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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癝俱丰实。”杜甫亲历过开元盛世，他这首诗是对当时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真实写照。国家治理得好，当然是皇帝与诸大臣的功劳。唐代盛世的出现，固然与唐太宗、唐玄宗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离不开众多善于治国安邦的大臣，尤其是贤能的宰相。被史家称为贤相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无疑为开创盛世做过重大贡献。 一般来说，常人遇到盛世享太平，过安逸日子；达官贵人更是锦衣玉食，骄奢淫逸，尽情享乐。依此类推，位极人臣的宰相自然也可过着奢华的生活。其实不然，盛世宰相姚崇生活就极为俭朴。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那时候京城街道虽然宽阔，但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住在郊区上班也颇为不便。为了不影响工作，姚崇每次上朝处理政事之后，就近到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留宿，而没有回家去住。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只好叫家人来寺院照料自己，没有要朝廷指派专人看护。住在寺院，他仍旧带病坚持工作，协助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重大事项，唐玄宗就命令源乾曜去寺院与姚崇商量。姚崇的清廉勤俭，着实令源乾曜敬佩感动，于是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中书省官邸）里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豪华又藏有机要文件，住进去不合适，故而谢绝了。玄宗甚至派人对他说：“四方馆原本为官吏而设立，你住进去也是为了社稷；我恨不得要你住进宫内来呢！让你入住四方馆何必谦辞？”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当时国家富足强盛，社会上流行厚葬风气。去世前夕，姚崇将不太丰厚的家产平分予几个儿子，并告诫他们不得为他厚葬。他对古代先贤薄葬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奢侈厚葬存在种种弊病；要求自己死后，不要穿官服，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要紫衣玉带，也不要抄经画像。此外，他还嘱咐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从生前到身后，姚崇忠实践行了自己的格言：“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作为一代贤相，姚崇不仅为开创盛世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他所提出的《十事要说》，既是解决当时问题的救世良方，也是值得后世借鉴的治国要领。《五诫》系列短文，字字珠玑，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了他的执政理念与吏治思想。在《持秤诫》中，他倡导“为政以公、毫厘不差”，为官要“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并指出“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执镜诫》中，他告诫为官要“内涵虚心，外分郎鉴”，“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在《辞金诫》中，他提出官吏应“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强调“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在《冰壶诫》中，他赞扬君子为官“内怀冰清、外涵玉润”的冰壶之德，抨击“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卑劣行径，倡导“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