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力在外语教育中的研究与展望
秦丙露 天津外国语大学
摘要： 文化智力是个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运作的能力，是智力与跨文化的结合，本文对文化智力的概念、理论框架、量表和前因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但是文化智力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停留在外派人员和留学生上，外语专业作为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的重要摇篮之一，肩负着培养具有较强的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外派人员的使命。本文结合外语教学中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要求，对文化智力在外语教育中的研究与应用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 文化智力；多元智力；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
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些外派人员的工作绩效更高呢？基于这一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Earey和Ang在2003年从智力的角度出发在《Cultural Intelligence：Individual Interactions Across Cultures》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智力这一概念，指出不同文化智力水平的个体在收集、处理新文化的信息、作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方面是有差异的[1]。文化智力是个体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效运作的能力。
文化智力与多元智力
文化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理论在某些方面有相似性。美国学者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智力(intelligence)是在某种社会或文化环境或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对于个体而言，每个人都至少具备七种能力，分别是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音乐智力、人际关系智力和内省智力(后来又将自然智力列入多元智力理论内)[2]。从多元智力的角度看，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发觉各自的大脑资源，个体与个体之间不存在单纯的某种智力和达到目标的唯一方法，为达到目的所发挥的各种个人才智才是真正的智力，正是这种不同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语言智力反映的是个体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而从文化智力的性质出发，它反映的是个体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智力的高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是否也可以把文化智力理解为个体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天赋”？
由表4可知，2012～2016年间该院患者住院费用总结构变动度为12.36%，年均结构变动度为3.09%。将该时间范围内的住院费用相关数据分为4个区间后进行统计分析可发现，其中2015～2016年的费用结构变动度为9.23%，较其他年份剧烈且明显高于年均结构变动度。
理论框架与量表
关于文化智力的概念与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2006年D.C托马斯 对文化智力给 出的 定 义 是“文化智力是由文化背景知识、新文化情境的敏感性及有效应对技能所组成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或潜能”[3]。彼德森在2004年对文化智力也提出自己的理论，认为文化智力是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为了改善新环境中的沟通状态，与不同国家的客户、合作伙伴及同事保持良好的商业关系的能力[4]。这三位学者提出的文化智力理论的共同之处都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有效运作的能力，但是Soon的文化智力理论更强调个体对于跨文化的认知能力，这与“智力”概念更好的契合，因此她的理论更多地被后来的学者所采纳。
2007年Soon基于斯腾伯格1986年的智力理论，以智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文献为根据，根据Shaffer在2006年对跨文化效力模型的框架编制出了文化智力的四维度量表，分别是元认知性文化智力、认知性文化智力、动机性文化智力、行为性文化智力，量表采用7点计分法，共20项，总分越高代表文化智力水平越高[5]。
元认知性文化智力反映的是个体的大脑获取以及理解跨文化知识的过程。与之相关的能力包括计划、监督以及修正对某个国家或群体文化规范的思维模式。拥有高元认知性文化的个体在跨文化交际前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能主动意识到他人的文化偏好，并且在跨文化交际情景中或者交际情景后，对原有的文化假设模式提出质疑与修正。
不同学者在对外派人员的个人工作绩效、团队协作绩效、跨文化适应等方面做了大量实证研究。文化智力是从组织文化适应力的角度出发，强调了跨文化背景下智力的个体差异性及其可发展性。
3) React Native的机制能实现与Native APP的集成和代码混编，为集成历史组件和应对性能需求提供实现方式；
如表2所示，2016年，在长株潭三地创新资源分布上，三地创客空间数量比例与之并不匹配：在部属和省属高校数量上，株洲与长沙和湘潭相比差距极其明显；在科研院所数量上，长沙对株洲和湘潭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在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数量上，创客空间数量在三地分布上与之接近，但是在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数量上，长沙比较株洲和湘潭的优势十分显著；在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上，长沙优势同样十分突出。由此可见，三座城市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较为明显。
既然文化智力可以通过后天改善，那研究文化智力的前因变量就非常有意义。哥伦比亚大学的克里斯蒂娜研究了557名哥伦比亚国际商学院的留学生的文化智力，并对影响文化智力的教育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异国语言掌握水平(外语水平)、多元文化团队氛围、课程以及课外活动参与度均能促进提高个体的文化智力[7]。我国的学者付佳对年龄、性别、语言水平、跨文化经历等变量进行了分层回归，发现异国语言掌握水平和跨文化经历对文化智力的多个维度都有显著影响[8]。高梦琪、马玉梅研究了67名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的前因变量，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各维度(元认知、认知、动机、行为)分别与留学生的跨文化经历、来华时间以及对中国(目的国)的了解程度具有显著性差异[9]。其他外部因素诸如跨文化交际课程、跨文化培训等是否对文化智力有影响，在哪些维度上有影响的仍然缺乏实证性研究来证实。
大量对外派人员以及留学生的文化智力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一个人文化智力的高低不是恒定不变的。个体的文化智力在开始形成时受到自身所处的国家文化、组织文化的影响。随着一定的激励、平衡和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智力是可以得到提高的。换言之，通过后天的培训、情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努力，文化智力可以成为一种能够不断得到改进的后天优势[6]。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任何制度的发生和变迁都是制度逻辑延伸的产物，而制度逻辑指的是一种“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实践、假设、价值、信念，以及规则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组织时间和空间以及为他们的社会现实赋予意义”［11］。从中可以看出，制度逻辑主要指的是“制度何以为制度”的一种逻辑，其本身带有一定的客观性，是客观性见诸于主观性的一种制度属性。
认知性文化智力集中于更高层次的认知过程。认知性文化智力反应的是个体从教育或者个人经历中反映出的对不同文化的规范、实践以及惯例的理解。包括对不同文化以及亚文化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了解。具有高元认知性文化智力的个体能理解文化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文化智力量表的编制为量化文化智力水平提供了可能。此后，该量表在研究外派人员的工作绩效、跨文化适应、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文化智力的前因变量(影响因素)
行为性文化智力反应的是个体在应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时，灵活使用语言与非语言的行为。具有高行为性文化智力的个体能根据自身的语言与非语言能力基于场景的不同进行灵活切换，比如表现出与文化场景相适应的语言、语调、手势以及面部表情。
动机性文化智力反映的是在以文化差异为特征的情境下，驱动个体关注、学习以及有效运作的能力。具有高动机性文化智力的个体能够基于内在的兴趣与对自身跨文化效能的自信积极地应对跨文化交际场景。
整体而言，目前对于文化智力前因变量的实证性研究仍然很少，并且研究对象多停留在对留学生样本上，但是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群体本身就带有各个国家本身的文化特征，对于新奇事物以及新环境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对留学生群体文化智力前因变量的研究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群体。例如研究中国外语类大学生的文化智力水平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文化智力与外语教育
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加深，具有较强专业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大学英语指南》均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作为重要的教育和教学目标。外语专业学生是潜在的参与跨文化交际最主要的群体，大部分的外语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要进入跨文化交际领域，所以语言学习本身并不能满足当前的外语人才缺口，在学校习得的语言还要能在具体的跨文化情景下合理地运用，也就是个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型糖尿病（T2DM）是一种临床常见的代谢紊乱疾病，其主要特征为慢性高血糖以及高血糖致使的多器官损害并发症。T2DM的特征性病理生理损害为胰岛B细胞功能失调以及机体的胰岛素抵抗（IR）。T2DM引起的最常见的病理改变包括糖尿病神经病变以及糖尿病血管病变，这两种病变成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基础。
文化智力是智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结合，作为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新概念，大量的文献证实了文化智力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对文化智力的研究应该放在不同群体的互动与交流的大背景中，而不仅仅局限在商业或是经济领域，作为外派人员储备的外语专业类大学生也应该是文化智力研究的重要群体之一。
目前对文化智力的研究，尤其是在外语教育界的应用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并且鲜有实证性研究来探究我国外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智力水平以及影响我国外语类专业学生文化智力的因素。探究影响个体文化智力的因素不仅仅有利于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以及工作绩效，更能为培养和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文化智力提供新的思路，对外语专业学生提高自身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Earley PC&Soon Ang.Cultural Intelligence :Individual Interactions Across Cultures [M].Stand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Howard Gardner.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美]霍华德，加德纳著，沈致隆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3]Thomas, D.C.(2006).Doma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 Importance of Mindfullness .Group&Organization Management，31，78-99.
[4]Peterson.B(2004).Cultural Intelligence :A Guide to Working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ultures.Yarmouth , ME: Intercultural Press.
[5]Soon Ang.Cultural Intelligence :Its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on Cultu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7，3：3 335-371.
[6]洪媛媛，唐宁玉.培育跨文化管理人员的文化智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
[7]Cristina Robledo-Ardila.Education-Related Factors in Cultur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 Colombian Study .Journal of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2016，27(1)；41.
[8]付佳.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及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8.
[9]高梦琦，马玉梅.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06).
作者简介： 秦丙露(1994.3-)，女，汉族，河北沧州人，在读研究生，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