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1]2007年在《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文中提出山口教堂是一个以真耶稣教会为背景的基督教堂，地处N省的北部H市的东边。山口教堂自1999年成立以来，迅速发展成为H市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堂。但是，山口教堂在H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教会内部分化、教会与其他基督教派别之间的竞争与矛盾、教会与宗教管理部门之间的抵牾与纠葛等诸多复杂而有趣的现象。山口教堂的发展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教会怎样发展的问题，其中还交织着各样的立场矛盾、权力争夺、利益冲突等复杂关系。这些复杂关系都可以整合到宗教权威这个概念中来。因此，本文尝试着从权威的角度来讨论和解释个案情况。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本研究的绪论部分。第一章主要交待研究背景、研究缘起与过程、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则着重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具体包括“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这个概念的内涵及与宗教市场论和古典宗教社会学理论的对话、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的描述、研究立场和研究者身份的交待。接下来的两章是对个案背景和个案情况的介绍。第三章“个案背景介绍”分别从真耶稣教会的历史、H市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山口教堂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位置等方面来进行介绍，这样就把山口教堂置于宏观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之中检视，为理解后面的内容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第四章“走进山口教堂”就从教堂之外进入了教堂内部，交待了山口教堂所处的地理位置、教堂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信徒们的大概情况。从第五章至第八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论述实地调查中所了解到的个案情况，并且根据不同内容采纳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具体来说，第五章主要采用民族志写作中的“白描”方式详细介绍了山口教堂的各种宗教活动和仪式，这些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教会权威渗入到信众之中，同时又为信众共同体通过这些仪式与活动所再生产出来。第六章主要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描述了山口教堂如何从三个非法聚会点合并成立为合法的教堂的过程，并讲述了山口教堂的两位宗教精英人物——刘执事和杨长老的信仰故事以及导致两人公开决裂的“按立风波”，通过这些故事11的讲述，实际上为讨论牧者权威和行政赋予的合法权威这两个概念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详细论述了山口教堂与湖区教堂和宗教行政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具体来说，第七章主要描述了山口教堂在《圣经》的解释、争夺信徒及基督教两会的领导权等方面与湖区教堂产生的矛盾。第八章主要以“挂牌问题”、“年福节会风波”、“大河施洗”、“宗教法制培训班”等现象为中心来讨论了山口教堂与宗教局之间所存在的纠葛。这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因为这两章内容所呈现的问题直指本研究的理论关注点，即宗教权威的建构方式与表达途径。最后一章是结论、反思与结语部分。在结论部分，本文在借鉴西方理论家有关权威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的经验材料，把“宗教权威”界定为“一个宗教组织内由神职人员表达的牧者权威、诠释《圣经》而获得的神学权威、宗教仪式所承载的象征性权威以及相关行政力量所赋予的合法性权威所建构起来的复合结构。它们直接表达为运作教会的组织能力、对教会内部信徒所具有的凝聚能力，以及存在于其他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乃至国家行政话语之间的互动能力”。本文是基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权威的，即宗教权威是可以被采取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并能通过多种途径把这种权威表达出来。宗教权威具有吉登斯所讲的“社会结构”特征，包括使动性(enabling)和制约性(constraining)两个方面。前者指“行动者使结构生成”，即宗教权威经由信徒群体的共同行动而建构起来，这是宗教权威的建构层面；后者指“结构又制约着行动者”，即信徒群体在宗教权威的制约下开展社会行动，这是宗教权威的表达层面。因此，本文希望不要太过分专注于“宗教权威”这一概念本身，而是要把重点放在“宗教权威”的建构方式、表达途径以及这一过程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关系、利益和结构。本文进而提出“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这一概念工具来概括和解读以山口教堂为中心的一系列事件，并在讨论个案中提出了“宗教权威的双重建构”概念、讨论了行政权威与宗教权威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这一概念弥补了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如宗教市场论)对中国宗教经验的解释不足，它不仅着重了作为行动者的宗教组织的具体行动逻辑，而且还把宗教组织置于更为广阔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将宗教政策、行政权威与外部竞争等各种因素和力量结合起来。本研究所做的应该还相当有限，从个案角度来说，本研究是较深入地讨论了问题，但如放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言之，本研究就只能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开启了这样一个基础，或许可以因此激发起一些研究者对于当代社会中宗教权威问题的关注，进而开始就宗教权威本身的建构与表达以及宗教权威与行政权威、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等相关主题来从事更为系统性和全面性的考察，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和变迁中的宗教现象产生更深刻的认识。
杨林霞[2]2011年在《豫南X地非登记教会与乡村社会秩序研究》文中认为在整体意义上,基督教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生长并传承到今,其中既有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与本土文化产生碰撞和冲突的一面,更有以自身的存在来重塑和再构社会秩序的一面。也就是说,基督教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建构的关系。与此同时,围绕教会的“登记”问题,中国的基督教内部裂变为具有明显团体边界的“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两大阵营,在权力和政治因素的介入与掺杂下,二者龃龉丛生、纷争不断。而且,对于非登记教会而言,多数情况下其与登记教会的矛盾甚至超越了其他社会冲突而成为主要面临的矛盾。但梳理现有研究会发现,在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在关于乡村社会秩序的研究成果中,费孝通先生所提的“差序格局”倍受关注并屡加修正,但是,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宗教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维度被考虑进去;其二,大多数研究正确地看到了非登记教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但忽视了在广大乡村社会中,绝大多数非登记教会并没有发生过强烈的对抗这一事实。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重新对“差序格局”进行了解读,理想类型式地将之划分为“传统性差序格局”、“工具性差序格局”和“宗教性差序格局”三类,同时认为,现有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由“单一差序格局”向“多维差序格局”变迁的状态,非登记教会的一切社会行动正是在这个多重交织的“差序格局之网”中展开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中,不同类型的差序格局之重要性不尽相同。同时,受斯科特关于“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的启发,笔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少数与政府起着激烈冲突的教会之外,即关注的是绝大多数的乡村非登记教会之现状。以“同登记教会的关系”作为标准,笔者把非登记教会大致划分为“亲近型”、“疏远型”与“对立型”三种,并分别选取了相应的个案加以研究。本文共分七章。其中,第一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第二章提供了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三章是田野地简况。第四到第六章对三类非登记教会进行了深描式的研究,逐步地揭开乡村社会中的非登记教会同登记教会、地方宗教管理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七章是结论和进一步的讨论。本研究发现:(一)宗教性差序格局继传统性差序格局和工具性差序格局之后彰显出其重要地位,并同后两者相互交织而成一个立体多维的“差序格局网”,在非登记教会的具体社会交往过程中共同起作用。在不同的事件与情境中,非登记教会侧重于不同的差序格局,以完成自己的社会交往和行动。(二)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之间的纷争原因复杂,最根本的,是因为登记而带来的双方之间在政治身份及社会身份上的深刻分歧。这就使得登记教会与非登记教会之间的龃龉与对立,只要“登记”及与“登记”相类似的将二者进行二元划分的制度存在,就不会消融或消解。(三)而这种二元划分的背后,是宗教管理在一统的政策下所形成的亲疏有别、远近不一的“差序格局”,即对不同宗教及同一宗教的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思路,这种厚此薄彼反过来成为那些处于较边缘的信仰团体所不满的重要原因,并迫使后者在长期缺乏信仰表达所必需之社会空间的情况下,把对现行宗教政策的反抗和抵制作为自己惟一的方式和手段,甚至以此来作为自己纯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证明,以获得在社会中据以立足和发展的资本与支持。
董建伟[3]2011年在《村落视野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国内政治氛围的相对宽松,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了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呈现出一幅遍地开花的景象,基督教研究也逐渐从“隐学”走上“显学”之路。有关基督教的研究也瞬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教迅速蔓延而带来的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或问题也成为了当前应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笔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法、个人访谈法、参与观察法、文献梳理等方法获取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来对基督教家庭教会展开理论分析。笔者以豫东地区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例进行了个案研究,重点对村落中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原因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或潜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梳理发现,村落中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兴起不仅仅只是由于过去农村地区的落后与不发达而导致的。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而导致的“老板基督徒”与“知识分子基督徒”群体的大量出现也是推动农村地区基督教家庭教会兴起的影响的因素。当然,农村地区传统民间信仰衰落、农村宗族权威式微、国家相关的宗教管理政策等也是基督教家庭教会兴起因素中不可忽略的方面。就现阶段基督宗教的发展对当代社会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学者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或意见。有的学者表示其发展对当今社会可能造成的潜在威胁；有的学者却认为目前基督教的发展仍然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不能被其表面的发展假象迷惑,而夸大其潜在影响力。而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一种推力存在也可以成为农村地区发展的阻力出现。它可以是一种互助剂、粘合剂、调试剂；也可以对农村地区基层政治权威、农村传统礼俗造成过度的冲击与影响。当然,我们在看到其积极正面的功效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其负面的影响。对此,笔者试着从国家宗教政策与政府管理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这项研究不仅对如何正确看待基督教家庭教会还是对当前新农村建设抑或是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将意义重大。围绕以上主要观点,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言,简单介绍了本文的写作对象的背景及思考的问题,并将对相关的国内国外研究文献做出梳理同时也对个案概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章紧接着就对个案村落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兴起以及现状做了梳理和分析；第三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来对个案村落基督教家庭教会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第四章对个案村落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兴起以后所产生的正、负两个方面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功用做出分析；第五章为文章的小结部分,主要是对目前以及未来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相关问题做出自己的相关思考及建议。
谢明[4]2010年在《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中国,有关基督教的研究正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对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进行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而了解和掌握有关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方法和传播策略,是更好地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人们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广泛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在当代中国有怎样的社会影响?人们在信教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信仰大面积缺失且长期匮乏的国度,它的国民却对异域传来的宗教热情非常,这其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它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本研究综合运用宗教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以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方法和传播策略作为切入点,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对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另一方面从实证研究出发,分别选取了农民和大学生两类群体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一年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以求解释上述问题。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把基督教作为宗教传播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以二至三个当代中国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为基本调查点,以实地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研究宗教传播的规律、特点和重要性。本研究正文部分分为五章:首先,第二章《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回顾》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对当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播现状进行描述。第三章《当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播渠道与传播模式》,通过对不同形式的教会组织如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等的组织形式与传播过程进行的调查研究,分析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渠道。第四章《大学生:基督教传播的新兴群体》是专题性个案研究,对北京某高校的大学生团契进行长期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通过具体的个案来探讨基督教在当代中国传播的新形式与新特点。第五章《当代中国农村的基督教传播》同样是个案研究,笔者以山西某农村为调查对象,通过第一手材料和事实来分析研究基督教是何以在农村获得广泛传播的。第六章《基督教传播与大众传媒》探讨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新媒体给基督教传播带来的新机遇与新发展,基督教如何利用新媒体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更多的传播机会和途径。最后,本研究提出对基督教传播机制与策略的建立与引导建议,同时展示宗教传播研究对我国人类学和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陈宁[5]2013年在《嵌入日常生活的宗教皈信》文中研究说明有关基督徒皈信的研究，不仅存在着学科视角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在理论范式、中国经验以及方法论视角方面存在着多种非此即彼、二元对峙的局面：首先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层面，存在着功能论范式与认知论范式的二元对立；其次在基督徒皈信的中国研究方面，存在着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最后在基督徒皈信的文化分析方面，存在着西方文化（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的缺陷，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解读皈信问题。在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宗教是一种社会嵌入，即认为宗教是嵌入到社会秩序中的，是更为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世俗化理论推翻了经典社会学有关宗教是社会嵌入的论断，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已经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不再用神圣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世俗化理论有关宗教脱嵌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论断依然很有见地，其谬误之处在于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分离，理解为宗教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割裂。实际上，宗教并没有完全脱嵌于社会结构，它只是脱嵌于社会秩序中的一部分，同时它更深深的嵌入社会秩序中的其他部分——日常生活之中。宗教的日常生活嵌入，呼唤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即当代宗教社会学应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对宗教现象和行为展开研究。就本文的议题而言，笔者主张将宗教皈信现象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其动因、机制与过程：第一，宗教皈信研究应从宏大社会结构沉降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第二，关注个人皈信体验的外在日常生活世界；第三，重视宗教皈信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场景；第四，从宗教信徒的生活史出发考察其皈信的动因与过程；第五，生活嵌入是对宗教皈信的结构/能动分析的超越。对J基督教会的调查表明：首先，转型期的信仰迷思为皈信基督教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其次，日常生活需求成为基督徒皈信的个人原因；最后，人际网络是基督徒接触信仰的途径。包括本文在内的很多有关基督徒皈信问题的研究都表明，疾病是皈信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之一。对此本文从生活嵌入的视角出发，就应把疾病、皈信都纳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脉络来中考量。通过对基督徒自述的再解释，笔者对其皈信的疾病归因予以深描：疾病对于中国人而言绝不是个人问题。在本质上，皈信基督教服从于家庭生活的逻辑。这里并不是暗示中国人皈信基督教是功利性的，相反，为家庭而皈信基督教正是中国人生活逻辑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体现。正如基督们常讲的“一人信主全家蒙福”，信主不是因为“一人”，而是因为“全家”。基督徒的皈信行为必须依赖于人际关系网络才有可能，而成功的个人布道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在继发性皈信中，基督徒妻子通过尽力让丈夫获得满意且感激的家庭生活来促使其皈信基督教；在始发性皈信中，布道者针对正处于日常生活困境的潜在皈信者展示日常生活，以引发潜在皈信者在日常生活上感触、共鸣、期望进而实现其皈信。从基督徒的生活史考察，三十年来城市生活的变迁必然对其皈信行为有所影响。整体而言，当下城市生活的变迁过程可以用社会原子化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对于城市个体而言，无论是单位体制的终结还是进城务工都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断裂——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城市居民和城市移民都彻底失去了原有高度稳定的、低风险的常态生活，转而处于一种社会原子化的生活样态。面对骤然来临的生活机会与福利保障的风险、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焦虑以及情感联结与公共生活的缺失，城市个体无所适从。为了挽救因单位终结而断裂的日常生活，很多城市个体选择了皈信基督教，从而重获日常生活的稳定与接续。任何宗教皈信都是借助仪式的参与才得以贴近和感受信仰。因此，对基督教信仰及其皈信的研究也应离不开仪式分析。本文主张，宗教仪式的根本意义不只是潜在的皈信者基于内在认知所进行的行诸于外的实践和表演，仪式本身就是建构实践者本身的一种建构性活动，这种建构性活动是依靠仪式的情感唤醒实现的。仪式所以能够动员皈信热情，首要条件是仪式能够改变人们以往对生活的看法和感受。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是受到功利动机的压制，人们总是要努力维持生计，那么宗教仪式则意味着情感的释放，这种释放是建立在以往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改变的基础之上的。基督教的集体仪式就有着这样的功能。通过对基督教仪式的观察笔者发现，如果说日常生活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处于社会变迁下的无力、颓然与焦虑，那么仪式改造后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则充满了解放与参与的热情。总之，基督徒皈信是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
郭秋延[6]2016年在《中国大陆基督教工商团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工商团契是从事工商业的基督徒(尤其是企业主和企业高管)所组成的基督教信徒组织,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21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中国大陆的工商团契是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工商基督徒群体崛起以及境外相关组织影响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泉州市基督徒工商团契(简称泉州工商团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个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泉州工商团契进行了深入剖析。泉州市基督教两会在现行宗教管理体制下,借鉴境内外工商团契的经验,根据本地实际,建立了覆盖泉州多个县市的工商团契组织。泉州工商团契设计了较完善的制度,开展了不同层次的聚会以及培训、文字等事工,建构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督教商业伦理体系。泉州工商团契对工商基督徒群体信仰状况和经商理念,教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泉州工商团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泉州教会在市场经济时代中面临的问题,缓和了信仰与世俗之间的张力,加快了泉州基督教适应转型期社会的进程。泉州工商团契这一个案反映了中国大陆教会以工商团契为适应模式,积极地面对和回应时代挑战的尝试与成果。
韦芳婧[7]2016年在《走进城墙的基督—宗教市场理论下的大理古城基督教研究》文中认为自南诏时期起,生活在洱海区域的居民,其宗教信仰已渐趋复杂,并逐渐形成以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为核心的多宗教共存格局。及至清朝末年,大理的宗教市场已趋于饱和,而基督教的进入与发展举步维艰。然逾百年发展后,基督教逐渐打开了当地市场,获得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不断与当地宗教竞争,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论文以大理古城基督教为切入点,分析基督教在大理地区的宗教市场发展状况,以宗教市场理论分析当地基督教所面对的市场机遇和挑战,并探讨其发展过程中本土化表现与中国化方向。论文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大理地区多元宗教现状的历史渊源,以原始宗教、道教、佛教的发展历程阐释大理宗教现状的坚固基础。第二部分记述基督教传入大理古城宗教市场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以及基督教发展初期的状况。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大理古城宗教市场中基督教的情况,从其提供的产品、所处的区位进行探讨。第四部分通过剖析古城基督教的市场机遇与冲突、产品优势与缺陷,进而分析“基督教中国化”将带领古城基督教走向何方。基督教在当地争取市场份额的过程,其制胜武器乃是融入当地文化,被当地所接受。而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最为可行之法乃是进一步“中国化”、“本地化”。宗教市场争夺的本质,乃是关于能否适应当地文化的较量。
张雷[8]2014年在《G村的天主教》文中研究说明跨文化传播会对受传方的传统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引起群体观念转变、传统文化转型等方面。天主教白唐朝始入中国,几百年间历经沉浮,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再次勃兴,有关中国本土宗教与异质宗教不断融合的传播现象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深入河北省南部地区的G村走访,从传播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一方面结合现有资料包括宗教志、县志等文献进行梳理；另一方面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对该乡村的教徒群体进行探究。研究发现,经历了150余年与外来宗教文化的“咬合”,G村的宗教文化生态已发生了变迁,多元化特征愈加显著。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G村的天主教信徒群体在自我认知及信仰动机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在自我认知方面,G村信徒群体认定身属耶稣唯一真神的子民、非迷信论者；在信仰动机方面,G村农民信徒群体中虽有部分信众在客观上仍有功利性之嫌,但大部分已摈弃“因病归信”“因利归信”的动机,大学生信徒更是上升到了追求人生意义和完善自我的精神层次。而较为久远的家族式信仰范式,同样使得天主教在G村传播的特点、模式与近年来始信地区有所不同。其传播特点在一般意义上与国内其他天主教传播区域并无二致,如妇女和老人仍是主力军；较之于归信历史较短的地方,G村己完成本土与外来宗教文化的涵化,这也是形成G村“擎受”信仰范式的关键。文化或者文化现象的传播,其模式大多离不开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天主教在G村的传播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因注重文化共享和沟通,仪式传播也成为天主教在G村的传播模式之一此外,笔者研究还发现信仰生活对G村公共秩序及其信徒精神转变是有积极影响的。
林瑜胜[9]2018年在《生活意义的追寻》文中指出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带动的“乡-城”人口持续流动,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弱势特征,农村老年人难以完全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心理焦虑和抑郁日甚。农村社会的个体化、农村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农村老年人生活风险和个体风险的集聚化,进一步裂解了农村老年人的身份意识,侵蚀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削弱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信心。肇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农村地区“宗教热”引发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一方面是高速增长的国家经济和不断改善的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现象的不断涌现。在新增宗教人口中,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倾向明显,成为“宗教热”里的重要群体。经济和宗教共同发展的现象已经无法从传统的“宗教鸦片论”获得全部合理性解释,必须运用或建构新的理论以进行更符合实际的阐释。即既要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的心理结构出发,也要从当前农村宗教信仰所面临的新的发展环境、经济发展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农村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经济社会转型对农村地区居民心理结构的冲击等方面,探寻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现实和心理诱因,更要从宗教信仰对个体的生活困境化解、精神和心理的满足与支持,特别是对农村老年人个体价值重赋、社会关系重建、生活信心重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挖掘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动机,归纳和总结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机制,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意义的深度理解和准确把握。本文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定量数据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基于曲阜市980名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调查数据;二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2015年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2016年有关宗教信仰的调查数据。本文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定性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曲阜市50位农村老年人个案的无结构式访问。本文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参与观察、无结构式访问和统计分析。通过文献研究,本文发现,已有有关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大多是从宗教人类学视角出发,宗教社会学视角相对较少。有关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不足,而且研究内容基本集中于影响宗教信仰的一些外部因素如生活的困难和保障的不足等,特别是缺乏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意义的深度分析。通过对农村宗教实践活动的参与观察,笔者获得了农村宗教信仰生活的生动现场体验,增加了对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动机和意义的理解。无结构式访问有助于撇开外部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信教选择的一般认知,有利于借助“移情”获得农村老年人信教的主观理性认知。对曲阜调查数据和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中有关农村宗教信仰的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既可以从“面”上宏观掌握农村宗教信仰的一般概况,也有助于从“点”上对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行为的各种动机进行更客观和更全面的理解。本文认为,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主要动机在于追寻个体的生活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农村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个体价值的失落,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唤起了个体的自我身份意识,提高了独立生活能力,并通过宗教信仰找到了精神归属,进而实现个体价值的重赋。二是基于以个体权威、人际信任和交往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并未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同步提升的现实,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构建个体权威,增强人际信任,内化交往规范,进而强化和提升个体社会资本,并以此来重建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三是基于农村老年人遭遇的来自生活和个体两方面的风险应对需要。生活风险包括家庭、社会、公共服务等基本保障不足及社会安全感欠缺,个体风险包括生理机能下降、心理支持难以为继的健康风险及代际伦理失衡、个体尊严受损的家庭伦理风险。借助风险理性的运用,农村老年人通过宗教信仰实现了“本体性安全”的替代、维系了家庭价值观和预定了彼世的回报,进而重塑个体的生活信心。本文关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发现和结论,具有三方面的创新意义。一是论述并阐明了宗教信仰构建农村老年人生活意义系统的内在价值,二是梳理并揭示了宗教信仰重建农村老年人社会关系的潜在机理,三是总结并提出了“拒绝与吸引”的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机制。本文的第一章属于导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问题、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属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介绍。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主要介绍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意义所在。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对论文的主要发现和观点进行概述,并就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一些宗教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关爱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的各章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导论。从社会发展中的宗教问题凸显、农村宗教信仰发展迅速、农村老年人信教现象增多和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意义”的研究必要等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出发点。从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一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研究和关于已有研究的评价三方面概述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研究现状,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核心概念进行了限定。研究立场采取重点讨论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实然”内容,而较少涉及“应然”内容。第二章: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主要包括农村宗教信仰发展背景、农村人口宗教信仰结构、曲阜市农村宗教信仰概况、农村老年人信教动机分析与信教机制探讨等内容,明确提出健康状况普遍下降、内外压力难以承受和宗教信仰适时出场是农村老年人选择宗教信仰的一般逻辑,而世俗体制的“制度性拒绝”和宗教信仰的“归属性吸引”则体现了农村老年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机制。第三章:个体价值的重赋。依据个体化理论,阐述了农村社会个体化的表现和农民个体化的衍进与结果,分析了农村社会个体化对农村老年人个体权威和个体价值的影响,并就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的个体价值重赋,从自我身份意识唤起、独立生活能力提高和精神归属达成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章:社会关系的重建。从农村社会关系结构出发,考察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分化对农村老年人社会资本的影响,通过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作用路径的分析,从个体权威、人际信任和交往规范三方面论述了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重建的机理。第五章:生活信心的重塑。本章根据现代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面临的生活和个体风险,依据风险理性理论研究指出,农村老年人面对外部生活风险和内部个体风险的双重夹击,希望通过宗教信仰实现个体的“本体性安全”,维系家庭价值观,并实现彼世回报的预定。第六章:结论与讨论。本章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现状的一般评估和宗教信仰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意义两方面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就农村宗教信仰的地位认识、农村宗教信仰的作用评估、农村宗教信仰的两种观点和农村老年人的关爱思路四个与农村老年人宗教信仰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梁振华[10]2014年在《灵验与拯救》文中提出本文按照个人-群体-社区的顺序,考察了乡村基督教人神关系的建立、个体与信仰群体的互动以及教会在村落变迁中的位置和角色。陈村教会个案说明,在遗传型信徒有限、自致型基督徒为主体的乡村教会,农民委身基督教之初与信仰本身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而是与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以疾病患难为表征的危机性事件有关。老人、妇女、文化程度低者构成陈村教会统计意义上的绝对多数,以教堂和聚会点为中心的场所成为信徒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域。通过聚会、唱诗、祷告、听道、捐献等方式会遇基督教,基督徒逐渐重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构建了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信仰边界。然而,绝大多数基督徒受限于有限的读写能力,导致其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认知有限,换句话来说,他们的宗教活动呈现“形式大于内容”的特点,其信仰尚属于一种“浅层”信仰,并且具有“灵验与拯救相结合”的特点。基督徒身份只是个体多元身份认同中的一元,他们通过话语表达、宗教活动、塑造偶像魔鬼等方式树立了群体的身份边界。然而,信仰本身并不构成乡村基督徒社会交往的决定因素,他们在构建新的人际关系时,并未形成与亲属、邻里以及其他村民之间的交往隔阂。在乡村社会互助行为衰微的情况下,乡村基督徒以“主内姊妹要互助”的口号发展了一种以聚会点(村庄)为单位的社会互助网络,并拓展了自己的灵性资本。在此,宗教精英与普通信徒出现了分化,宗教精英显著扩大了人际关系网络,并且拥有更多的灵性资本,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对大多数普通基督徒来说这种变化并不特别明显。在乡村公共生活凋敝的背景下,陈村教会通过“以堂带点”的模式发展信徒,逐渐形成了以教务组为核心的宗教权威群体。他们依托自己丰富的宗教知识、能说会唱的口才、乐于奉献的精神强化了自己在信徒中的权威地位。同时,乡村教会依托教堂为实体场所,通过周期性的宗教活动,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活动。然而,乡村基督徒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信徒,都缺乏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他们不关注村庄的公共事务,而是热衷于发展新信徒。同时,村干部也不关心村民的信仰生活,并将其简单认为只是某种心灵寄托而已。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陈村教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信徒外出务工、传道人宗教知识欠缺且无工酬、信徒年龄结构脱节、聚会人数减少、异端邪教争夺门徒、信仰与实践偏离等。其中,基于城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信徒外出务工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经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陈村教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正在压缩,然而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和风险,又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乡村基督教的未来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基督教为乡民提供了一种跨越村际边界的新的交往方式,其借助复杂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成员提供了某种社会支持网络,成为村庄发展、乡土社会秩序的补充。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纳和融合,形成了“中国民间基督教”,最终形成乡村基督徒“灵验与拯救”结合的信仰诉求。在离土时代,中国乡村的传统和价值正在解体,乡村文化的再生产面临以经济增长为表征的发展主义的挑战,乡土文化重建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 宗教权威的建构与表达[D]. 陈彬. 上海大学. 2007
[2]. 豫南X地非登记教会与乡村社会秩序研究[D]. 杨林霞. 上海大学. 2011
[3]. 村落视野中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研究[D]. 董建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当代中国基督教传播方式研究[D]. 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5]. 嵌入日常生活的宗教皈信[D]. 陈宁. 吉林大学. 2013
[6]. 中国大陆基督教工商团契研究[D]. 郭秋延.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7]. 走进城墙的基督—宗教市场理论下的大理古城基督教研究[D]. 韦芳婧. 云南大学. 2016
[8]. G村的天主教[D]. 张雷. 兰州大学. 2014
[9]. 生活意义的追寻[D]. 林瑜胜. 山东大学. 2018
[10]. 灵验与拯救[D]. 梁振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