理性行为。农民的眼光并不短浅，那些认为“农民目光短浅”的学者其实并没有理解农民的行为逻辑和农民作出选择的原因。孩子厌学情绪严重、在学校里面学不到任何的知识、老师不管这些“差生”、辍学后只要交钱也可以拿到初中毕业证书，有了上述种种“约束条件”之后，农民让那些厌学情绪严重的孩子早一点到社会上学习一些对未来生活有帮助的技能，我们还能说“家长目光短浅”吗？难道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就能说明家长“目光长远”吗？
理论形成之后，就可以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了。问题是，任何的理论都是根据特定的“地方性”知识提炼出来的，因此任何的社会理论都有其具体的适应范围。也就是说，理论本身也有所谓的“地方性”，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夸大理论的作用，甚至会导致理论的误用。吴康宁教授曾对这个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4]他批评了教育界的有些学者已经“到了张口西方学者，闭口西方学者的地步”，这些学者企图用西方的教育理论来解释和指导我国的教育实践。实际上，许多西方的教育理论仅仅是根据西方的教育实践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某些所谓的“普世性的理论”实际上只是西方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理论对我国的教育现实几乎没有任何的解释力，更谈不上指导价值了。
三、如何获得地方性知识
要获得教育中的地方性知识，就是要获得相关的教育事实并理解这些事实，从而形成能够解释事实的理论。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实物分析和文本分析等都是获得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手段。在这些手段中，问卷法在教育研究中得到了较多的重视，相对于问卷，其他的资料收集手段似乎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忽视。根据笔者的体会，在教育研究中，访谈和观察的结合，对于我们获得事实并准确理解事实非常有帮助，因此，笔者拟对访谈和观察做一简要的介绍。
访谈，就是访问和谈话。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访谈，区别于一般的访谈之处在于前者具有明确的目的。研究者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问题，与被研究者交流。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访谈，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对于一些特定的社会事实，社会上某些群体比研究者更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甚至比研究者更清楚这些事实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所以，成功的访谈实际上集合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智慧，是一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合作。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相关社会事实的真相，同时也可以了解受访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项成功的访谈，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1.要有明确的访谈目的
明确访谈目的有两层含义。第一，访谈是作为某项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对于包含着访谈的研究目的要进行深刻的反省。不明确研究目的就去调查和访谈，可能仅仅会得到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材料，绝不能称得上是“研究”。第二，一项研究计划可能包括一次或多次访谈，对于每次具体的访谈，都要有明确的目的。
相对于第二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更为重要，这也是初次使用访谈法的研究人员最容易犯的错误。如果没有明确的访谈目的就急于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即使花很多功夫也可能收获甚微。明确研究目的实际上就是确定研究主题的过程，关于如何确定研究的主题，吴康宁教授曾经指出，成功的教育研究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理论的需要、实践的需要和研究者的兴趣。[5]除了这三个条件，笔者认为，成功的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条件：研究者需要对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分析。研究者需要不断追问自己：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作这样一个题目？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要实现研究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包含着访谈的研究计划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开始安排具体的访谈了。访谈是作为一项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一项研究往往需要在不同地点、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进行多次访谈。因此，在具体安排一次访谈之前，一定要明确访谈的目的，即认真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1)通过这次访谈我到底要了解一个什么问题？(2)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我的整体研究具有怎样的意义？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后，是否能够达到预定的访谈目的，就需要认真考虑下面两个问题了。
2.确定受访者是否“能够”把真相告诉你
访谈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与受访者的交流而获得相关的社会事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受访者并不一定“有能力”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例如，陈向明在一项“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关系”的研究中，试图通过与北大师生进行访谈而探讨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的关系。因为访谈中涉及了许多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概念，如“人才”、“素质”、“课程体系”等，使得受访者无法准确回答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6]一般而言，受访者能不能够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主要受到这样几个因素的制约：记得不记得？是不是人人都能感觉到或者分辨出来？如果需要受访者自己来总结或计算，是否人人都具有相应的能力？尤其是，受访者有没有足够的语言表述能力？[7]
3.确定受访者是否“愿意”把真相告诉你
“愿不愿意”与“能不能够”是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愿不愿意”却更容易受到研究者的忽视。有时候，受访者完全能够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受访者并不愿意把真相告知研究者，受访者可能拒绝合作、敷衍了事，而且，如果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与受访者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受访者往往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伪造现场、提供虚假信息。为了要解决受访者愿不愿意把真想告诉研究者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选择恰当的进入研究现场的方式。所谓进入现场，指的是确定访谈对象并与访谈对象建立联系的过程。实际的教育田野调查，经常使用得现场进入方式有以下几种：利用政府部门的支持而进入、选择家乡进行访谈调查和利用个人关系网络进入现场等。[8]
访谈经常与观察联系在一起，观察包括“参与式”观察和“旁观式”观察。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观察一般指参与式观察，即研究者在调查地点生活一段时间，参与到当地社会成员的生产和生活中，通过亲眼所见对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进行感受和体验，然后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参与观察和访问(访谈)虽然可以分别讨论，实际上两者一直是相互配合交叉进行的”。[9]为了通过访谈获得事实的真相，我们最好能够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观察。观察时间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对于那些研究者比较陌生的研究领域，没有几个星期的观察时间是不够的。
社会学中的许多经典性作品都是通过参与式观察而写出的。在参与式观察方面最有代表性、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的代表作《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1936至1940年，作者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几年内，作者与闲荡在街头巷尾的意大利裔青年生活在一起，对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方式作出了深刻的洞见，从而使得《街角社会》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一部社会学的经典”。[10]观察与访谈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需要强调，一是因为参与式观察拉近了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使研究者更容易获得受访者的信任。第二个原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观察可以使研究者更近地接近事实真相本身；而且观察还可以作为对访谈结果真实性的检验手段，受访者到底“愿不愿意”和“能不能够”将事实真相和盘托出，参与式观察是一条重要的检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