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策论文,述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松散的学术集合体，因其主办的刊物《战国策》（半月刊，后改月刊）、《战国》（重庆版《大公报》副刊）而得名，主要成员为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等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理评价少，片面分析多，全面把握少，以讹传讹多，立足第一手材料的少，战国策派被视为“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派别”而备受批驳。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思想，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一
“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战国策派对时代的把握，也是其思想的出发点。
雷海宗、林同济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形态学影响，形成了其文化形态史观。
雷海宗以文化形态史观考察世界历史，认为各种文化均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个阶段。他以埃及、希腊罗马、欧西三种文化作为例证，发现埃及、希腊罗马在“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后已被外族征服，其古老文化也“绝迹于天地间”了，而欧西文化却正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大战国的景象已经非常明显”，他又预言“欧美在人类史上若非例外，最后的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或者这仍为百年以后的事”。[1]
林同济则认为每种文化都要经过封建、列国、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成熟的列国阶段即战国时代。“封建阶段‘持于尊’Honor，列国阶段‘争于力’Power（韩非子语），大一统阶段却一心一意要‘止于安’Security。”列国阶段有“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两种潮流相克相成，最富活力，大一统阶段文化与日俱增一种老年“倦态”。[2]他认为中国等古老文化已完成大一统阶段，“活力颓萎”，而欧西文化却正值成熟的列国阶段——战国时代，“活力乱奔”。林同济用历史形态学的观点来“占断”时代，拍案惊呼：“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3]
无论是雷海宗的“大战国的景象已经非常明显”，还是林同济的“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用意都在于击碎国人的和平幻想。林同济认为依赖国联无异于置身火药库旁却和人家交换“安祥古梦”，他揭露了投降派的“傀儡心理，文人鬼胎”，主张坚决抗战到底。他认为：“日本对我们更非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大同可以为我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下手的作风。”他还提出三点告诫国人：“不能战的国家不能存在”；“左右倾字祥，意义全消”；“‘战’与‘国’两字必须是我们此后一切思维与行动的中心目标”。[3]
战国策派“战国时代的重演”论有明显的错误，不重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左右倾意义全消就是突出例子，但他们关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论述，关于以武力求和平的论述，关于中国只有战胜日本才能求生存的论述等等还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他们警醒国人抗战到底的用心更是良苦。
林同济、雷海宗用历史形态学来研究历史，但他们对历史形态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等理论缺陷进行了扬弃，特别是雷海宗，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雷海宗认为，至淝水之战时，中国文化已完成了第一个周期，但却没有象其他古老文化一样走向灭亡，而是开始了第二个周期。在他看来，是胡汉民族的融合、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江南的开发，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文化既有第二周，也可有第三周，此次抗战就是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雷海宗满怀信心地号召国人在抗战中建国，迎接在望的第三周文化。[4]（P131—165）
“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说虽未能为“建国”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但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并且预见到未来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其说是政治冲突，不如说是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在借鉴西方文化优长的同时要保持其独立性，才可能有第三周的发展，亦有可取之处。
二
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战”的国家，为了迎接中国文化第三周的来临，战国策派反思了传统文化。他们发现，中国文化虽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已完成大一统阶段，显示出一种与时俱增的老年“倦态”，“内在外在，都嫌活力颓萎”[5]（P3），“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6]（P1）。战国策派学人从国民性、官僚传统、家族制度、兵制、文学艺术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缺乏活力的状况。
战国策派学人在中西人格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些弱点：ER认为中国人缺乏反抗的“悲剧因素”；何永佶认为中国人缺乏“使命”（Mission）和“天召”（Call）的思想，只求“活着”，不求“做点什么”，即使有所求，求的也是“功名”而非“Career”（事业），郭岱西认为中国人外儒内道，现（显）意识是儒，潜意识是道，道家重个性，重自由，但道家的自由不同于西方充满社会意识的自由，是一种“超社会”、“非社会”的自由。[7]
战国策派学人认为中国文化的“活力颓萎”，根源在于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传统（“官僚传统”），他们对官僚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雷海宗考察了中国的元首制度，认为秦汉以来皇权被神化，天下成为皇帝的私产，臣民因此缺乏主人意识，成为向心力极差的一盘散沙。[4]（P78—100）林同济认为，君主制衍生了官僚制。官僚传统是内向而非外向型的，内耗严重，并具有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四种毒质。[8]在官僚传统下，士发生了“由技术到宦术”的蜕化，以前是“专门做事”，“做专门事”，现在是专门做官，讲究的是“宦术”“手腕”[9]，刚道的“大夫士”的人格型也演变为柔道的“士大夫”的人格型。[10]官僚传统滋生了“中间人”“从中取饱”的“中饱”现象。中饱导致“府库空虚于上，百姓穷饿于下”，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林同济对此痛心疾首：“中国者，实乃中饱之国也。‘中’饱，所‘国’贫矣。”[11]林同济对国民政府的中饱现象也直言不讳：“其实到了这年头，差不多有官便贪，贪官之贪字大是多余。”[12]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林同济热切呼吁“‘中饱’集团改革为民族的‘中坚’工作者”[11]。
战国策派认为中国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也是导致中国文化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林同济所说的“宗法毒”即家族制度问题，他认为官僚传统和家族制度相结合，造成了“用私人”“拔亲友”的恶习。[12]雷海宗则批判了“家族太盛”，他认为家族制度虽有维护社会安定、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但“家族观念太重”却会导致“国家观念太轻”。[4]（P56—57）
雷海宗还从中国的兵制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中国文化。他认为秦汉以下人民不肯当兵，因此才有征兵、募兵、强迫当兵、雇用外国（族）兵，中国文化演变为一种柔弱的“无兵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所以东汉以下，“中国只在极短期间有应付外敌的能力”，“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4]（P2—55）
战国策派反思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认为其因缺乏“悲剧精神”而柔弱平和：“我看尽你们的画了——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不是说山水画乃是你们独步人间的创作吗？诚然，诚然，你们的山水画有一道不可磨灭的功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安眠力！”“你们的画，不是说画中有诗吗？唉！诗到如今，难言之矣！你们所谓诗，无病的呻吟，逸兴的硁硁。”[13]在他们看来，即便是中国文学中“悲剧意味最浓厚”的作品《红楼梦》也缺乏悲剧精神：“红楼梦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佛家最大的弱点，就是作者的人生观是出世的，不是入世的。红楼梦是悲剧，而没有悲剧的精神。贾宝玉看破红尘，随着一僧一道，脱离家庭逍遥法外，这不是真正解决人生的办法。红楼梦在艺术手腕上，登峰造极，是天下一部奇书，然而在精神上，它却不能给我们生活的勇气。”[14]（P73—74）战国策派学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学悲剧精神缺失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王国维、鲁迅、胡适都曾指出中国文学作品大团圆结局的特点，这种大团圆结局实际上就是悲剧精神缺失的表现：“世间”“乐天”（王国维语）的中国人闭着眼不敢看天下的悲剧惨剧，只图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胡适语），就编了些大团圆结局来“互相欺骗”（鲁迅语）。今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以“乐感”为特质的中国传统文学是较为缺乏悲剧精神的。
战国策派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下反思传统文化，虽然很少顾及经济的因素，未免有些头脚倒置，但他们从文化本身的运作提出问题，确有许多精当独到之见，其为民族救亡服务的宗旨更是不容怀疑。
三
为了救“大一统文化之穷”，“涵育出一朵新阶段的文化之花”[5]（P5），战国策派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文化重建的构想。面对着这“战国时代”，他们要用最富活力的“列国酵素”来改造传统文化，克服其“活力颓萎”。“列国酵素”包括“个性的焕发”与“国命的整合”两个方面，“个性的焕发”可以提高个人的活力，“国命的整合”可以激发民族的活力。此外，“贵士标格”也“期期必需”，它可“避免西洋过去那种‘活力乱奔’的流弊”，可使“个性运动不流为庸俗与虚无，国命运动不流为专政与战争”。[5]（P4）
为获得“列国酵素”，他们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洋移用了尼采意志哲学，借鉴了德国狂飙运动。他们移用尼采意志哲学，看中的是尼采对生命的肯定，尼采意志哲学是他们摒除孱弱国民性、健全民族性格的灵丹妙药。陈铨推崇狂飙运动，是想用狂飙运动的精髓“浮士德精神”来改变中国人从前的“满足，懒惰，懦弱，虚伪，安静”[15]，并且还要在对狂飙运动的借鉴和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中培植民族意识。[16]
战国策派的文化重建构想涉及到国民性、政治观、伦理观、文艺观、学术方法论等方面。针对国民性的孱弱，战国策派学人呼唤“力人”的出现。他们心目中的“力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嫉恶如仇的“战士式的人生观”、刚道的“大夫士的人格型”，文武兼备。战国策派学人是把“力”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法宝的，他们的这种尚力思想，受到了尼采哲学的启发，也是对20世纪初“军国民”思想的继承。林同济还从中国上古文化中寻找“力”的合理性。他别开生面地从汉字的角度证明中国先民对“力”的重视：“说文云：力，筋也，象人筋之形。徐注云：象人筋竦其身，作力劲健之形。原来中国‘力’字，就是从人体得灵感，就是由人体的劲健肌筋蜕化出来的”，“动”、“胜（勝）”、“功”、“勇”、“男”等字都从力，可见先民对“力”的理解，少力则为“劣”，更见先民对力的重视。在林同济看来，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孟子硬把“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立开始，儒家德感主义逐渐盛行，“力”被无端地与“恶”“暴”相连，中国文化才一步步文弱化。[17]
政治观上，他们反对“小政治”，主张“大政治”。“小政治”指只图升官发财、搞窝里斗的“荷包”政治、“升官图”把戏。他们提倡的“大政治”是一种“外向政治”，要认识到国际局势的严酷，消除和平幻想，强化敌忾意识，一切作用外向化，变“互相倾轧”为“合力御侮”；[18]“大政治”又是一种“国力政治”，“大战国时代的特征乃在这种力的较量，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也不容轻易扩大而侈言天下一体”，“你我的力必须以‘国力’的增长为它的活动的最后目标，你我的力不可背国力而发展”。[19]正是在这种政治观支配下，林同济将“战”“国”“策”三字分别解释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认为“民治而有碍全体战，民治必须取消”。[3]这容易给人造成战国策派反对民主、主张集权的印象。其实他们主张集权，是战时的应急之举，作为受欧风美雨熏陶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从根本上并不反对民主政治，特别是何永佶，在战后还曾为实行民主政治极力奔走。林同济、何永佶止内争、御外侮的愿望应当说是良好的，但毕竟是书生之论，并且效果与动机未必一致，他们的主张客观上也许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抗日民主力量起了消极作用。
战国策派也力图重建伦理观，主要有林同济的“大政治时代伦理”主张和陈铨的“英雄崇拜”思想。林同济认为在“以全体化的国力而从事于国际竞争”的“大政治时代”，不能再提倡“孝为百行先”，而应树立“忠为第一”思想，因为孝乃私德，忠乃公德，公德理应重于私德。他特别强调忠是“绝对忠于国”而非忠于君、忠于友。[20]陈铨认为意志是历史演进的中心，英雄应当受到崇拜。陈铨所说的“英雄”近于“天才”，可以是政治家、军事家，也可以是科学家、艺术家，他并不是象一些人指责的那样崇拜希特勒、蒋介石。英雄崇拜可以促进对英雄人格的模仿，提升人生境界，但是在专制氛围浓厚的中国，倡导“英雄崇拜”极易导致恶果。
文艺观上，战国策派企图以“悲剧精神”来创造一种“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盛世文学”，进而以“民族意识”来“奏起整部民族史的狂奏曲”。针对“个人缺乏活力”，他们提倡以“悲剧精神”来改造中国文学艺术的柔弱平和：“我劝你们不要一味画春山，春山熙熙惹睡意。我劝你们描写暴风雪，暴风雪冽冽搅夜眠。”[13]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21]，因而他们强烈反对贾宝玉出家，呼唤更多的萨亚涂师贾（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在太平盛世，一个国家，多有几位悲观遁世的贾宝玉，本来也无足轻重，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候，大多数的贤人哲士，一个个抛弃人生，逃卸责任，奴隶牛马的生活，转瞬就要降临，假如全民族不即刻消亡，生命沉重的担子，行将如何担负？”[21]针对“民族缺乏活力”，战国策派大力提倡“民族意识”，希望把个体生命的活力纳入国家民族的轨道中，提高整个民族的活力：“如果你们画中有诗，愿这诗不是三五字的推敲，而是整部民族史的狂奏曲！”陈铨更是希望发动以“民族意识”为“根基”的“民族文学运动”。
在方法论上，林同济企图掀起“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两期高潮：第一期是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代表的“经验事实”阶段，第二期是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的“辩证革命”阶段。两期皆有其历史功绩，但第一期只见“点”“线”，第二期只见“平面”“偏面”，现在应进入能见“全面”的“文化综合”的第三期。“文化综合”以“体相”（“构成全体的各局部相互关系间所表现的一整个母题以及综合作用”）为基本概念，以“全体观”为特质（“全体不是一切局部的总和”“全体不是某一局部的放大或延长”）。[22]虽然林同济未能掀起“第三期学术思潮”，但他力图从全体上认识中国文化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他强调从整体出发，从要素与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地把握对象，其方法论已经接近后来风行全球的系统论思想。
四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战国策派绝非所谓“宣扬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派别”。那么，对于同一对象，人们为什么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呢？这恐怕就关涉到评价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观念、方法问题。我认为，评价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绝不能简单地以所谓“阵营”划线，轻率地下结论，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说来，评价战国策派，必须做到三个“顾及”。
首先，必须顾及其活动的历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战国策派活动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国共两党及其它各民主党派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的抗战。的确，战国策派学人是赞成国民政府《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个“共同目标”，这被当作战国策派“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铁证”。如果我们联系其活动的历史背景，这“铁证”就不推而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是以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的决议为基础制订的，即便是中共方面，对该纲领也是赞成的。
联系战国策派活动的历史背景来看，认为其“宣扬法西斯主义”也缺乏依据。法西斯主义有种族歧视、政治独裁、武力征服三大特征。战国策派学人推崇德国文化，主张集权，强调战争，容易给人造成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假象，其实战国策派学人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他们对纳粹、对希特勒的批判俯拾即是。他们推崇德国文化，只是想借鉴近代德国文化的狂飙精神、尼采哲学来改造中华民族孱弱的国民性，求得民族的生存、发展。他们与种族歧视没有任何瓜葛。战国策派学人主张集权，是战时应急的无奈选择，是为了避免议而不决、政府效能低下，这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独裁有质的区别。当然，他们对如何从战时集权过度到战后民主，缺乏深刻的认识。战国策派学人强调战争，是为了击碎国人的和平幻想，以战止战，以武力求和平。
其次，必须顾及全貌。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人物，都不能以偏概全。我们评价战国策派，既要顾及整个派别的全貌，又要顾及各个成员的全貌，我们不能因个别成员的错误而否定整个派别，也不能因某个成员的个别错误而将其全盘否定。在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中，陈铨的思想最为偏激，而林同济、雷海宗要理性得多、平和得多，我们不能因陈铨的错误而影响对林同济、雷海宗和整个派别的评价。即以陈铨而论，我们也不能因其对国际交往中正义的否定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偏见而否认他批判改造传统文化、宣传抗战的赤诚，不能因此而否认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
再次，必须顾及动机和效果。
评价任何一种主张的正确与否，我们首先要看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动机，对于那些无心之失，我们往往也能给予宽容的理解。在战国策派活动的40年代，国民党一方面在抵抗日寇的入侵，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国家有机说”、“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幌子下，掀起多次反共高潮。战国策派学人多为书斋中的学者，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其理论在客观上被国民党利用，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发展抗日民主力量（这恐怕是其遭到左翼文化界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在充分考虑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其止内争、御外侮的动机，这种动机虽为书生意气，不切实际，却也不失爱国赤诚。
如果我们充分考虑以上各种因素，对战国策派加以“同情理解”，我们就可以说，战国策派是民族危机背景下的充满强烈民族情感的以抗日、建国为宗旨的文化派别，其探索多有失度，但他们在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剖析和文化重建构想等方面却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看法，有些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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