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与地区政治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亚太论文,经合组织论文,政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官方经济合作机制。各方就其定位有着基 本共识。多年来，APEC的活动也是主要围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发展、实现各成员的共同繁荣等经济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展开的。
然而，APEC的诞生和发展一直与全球和地区政治安全和战略形势息息相关。亚太地区 与北美和欧洲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政治经济板块之一。但与北美和欧洲两个地区相比， 亚太地区的区域内合作和一体化程度最低，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个包容区域内各个主要 力量的泛区域协调机制。APEC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从诞生时的12个成员逐步扩大到 21个成员，几乎包括了除欧洲以外的所有主要力量。虽然其成立和成长有着深刻的经济 动因，但正如欧共体的问世源于结束欧洲大国之间的纷争、避免世界大战的厄运再次降 临欧洲大陆的决心一样，APEC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各方出于地缘战略和政治安 全议程的角度协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合作的需要。长达几十年的冷 战的结束，也为APEC的成立和高速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非经济条件。
至于是否将政治安全问题直接引入APEC框架，在APEC发展的早期曾有过争论。从一开 始，美国关于APEC的作用的设想就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美国国务卿贝克在1991年就公 开声称：美国十分关注“将(APEC框架内的)多边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可能性”。作为 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APEC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东道主，美国将通过APEC推动建 立“亚太共同体”(Asia-Pacific Community，其中Communit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C” 为大写)确立为会议的首要目标。所谓“亚太共同体”，根据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阐 释，就是要将APEC变为一个融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安全、推广民主价值观念为一体的综 合性组织。美国之所以提出这一倡议，有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久拖不决的 情况下寻求出路以及应对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因素，而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倡议得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的赞同。
当时APEC的亚洲成员对此有着不同考虑。第一，从APEC的成员构成而言，经济发展水 平、文化和历史背景、民族、宗教、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 第二，冷战刚刚结束，全球和地区格局正在变化、调整之中，大部分亚洲国家不愿与美 国绑得太紧，不愿意亚太地区的事务完全被美国所主导。第三，APEC合作处于起步阶段 ，从推动APEC合作机制的顺利发展、维护APEC凝聚力出发，主张先易后难，避免因政治 安全问题引发争论。第四，对中国而言，在APEC内讨论政治安全问题涉及台湾、香港等 敏感复杂因素，因而对此也持反对态度。
由于亚洲国家的反对，美国放弃了建立“亚太共同体”的主张，亚太共同体变成了“ 亚太大家庭”(Asia-Pacific community，其中communit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c”为小 写)。将经济合作以外的政治安全等议题正式引入APEC的争论也告一段落。西雅图会议 解决了APEC做什么、不做什么的问题，APEC应该专注经济合作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成为各成员的一个共识。这一共识是APEC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速发展，特别是在贸易 投资领域的合作取得令人瞩目进展的一个重要基石。这些进展确立了APEC作为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的地位，也使其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国际 经济规则的制定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与此同时，APEC在经济合作范畴以外的地缘战略和政治安全领域所发挥的间接作用也 值得关注。在APEC成立的10年中，虽然其本身从未直接讨论过政治安全问题，但是作为 亚太地区惟一一个囊括地区内所有主要各方、领导人和外长定期见面的机制，其意义、 影响和潜在的职能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
首先，APEC为其成员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开展首脑外交提供了重要舞台。一年一度 的领导人会议不仅为APEC经济合作进程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是各成员在 最高层处理相互间的双边关系的便利场所。以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 为例，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使得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实现首次会晤成为可能，打破 了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的坚冰。此后，中美关系受到李登辉“访美”、美国飞机轰炸中 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的巨大冲击，而APEC领导人会议为中美两国国家 元首会晤、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APEC在很大程度上是亚太地区的一 个“稳定器”和“安全阀”，其作用不可替代。
其次，APEC经济合作对维护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有着积极意义。APEC经济合 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其扩展与深入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一进程 。经济繁荣是和平与稳定最牢固的基石之一。而且，随着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共同利 益增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话、交流、合作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必然选择。在开 展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增加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学会并习惯于以对话的 方式协调利益、解决分歧、处理冲突。对于多样性特征明显、缺乏地区合作框架的亚太 地区而言，这种从经济利益相互交融开始的合作尤其重要。
三
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和地区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政治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对经济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一些突发性事件，往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APEC作为 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会晤机制，面对涉及国际和地区整体形势的突发问题，无法 完全回避，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在所难免。同时，中、美、俄、东盟等亚太地区几支重 要力量之间关系的转变，也使得利用APEC这一场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流意见成为可能 。在此情况下，APEC有关成员在1999年、2001年和2002年领导人会议和外交、外贸双部 长会议期间，讨论了当时较为突出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在实践中形成了直接处理地 区突发性重大政治安全问题的三种方式。
(一)1999年处理东帝汶问题——“奥克兰方式”。1999年9月，即APEC奥克兰会议前夕 ，印尼领导人变动引发国内政局动荡，东帝汶局势恶化，APEC各成员高度关注。在美、 加、澳等成员强烈推动下，会议东道主新西兰提出在会议期间以外长非正式会议形式讨 论东帝汶问题，不将其纳入APEC会议正式议题。为避免非主权国家成员参与这一敏感问 题，外长非正式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APEC有关成员外长讨论了东帝汶问题。会后，新西兰外长以会议主席 名义发表口头声明，反映了各方共识。应新西兰方面的邀请，英国外交大臣专程与会。 因此，从性质上讲，此次外长非正式会议是借用APEC会议的机会，在会外举行的一次非 APEC活动。
“奥克兰方式”开创了在APEC会议期间讨论地区政治安全热点问题的先例，这一形式 既避免了敏感问题，又反映了各成员的普遍关切，具有重要意义。
(二)2001年处理反恐问题——“上海方式”。2001年10月APEC上海会议前发生了震惊 世界的九一一事件，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突出问题。上海会议是国际社会 在九一一事件后召开的首次重要国际会议，如何处理反恐问题为APEC各成员和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美国等一些成员强烈希望会议讨论反恐问题并发表声明，其他一些成员虽然 对会议讨论反恐问题存有某些疑虑，但并不完全表示反对。
在此情况下，如何既妥善处理反恐问题，又防止APEC在经济领域的中心议题受到过度 冲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东道主，审时度势，提议在不邀请台湾、香港代 表参加的情况下，以外长早餐会形式讨论反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领导人午餐会形式 进行非正式讨论，得到各方支持。在中方的引导下，会议着重讨论了恐怖主义对全球和 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在经济领域的应对措施，并在《领导人宣言》之外，发表了单独 的《领导人反恐声明》。“上海方式”是“奥克兰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它将经济领域 的反恐问题正式纳入APEC框架，由领导人进行非正式讨论，并单独发表声明。这一模式 仍维持了APEC的基本性质，解决了台港问题，照顾到APEC各成员的关切，确保了上海会 议的顺利举行。上海会议率先就反恐问题表明共同立场并发表声明，推动了国际领域的 反恐合作，扩大了各成员间的共识与合作。
(三)2002年深化反恐合作，处理朝鲜核问题——“洛斯卡沃斯方式”。2002年10月APE C洛斯卡沃斯会议前和会议期间，接连发生突发事件。印尼、菲律宾、俄罗斯等APEC成 员发生恐怖爆炸和人质绑架事件，反恐问题仍是与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此外，美国将朝 鲜秘密开发核武器问题公诸于世，引起各方极大关注。
经各方协商，本次领导人会议就深化APEC反恐合作进行了专门讨论。东道主墨西哥外 长主持召开了外长晚餐会，就朝核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在会下进行磋商(均不包括台、 港)。领导人就反恐合作和朝核问题分别发表了单独声明。
“洛斯卡沃斯方式”基本沿用了“上海方式”，除处理了经济领域的反恐问题外，还 第一次就纯粹的政治安全问题表明了立场。这进一步丰富了APEC处理非经济问题的实践 。
四
综上所述，APEC的性质虽然是一个经济论坛，但是它在经济范畴以外的地缘战略和政 治安全领域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近年来，APEC已经有直接处理政治安全问 题的做法，更值得重视。
从奥克兰方式、上海方式到洛斯卡沃斯方式的形成和沿革来看，APEC直接介入非经济 问题的程度和方式呈渐进式发展的状态。这是国际和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新发展在APEC 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APEC主要成员关系改善、利益交汇点增多及其利用APEC就当前 重大、突出、紧迫问题交换意见的舒适度有所提高的结果，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迄今为 止，APEC涉及政治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均是一些突发事件，这些问题尚未正式列入APEC 议题，仍基本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但是，不能排除APEC将来发展成为一个正式讨论政 治安全问题的机制的可能。
无论出现何种情况，我国均应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从容应对。只要我们应对得当， 就能在APEC这一多边外交舞台上把握机遇，维护我国的政治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