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6-0007-06
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 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20世纪中国文学”， 以后他们又以《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在北京发表[1]，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 反响，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主流话语”。
从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附庸政治、实录式的研究居多。粉碎 “四人帮”以后，当代文学史研究进入拨乱反正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正式建立起 来，但这时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陈陈相因者多，有创意的学术著作甚少。1985年重新调 整文学史的宏观格局，着眼于百年文学史的整体构建后，当代文学史研究迎来了理论创 新期。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 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突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 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其意义在于：
不再按革命史的话语模式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它不仅解放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 而且填平了近、现、当代文学分期的鸿沟。它的无定型的文学本体，使研究者能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代文学史作出崭新的解释。此外，它设定的作为大背景的世界文学 与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关系的构图，有利于研究者寻找当代文学的源头和认识它 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同步性，确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成就决不比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文 学逊色，这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尊心。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三位一体，又有 利于提高当代文学的研究水平。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镇诚然在北京，但上海的力量也不容忽视。1988年7月，复旦大 学陈思和、华东师大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和京派提出的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是同一思路。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的评论家，他们均有感于过 去政治作为唯一的标准研究新文学史，致使张爱玲、沈从文等一批写过广泛影响作品的 作家被排除在现、当代文学史门外。他们下决心要打破文学史编写一言堂的局面，希望 恢复文学史应有的科学态度，以富于个性化的多元学术研究取代只此一家为政治服务的 声音。用陈思和的话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行列里再多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立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 要改变这门学科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
“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不仅要改变《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性质，而且还要改变指 导新文学史研究的文艺观：“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狭隘 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他们要对原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结论重新审视。这种审视 ，就是对过去夸大文学中的政治因素，人为地把新文学区分为主流、支流、逆流的公式 的怀疑，对那种以政治标准来选择文学主潮论的质疑。他们所追求的“是为了倡导一种 在审美标准下自由争鸣的风气，以改变过去政治标准下的大一统学风”，原因是“有许 多在政治社会划一标准下无可争议的现象，在审美的标准下也许会出现热烈讨论的话题 。”[3]
“重写文学史”倡导者既有宣言，又有行动。在具体实践方面，《上海文论》先后发 表了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4]、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 ——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5]、王雪瑛的《论丁玲的小说创作》[6]、蓝棣之的《一 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7]、王彬彬的《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 化现象的何其芳文学道路的批判》[8]、周志宏和周德芳的《“战士诗人”的创作悲剧 ——郭小川诗歌新论》[9]、沈永宝的《当代文学运动中的宗派》[10]、夏中义的《别 、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11]，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重写文学史”——以百年为整体观照的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 向。先是1994年王一川等合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12]，分小说、散文、诗歌 、戏剧等卷，其中以“小说大师文库”的排名最具争议：原来有定评的茅盾惨被除名， 而取而代之的金庸名居第四。在排名者看来，当代文学也有“文学大师”，但这“大师 ”不出在内地而出在香港，其取得成就的文类不是雅文学而是俗文学，这均显示了编选 者研究百年中国文学的当代文学的新视角。此外，谢冕于1996、1997年分别与孟繁华、 钱理群合作编选的两卷本《中国百年文学经典》[13]、《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4]，也 是“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实践。编选者对不少被漠视或被否定的作品作了新的发掘和肯 定，这对当代文学史也是一种改写。但该书对“经典”的标准缺乏严格的界定，有些重 要的作品被“有意遗漏”，而一些平庸之作却榜上有名，因而引起极大的争议。
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在回顾与反思百年中国文学时，将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作为 基本的评价立场，将诸如“人性和审美”这样一些观念置于文学史的图景中心，因而引 发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新变。以陈思和而论，在90年代中期，他提出以“庙堂”、“民 间”、“广场”三个概念来描述百年中国文学史。他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寻找出一种 民间文化存在的轨迹：从延安年代改造旧秧歌到赵树理的悲剧，再到十年浩劫期间普及 样板戏和民间文化重回民间。从80年代文化寻根到新历史小说的崛起，再到张承志、张 炜的作品。陈思和的论述，尽管“民间”的概念有时是指对抗“庙堂”意识形态的独立 文化空间，有时又成为一种与知识分子抗衡的文化力量，但在他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 “民间”所占的位置最为突出，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5]，便是陈思和 文学理论观念的具体实践。除“民间文化形态”外，他提出的“战争文化观念”、“共 名与无名”、“潜在写作”等理论在这种教材中均有所贯彻。它既是一部通俗浅近的教 学用书，又兼有学术著作的创造性。
在大陆不少高校，由于教学与科研长期脱节，新的研究成果较难运用到教学中。一方 面是研究上不断趋新，另一方面却是教材上严重守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不少研究者 还是奋勇前行，编写了一系列以“20世纪”命名的中国文学史，如谢冕主编的《百年中 国文学总系》[16]，黄修已和孔范今分别主编的同名书《20世纪中国文学史》[17][18] 。其它专题史和文体史有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19]、黄曼君主编的《 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20]、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21]、姚 春树与袁勇麟合作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22]，以及陈辽和曹惠民共同主编的《百年 中国文学史论》[23]，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最具创意的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它摆脱了体制性写作框架和教 科书的思维定势，在高扬学术个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总系”选择一个有代表性 的年代来概括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写作模式，无疑借鉴了黄仁宇《万历15年》的写法。 其中当代文学选择的分别是1956、1967、1978、1985、1993年，书名为《百花时代》、 《狂乱的文学年代》、《激情岁月》、《延伸与转折》、《世纪末的喧哗》。这些年代 其中有些选择得不一定十分恰当。书名也可以取得更准确些，但从整体上说来还是突出 了转折期对文学发展的深层意义。其中洪子诚的《百花时代》，写的不仅是1956年或19 57年，而是成功地覆盖了整个“十七年”，从而展示出五、六十年代文学发展的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总系”在写法上既有统一的设计和要求，又强调发挥每个人的学术 专长和个性，不像有些“集体工程”为贯彻主编意图消融个人的见解。其中“文革”时 期还单独写了一本，不愧为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有些当代文学史或类文学史，虽然不附属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研究，即不是从19世纪末 写起，但仍受了这一观念的影响。如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五十年》[24]，就 是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格局来看待共和国文学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没有采用 文学史的构架而用研究问题方式来书写，从中仍可看出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书中提出的许多文化或文学方面的话题引人深思。洪子诚的近著《中国当代文学史》[2 5]，不从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写起，而从“40年代的文学界”作开端，也是 把现、当代文学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去对待。这样处理，是确认当代文学的“源”为1942 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就把研究视野延伸到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这也是把当代文 学放在百年中国文学格局中去思考的结果。
“百年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使当代文学研究的课题和范围有了大的扩展。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象只限于大陆的汉族文学，而把汉族以外的兄弟民 族文学放逐在外。目前出版的一些《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当代部分写进了少数民族 文学，改变了过去的当代文学史为汉文学史的状况。尤其是台港澳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使研究成果能充分反映出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代文学一旦加入了大陆地 区以外的文学，那种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2 6](P2)的看法，就得修正了。
当代文学研究的扩大还表现在把通俗文学写进去。通俗文学有广大的读者群，它并不 因为高雅文学的竞争就被排挤了出去。严肃文学读者有限，而通俗文学可以走向民间， 况且有时雅与俗也很难区别。谁也不能保证通俗文学没有雅的成份，某些优秀作品未来 不会上升为高雅文学。
“百年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促使当代文学研究者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当代文学 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分离出去不久的一门独立学科，对研究者的学识修养，要求并不很广 很深。可自80年代更新文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提出“百年中国文学”的命题后，研究者 仅知道当代史，而不甚了解现代史，不行了；或只知道现、当代史，而对近代史知之甚 少，也不行了。正是在更新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不少人打破专业分工限制，向中国 当代文学范围以外的领域进军。这在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所表现。 如该书突出了“变革”的观念，统摄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 ；不像过去那样强调政治因素，或反过来强调文学因素，而是强调经济因素对文学发展 的作用；在谈政治变革时，避开了现在不便明言的问题，对当代文学论争中的阐述强调 了政治与文化价值观念的碰撞，使这部文学史含有文化史的成份在内。
《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是一部极注意文学史料的积累与拓展的著作。其中当代文 学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运动史，也不同于文学思潮史，亦有异于文艺心理学研究 ，而是将三者的长处联缀起来。作者们勇闯禁区，大胆探索，以“兴奋与审慎”、“自 责与改造”、“彷徨与转向”、“疑虑与怨愤”、“激情与高歌”等章节，生动地勾勒 出50年代作家们“在初升的五星红旗下”的复杂心态，从“灵魂的谱系”这一角度弥补 了现有当代文学思潮研究和作家作品论的不足。
在更新知识结构方面，还表现在宗教文化与百年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上。研究这一 问题的学者，最先是从现代文学入手的，如陈平原对许地山的研究、钱理群对周作人的 探讨。他们的成果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冲击，有的论者在他们的启发下便着手研究汪曾 祺、贾平凹、史铁生与佛教的关系，还有张承志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研究这些作家与宗 教的关系，强调宗教文化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影响，可更好地打开作家精神世界的大门。
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说到底是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整合的内容包括海峡两岸文学、 两岸文学与港澳文学，最终是百年中华文学一体论。陈辽、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 学史论》正是这样一部以博大、开放的文学观作基础的著作。作者把当代文学放在百年 文学这样一个整体中去观照考察：“收复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使文学的两翼一同起飞 ；重现台湾文学与港澳文学的历史真迹，使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相和而歌，对 于百年文学史地域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开拓，无疑是十分必要的。”[23](P5)具体来说， 该书第一编前三章分别从祖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文学历史的梳理中，找出某些文学 现象变迁的轨迹，寻求其规律因素及发展变化的渊源。除这种纵向考察外，第二编各章 则变换视角，撷取“百年文学史”有意味的基本话题展开横向考察，以求在这些考察中 使当代文学得到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刻划。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百年中国文学史 论》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它既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有异于常见的台港澳 文学研究。在史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方面，作了深入的延伸。
在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启蒙文学”史观，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刻的 影响。黄子平等人认为：“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 题的文学；以‘悲凉’为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 现代化进程”[1]，这就是他们概括的百年中国文学总体特征。这与李泽厚提出的“启 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念是相一致的。其实，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决不是这种“双重 变奏”所能概括的。以现、当代文学来说，其文学主题有更复杂的结构，即有些论者所 说的在启蒙、救亡之外加上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以及由此相关的三种核心意识：人的 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这三种意识，便分别产生了启蒙、救亡、翻身的三个中心 主题。这三种主题的尖锐冲突一直从40年代中期起延伸到50年代初。[27]目前坊间出版 的百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没有一种是以“启蒙文学”为主干编写而成的。相反的，把 许多“启蒙文学”之外的流派包括了进去，如黄修已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 年“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离20世纪结束还有15年，提出者缺乏文艺未来学的眼 光，未能将15年出现的新情况概括进去。他们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80年代初文艺界拨乱 反正的成果，这就难怪他们纳入研究视野的只是民主作家与左翼作家，而对百年文学中 涌现的自由主义作家、大众文学、文化保守主义的作品没有被包括进去。90年代出版的 各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突破了这一局限，如《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当代部分 ，就注意了沈从文、萧乾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的彷徨与转向，填补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 斥的文学现象论述的空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论述到90年代文学时，也把王朔对文 化市场的迎合与选择作为研究的课题，以此说明市民文化、商业文化如何对主流意识形 态和知识分子文化作出嘲弄。
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 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当代文学学科建立时间远比近、现代文学学科时间短，致使 某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近、现代部分写得比当代好，而当代部分大陆文学又比台港 澳文学写得强。张炯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28]，也反映了近、现、当代文学研 究水准远不平衡的状况。
而年轻学者对中国百年文学史的研究与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迥然不同。他们以崭新的 “现代性”观念去观照20世纪历史的性质，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依存 关系、从文学作为“民族与国家的寓言”等观念重新书写文学史。如唐小兵诠释经典性 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暴风骤雨》时，就是这样做的[29]。此外，黄子平的《 革命·历史·小说》[30]与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 976)研究》[31]，在借用西方“现代性，话语寻求对40—70年代文学进行新的诠释方面 ，也做出了成绩。他们认为：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并非像某些 论者说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即是说，新时期 以前的文学并非是“现代化”的倒退，而是“现代性”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 ，也就是唐小兵提出的“反现代的先锋派的文化运动”[32]。而喜欢质朴表述的洪子诚 没用青年学者的时髦表述方式，但他赞赏这种看法，认为50至70年代文学并非是五四新 文学运动的“逆转”或“断裂”。因为五四新文学并未形成包容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格局 。相反它偏离乃至挤压、剥夺了多种可能性，故“十七年”文学正是这种“挤压、剥夺 ”多样性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33](P237)。类似的研究还有孟悦对《白毛女》所代表的 政治文化并非是一个绝缘体的分析[34]。
青年学者以“现代性”话语建构40—70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或革命文学的实践说明： 今后如要编写新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 。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20世纪”不能光看作是时间的概念，以至认为写《20世纪中 国文学史》就是在时间跨度上前进几十年，另增加一些作家作品而已。从事20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应着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及其内部规律，阐明当代文学从哪里来又将 走向何方，还要处理好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雅与俗、新与旧的文学关系，以及当代文学 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能 光研究作家作品，还要研究文艺政策、文学团体、文学出版、文学翻译、作家心态、读 者接受诸问题。
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当代文学史研究大都以教材形式出现，其主要任 务是向学生传授当代文学知识，重点讲解作家作品，这属普及工作。另一类文学史或类 文学史主要供研究生和专家学者阅读，属提高型。这类著作很少，近年来出现的有洪子 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这类著作不专门谈作家作品，把篇幅让给当代文学现象评 述，指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目前，最需要的是这类学术型的文学史著作。当然，这 类文学史著作写作难度大。不专门谈作家作品，固然是优点，也可能带来弊病，弄不好 还会以论代史。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35]及包忠文主编的《当代中 国文艺理论史》[36]，也是给专家阅读的。这两本书理论水准较高，“综史”还在不少 地方做了垦荒先锋，很有创造性。但这两本书的通病均是文学史料甚为贫乏。如将书名 更改“史论”，也许更切合实际。总之，当代文学史的体例还要通过实践，提倡百花齐 放和百家争鸣，才能改变当前当代文学史框架给人千人一面之感。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应该看到，任何文学批评模式都不可 能包打天下，都有其不完善之处。比如，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注重文本是它的长处， 但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却完全不重视，或把“知人论世”方法完全排除在外，就不一定 科学了。还有精神分析方法注重深入挖掘作家维度和解剖内心世界，由此却漠视了文学 的审美、文化功能。至于女性主义批评，其本身就是一个勃论。它的理论指向是肯定的 ，但它的言说方式却走向否定。它提出的问题不单是指向女人，而且注意面对整个人类 发言，遗憾的是这些命题却陷于“无解”的困境中。故无论是心理批评、原型批评，还 是新历史主义、话语理论、女性主义批评，都应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交汇，百年中国文 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才有可能走向深刻和成熟。
百年中国文学的当代文学研究要突破“瓶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 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无论写普及型还是提高型的学术论著，也无论是用传统研究方 法还是用西方引进的最前卫的研究方法，都应强调实事求是，特别要反对组装洋理论， 然后再加几个中国当代文学例子作点缀的取巧方法。从目前的学术“行情”看，以奇谈 怪论制造轰动效应的人容易成名，而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难免被讥为“跟不上时代”。 这种错觉必须纠正过来，才能使那些坐冷板凳搞扎实研究的人潜心治学，解决当代文学 研究中的一些疑点、难点问题。不过强调扎实研究不应与追求大器、灵动的学风对立起 来。这两者不应是互相排斥的。只有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大手笔才能出现，富于才情 的文风才会由此产生。否则，所造体系只不过是绣花枕头，所谓张扬新说也只不过是广 告效应而已。
收稿日期：2001-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