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苏联20—30年代历史的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文献论文,年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最近出版的《绝密文件:卢比扬卡(注:苏(俄)联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全俄非常委员会(вч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内务人民委
员部(нквд)和克格勃(кгБ)的绰号,因其最初的地点设在莫斯科大卢比扬卡街11
号(今卢比扬卡广场)而得名。)致斯大林关于1922—1934年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是一
部大型的多卷本历史档案汇编,收录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1934年间致斯大林
的绝密报告。本书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牵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
馆提供材料,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改革、运动和革命历史学术委员会、芬兰科学院伦瓦
尔研究所(赫尔辛基大学)以及芬兰赫尔辛基亚力山大研究所联合编辑出版。编委会由俄
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Г·Н·谢瓦斯季扬诺夫院士和А·Н·萨哈罗夫通讯院士等人,包
括几位西方学者组成。
本书从2001年开始出版,目前我们只见到第1—6卷(其中3卷为上、下册)共9册(最迟的一卷是2003年出版的)。全书总共多少卷册还不清楚,如果每年一卷的话,估计还有6卷。所有文件均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除第1卷为1922—1923年的文件外,以后都是一年一卷,第6卷为1928年的文件。每册篇幅大约在600—700页之间(16开本)。
文件内容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秘密情报部门和反间谍部门每月撰写的关于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综合报告,每年12篇。少数月份因没有找到相应的文件而付诸阙如(只是在第1、第5卷中)。每篇报告都分为若干部分,其标题每篇基本相同,包括:工人;农民;红军;反苏党派和集团;宗教界;知识分子;民族运动;团匪活动等。各个部分又分成若干个小标题,分别反映各方面和各地区的情况。在月度报告之后还有一些反映更为具体情况的附件。总的来说,文件涉及到当时苏联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而且十分细致而具体。
据出版说明和一些序文介绍,书中收录的档案材料反映了1922—1934年这一历史大变动期间苏联全国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当时的社会各阶层的情绪和它们对政府各种措施的反应;各类反苏分子和党派的活动;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州的民族运动和民族冲突;等等。这部资料与以往出版的各种档案资料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的系统性和编年体形式。它不是经过编选的专题性档案资料。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内容的客观性,文件反映的是一件件具体事情,没有作者的任何分析和评论。书中所有文件都按原文排印,没有任何删节。第三,由于这些材料是苏联国家情报机构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政策和控制形势而写的,从作者要向领导人高度负责这一点来看,其内容必须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此外,这些材料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苏联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系统、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以及工作的成果等。
档案中所反映的情况十分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仅举一些例子如下:
1.1928年是苏联历史上相当动荡的一年。从一月份开始,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4月6—11日联共(布)召开中央和中监委联席全会,专门讨论粮食收购问题。6月1—5日举行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也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在本书第6卷(1928年)中,在6月份的综合报告中有以下内容:
“6月上半月,在中央地区各工人区,有200—500人排队买面包的情况是常见的事。从夜里2—3点就开始排队。在穆罗姆斯基县(弗拉基米尔省)和阿尔马维尔(顿河区)的队伍长达1000人以上。很大一部分消费者缺乏面包。队伍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对面包需求的增加。在队伍中农民占了50%以上。他们甚至是从边缘地区过来的。在大卢卡(列宁州),为了买1—2普特面粉,竟有人从50—100俄里之外的斯摩棱斯克省和白俄罗斯赶来。面包需求增加同时还由于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季节工(例如在尼日尼就有500人之多)。他们对面包有巨大的需求是为了把它运往农村。他们不仅购买面包和面粉,还购买面包干和通心粉制品。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从城市往农村转运。……”(第6卷,第321页)“由于粮食困难在某些工人中出现了罢工倾向(雅罗斯拉弗尔的‘红色佩列科普’工厂、水力发电站、‘无产阶级自由’工厂和图拉弹药制造厂,弗拉基米尔的‘红色国际工会’工厂,以及乌拉尔、谢瓦斯托波尔、喀山、斯摩棱斯克等地的一些工厂)。工人中还出现了农民情绪,因为他们从收到的农村来信中得知了向农民们强行征粮的情况。在一些讨论中断粮食供应问题的会议上,工人们提出了以下的要求:组织直接送粮到厂,实行配给制度,限制给非劳动分子发售面包,限制制造糖果点心和提高面包质量。还提出对富农施压以从农村获得余粮。”(第6卷,第322页)
粮食危机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在上述同一篇报告中,有以下的反映:
“粮食困难引发了多起破坏事件,参加者有居民,也有农民。6月22日,在基斯洛沃德一家面包店前,在买面包者队伍(大约有250人)中,突然有人挑衅性地叫喊道:‘在面包房里民警拘留了一名妇女!’于是群众冲破了店门,哄抢了面包。三名民警和一名市苏维埃委员遭到毒打。6月16日,在奥尔尚(白俄罗斯)边区执行委员会门前,聚集了400多农民和季节工要求面包。为了平息这群人,只得停止向焊接工人发放面包,而把面包发给了这群人。在普斯科夫区的奥波契卡市,有150人到机关委员会门前要求面包。”(第6卷,第322—323页)
2.1924年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4年,这几年来,农村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农村阶级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关于这一点,在材料中反映得很清楚。例如,在1924年6月的报告中,有如下内容:
“农村分化过程在新粮收获之前,特别是在遭遇饥荒的地区发展速度很快。在收获之前,没有自己粮食储备的贫农只得向富农借粮和饲料,为此经常要在受奴役的情况下为富农履行义务。以下数字可以看出贫农破产的程度:在尼日罗德省的谢尔加契县的一个农村只有5%的农民有马;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村子整个地把土地交给邻村公民耕种,条件是对半分成。在楚沃州的156000农户中有64500农户无马。在波多利省普罗斯库罗夫区的一些地区有40%的农户无马。在维亚茨基省的科捷尔尼契斯克县有5100农户没有马和牲口。在各个欠收的省份,贫农的牲口急剧减少。在阿塞拜疆的纳卡州,由于欠收,大约有60—70%的农民缺少牲口:在卡拉恰耶沃—切尔凯斯州,牲口总数较上年减少40000头(上年为515000头)”。(第2卷,第148页)
“在联盟各个地区,在极端奴役的条件下,遭受富农剥削的雇农劳动有所发展。在库尔斯克省,雇农劳动因农民无力耕种而放弃自己土地的情况大大增加。在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基省的女雇农,整个夏季进行劳动只为了5—10普特粮食和一块印花布头巾。在察里津、萨拉托夫、库斯塔纳伊省和库班—黑海州,雇农经常为一块面包而劳动。在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雇农劳动发展极快。但雇农组织发展得很慢。在格鲁吉亚,由于工会组织了起来,雇农的处境稍有改善”。(同上)
3.农村的阶级分化必然引起农村阶级斗争的加剧。在上述同一篇报告中有以下的内容:
“农村状况的一个总的特点是以富农为一方,以同情苏维埃政府的各阶层和贫农民为另一方的斗争加剧。富农的活动相当活跃,有时甚至对共产党员和同情他们的贫农采取恐怖手段。在科斯特罗姆省,富农残害复员的红军战士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教师。在鞑靼共和国的阿尔斯基县,1名共产党员因不信上帝而被打死。
在乌里扬诺夫省,富农唆使人们赶走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因为据说在别的地方也发生了这种情况。”(第2卷,第149页)
“在新尼古拉耶夫省的切列帕诺夫县,有一个20名富农组成的团伙,组织各种反共产党员的活动。3名俄共党员被打死。其中1名是被淹死的。还对共产党人家庭进行袭击,杀害了2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农民。这一团伙写给一位村执委会委员的一张字条是很典型的:‘如果你们决心站在所谓革命的岗位上,那么请选择一个:或者自杀或者我们烧光你的粮食和财产’。”(同上)
4.富农的敌对活动在2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和白卫分子残余相勾结,在各地不断进行反苏活动。例如1926年1月份的报告中谈到了富农和敌对分子破坏村苏维埃选举和土地改革的情况:
“1月20日,在伏尔霍恩涅茨区的罗多夫恰赫村,一些原彼得留拉(译者按:国内战争期间白卫军的一个头目)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伙,他们在村民中宣传不要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选进村苏维埃,‘因为他不会给村子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捍卫农民利益’。在切尔诺奥斯特罗夫区的扎哈罗夫卡村,原来在沙皇军队中服过役的一批人也组织了起来。一些富农追随他们。这伙人中的每一成员又组织了一群中农和贫农。这伙人由马诺金斯基神甫领导。他怀着把自己的候选人选进村苏维埃的目的而对这些人‘进行工作’。”(第4卷,第1册,第73页)
“在哈萨克斯坦库尔斯基县的普里诺舍夫卡村的富农打死了一名参加土改的农民。”(第4卷,第1册,第83页)
“在察里津村,贫农伊凡·恰伊科因参加土改而被富农打死。”(同上)
5.众所周知,斯大林在1928年提出的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当时不存在阶级斗争。除了以上的事例外,还可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材料。例如在1928年6月份的报告中反映了反苏分子利用粮荒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
“居民和商人中的反苏分子以及企业中一些怀有反苏情绪的人和小团体,利用了工人对粮食供应中断的不满。散布关于粮食供应中断的挑拨性的反苏传单和宣言时有发生(列宁格勒、莫斯科、奥伦堡、贝尔姆)。一群原孟什维克分子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洋工厂公开发难,企图组织工人罢工;在谢列斯基工厂(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怀有敌对情绪的帮工(他们之中有原孟什维克和原俄共党员),由于粮食供应中断进行了强烈的反苏鼓动。反苏分子散布农民起义的谣言,散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企业工人罢工的谣言,以及关于失业者的破坏活动和骚动的谣言等(雅罗斯拉弗尔、图拉、下诺夫哥罗德、乌拉尔及乌克兰的一些工厂)。”(第6卷,第322页)
反动宗教人士的活动在材料中也有较多反映。如1928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
“莫斯科很多教堂的牧师们示威性的祈祷‘被监禁的受苦役的僧侣们’的亡灵。一些教堂的牧师还为被流放的主教们募捐。在很多情况下,主教和反动俗人宣传说:斗争不应当针对苏维埃,而应该针对党,因为它迫害宗教,在信仰问题上不应害怕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同时必须允许红军战士和他们的指挥员不受阻碍地到教堂去……”(第6卷,第237页)
在1926年9月的报告中,还反映了刑事犯团伙有组织的犯罪的情况:
“在中央地区一些省存在刑事匪团活动,最猖獗的是安东年科夫匪团。他们在特维尔省的什兹德尔罗夫和奥连宁乡从事勒索活动。在一系列袭击中必须指出的是对莫斯科—白俄罗斯—波罗的海铁路的奥金佐沃车站售票处的武装抢劫。这是由一个刑事犯团伙进行的。在本地区共有12个这样的匪团。
在莫吉廖夫区,白俄罗斯和戈麦尔省,几个土匪团伙多次袭击和抢劫合作社,一些公寓和农庄。在一些地方还伴随杀人和纵火。特别注目的是一批反革命团伙对莫罗佐夫区的斯科罗德诺耶车站进行的袭击,他们抢劫了合作社、邮电所和一个犹太人家庭。匪徒持有带刺刀的步枪、手枪和炸弹。抢劫完后,团伙逃逸至科罗斯坚地区。本区共有这类团伙10个,共46人。”(第4卷,第1册第644—645页)
在阶级斗争加剧的情况下,已经被打倒的保皇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残余势力也活跃起来。在1926年9月份的报告中写道:
“在伏龙涅什省的博古恰尔市发现了反苏传单(共7份,署名为‘痛打犹太佬联盟’)。在布良斯克省的卡拉切夫市贴出了传单,口号是‘弟兄们!痛打共产党员,拯救资产阶级!’。在阿穆尔州的1924年塞切尔起义地区(坦波夫、阿穆尔—泽以斯基、叶卡德琳诺—尼可尔斯克边境地区)发现大批题为《亲爱的兄弟》,并印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译者按:即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肖像的传单,内容是号召人民起义。”(第4卷,第1册,第643页)
“在莫斯科,一伙无政府主义者企图与失业者取得联系。由于与印刷工人的骚动相牵连,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被消灭了。与此同时,发现了一些出版物,其中有《劳动事业》(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出版)、非法杂志《号召》、《面包与意志》,还有《工人无政府主义者》传单。在哈尔科夫,无政府主义小组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小组已被消灭)。他们散布声明,署名为‘工人无产阶级者小组’。在萨拉托夫省和雅罗斯拉夫省还发现无政府主义者与工人结合起来。在本月份发生两起无政府主义者准备搞掠夺破坏的事件(库尔斯克省和哈尔克夫区)。”(第4卷,第1册,第642—643页)
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斗争也很尖锐。在1927年12月的报告中说: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省和苏尔达尔因省,由拜依(译者按:中亚地区地主、富农的称呼)和族长们组成的集团,对即将开始的乡苏维埃选举正在进行紧张的准备。他们为此举行各种政治集会,讨论如何影响贫农,并提出拜依的乡苏维埃和乡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在卡拉—卡尔巴斯克州的霍捷依林地区,在巴斯马奇匪帮(译者按:中亚地区地主、富农的民族主义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 发现有拜依和商人们的反苏鼓动。他们力图在一些地方破坏与巴斯马奇匪帮作斗争的群众集会。”(第5卷,第681页)
6.1927年12月2—19日,联共(布)举行第15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及其主要追随者出党的决定。这一决定,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一些人中引起了不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当月的报告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
“反苏分子在代表大会[译者按:指联共(布)15大]之前积极维护反对派,在代表大会期间在一些企业中有人企图对反对派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特维尔省的维什涅沃洛茨基工厂中,一群怀有反对派情绪的工人在染色车间大会上否决了向特维尔省党代表会议致贺的决议。他们说:‘工人们不能对此负责,因为不了解反对派分裂党的原因,而且也无从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要求联共(布)支部召开非党工人会议,‘讨论反对派的路线’。染色车间的这个小组在工人中进行反对行政和反对工厂社会组织的鼓动,同时反对生产合理化和厂方推行的其他措施。在这个小组中有好几名前联共(布)党员,其中三人是1927年夏天罢工的积极参与者。”(第5卷,第665—666页)
“在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谢列茨基的一些纺织厂,全体非党帮工无一例外地拒绝在向15大祝贺书上签名。在大谢列茨基厂,130名帮工中只有17人签了名,另外,所有党团员都签了名。怀有反苏情绪的帮工们认为,祝贺书是针对反对派的,同时声称:‘反对派很快将向苏维埃政权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当权者离开执政岗位,而由自己来取代他们。’在帮工中有很多怀有反苏情绪的人。他们系统地鼓动反对苏维埃政府和党的措施。……鉴于15大的决议,大部分反苏分子把赌注下在党的分裂上,并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采取了等待时机的立场。”(第5卷,第666页)
7.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仅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而且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部,都存在着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这方面的情况自然构成了材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1925年9月份的报告中,有以下的内容:
“在费尔干州的阿拉凡村,乌兹别克人说:‘吉尔吉斯人从我们这里拿走很多税收,而什么也不给我们’。他们召集了一个大会,参加的有1000人左右,决定选出代表,去乌兹别克斯坦,要求将阿拉凡乡并入乌兹别克斯坦。乡执委会和党委(由吉尔吉斯人组成)认为这个决定是非法的,代表被逮捕,决议被宣布无效。居民得悉了代表被捕的消息之后,派出50人去乡执委会,大喊大叫并施加威胁,要求释放被捕者,而要求兼并的代表仍继续去乌兹别克斯坦。”(第3卷,第2册,第559页)
“在乌兹别克斯坦,在最近一段时间,在塔什干州的米拉扎楚尔县,当地的乌兹别克人与俄罗斯人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米拉扎楚尔散布传单,要求俄罗斯人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同上)
“在卡尼梅赫自治县的贝施拉瓦茨克乡的一些乌兹别克人对执政的卡拉卡尔巴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表示不满。因此,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作出了一个决议,要求在贝施拉瓦茨克乡革委会增加1名乌兹别克委员。卡尼梅赫革委会接受了这一决议。但是它对这位乌兹别克委员施加了影响,使该人提供了对卡尼梅赫革委会不满的所有人的情况,然后又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逮捕了他们。于是,在乌兹别克人当中产生了强烈不满。他们于8月7日组织了大约30至40人,坚决要求释放被捕者。”(第3卷,第2册,第560页)
8.材料中也反映了政府工作,特别是生产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引起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工人罢工情况。这方面的内容十分具体,不仅是按地区,而且是按行业被分别整理。在1926年2月份的报告中,记述了运输、通讯系统工人的罢工情况和由此引起的对生产的影响:
“在2月份运输工人举行了两次罢工(1月份为7次):科罗斯坚车站仓库工人因降低工资举行罢工,奥姆斯特船坞(西伯利亚)因延迟发放工资而罢工。”
“运输工人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幅度降低工资和提高定额,为此出现了工人从运输部门离开的情况。彼尔姆路局制定出定额以后,同时对生产处作出秘密命令,可以自行酌定扩大定额。结果有22个地区将定额提高了100%。工人们便决定离开。在霍舒拉车库,工资降低了30%,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同一车间中,额外工资的数额相差很大,达到30%:336%,或者52%:298%。”(第4卷,第1册,第93页)
“在2月份,延迟发放和不足额发放工资情况有26起。其中21起是铁路线上的,5起是船坞方面的,有7起(推迟1到2、3个月发放)涉及铁路系统伐木的季节工人。……在22个地段,2月份应付工资36000卢布,仅付了7000卢布。因此原因2500工人只剩下了100人。整个伐木工程计划中断。原来应采伐15万立方的计划只完成了3万3千立方,原计划完成181万根枕木只完成了229680根。”(同上)
“在2月份,一些地段的电报员由于低水平的工资发生了重大的风潮。在一些情况下,电报员提交了要求提高工资、支付加班费以及转向计件工资的声明。在莫斯科、基辅、伏龙涅什线路上的不满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这些地方,由于行政部门拒绝按照1926年的工资定额支付超时工资,电报员开始通过电报串联搞联合行动。他们利用机器传递消息,号召团结起来联合罢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塔什干线路上。电报员的不满被反苏分子所利用。他们竭力煽动电报员罢工。”(第4卷,第1册,第93—94页)
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或许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作用。但从这些例子大体可以看出,本书确实是一部研究苏联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期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其内容之广泛、具体、全面和系统,是前所未有的。难怪书中的一篇序文称本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是“时代的记录”。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书收录的是安全情报部门的内部报告,其反映的情况大都是社会的消极现象,如各种敌对分子的反苏言论和行动、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富农对合作社的破坏活动、农村阶级分化、谣言、酗酒、贪污盗窃、有组织犯罪活动、民族矛盾和冲突,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反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内容,如税收工作、工资制度、基层机关工作、城乡苏维埃改选、失业问题、商品供应问题,等等。与此同时,关于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以及广大工农兵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积极从事生产劳动等正面情况,在书中则几乎未见反映。
本书除一篇总序外,各卷还有一篇以上简介本年度历史背景和其他有关情况的序文。每卷最后附有注释和各种索引,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和企业索引,以及简略词解释等。
标签:苏维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