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萍[1]2003年在《黄震的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黄震是南宋末年“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之一。他除了在理学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朱熹的学说，在经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治学成果。本文就其史学思想作一专门研究。首先，黄震的史观包括：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注重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时势变化，重视心术的史学经世思想。并在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为挽救南宋危亡的政局，提出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其次，黄震在史学编撰上表现为辩明正统的编撰纲领，在叁国的统闰上，黜魏帝蜀，目的是为南宋朝廷争正统。在史书写作中表彰忠孝节义，以义理和功业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在史书行文中采用事关义理、文简有法的的史书文字，并秉承秉笔直书的良史风范。最后，在研究历史中，采用考据的治史方法，在考据中阐发义理。总的来说，黄震的史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理学影响史学的特点，但又有一些合理的成分。
张伟[2]1997年在《黄震史学探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震是南宋后期着名的史家，浙东史学的开创者之一。本文对黄震的史着逐一作了介绍，对黄震治史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作了较全面的阐述，最后着重研究和分析了黄震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黄震总结和承扬了两宋史学中诸多优良传统，合理的、积极的因素是黄震史学的主流；同时黄震的史学体现了南宋后期理学向史学渗透，史学发展进一步理学化的时代趋势。
王林燕[3]2007年在《胡宏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胡宏是我国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着名的理学家之一,也是湖湘学派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胡宏的研究多侧重于哲学思想,对其它方面则少有涉及。本文试图对胡宏的史学思想进行探讨,从胡宏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挖掘其史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凸显其史学思想的地位和影响,以便对胡宏的史学思想进行认识并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正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胡宏的生平和学术渊源。主要从胡宏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家学经历等方面去考察,探究其学术思想的根源。第二部分:从历史哲学层面、史书编撰方法、义理史学、人物评价等几个方面论述胡宏的史学思想,期以揭示其史学思想的全貌。第叁部分:论证胡宏史学思想的地位和影响。揭示它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以及对朱熹、吕祖谦、黄震等理学家史学思想的影响。第四部分:结束语。总结全文,试图归纳宋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
卢萍, 江梅[4]2005年在《试析宋末学者黄震的义理史学》文中研究表明黄震是南宋末年“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以自己的理学思想作为认识历史的指导,将历史事实赋之以特别的意义,从而形成了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即他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对他的历史哲学的阐述,进而总结他的史学思想的特点,即黄震的史学思想反映了宋代理学影响史学的特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雷鸣[5]2015年在《黄震理学与经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南宋末期浙东的儒家学者,黄震既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又是其修正者。黄震虽然极为推崇二程、朱熹,但对其不当之处也一一指出。黄震虽然身处疑经惑古思潮兴起的宋代,既不固守经注,又不盲目疑经,而是务求其是,择善而从,多作持平之论。黄震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在天理观方面,黄震主要继承了程、朱的观点。他在一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或观点上对前儒的理论或有所修正,或有所推进。在认识论方面,黄震主要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观,黄震认为心是认知的主体,具有主观知觉和认识、反映事物的功能。还认为心具有主观能动性,心具有仁义道德的内涵。黄震反对"圣人生而知之"的观点。在修养境界论方面,黄震主张重义轻利,同时也强调以义为利的观念。黄震主张祛除人欲,以明天理,并提出了主敬以及反对静坐养心的修养工夫。关于曾点气象,黄震坚持严肃的道德修养,反对狂者气象和对"疏狂"的渲染,强调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在道统观方面,黄震建构了完整的宋儒程朱一系的道统谱系,大力批评陆九渊、叶适等人的道统观,为程朱一系争夺道统的正统继承权。在对宋儒的评价方面,黄震视周敦颐、二程、朱熹、黄干为理学正宗,视二程门人杨时、谢良佐为程门染于佛老者,视张九成、陆九渊、杨简为流入心学者,视叶适为事功学派。黄震理学思想的特点体现在其推崇孔子,呈现出强烈的回归先秦孔孟之道的倾向。他主张平实、重躬行,强调要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黄震力辟老庄、道教、佛教和禅学,以维护儒家正统思想。黄震重视求实致用,反对谈虚论空,推动了理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黄震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在易学方面,黄震的对于象数易与义理易这两大流派,推崇义理易,对邵雍的易学表示怀疑。他推崇程颐、朱熹的易说,但对二人易说中的一些观点也加以补正。在《尚书》学方面,黄震既称赞蔡沈《书集传》之优点,同时也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了补正。在《诗经》学方面,黄震对历史上形成的对《诗序》的尊、废问题,主张是其是,非其非,既指出《诗序》中的穿凿附会之处,又反对尽废《诗序》,对此问题持持平之论。在《礼》学方面,黄震对《礼记》有褒有贬。其之所以对《礼记》褒扬,在于《礼记》中的许多内容是程朱理学思想的资料来源,同时黄震也以理学的观点来解释《礼记》的经文。其之所以对《礼记》贬斥,在于《礼记》中的许多内容参杂了汉儒的观点。在《春秋》学方面,黄震着重阐发了《春秋》中的孔子大义,尤其是尊王攘夷方面。但黄震反对后世学者以褒贬凡例而说《春秋》,反对对《春秋》的"微言大义"穿凿附会。黄震还论及了《春秋》的历法问题,反对周正,主张夏正。黄震还比较了《春秋》叁传的异同,对叁传的各自特色进行了阐发。在《孝经》学方面,黄震调和《孝经》的今、古文之争,作持平之论。在《论语》学方面,黄震注重对言简意赅的《论语》进行义理的阐发。其论《论语》,主要论宋人之《论语》注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论语》的独到见解。在《孟子》学方面,黄震推崇孟子,对于《孟子》其书,则注重阐发、补正朱熹《孟子》注的观点,并对《孟子》中"权"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理学是经学演变发展的产物,是经学的哲理化;而经学是理学家阐述义理的载体,理学家通过经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黄震以儒家经典为载体来发挥其理学思想,黄震的理学与经学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黄震通过经学来阐发理学的义理,而理学也促进了其对经学进行更深入的阐释。
张丽丽[6]2011年在《论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文中研究说明朱熹作为一个理学家,评价历史人物与他的理学背景密不可分。朱熹的理学体现了他的宇宙观、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等,正是由于理学的影响才使得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独特之处。理气心性、仁义礼智、治国平天下思想都对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产生了影响。朱熹的理学思想对他的历史人物评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理气论思想使得他强调历史人物的义理,同时兼论历史人物的资质;心性论思想使得他评价历史人物追求本心;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得他评价历史人物兼重事功。因此,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四个原则,即推崇资质的原则、追求本心的原则、强调义理的原则、兼重事功的原则,其中义理原则是最重要的。贯穿于这些原则之中,朱熹有独特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朱熹的历史人物与其他学者相比具有鲜明的理学特点。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后期,时理学的发展还不是很完备,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理学色彩,然而又自成一家之言。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承袭并发展了程颢、程颐的观点。陈亮、叶适与朱熹同时代,他们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观点与朱熹大相径庭。司马光、陈亮、叶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加重视事功,而朱熹的特点是重视资质、本心、义理,并且具有独特的方法。朱熹作为理学大家,门人弟子众多,他的历史人物评价对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都产生了影响,诸如刘爚、黄干、陈淳、黄震等。
蔡克骄[7]2003年在《20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20世纪的“浙东史学”研究作了回顾,并就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诸如内涵和外延、形成与发展、重要史家和史着、治学传统等作了评述。
王奥运[8]2017年在《南宋黄震法律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朱熹四传弟子、晚宋着名理学家——黄震,曾长期在江南一带为官,他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治理和司法实践经验。黄震是典型的传统儒家士大夫,深谙理学思想,他的法律思想也因此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法律色彩,然而他根据基层法律实践的亲身经验,对晚宋社会中立法、司法、社仓制度、公田制度等领域通行的法律思想和实践做出了一系列务实的修正。黄震尊崇传统儒家思想中君主“仁治”的理念,他主张皇帝应当依照天道行事,内圣外王,将仁爱施于百姓,以文治国,与士共治天下。黄震批评宋朝“一事一立法”的现状,他指出官府若颁布法律过多、修改法律过快,反而不能使民众信服国法。他认为国君、官吏处理政务,应当有张有弛,德刑兼备,人法并用。黄震处理地方诉讼时,坚持亲自勘验,以查明真相,他秉公执法、不偏不倚的作风,受同僚称赞。针对地方好讼问题,黄震榜示收诉标准、受诉顺序、收诉时间等,以减轻司法负担,同时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考虑情法,以切实解决乡民纠纷。为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大地主阶层,宋末权臣贾似道在浙西六州主持了公田法,此法的确增加了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然而在地方,民众却因官吏的不当作为而饱受压榨。黄震是朝廷委派负责监督公田法的官员之一,他深入民间,查明并上报官吏实施此法的各类不端作为,同时提出改善建议。灾荒时期,有些官员或劝谕或强制富户分米以赈济贫民,然而黄震认为殷实人家的财产权理应得到尊重,况富户对国家安定、对贫民生计都至关重要。黄震主张官府应不扰民,积极支持富户赈粜赈贷,如此既能贫富相济,富户又能获取一定合法利润。朱熹创设乡间社仓,以在青黄不接之时,利用民间财力而非官方力量即刻救济贫民,然而时久事变,地方社仓制度逐渐出现各种问题,但因乡间社仓乃朱子所创,当时无人敢更革。黄震认为世无不弊之法,基于社情,他对乡间社仓做相应革新。总体而言,黄震的法律思想并没有跳脱出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范畴,但值得指出的是,黄震能依据社会发展状况,对具体领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予以积极修正。黄震勇于革新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以及他务实的法律实践,对后世法治建设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韩毅[9]2004年在《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在这一变革之下，僧人群体与儒学思想发生了哪些矛盾和斗争?僧人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态度如何?为什么佛教与儒学会发生合流?佛教的儒学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僧人群体对宋学主体精神的变迁及其对儒家反佛、儒学思想、儒家伦理、儒家史学、儒佛道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如何?对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南宋道学的兴起，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指向?目前的研究仍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论文以转型与整合为视角，以僧人这一特定群体为考察对象，从宏观和微观、横向和纵向上剖析了宋代僧人与儒学的关系。这对于从一个文化转型与整合的时代总趋势，来重新认识和考察两宋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宋代僧人群体，无论在“儒学化”的数量上，还是在“儒学化”的水平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本论文中，我主要选取了宋代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僧人——智圆(宋初)、契嵩(北宋中期)、宗果(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志磐(南宋中后期)，从佛学的立场探讨了他们儒学化的过程及其对儒学的认识和态度；对僧人群体“新儒家先觉”的作用，给予了系统的阐释和论证。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证了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宋代佛教、僧人群体、研究状况、主要内容、史料问题及研究方法等，给予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宋儒的反佛与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特点之一。了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态度，有助于我们剖析宋学形成前后儒佛思想的渗透、融通及其向纵深领域内的发展，审视宋代学术思想史中儒佛关系的“矛盾”性。第叁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学思想的认识。唐宋社会的转型与僧人群体的儒学化趋势，使他们对儒家经学、古文运动、中庸之道、心性义理之学、“入世思想”及儒学代表人物等，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这些认识为我们重新审视佛教在宋代的儒学化，以及僧人群体在宋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识与态度。儒家伦理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无父无君”思想，首当其冲的与儒家伦理发生了冲撞。宋代时，随着佛教的儒学化，僧人群体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识与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不仅认同、肯定儒家的“孝亲”、“孝忠”思想，而且还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其引入佛教，以此阐释佛门之学。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北宋中期以来，儒家史学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型。以赞宁、道原、惠洪、志磐等为代表的僧人群体，对儒家史学的这一变化，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与批判，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佛教僧人对史学思想的认识和看法。从《四库全书》和《大藏经》中宋代僧人的史学着作可以看出，宋代的佛教史学，不仅丰富了佛教自身，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份，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究。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宋代僧人对儒佛道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形成儒佛道叁教既互相冲突、斗争又互相渗透、融合的局面，在宋代最终形成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叁教新格局。因此，从佛学的角度透视僧人群体对叁教关系的认识与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解读宋代学术思想史的传承与流变。第七章为结语，对本论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及本文的主要观点作了详细的概括与总结。
王博[10]2010年在《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文中研究指明17世纪,是中国史学思想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17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社会经济繁荣。繁荣的社会经济催生出带有启蒙色彩的社会文化思潮。思想文化领域,阳明心学兴起,挑战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在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关于儒家经典阐释权的争夺中,史学的地位逐渐提升,推动了启蒙史学、历史哲学和经典考据的发展。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形成了以“博雅”为特色的浙西史学和“专家”为特色的浙东史学。浙西、浙东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两个地域性学术流派。两者以“黜虚征实”和“经世致用”为号召,在推动经史考据和学术总结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7世纪中后期,明清易代,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地破坏,明末活跃的社会文化思潮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清王朝通过严酷的文化政策,完成了皇权对真理的垄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清初学者致力于文化的保存和儒学的重建。史学思想中的启蒙色彩逐渐消退,经史考据逐渐成为了学术的主流。出自浙西的钱谦益、顾炎武和浙东的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大家,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展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钱谦益的汉宋兼采的史学观念,集纪传、编年与一体的历史编撰思想,严格的史学批评；顾炎武的人文道德史观,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博采明辨的考据方法；黄宗羲“一本万殊”的史学思想,精审明辨的学术史分析法,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中的宝贵财富,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在史学观念上自主意识增强,产生了针对君主专制的历史批判思潮,理学化史学中的正统论思想遭到动摇；在史学编撰思想上,经世致用思想得到了有力提倡；在史料分析方法上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献考据方法和以求真、务实为特色的研究思路；并出现了对传统学术的系统总结,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黄震的史学思想研究[D]. 卢萍. 四川大学. 2003
[2]. 黄震史学探微[J]. 张伟. 史学史研究. 1997
[3]. 胡宏史学思想研究[D]. 王林燕.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4]. 试析宋末学者黄震的义理史学[J]. 卢萍, 江梅.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05
[5]. 黄震理学与经学思想研究[D]. 雷鸣. 浙江大学. 2015
[6]. 论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D]. 张丽丽. 淮北师范大学. 2011
[7]. 20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 蔡克骄. 浙江社会科学. 2003
[8]. 南宋黄震法律思想研究[D]. 王奥运.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9]. 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D]. 韩毅. 河北大学. 2004
[10]. 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D]. 王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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