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康社会时代的投资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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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投资与宏观调控

投资规模问题,是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小康时代的宏观调控,要有不同于过去时期穷管的宏观管理。

回顾“八五”时期经济腾飞的成就,我国国民经济获得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提前实现翻两番,其间,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对投资调控的有力而适度,是一个重要因素。

“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1627亿元,是“七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744亿元的三倍多。按“八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当年现价)的总和17.7万亿元计算,平均投资率(即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4.7%,其中,1993年、1994年、1995年分别为39.6%、37.3%和33.6%,尽管“八五”期间对投资的宏观调控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最终能使国民经济的增长最快,波动最小,说明6.16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和35%左右的投资率,是中国现实经济的国力可以承受的。从亚洲国家看,一般在经济起飞阶段,投资率也是很高的。《中华工商时报》介绍过一个资料:1988~1993年,泰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8 .1%,韩国36%,印尼为35.4%,马来西亚为34.2%〔1〕。同一时期,日本的投资率为33%,但是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1973年,投资率曾高达38.6%。考虑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偏低的因素,“八五”的投资率实际还不到34.7%,因此较高的投资率,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第一。

第二,“八五”初期,投资扩张冲动的压力很大。特别是“七五”后期,治理整顿中出现了投资萎缩和市场疲软,1991年判断为即期需求不足,第一次提出以追加投资来缓解经济。接着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了各个方面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迅速出现了投资扩张,一度投资规模偏大。1993年下半年开始,适时地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制止了乱集资和违章拆借,从资金源头上控制住了投资规模,在年年强调紧缩信贷和控制投资规模的情况下,仍然完成6.1万亿元的投资。这又说明对投资扩张必须有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和力度,否则就会大大超过6万亿元,会对国民经济带来过大的波动和过大的冲击。

第三,6.16万亿元的全社会投资当中,有相当部分是盲目上马的开发区投资、房地产投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投资(如纺织);按5%估算,约有3000亿元,是分散了资金,浪费了社会财力,如果没有这些浪费,投资效果会更好。这又说明金融宏观调控上,如何恰当地引导投资方向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这6.16万亿元的投资增量是在国有资产存量不能流动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国建国以来40多年产权不能流动,造成了产业结构和存量资产的凝固化,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增量来调节,无法通过对现有企业资产存量的流动来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一种对投资增量的依赖。有投资增量,就有速度,有效益。而投资增量的效益又往往被凝固化了的产业结构的低效和亏损所抵销,所以总体上只能是高投资,高速度,低效益。这实际上说明如何通过产权流动和重组来促进投资存量的重新配置,乃是宏观调控上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第五,“八五”投资6.16万亿元,加上“七五”投资1.97万亿元,十年共完成投资8.13万亿元,在“七五”、“八五”财政非常拮据,非国有投资主体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有相当部分国有经济的投资,是由国家通过银行融资动员国民储蓄来完成的。这是十年来“吃饭靠财政、建设靠银行”和间接融资为主方针的一大功绩。如果仍然守住财政分配为主和“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就不可能动员出8万亿元财力的投资规模并取得相应的经济成就。但是,这种银行融资为主的方针,也给“七五”、“八五”的经济带来一个极为严重的后遗症,即企业的过度负债、企业间“三角债”严重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这是一种新的体制性资金错位和缺位,它说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方针的作用已经达到顶峰,需要扩大直接融资,才能把体制上错位和缺位的资金调整过来。从这里又说明,宏观调控方向对未来投融资政策的适当调整,正面临新的难题。

回顾“八五”投资实绩和经济发展,我们适应走向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投资方面采取了一种顺应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有力而适度的宏观调控,即不同于过去穷管的那种宏观管理,确实使经济的发展达到速度最快而波动最小,这是宏观调控的不可低估的新成就,同时它也暴露出新的难度和难点,面对“九五”时期投资和经济的发展,它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方面,攀登一个新的高度。

二、投资规模要同小康的国力相适应

“九五”投资规模摆多大?时下流行的论点,主张投资率(即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以30%为宜。同“八五”的投资实绩相联系,这是偏低的。

我以为,“九五”投资的原则是:投资的规模必须同小康的国力相适应。

一个国家的投资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六五”期间,人们主张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当时还没有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的统计数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要小一些)的比率不超过25%,1985—1988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30%以上,相应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在34.4~35%之间,有人惊呼投资膨胀,于是有了三年治理整顿。1989年的投资率下降到25.8%,1990年和1991年分别为25.16%和27.28%,出现了市场疲软。统计局认为是“即期需求不足”,追加了500亿元投资。1992年的投资率达到32.24%。1993年最初统计全社会投资为11829亿元,投资率为37.7%,后来统计年鉴统计的全社会投资为12457亿元,投资率达到39.69%。1994年最初统计全社会投资为15926亿元,投资率为36.3%,实际的全社会投资达到16370亿元,投资率上升到37.3%,1995年全社会投资为19445亿元,投资率为33.6%,这也是初步统计数,估计最终统计的实际数字还会冒出一块,投资率可能在35%左右。考虑到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投资率一般都在35%以上。我国“八五”时期的投资率实绩已达34.7%。但是,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偏低;我国实行低工资制,在低工资之外,有一大块收入是用福利形式以实物供给的,如住宅、车辆等。这部分供给,既没有计入工资,又没有体现为第三次产业的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缺了一大块,算上这一块,实际的投资率,就不到34.7%。所以我认为,适应于走向小康的国力,我国“九五”期间的投资率应高于30%,大体以35~38%为宜。

投资率上升,是不是背离了投资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并不背离。毫无疑问,陈云的投资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是投资宏观调控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但是,实行这一原则,必须区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力条件,而有不同的要求。

在解决温饱为主的短缺经济时期,人们既希望以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又顾虑投资的膨胀会带来各种主要经济比例失调,产生若干商品尤其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短缺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积累挤消费,因而一旦经济调整,首先想到的就是紧缩投资,使过大的投资规模同短缺的国力相适应,以保证解决人民温饱所必需的消费品供应和维持社会的简单再生产。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适应。60年代初、70年代末,就是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关系不断改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农副业生产和消费品有了较大的增长,人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1989一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紧缩投资规模时,第一次出现了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这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人们:中国已经进入小康时代,国力不同了,人民的消费需求不同了,投资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了,因而即使像压缩投资规模这类过去被认为是调整经济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实行投资规模同国力相适应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小康时代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情况,提出新的要求,努力使投资规模同小康的国力相适应。

小康时代的国力和投资,出现了哪些变化?

第一,国力显著增强,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以1994年同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46倍,财政收入增长3.62倍,进出口总额达到2367.3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7倍,钢产量达到9261万吨,增长1.91倍,能源生产总量达到11.4万吨标准煤,增长0.81倍,粮食产量达到4.45万吨,增长46%,人均钢产量,1978年为33.24公斤,1994年为77.70公斤;人均粮食产量,1978年为318公斤,1994年为373.46公斤。

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这是我们处理我国投资和经济问题的基础。

第二,人民消费水平提高,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有几个特点:

(一)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居民消费水平为184元,1994年为173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下同)提高了2.11倍。其中,农民消费水平为138元和1087元,提高了1.85倍;城镇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为405元和3956元,提高了1.89倍。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收入上升。职工平均工资,1978年为615元,1994年为4538元。二是就业增加,1994年城镇职工比1978年增加7302万人;三是赡养人口减少。1978年一个城镇职工要赡养2.06人,1994年为1.74人。

(二)食品占生活费用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

在1953~1978年的26年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0.56~0.59的高水平上,是靠压缩消费保持了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的高增长,人们称为“恩格尔法则的失效”。〔2〕1978年的改革开放,激发了居民的消费热情,消费的特点是解决温饱问题,人们似乎要对改革以前长期未能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补偿,因而在1979年~1983年恩格尔系数有了反弹,又由0.56上升到1983年的0.59。以后逐渐下降,1984年为0.58,1985年为0.52。1990年为0.54,1994年降到0.49。十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是降低的,1978年为0.67,1994年为0.58。

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是居民解决温饱、步入小康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统计局对我国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的抽样调查,只计算了居民自己支付的消费支出,没有计算企业和政府的补贴。实际上,城市职工的低工资是名义工资,但企业对职工有多项福利供给或补贴,包括为职工提供住宅、班车、医疗、职工教育和子女教育、休假以及“企业办社会”的各种服务设施和节日为职工提供鸡鱼蛋肉等福利供给等,实际上形成一种低工资加福利供给制的分配制度。而政府用于居民粮食、食油、肉类等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据统计,1978年为11.14亿元,1994年则上升为314.47亿元,如果算上供给制的福利和政府的价格补贴等因素,实际的恩格尔系数则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1988年,有关人士对1983年和1985年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作过测算,大体上要比现有统计数低13~14个百分点。由此推论,1994年城镇居民实际的恩格尔系数约在0.39以下。据有关资料介绍,欧美国家居民恩格尔系数在0.45左右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1000美元左右,日本为400美元;欧洲国家恩格尔系数在0.40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1600——1700美元,日本为700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城镇职工名义上是低工资制,但加上各种福利供给和补贴,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欧美人均国民收入1600美元或日本700美元的水平,是基本上解决温饱的小康生活。

(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

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只有210亿元,1995年已经达到29662亿元,1996年6月末已达35457亿元。这里还不包括居民持有的股票、债券等金融商品和手持现金。国民储蓄的增长,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将会有较多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这一时期经济生活所以会出现市场疲软,已经说明不需要靠压缩投资来解决温饱的消费品供应。

第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镇居民人口和城镇劳动者大量增加,创造了比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也提出了就业和再就业的需求,以及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扩大新的投资。

中国的城市发展很快。80年代中期只有353个城市,1994年已经发展到622个。城镇人口1978年只有1.72亿人,1994年已经增加到3.43亿人,增加1.71亿人,几近一倍。此外,农村多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尚有五、六千万人。城市人口的增加,有三个作用:

(一)“农转非”,增加了非农业职工,城镇劳动者由1978年的9514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6816万人,增加7302万人,增加76%。城镇职工工资总额由568.9亿元,增加到6656.4亿元,增加了10.7倍,这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模式的典型作用。

(二)第三产业大幅度增加,为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化(高附加价值化)提供了条件。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亿元,第三产业比重为23.7%;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005.8亿元,三产比重上升为31.8%。

(三)城镇人口的增加,带动了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居民住行消费设施和耐用消费品以及相应工业的大宗投资,提供了日益庞大的消费市场,前几年,日本学者吉川洋谈到日本工业起飞时期人口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提到1955~1975年的20年间城镇家庭户数增加80%,成为刺激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主力,是以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补充了刘易斯的模式,这一点很重要〔3〕。我国这一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增长很快。城市自来水普及率,1978年为81%,1994年为93%。煤气普及率,1978年为13.9%,1994年为61.7%,城市居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1978年为3.6平方米,1994年为7.8平方米;城市公共车辆,1978年平均每万人3.3辆,1994年为6.1辆。

这—时期,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耐用消费品的变化,有如下表。

1985年 1990年 1993年1994年

自行车(辆)

152.27 188.59 197.16192

电扇(台) 73.91 135.50 151.64 153.79

洗衣机(台)48.29

78.41

86.36 87.29

冰箱(台)

6.58

42.33

56.68 62.10

彩电(台) 17.21

59.04

79.46 86.21

黑白电视(台) 66.86

52.36

35.92 30.47

立体收录机18.88

35.51

34.03 38.65

普通收录机(台)22.28

34.24

41.50 44.31

照相机(只) 8.52

19.22

26.48 29.83

这些数字说明,人民在解决温饱之后,对住、行、用的需求迅猛增长,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迫切的要求,需要扩大投资,增加投资品和新型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行路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要,以及城市公用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等新的消费服务的需要,前几年有资料说,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平均要增加4000元的基础设施费用,现在估计当在万元左右。国际上的经验也说明,在工业化过程中,基础设施的资本,将超过第一产业和制造业资本之和。如果说在解决温饱时期,常常是投资挤了消费,因而不得不压缩过大的投资来保证消费。到了小康时代,新的问题是不扩大投资就没有消费,现在城市的住房难、乘车难、幼儿入托入学难、交通运输难,以及城市水电紧张等等,都是投资不足的后果。因而现在调整经济就不是砍投资来保消费,而是必须考虑以足够的投资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在温饱以外的新的消费。所以,一旦过分紧缩投资和信贷,力度把握不当,就会出现市场疲软和产成品积压,同时会使城市基础设施更加紧张。

(四)农村多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人数日益增加,估计有6000万人。既增加了城市就业的压力,也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缓解这些压力,也只有依靠增加投资来增加城市就业机会。

第四,小康时代,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人民的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扩大投资;经济的增长,也对投资有更高的要求。新企业和风险产业,有赖于投资来建立;老企业、老工业基地,有赖于投资进行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农业规模经营的建立和农业的增产,城市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高附加价值化)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基础产业、能源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几千万农业人口的转移和就业,上千万城市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也都有赖于扩大投资。同时,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贡献率越来越大,新的科技成果有赖于投资推广和使它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地位也需要投资来奠定基础。小康时代的城市化,无论老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城市带的发展,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不是小量的投资,而是需要有巨额投资来建立新的设施、新的产业和新的工业区。

如上所述,在步入小康社会的时代,随着国力的显著增强,不但人民日益增长的新的消费需求要求扩大新的投资,而且客观上已经具备的一定的国力条件(包括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等)及其尚待发掘的潜力,也需要有相当的投资总量规模,来同小康时代的增强了的国力(及其潜力)相适应。这时,投资的任何增减,将以乘数效应对经济发生作用。这是我们还没有习惯的另一种适应。适应不适应,仍然是经济能不能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巨额投资存量的不流动也会影响治理通胀

投资率上升,会不会助长通货膨胀?我以为,对于投资同通货膨胀的关系,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分析。从当前来说,巨额投资存量的不能流动,更是直接影响治理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投资助长通胀,主要是指投资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的人财物力的可能,挤占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材料和劳动力,会拉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物价上涨。或者是过多的无效或低效投资,挤占了人财物力而不能提供任何产出。或者是在建总规模过大,工期过长,投放了大量的货币,投入了过多的人财物力,没有新增产出物来回笼已经投放的货币,上述情况都是说过多的投入,不能提供有效的产出,因而“在建投资的累积会形成通胀的滞后反应”。

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货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商品匮乏而物价高涨的情况下,有效的投资可以增加供给(包括服务设施的供给),回笼货币,缓解通货膨胀。在商品过剩市场疲软或投资品有积压的情况下,适当的投资也可以增加购买力,或者起到一种乘数作用,刺激需求,同样可以缓解通胀。1991年增加投资500亿元,解决即期需求不足,就是这种情况。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多次受到投资膨胀的折腾,常常是投资规模过大带来了过旺的需求,拉动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经济当局历来非常注意对投资规模的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40多年产权不能流动,影响到相当一批老企业的巨额存量资产即投资存量不能流动,这是过去“穷管”的困难时期所没有的(当时建国不久,老企业不多,投资存量也不大),这种巨额投资存量形成的巨额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小康时代的新特点。但是巨额存量资产不流动的情况,对治理通胀的不利影响,也是很大的。

这里有几种情形:

第一,长期的产权不流动,造成了长期的产业结构的凝固化和低效益。老的投资存量不能利用,新的资产又要投资建设,同样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同样要增大对通胀的压力。比如,1992年经济日报揭载的原物资部花了1亿多元投资的大兴北京剪板厂,建成以后不能利用,想同北京汽车拖拉机公司合资转产汽车,又受到上级公司的阻挠,而汽车拖拉机公司只好另花1亿多元的货币投资另建新的汽车装配车间。这时助长通货膨胀的,并非汽车厂的1亿元的投资增量,恰恰是由于产权不流动造成剪板厂固定资产未被利用的资产存量。

第二,企业存量资产不能流动。有些老企业不仅本身没有效益,而且还吃掉其他企业投资增量所增加的效益。例如,有的企业不生产,每月只亏损30万元;为了安定而继续生产,每月却亏损90万元。这类情况并不少见。

第三,产权不能流动,企业的产品技术不能及时更新,产品缺乏竞争能力,造成老企业的产成品积压,吞噬了巨额货币,就更是一种浪费投入的无效产出。

第四,产权不能流动,企业老化,劳动力也不能流动,只能吃老企业的“大锅饭”,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些隐性失业职工吞噬的货币,当然也会助长通货膨胀。

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企业停产或生产不足以及亏损和产品积压,但却不存在由于产权长期不流动而导致的企业巨额存量资产的不能流动,以及劳动力的不流动,所以西方经济学家很少谈到产权和存量资产不能流动对通胀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这种情况,似乎为中国所仅见。事实上,40多年产权不流动所导致的巨额存量资产不能流动,远比投资增量膨胀对通胀的影响要大得多。这种情况拖得越久,其对治理通胀的不利影响就越大。这大概是投资增量控制论者始料所不及。

当然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主要不是投资率过高,而是现行投资体制不合理,决策不科学,投资中有相当部分项目效益不高,加上现实经济中巨额存量资产不能流动带来相当部分企业亏损,也抵消了投资增量的效益,才使我们的经济陷入高投资、高速度、低效益的困境。因此。当前宏观调控中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在连续几年投资增幅大幅度下降之后,就主要不在压缩投资规模,而应是花大力气促进产权流动和巨额存量资产的流动,包括在必要时,以必要的投资增量来搞活投资存量,促进存量资产的流动。这是从发展经济、增加供给、提高购买力方面,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之策。

四、适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重塑储蓄——投资转化机制

小康时代的投资,适应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一个重新安排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重塑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企业的一切收入上交财政,一切支出(包括投资)都由财政拨款。这时,政府既是储蓄主体,又是投资主体。经过1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央财政放权让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国内总储蓄中,居民储蓄占3/4,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只占1/4左右。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约占30%,企业自筹、集体和城乡居民自筹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来源的其他投资约占60%左右。由此说明居民已成为储蓄主体,企业已成为投资主体。

政府不再是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以及储蓄主体同投资主体的分离,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它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融资体制,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这一时期,我们在金融方面,所以要实行间接金融为主即银行融资为主的方针,不是偶然的。

第一,80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企业扩大自主权,地方分灶吃饭,结果是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下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9年为28.4%,而后逐年下降,到1995年只占10.7%,跌到历史最低点;中央总财力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到1994年的29.3%。由于财政收支拮据,在建设上只能依靠银行动员居民储蓄来支持国家建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吃饭靠财政,建设靠银行。”

第二,投资体制的改革向拨款改贷款倾斜。当时以为建国以来存在投资饥渴症的主要导因是国家对投资的无偿拨款。所以经过1979年开始的试点从1985年起全面推行了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简称“拨改贷”);而银行方面也想打破固定资产投资只能用拨款不能用贷款的禁锢,首先从轻纺技术改造方面尝试了银行贷款,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亿元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直接使用银行贷款。“拨改贷”的改革,从提倡投资的有偿占用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作为国有企业,一分钱资本没有,就允许它向银行贷款,这又是一种荒谬。在这里,暴露出改革初期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必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缺乏应有的认识。

第三,建国以来在财政信贷平衡上,长期存在着财政挤银行的矛盾。1983年开始对原来由财政拨款的企业流动资金实行由银行一家供应(所谓“全额信贷”),1985年的“拨改贷”以及80年代后期实行的“财政信用”,既反映出银行有改变“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要在支持建设上一显身手的积极性,也反映出财政部门想借银行融资来摆脱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拨款日益增大的压力。

第四,实行间接金融为主,不主张发展直接金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唯恐直接金融的自发性和消极影响难于控制,以为实行间接金融的体制,由银行把社会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再由国家计划按部门归口切块分投资分贷款,可以从计划和行政方面得到控制,在这一点上,间接金融的体制又正好符合了计划体制改革上不想在传统的投资分配制上大动手术的需要。

第五,“七五”初期,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主体还没有形成,这也是只能实行间接融资为主,由银行动员国民储蓄以贷款来实现投资的一个原因。

“七五”、“八五”在投融资政策上实行间接金融为主的方针,取得了三大历史性成就。

一是十年间完成8万亿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取得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其中有相当部分国有经济的投资是靠银行动员社会资金来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假如仅仅靠财政分配为主的体制,固守“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这是难以做到的。

二是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依靠银行融资,创办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其中有相当一批是大中型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骨干,在我国“七五”“八五”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三是发展和壮大了金融产业。十年以银行融资为主适当发展直接金融的政策实践,发展了多种金融机构,开放了金融市场,发展了多种金融手段,培养和锻炼了一支有相当人数的金融队伍,一反过去“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使银行业第一次有机会开拓出金融服务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的新天地。同时,在直接金融方面,80年代恢复国债发行,并在80年代后期开放了债券市场;90年代以来又通过股票市场的试点,使一批上市公司在股份制度的试点中展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又通过证券市场适当发展直接融资,发挥了证券市场在聚集和集中社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方面的作用。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七五”“八五”实行银行融资为主的投融资政策,给经济上带来一个极为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企业的资本金不足,过度负债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据有关资料,1980年全国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8.7%。1995年12.4万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资产挂帐和坏帐损失,实际资产负债率高达83.3%。1995年6月,中央银行透露,在商业银行贷款中,逾期贷款约15%,呆帐大约3%。这种状况,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新的体制性资金错位和缺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在资金结构上有三种来源:一是所有者出资,即资本金;二是银行融资即贷款;三是企业对社会的直接融资,如企业票据、公司债券、可转换债等。这三种来源在资金结构比重上的不断调整升降,才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盘活和周转,并使其具有互补性。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资金结构上靠单一的银行融资包打天下,不存在其他资金来源互补的调剂余地。现在的过度负债说明单一的银行融资为主的政策在创造了十年完成八万亿元投资这个非凡的奇迹上,它的作用已经走到了尽头。只有开放直接融资,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融资体制,发展资本市场,重新塑造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利用多种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才能把间接融资为主体制下错了位的资金关系理顺过来。

间接融资体制形成的国企过度负债实际上是由各家银行从城乡居民的3万亿元储蓄中吸收了存款再贷款给企业的,它已经表现为企业负债和银行信贷资产的存量。现在要通过直接融资把错位或缺位的资金关系理顺和调整过来,从总体上说,必须启动直接融资,或者是由政府发行若干亿的国债或地方债用以补充企业的资本,或者是由企业发行苦干亿的股票或债券,用于补充资本或填补投资缺口,或者是由投资银行产业发行若干基金,用于补充企业的资本,或者是引进国外投资者或外国投资基金来补充企业资本。就现有企业来说,如果通过这些直接融资的办法,来补充企业的资本或填补企业的资金缺口,就可以优化资本结构,减轻企业负债,使银行信贷资产存量和直接融资的存量得到某种合理的调整。但它的进一步的作用,将是使直接融资的各种手段有一个大体合适的安排,使企业的资金来源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并适应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以适当的方式,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五、发展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

“九五”计划和2010年奋斗目标纲要,提出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方针。这个方针,体现了小康时代宏观调控的新要求。实行这个方针,需要发展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实行这个方针,推动产权流动即投资存量的流动是一个重要前提。

世界上所有以生产社会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国家,产权都是流动的,企业的存量资产(即投资存量)是流动的。因而在经济生活中,客现上存在着一种产业结构转移能力,可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附加价值的方向调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在产权流动基础上,通过产品、技术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使存量资产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具有一种较高的质量和较好的经济效益,不断地使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以追求投资增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七五”计划开始,国家试图转向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在“七五”“八五”两个五年计划划期间,加大了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内涵扩大再生产方面确实有所改善,这一时期,我们在认识上有一个飞跃,开始懂得从每年依靠几万个新项目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到了依靠几十万个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但是,这还仅仅解决了企业自身资产存量的更新,并没有开放产权流动,没有能推动存量资产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因而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企业存量资产的凝固化,并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凝固化。另一方面,是企业只能开张,不能倒闭;只能生,不能死。以致企业老化,技术老化,产品老化,亏损面不断扩大,由此就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上只能靠投资增量来调节,部门、地方和企业都追求上项目加投资。这时有投资增量就有速度,有效益;没有投资增量,就没有速度,也没有效益。而增量投资的效益,又被凝固化了的存量和亏损所抵消。其结果,在经济总体上,就只能是高投资、高速度、低效益。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一个重要内涵,即不仅要注重提高投资增量的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提高存量资产的经济效益。在这里,充分依靠市场竞争,促进现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国有企业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除了在产权制度的改革上要开放产权交易,提倡产权流动以外,在金融改革上,则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

现代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调节长期资金需求的交易市场,而且也是一个调节资产存量的交易市场,这当中,投资银行充当供需双方的媒介,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配置的优化,起着引导、组织、推动和调节的作用。投资银行是在性质上和商业银行完全不同的银行,商业银行主要从事存款、贷款、汇兑结算等一般货币业务,这是人们比较熟悉的银行业务。我国国民经济巨额存量资产中的很大部分都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建立起来的。投资银行则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推销和承兑,企业兼并和收购,以及资产管理等业务,可以称为资本和资产类业务。从事这类业务的机构,英国称为商人银行,日本称为证券公司,美国称为投资银行,所以泛称为投资银行业务。

在我国,人们比较熟悉的是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对于资产类业务,如企业并购、债务重组等,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随着产权流动的放开,投资银行的服务需求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增长,因而投资银行产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中国需要投资银行产业,因为:

第一,40年产权不流动、国有资产不流动,造成的损失,比产权流动造成的流失更大、更严重,需要投资银行产业组织企业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第二,“七五”“八五”的银行融资为主,带来了企业资本金短缺和过度负债,这种体制性的资金错位和缺位,需要扩大直接融资,并籍助于投资银行产业把错了位的资金关系理顺过来。

第三,企业兼并和重组,需要投资银行产业提供新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服务。

第四,企业有巨额不良债务,银行有巨额不良资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把企业解困同银行资产保全结合起来,需要投资银行产业寻找两全之策,开拓企业重组和债务重组的新天地。

第五,世界的趋势,企业破产清偿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自70年代以来各国兴起了对破产法的改革,强调和解重组,确实减少了社会震动,避免了破产消偿造成的资产价值流失、连锁破产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既保持了出资人和职工的利益,也能保证债权人获得最大限度的补偿,在企业破产和解重组中,投资银行产业可以承担中介角色而大有用武之地。

第六,企业的改革、改造、改组和加强科学管理,需要投资银行产业充当金融顾问,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第七,中国的企业改革,要求建设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这种优势产业集团的形成与重组,无论是补充资本实力,或是筹措并购资金,或是策划企业兼并,都离不开投资银行产业的金融服务。

第八,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需要投资银行产业的辅导推荐上市,并承担股票、债券的发行和承销。

第九,国有企业如何缓解过度负债而又避免外资或私有资本利用杠杆兼并实施廉价收购,通过投资银行产业发行一定数量的投资基金,将是一举数得,投资银行产业如何利用投资基金来支持企业改革,将能开拓新的领域。

需要指出,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巨额企业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实际上涉及到国民经济广泛领域的资源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需要借助于资本市场,依靠投资银行产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广泛的市场活动。当然,不少问题有赖于政府制定明确的政策和规定,例如,“拨改贷”的负债可以改为“贷转投”,兼并活动中可以对一部分被兼并的劣势企业的贷款实行挂帐停息等等。但是,实施这些规定却必须有赖于中介机构和市场行为,而且企业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不是一省一市范围内可以自行整合的,常常需要跨行业、跨省市来进行。这就更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因而这项工作的广泛展开,不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的建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六、附记

本文关于投资规模要同小康的国力相适应的观点,1994年和1995年,曾在几次座谈会上,先后发表过这个看法,并分别在1995年《投资研究》第4期和《上海投资》第9期著文叙述。本文是最近完成的修改稿。

在本文付印之前,发生了一个新情况,即在连续三年控制投资规模之后,经济界开始有人议论即期需求不足和适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已经是第二次议论即期需求不足。前一次是在80年代末三年治理整顿过分压缩投资之后的1991年。两次压缩投资,两次出现即期需求不足,两次提出了以追加投资来调整经济,这决非偶然。它再次提醒我们:投资规模要与不同的国力条件相适应。这里面确实包含着某种具有规律性的东西。

注释:

〔1〕转引自1994年8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第3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居民的消费选择与国民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

〔3〕吉川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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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康社会时代的投资_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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