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南北关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问题论文,关系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08)04-0063-07
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国际贸易与环境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贸易对环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对于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北方）与发展中国家（南方）之间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存在理论上的诸多分歧，他们对贸易的环境效应、环境规制等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观点。
一、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回顾
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贸易的环境效应和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
1.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认为短期内贸易恶化环境，但对其长期后果则存在两种观点：贸易有害论和贸易有益论①。
贸易有害论，主要是“贸易诱致性环境退化假说”(Trade Induced Degradation Hypothesis)。以Daly为代表的环境学家认为，自由贸易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生产时没有考虑社会和环境成本，贸易是导致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不加限制的贸易会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环境管制宽松的国家，贸易对环境的危害更大。
贸易有益论，主要是“环境库兹涅茨假说”(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并非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以贸易限制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扭曲，而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能够促进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推进贸易自由化是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Selden和Song(1994)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倒U型的EKC曲线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动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动关系，多种污染物的排放将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而后下降；Grossman和Kruger(1991)在对NAFTA环境效应进行研究时，最早使用了“贸易——环境”一般均衡模型，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提出了贸易对环境的三大效应，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规模效应被认为具有加剧环境恶化的作用，但当生产结构的变化从所谓的“肮脏产品”向更清洁的产品转换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生产时，环境状况在实施贸易自由化后反而会得到改善。
2.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就环境管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传统学派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产品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削弱竞争力。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可能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投资。 因为环境保护迫使企业增加污染控制方面的投资(Pashigan,1984)，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成本的增加，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这又降低了产品需求和企业利润(Christiansen and Haveman,1981; Siegel and Johnson,1993)。强制性的污染控制将迫使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Rhoades,1985)，并且占用管理者更多的时间，分散管理者的精力(Walley and Whitehead,1996)。严厉的环境管制措施使环境成本增加，将导致相关产业尤其是环境敏感产业转移并集中到那些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Leonard,1988; Knutsen,1995)。环境管制也会影响新企业的区位决策，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将日益失去对投资的吸引力(Feiock and Rowland,1991)。另外，Palmer(1995)以及Simson和Bradford(1996)对此有深刻的理论分析。这一组文献大都建立在寻求一个最优化模型的解的基础之上，新的环境管制意味着增加厂商利润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而含有更多约束条件的同一个最大化问题在通常情况下只能带来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利润（至多是相等）。
修正学派认为，动态地看，环境保护将激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一系列竞争优势。Porter和Linde(1995)提出了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他们认为，如果将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的讨论置于动态的分析框架下，即考虑在环境规制变动下生产技术、产品和生产过程改进的可能性，则严厉的环境规制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环境规制增加了厂商所面临的限制条件，但同时也给予厂商改革的动力。环境保护使企业获得废物利用的额外收益(Porter,Van der Linde,1996)。环境因素的引入可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X—效率(Porter,1991; Altman,1997)；Slater和Angel(2000)认为，采用环保技术可以使企业获得一系列竞争优势，包括创新优势、效率优势、先行优势和整合优势。此外，环境保护可以催生环保企业，即刺激生产污染检测和控制设备产业的发展(Sorsa,1994)。因此，实施环境管制可以获得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收益，即环境管制具有“双赢效应”(win-win effects)。Eliste和Fredriksson(1998)为修正学派提供了实证支持，在他们的模型中，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加将导致污染税和生产补贴的同时增加，以弥补污染企业在新管制标准下增加的支出。结果，由于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变化，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加可能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不降反升。
而折衷的观点认为，也许是因为环境成本提高的速度高于污染降低速度的缘故，环境保护的不利影响很快就能被人们感受和观察到。技术创新和学习效率等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只是一种能降低环境成本的潜在机会(Jaff et al.,1995; Palmer et al.,1995; Walley and Whitehead,1994)。
总之，环境管制措施可能通过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影响该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能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和投资取向。
随着南北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 国家之间资金、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越来越自由。这一进程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方面带来了不同的影响。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南北方看法不一致的理论基点。
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南北分歧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也有较大差异， 因此，在对待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的视角和态度上，双方的分歧自然很大，这就直接导致了各国政府对贸易和环境政策的重点大不相同。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文献专门探讨了南北分歧，南北方在理论与政策上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1.南北方在理论视角上的分歧
(1)北方的视角
在自由贸易和环境关系问题上，北方主要提出“竞相降低标准假说(race to the bottom hypothesis)”、“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和“生态倾销论(eco-dumping)”。
Dua和Esty(1997)指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资本大量涌入环境标准低的南方国家。为了阻止这种资金外流现象，北方会降低各自的环境标准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 出现所谓的“竞相降低标准”。而且，一国严格的环境政策会迫使肮脏产业向环境管制宽松的国家转移，南方会因此成为“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但就多数研究而言，较低的环境标准并不是资金流入的主要诱因，无法激励产业转移。Batabyal(1995)、Levinson(1996)、Eskeland and Harrison(1997)、Tobey(1990)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影响选址决定的其他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因素等更为重要。实际上，利用环境标准上的差异吸引国际资本不是一个长远战略，一方面当地生活质量的退化会导致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要为适应将来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付出高昂的代价。大多数研究认为“竞相降低标准”假说不可能发生。
北方国家认为，由于环境标准不同而造成的产品成本差异使南方国家享受了不公正的成本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认为这种低成本的环境标准构成了“生态倾销”。要求统一各国的环境标准，并要求政府征收“生态倾销税”或给予本国产品补贴。发达国家打着生态保护的旗号要求提高环境标准，背后则隐藏着其追求经济利益的实际目的，即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此，发展中国家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本来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允许发达国家使用单边特殊税，这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而且这种要求显然不符合WTO的基本原则。
(2)南方的视角
如果将廉价的初级产品（或一般所说的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间流动看做是“生态流动”，由于环境成本从进口国转移到出口国，那么更自由的贸易可能促使更多的环境负担从进口国向出口国转移。发展中国家往往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初级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产品，把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发展中国家，结果是改善了本国的环境质量，导致国外环境恶化。一些学者发现美国污染控制计划已经引起美国贸易模式的变化——进口更多污染消除成本高的商品，从而减少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消费(Robinson,1988)。正如Ekins(1997)指出，发达国家对资源密集产品的消费通过进口逐渐被满足。因此，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态流动”造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成本转移”。
2.南北方在贸易环境观上的差异
由于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发展目标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贸易环境价值观。
(1)北方的贸易环境观
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科技方面的优势，极力将环境问题和贸易条约挂钩，把环境问题作为新的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保持其在国际多边环境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基本观点为：第一， 国际贸易应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应减少和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第二，在遵循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出口；第三，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其计算标准为国际标准；第四，为使世界贸易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对企业进行“环境补贴”。
(2)南方的贸易环境观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环境观念针锋相对，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实践中采取了双重标准，一方面设置“绿色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鼓励跨国公司将一些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双重损害，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基本观点为：第一，优先考虑发展。保护环境的确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这一伟大的行动。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贫困，而消除贫困的惟一出路是发展；第二，反对为达到环境标准而采取不分国界的贸易措施，反对用歧视性的、统一的贸易措施规范其行为，极力主张环境措施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和最低贸易限制的基础上；第三，发达国家主张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种不合理要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经济实力不强，无力承担治理环境的费用，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必然削弱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严重影响其出口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本国企业给予一定的“环境补贴”是合情合理的。
3.南北方在资源保护与环境剥削方面的冲突
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环境污染转移，包括污染产业转移和国际废物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技术相对落后，而且对环境标准的执行也不甚严格，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工业化国家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或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不符合发达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和产业被引入到发展中国家，严重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环境。废物贸易是指工业或生活消费废弃物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进行最后的处置或回收。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最近几年各种废弃物的出口量高于1000万吨，其中一半以上出口到了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废弃物非常危险，不仅破坏接收国的环境，还严重危害接收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二是生态掠夺，发达国家依仗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主要是资金和技术的优势）进行生态掠夺，发展中国家靠出口自然资源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使得有些发展中国家过度开发利用其限制性的自然资源，从而超过该国本身的地理承受能力，引起了生态失衡，继续下去将会引起贸易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另外，南北方在环境保护的目标重点上也有分歧。南方认为过分强调环境问题会抑制经济发展，因此， 南方主要关注直接影响生活条件和人口卫生的区域环境问题，如水质量、土壤流失等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②。
4.南北方在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协调上的差异
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处理贸易与环境的政策立场会有所差异。由于国际贸易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不排除某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宽松的环境政策来获得贸易竞争优势或吸引外资。
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优势，故意提高环境标准，增加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或只能出口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污染滞留产品。Whalley(1991)在论述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相互作用时认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使用效率较低的资源转换技术，一美元GNP所使用的资源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应该更多地使用贸易政策，如贸易威胁、贸易壁垒、贸易报复等措施以迫使发展中国家减少对污染的排放。他认为，应把贸易政策作为实现环境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一些环境政策如碳税，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应，对贸易模式和贸易量产生显著影响。他利用一个全球均衡模型，计算碳税的征收即资源价格的变化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石油进口国的经济效应，发现对发达国家有不利影响。因此认为国家间不同的环境管制措施会对贸易政策产生压力，所以不主张用环境政策解决全球环境问题。
5.南北方在国际协调中的冲突
南北方由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的差异，双方在治理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分担上以及在国际环保合作中也存在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而这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
(1)责任分担问题。即对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世界各国是责任分摊，还是由发达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借口“世界只有一个”，强调世界各国对全球环境的恶化应该负共同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认为，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首先，历史上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的疯狂掠夺，造成了那里的自然环境严重恶化，造成了殖民地的贫困落后，并进而使之不得不为发展而暂时牺牲环境利益；其次，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采取了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致使全球环境恶化。发达国家对地球“生存赤字” 、“生态难民”和“生态殖民地”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即使是现在，发达国家也仍然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所言：“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他们对消除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保护全球环境的问题上，南北方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理应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2)在世贸组织中的分歧。南方国家在贸易与环境这一新议题上面临着两难处境。他们起初坚决反对将环境问题纳入WTO谈判，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加入环境因素，环境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并不确定，但世界贸易的环境壁垒肯定会大大增多。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不努力推动谈判达成新的协议，只会助长发达国家滥用这些条款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只有积极参与，争取公平合理的谈判地位，努力在未来的谈判中掌握一定的方向，制订一些维护南方国家利益的新规则。
但是由于南北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WTO规则在协调贸易与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缺陷，在WTO框架下，发展中成员的权益并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例如，对发展中成员给予差别待遇和优惠待遇是WTO处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贸易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远不能实现协议制定者当初的美好愿望。许多发达成员根本不考虑或极少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实际情况，单纯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对进口产品部分国别制定非常严格苛刻的环保标准，而且协议虽然规定了成员有义务向发展中成员提供技术、资金援助，但大多数发达成员缺乏履行承诺的诚意和具体行动。一方面，这类规定多不具有条约的法律约束力，是否履行取决于发达成员自觉与否；另一方面，发达成员在实践中会提出种种借口拒绝履行。结果使发展中成员难以从差别待遇和优惠待遇中得到实质性的帮助。
另外，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均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立法不完善、国内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加上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不足与落后，在国际组织许多事关国家经济利益的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中处于劣势，许多国际标准并不能反映和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
三、南北方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产生分歧的原因
1.传统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的缺陷及南北方国家不同的比较优势
叶汝求(2001)认为，现有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比较利益，而没有考虑广义的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结果是，表面上有关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际上有一方承担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从长远看，很可能大大超过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的外部性会改变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福利效应，如果一味追求比较经济利益，结果很可能是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规模经济导致企业不断合并，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约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和并发性。如在农产品贸易中，虽然规模经济能获得竞争优势，但极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扩散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的确是国内已淘汰、高耗能材料、高污染的产业，然后把清洁的产品出口到母国。所以，如果考虑环境因素，南方国家贸易利得处于明显的劣势。对于污染产生于生产过程的商品，发达国家将这些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和污染滞留型产品。对于污染产生于消费过程的产品，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污染处置费用，把污染废弃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处理，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财政和生活问题，以低价或降低关税进口消费这些污染产品。最终结果是，发达国家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产生的污染都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急剧加重。
2.环境收益与成本的南北不对称
研究贸易的环境效应的模型很多，概括起来，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包括产品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收入）效应和法规效应等。如前所述，南北贸易及其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可能有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这种双重性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互影响，贸易及其自由化对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环境影响是不对称的：在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南方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及其自由化的环境正效应主要发生于北方国家，负效应更多地发生于南方国家，即南方国家接受了更多的环境成本，北方国家接受了更多的环境收益。
产品效应：贸易自由化促使人们对环境危害更少的原料进行生产，产生环境正效应，但对环境有益的产品效应更多地产生于北方国家；自由贸易也促进了有害于生态环境的产品 （如有害废物、危险化学品和濒危物种等）的国际交换，而这些负面环境效应主要发生于南方国家。
结构效应： 由于市场和政策干预失灵更多地发生于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接受大规模的专业化，环境方面更多地表现为负面的结构效应③。但是，南方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是否有比较优势，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论④。
法规效应：贸易自由化在环境方面的法规效应是指贸易政策改变对现存环境政策和标准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法规效应。而在WTO多边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北方国家在制订规则上居于主导地位，南方国家的谈判力量与北方相比处于附属地位。北方国家利用贸易自由化，以其国内的环境政策影响南方国家的环境政策。
规模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假定污染系数和生产结构是一定的，即贸易自由化引起经济规模的扩张，而经济规模的扩张会增加环境污染(Nordstrom and Vaughan,1999)。技术效应则指由于经济规模扩张引起人均收入增加，人们的环境支付意愿增强，促使环境标准的提高和技术水平的进步，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污染系数的改变，对改善环境有正效应。南方国家在环境成本内在化、估价自然生态系统及界定和分配产权上明显落后于北方国家，而且南方国家的收入水平偏低，结果负面的规模效应十分明显，而技术效应多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在北方国家，有限的规模效应被技术效应所抵消。
四、评析和启示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整理，可以看出贸易所引起的环境后果已经对自由贸易有益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尽管当前学术界对贸易所引起的短期环境效应的看法基本一致， 即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但对这种影响的长期后果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在环境管制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方面，现有文献在理论方面和经验研究方面都有所欠缺。显然，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贸易与环境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Ekins等(1994)所说的：“如果世界贸易系统崩溃，那么毫无疑问，更多的灾难和痛苦将会降临，但如果全球环境崩溃，那么结果可能更糟糕。”由此看来，现在需要的政策既不能为了环境而牺牲贸易，更不能为了贸易而牺牲环境。努力使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和谐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变得越来越迫切，与此相关的问题也应该成为继续研究的方向。
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南北双方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又是不平衡的，在这种条件下，南方与北方处于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统一体中，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北方国家的市场，南方国家部分的环境恶化受到南北贸易的影响， 因而南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受到影响。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也离不开南北贸易，相比之下，北方国家经济发展对北方市场的依赖高于对南方国家市场的依赖，而北方国家环境改善可能对南北贸易的依赖更强。这说明南北方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方在贸易与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忽视了南北方的共同利益研究，共同利益才是南北方携手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关键。
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急剧扩张，对外贸易依存度才达到70%。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举世瞩目的环境恶化。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在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南北关系的框架下如何处理好贸易与环境关系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当前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这也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
［收稿日期］2008-05-10
注释：
①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认为贸易与环境关系密切，Perroni and Wigle在国内和全球环境外部性的条件下，建立世界经济的一般数量均衡模型，考察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他们的结论说明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影响很小，而且环境政策福利效应的大小也并没有受贸易政策变化的显著影响。同时，贸易自由化利得的大小和分布受环境政策变化的影响也很小，参见Carlo Perroni; Randall M.Wigle,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How Important Are the Linkag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7,No.3(Aug..1994),pp.551-567。
②Morten BOAS,the Trade-Environment Nexus 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Trade Institutions,New Political Economy,Vol.5,No.3,2000。
③Chichilnisky (1994)认为，由于南方国家不能清晰地界定自然资源的产权，常常将自然资源纳入公共产权制度进行管理，由于存在“公物悲剧”，滥用环境资源。因此，贸易及其自由化恶化了南方国家的环境。参见Graciela,Chichilnisky。"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4,Sep.,1994,PP.851-874。
④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对贸易和地面二氧化碳密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经验研究，提出了与上述情况相反的环境效应，南北贸易将稍微增加北方国家的污染（因资本密集型工业专业化），减少南方国家污染（因劳动密集型工业专业化），总体上减少了世界上的工业污染（因为污染行业更多份额发生在北方国家，而北方国家有更为严格的环境规章和管理）。参见Werner Antweiler; Brian R.Copeland; M.Scott Taylor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4(Sep.2001)，pp.87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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