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与教化：朱元璋社会治理研究
刘 涛
［关键词］ 礼治；教化；朱元璋；社会治理
自古以来，礼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礼治以其独特的教化功能，在规范社会体系、维护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特别重视礼治教化的作用。申明礼治、宣扬教化是其推行宽仁之政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学界，围绕朱元璋礼治思想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对其在社会治理与教化中的实践成效挖掘不足。①因此，很有必要对其礼治教化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不仅对了解朱元璋其人，而且对总结明王朝的治政经验，亦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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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元璋的礼治与教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是“礼”，“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指导思想，包括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节仪式等三方面内涵。“礼文化”是形成“礼治”思想的基础，而要建立“礼治”社会，必须建立一种礼文化秩序。《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1］（P1985）在朱元璋看来，“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2］（卷八十，洪武六年三月甲辰条，P1449），“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2］（卷七十三，洪武五年三月辛亥条，P1337）。“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2］（卷十四，甲辰年四月壬戌条，P194）朱元璋认为只有明定礼治，才能确定等级名分，使臣民恪守己分，保有天下太平。在阐述“仁政”主张时，朱元璋认为“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3］（P528）。可见，教化是使民知礼义，是养民务本的重要措施。朱元璋十分推崇教化的实施，对他而言“移风善俗，礼之为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3］（P469）。在朱元璋看来，“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2］（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丑条，P2386）。所谓“敬天”，“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即真正做到恤民、爱民。［3］（P423）所谓“忠君”，即“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2］（卷一百七十七，洪武十九年四月癸丑条，P2689），“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4］（P263）。所谓“孝亲”，即孝敬父母，但又“非止一端”，诸如“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处端庄”、“莅官以敬”、“战阵勇敢”、“不犯国法”、“不损肌肤”等都被朱元璋视为孝子之行。［4］（P267-268）朱元璋不断向臣民灌输“孝亲”思想，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孝”文化作为儒家传统道德，成为朱元璋规范百姓行为，稳定社会秩序，构建礼治社会的重要举措。
在儒家礼乐文明中，“德”是核心。朱元璋亦认为：“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3］（P526）因此，在选任官员时，朱元璋主张以德为先，“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卷七十九，洪武六年二月乙未条，P1443）。在朱元璋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中，以民为本是核心，礼治教化是重点，官德建设是关键。“设官为民，非以病民”是朱元璋要求的官员从政道德原则。他认为：“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3］（P470）因此，朱元璋把官员是否有德作为国家是否善治的基础。在他的思想认识中，官德的内涵，包括忠君孝亲、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慎独节俭等几个方面。朱元璋认为要达到百姓教化，最重要的手段是官员以身为教，“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2］（卷二百三十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条，P3392）。所以，他经常教谕官员要以身为教教化百姓，而不是流于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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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曩古之时“民淳俗厚，罔罹刑宪”，“海宇宁谧，民乐雍熙”的治世局面，非常歆羡。为了扭转元末明初社会秩序混乱，风俗流于僭侈的现实，他把制礼立法作为先务，其中礼治的申明和教化的推行，是其认为更重要的首务。正如其言：“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3］（P460）因此，他认为应先以五教安民，对不遵五教者，再施之以五刑，所谓“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兴，无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斯教者，父子不亲，君臣不义，夫妇无别，长幼不序，朋友不信，强必凌弱，众必暴寡，鳏寡孤独、笃废残疾，何有之有焉？既不能有，其有命何存焉？凡有此者，五刑必加焉。五刑既示，奸顽敛迹，鳏寡、孤独、笃废、残疾、力弱、富豪，安其安，有其有，无有敢犯者，养民之道斯矣”［4］（P222）。朱元璋以五刑弼五教， 不断强化法律在社会教化中的作用。“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2］（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P3647），成为他礼法之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为了构建礼治祥和的社会，朱元璋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进行社会治理实践。这些治理实践，涵盖法治建设、学校教育、民间教化、乡里祭祀等多个方面。
二、朱元璋礼治教化思想下的社会治理实践
为了重现三代之治，朱元璋提出了“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2］（卷二百三十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条，P3479）的治国目标。立国不久，“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宿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定拟祀典”、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所著礼书可考者，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等十余部。［5］（卷四十七《礼志一》，P1223）朱元璋的礼治教化思想及相关措施的推行，体现了其以礼治国、以礼化民的治国方略，也体现了冀望以礼治来规范社会秩序的决心。
（一）以礼入法，加强法治建设
礼法之治，是朱元璋治国安民的重要特征。朱元璋认为“盖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3］（P63）。礼法的这种表里关系，要求礼与法必须相辅而行。
“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3］（P415）学校教化，是进行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因此，朱元璋立国后，把兴学校作为“最急务”，除了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学外，在地方则普建府州县学和社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学校教育体系。
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治理，重拾古代的礼乐之制，朱元璋法古为治，倡兴乡饮酒礼，再现木铎金声，并创置申明、旌善二亭以劝善惩恶。
第二，颁行《大诰》。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治理，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又连续颁行了三编《大诰》。在三编《大诰》中，他重典治吏、明刑弼教，把礼治教化贯穿其中。在颁行《御制大诰》时，朱元璋以“中外臣民，涤元之俗，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效成周，‘乃洪《大诰》治’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后来，又“虑《诰》条所载未能尽天下之情”于是又“续为一编以申其意，使民观感，知所劝惩。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故又作三编《大诰》，其意切至，而辞益加详焉”［2］（卷一百七十九，洪武十九年十二月癸巳条，P2715）。可见，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用意之一就在于强化对全体臣民的教化和治理，“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2］（卷一百八十二，洪武二十年六月甲戌条，P2753）。为了使《大诰》“家传人诵”、“大播寰中”，朱元璋凭借强大的君主权力，运用强制的手段，大力推行三编《大诰》的实施。他不仅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4］（P252）；还把它颁赐给天下各级学校，列为必修课程。要求“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2］（卷二百一十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己亥条，P3159）。在他看来，“民间子弟七八岁者或十二岁者，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诰》，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之避凶趋吉，日后皆成贤人君子，为良善之民，免贻父母忧虑，亦且不犯刑宪，永保身家”［6］（卷九《教民榜文》，P357-358）。在朱元璋的极力政策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讲读《大诰》的热潮。洪武三十年五月，“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2］（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己卯条，P3652）。时人谢应芳以诗歌的形式描述了当时学习《大诰》的场景：“千里长江万斛船，飞刍挽粟上青天。田家岁挽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编。”［7］（卷十七，P449）可见，《大诰》在当时的传诵可谓盛极一时。
第三，颁布《教民榜文》。明立国之初，由于法律系统尚不完备，在实际运用中“以榜文为主、律为辅”，颁行榜文成为朱元璋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如洪武三年二月，朱元璋基于“元富室多武断凌民”的情况，“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谕数千言刻布之，曰《教民榜》。”［8］（卷四，P408）三十一年，又颁布《教民榜文》，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法令，其内容涉及乡里社会的教化、司法、治安、赋税、兴学等。为了推行基层教化，朱元璋大量选用“年高德劭”的老人参与乡政，掌理乡村事务。在洪武中期，朱元璋“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里置一人，谓之耆宿②，俾质正里中是非，岁久更代”［2］（卷一百九十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壬子条，P2894）。二十七年，又在“耆宿”制度基础上，改进创建了“里老”制度。“里老”制度，其名称虽不同于“耆宿”制度，但实质是基本相似的。对朱元璋来说，颁行《教民榜文》的目的，一方面是规范“里老”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其行为管理；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发挥“里老”调解词讼、劝导民俗的作用。“里老”作为朝廷在基层社会的代表，执掌乡里教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以礼教民，普及学校教育
第一，修订《大明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2］（卷十五，甲辰年十二月丁巳条，P211）。并认为“制刑之道，圣王所以发至仁，辅礼教也”。所谓“司刑者制百姓于刑中，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致彝伦之攸叙，而仁惠布流，至圣之道行焉”［2］（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辛丑条，P2389）。从这点可以看出，朱元璋立法用刑的目的是辅礼教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等级礼治社会。他在位期间，多次修订《大明律》，其中吴元年律，洪武七年律、九年律、二十二年律和三十年律，是这几次修订的结晶。《明史》载道：“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5］（卷九十三《刑法志一》，P2284）这一记载基本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在初修《大明律》时，朱元璋为了使民“尽知法意”，能知法守法，不“误罹于法”，特“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5］（卷九十三《刑法志一》，P2280）。以《律令直解》训释法律，将大明律令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颁之全国各地，加强了法律宣传，提高了民众的认知能力。
第一，府州县学。朱元璋认为“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加之，长时间的战争使得学校多遭兵燹，“庙学大坏”。因此，立国之后，便急于兴立学校，“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3］（P440）于是，洪武二年诏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延师儒，招生徒，讲道论德”，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从而建立完备的地方学校体系。各级学校的设置，突出反映了朱元璋以学校促教化的目的。朱元璋要求生员在校学习期间“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5］（卷六十九《选举志一》，P1686）。此外，还颁布了很多学规以加强生员管理。洪武三年定“学校射仪”；六年定“一应文字，只用散文”；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并“镌勒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永为遵守”。二十四年，又令“生员熟读《大诰》律令”；二十五年，又定“礼、射、书、数之法”，规定生员要熟读“经史、律诰、礼仪等书”，要习乡射之礼、精通九章之法。［9］（卷七十八《礼部三十六·学校》，P452-453）学校还会定期举行“养老之礼”、“乡饮酒礼”、“视学之礼”等，以此来熏陶士子，推行孝道、教育生员。府州县学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化风俗的作用，出现了“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5］（卷六十九《选举志一》，P1686）的景象。
第二，民间社学。社学教育是明代学校教育的最基础部分。社学以百姓子弟为教化对象，更能体现学校的教化意义。正如朱元璋所言：“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2］（卷九十六，洪武八年正月丁亥条，P1655）洪武八年，朱元璋命在全国各地普建社学。对于他来说：“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4］（P229）但是，在社学建设中，存在官吏渎职与营私舞弊的问题。对此，朱元璋十分痛恨，并于十三年“停罢”社学。可是，鉴于社学对于基层教化的重要意义，十六年，朱元璋又“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以确保社学的顺利发展，并严选师儒，规定“有过之人不许为师”。洪武二十六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对能诵者选送赴京，相应给赏。［9］（卷七十八《礼部三十六·学校》，P455）社学在建立过程中，虽遇到种种问题，但其“敦风俗，行教化”的功能在有明一代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对普及乡村教育、教化基层民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以礼化民，推行民间教化
(3)摆花与建筑的文化意蕴不尽一致。园林建筑常使用植物题材来传达其文化方面的意蕴，但作为建筑室内陈设的摆花在这方面的呼应则略显不足。厅堂的摆花主题与建筑的文化主题关联性考虑尚有缺欠。
第一，乡饮酒礼。乡饮酒礼自周代至于明代，历代相沿，其礼不废。但在元代，由于统治者不重视，“乡饮不行久矣”，只在民间社会存有少量遗风。［10］（P208）洪武五年，朱元璋重定乡饮酒礼条式，颁行天下，“命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于学校，民间里社亦行之”。为了进一步规范行礼程式，十六年又颁行《乡饮酒礼图式》，要求“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之”［5］（卷五十六《礼志十》，P1419）。《乡饮酒礼图式》确定了乡饮中主席、僚属、宾僎、宾众等的座次顺序，体现了尊卑等级观念。在举行乡饮酒礼时，一人扬觯行酒，教导百姓道：“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一人则读《大明律》，有过之人则“赴正席立听”。十八年，《大诰》颁行后，又唱读《大诰》，有过之人则“列于外坐”，不许紊乱“善良之席”。二十二年，又重定《乡饮酒礼图式》，规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内”。要求坐席之时“务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恶不许混淆”。［9］（卷七十九《礼部三十七·乡饮酒礼》，P456）乡饮酒礼借助有齿德、有实力之人调控基层社会，通过“彰善瘅恶”来教化基层民众，起到了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目的。
表2给出了本文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变量名称前的“ln”表示相应变量的自然对数。从lnlaprodu即劳动生产率的统计特征来看，均值、中位数以及众数均较为接近，标准差为1.193，说明样本间的差异性并不十分明显。解释变量treat按照2004年样本企业的人均工资从小到大排序后取十分位(6514)作为临界值计算得到，如果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小于该临界值，就认为该企业受到了最低工资规定的影响，此时treat等于1，反之等于0。按照十分位作为临界值，总共有7788家企业的treat值等于1。
第二，申明亭、旌善亭制度。朱元璋依据儒家乡里教化思想创置申明亭和旌善亭，是其社会教化系统的重要内容。洪武五年二月，朱元璋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规定“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申明亭设置的目的是申明法令、彰善抑恶。［2］（卷七十二，洪武五年二月丁未条，P1332）十六年③，又设旌善亭，以表彰善行，推行儒家道德教化。在地方上，申明亭和旌善亭多设于府州县治的东西两侧，左右并立。其标准建筑样式是：申明亭“厅屋一间，中虚四柱，环堵，前启门，左右闼，于前扁‘申明亭’三字，中揭板榜，遇邑人有犯法受罪者，则书犯由罪名以警众”；旌善亭，“基址视申明亭稍高三等，在申明亭之左前，扁‘旌善亭’三字，中揭板榜，凡邑人有善则书以为劝”。［11］（卷上《公署》）为了保护申明亭舍，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下诏道：凡“私毁亭舍，除所悬法令及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2］（卷一百四十七，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条，P2303）。三十年颁行的《大明律》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2］（卷二十六《刑律·杂犯·拆毁申明亭》，P201）。三十一年颁布的《教民榜文》规定“凡老人里甲剖决民讼，许于各里申明亭议决”［6］（卷九《教民榜文》，P353）。申明亭和旌善亭的教化方式，贴近百姓生活，对预防犯罪、表彰善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木铎之制。为进一步加强民间教化，使教化深入乡村里巷，洪武三十年九月颁行木铎之制，规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2］（卷二百五十五，洪武三十年九月辛亥条，P3677）此六言被后人称为“圣谕六言”或“教民六条”。其实，以木铎来宣扬教化，本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传统，源于夏商，盛于春秋。《尚书·正义》中就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记载，其中的“遒人”是传政令于民间的宣令官。朱元璋为了重构其理想的社会，达教化于乡村，加以损益，以里老人代替“遒人”宣令官之责，使木铎宣教之声响彻乡村里巷。三十一年颁布的《教民榜文》中，又重申“木铎宣讲圣谕六言”。“圣谕六言”遂通过木铎、乡约、家训、族谱、书院、小说等形式，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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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礼于俗，改进民风民俗
第二，强化了社会治理，稳定了社会秩序。关于明初的社会情况，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道：“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给人足，乐于为农。”［16］（卷十三《史九》，P111-112）清人朱彝尊《明诗综》亦收录了一则反映当时社会民生的诗歌：“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17］（卷一百《南丰歌》，P928）这些记载反映了明初比较安定的社会场景。除了社会逐渐安定外，明初还基本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表现在民间服饰方面，就是形式单一、色彩素淡，人们少有违僭。张瀚《松窗梦语》载：“明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18］（卷七《风俗纪》，P140）万历《新昌县志》载：“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19］（卷四《风俗志）表现在饮食居住方面，就是拘礼近朴，不敢恃富犯分。饮食时，“燕会八簋，四人合坐为一席，折简不盈幅”；居住时，“三间五架，制甚狭小”。［20］（卷四《风俗记》）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透析，基本可以窥探明初民众的普遍状态及社会的一般形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朱元璋冀望的“贵贱之别，望而知之”［21］（卷八《冠服》，P175）的社会秩序。
第一，祭厉之礼。一般而言，列入祭祀者有山川、城隍、社稷、圣帝明王、忠臣烈士，以及“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2］（卷三十五，洪武元年十月丙子条，P632）。但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却将厉鬼祭祀纳入国家祀典，加强对民间祭祀的控制。洪武三年，制定祭厉之礼，“在京都有泰厉之祭，在王国有国厉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厉之祭，在各县有邑厉之祭，在一里有乡厉之祭”。要求“凡府州县，每岁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无祀鬼神。其坛设于城北郊间，府州名郡厉、县名邑厉，祭物，牲用羊三、豕三、饭米三石、香烛酒纸随用”。［9］（卷九十四《礼部五十二·群祀四》，P535）其中，乡厉祭祀，是与普通百姓联系最密切的祭祀仪式，规定：“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专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9］（卷九十四《礼部五十二·群祀四》，P536）通过祭厉之礼，将国家意志灌输到民间信仰习俗中，将其活动控制在官方推行的道德规范之内，充分体现了朱元璋“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借助人们对“厉”的恐惧心理及鬼神“洞察”一切善恶的功能，震慑臣民，劝善惩恶，从而规范人们的伦理行为。
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产品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规范的软件体系，虽然有大大小小数百家软件供应商，但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供应商关注的焦点在于产品的包装与销售，不了解人力资源软件的真正价值，也不了解企业的真正需要，也就无法提供真正适合企业需求的产品，更谈不上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升级及售后服务。还有很多软件供应商只是提供传统的人事管理软件，并未涉及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领域。
第二，里社祭祀。洪武十四年定里甲制度，“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为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5］（卷七十七《食货志一》，P1878）。在一里之中，又定里社祭祀制度，规定：“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通过里社祭祀，来祭祀土、谷之神，祈祷风调雨顺、五福丰登，寄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祭祀时，一人唱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9］（卷九十四《礼部五十二·群祀四》，P536）这种祭祀习俗，使乡里之间营造一种互帮互助、遵守礼法的良好社会秩序，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
由于水上旅游者处于特殊的空间位置，与陆上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不同，涉及到更多地安全防范，构建安全解说系统显得十分重要。如河道边要安置“禁止游泳”的安全牌示，在旅游活动开始前应该对游客进行安全防范教育。
三、朱元璋礼治教化思想的社会治理效果
朱元璋的礼治教化思想借助强大的中央威势，在地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不仅重新确立了传统道德理念，而且基本扭转了元末以来社会风气，对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元代遗风的影响、措施的过激和可行性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积极方面
明初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治教化体系。这套体系在明初得到一定程度的执行，发挥了申明礼治和宣扬教化的作用。
夜空里布满了许多耀眼的星星，清脆的爆炸声将光点变成漫天盛开的礼花，天空都被这烟火照得通明。夜色中的矮屋像被路灯照射的塔楼，沉闷的小区变成欢腾鼓舞的闹市，门外聚了一群人，连声拍手喝彩。随烟火在空中化作千百道火光，纵横散乱。我们坐上大人的车，吵着嚷着赶回去了。助动车、摩托车就像两条鲨鱼在海里潜游，连后方骑车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跑车比赛。
第一，敦厚了民风民俗，整饬了社会风气。明初的社会风气有所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的不良之风。以社会风尚为例，明初形成了醇厚简朴、拘谨守成的风俗。弘治《偃师县志》载：“国朝治化隆盛，习俗醇厚，故为士大夫者读诗书，为农商者重耕货，三代之美复见于今日矣。”［13］（卷一《风俗》）嘉靖《建阳县志》载：“国初俗醇质茂，都人士所自好，后进遇长者逡巡退让，不敢以贤智自多。知耻少干渴，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民俗醇厚，宗族比闾之间，由由于于，患难相维持，缓急相依赖，居然古朴之风。”［14］（卷一《风俗》）明人祝允明《野记》亦记载当时的社会情景道：“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15］（卷三十二《野记二》，P522）这些记载虽有溢美之词，但基本反映了明初古朴敦厚的社会风气。时人王炜对朱元璋既兼君师之任，又尽治教之责给予了肯定评价：“自古帝王皆兼君师之任，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不知为教。今陛下训谕之，不啻严师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诚所谓兼治教之道。”［3］（P468）
为了改变民风民俗，朱元璋又通过厘正祀典、禁止淫祀等手段来移风易俗。祭祀作为一种教化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启迪教化的重要手段。
（二）消极方面
朱元璋的礼治教化与社会治理政策带有浓厚的专制和强制色彩，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2011年，与流域各省（自治区）联手启动省界水质断面全覆盖调查性监测工作，采取“直测、共建共管、委托监测”等措施，省界断面覆盖率由45.3%上升至100%。
第一，由于受到元代遗风的影响和抵制，很多政策推行并不顺畅，社会中仍存在很多僭礼败度的行为。以冠婚丧祭四家礼为例：冠礼虽已诏定，但“自品官而降，鲜有能行之者，载之礼官，备故事而已”［5］（卷五十四《礼志八》，P1385）。婚礼虽已颁行，但仍存在不务俭，而“专论聘财”［5］（卷五十五《礼志九》，P1401）的情形。丧礼虽已拟定，但仍存在举丧之时“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的情形［22］（卷二《政事》，P48），而元代遗留的水葬、火葬之俗也是禁而不绝［23］（卷六《人部二》，P116）。祭礼虽已规制，但仍有违背礼制祭祀者。洪武十三年，溧水县在祭祀社稷时，违背祭祀时所用祭物，“以牛醢代鹿醢”［5］（卷四十九《礼志三》，P1268）。以日常习俗为例：明初虽然严禁穿胡服、说胡语、习胡俗，但根据明人何孟春的说法，明人崇尚“胡风”的现象一直到明朝建立以后，还延续了百余年。④可见，由于元代近百年的统治，一些元风习俗已在人们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去除的。“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4］（P322）诸如此类的违礼越分行为在明初社会中仍时有多见。
第二，带有急迫性、强制性，甚至过激性特点，不可避免产生了很多问题。朱元璋的礼治教化在推行中还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问题，例如对淫祠的禁毁，淫祠关注实际生活，迎合百姓需要，给下层民众以精神寄托，所以其在民间社会仍有广袤的生存土壤，地方官对此也多有纵容。又如乡官、里老人、里长等组成的乡村自治，也存在职责重复，易造成权力膨胀，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甚至是，国家一再表彰的孝行在实行中也存在士民行孝过激有伤伦理的行为，如“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24］（卷五，P91）。可以说，朱元璋的礼治教化实践，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其存在的问题亦不少。
总之，朱元璋所推行的礼治教化，在短期内确实对改善民风、敦厚民俗，加强社会治理起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其推行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和主观化，甚至是带有一定的急迫性和强制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及隐患。以至于，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奢靡之风盛行，加之政治腐败、纲纪松弛的社会现实，这种依靠严刑峻法维系的世风也日益告终，“醇厚简朴”的社会风俗也被“越礼逾制”、“趋新慕异”所替代。
注释：
①学者们围绕朱元璋礼治思想进行了一定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参见：郭培贵《朱元璋的兴学重教及其历史地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制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毛佩琦《明教化厚风俗——朱元璋推行教化的几个特点》（《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展龙《论朱元璋的教化思想及实践》（《教育与考试》2011年第2期）。
②根据目前史料的记载，还无法断定“耆宿制”始于何时，但是从材料中“里置一人”，可以断定“耆宿制”设置的时间至少应该在洪武十四年里甲制建立之后。
③旌善亭的设置时间在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张佳《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明代前期基层教化系统中的申明亭和旌善亭》（《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一文通过查阅大量地方志记载，认为旌善亭应创于洪武十六年。笔者通过核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亦同意这一说法。
④（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载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一四八，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用明万历刊本景印。另外，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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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嘉靖）建阳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15］（明）邓士龙.国朝典故［M］.许大龄,王天有,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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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嘉靖）江阴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
［21］（清）叶梦珠.阅世编［M］.来新夏,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2］（明）焦竑.玉堂丛语［M］.顾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23］（明）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4］（明）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非常重视礼治的申明与重建。为了加强社会治理，朱元璋明礼重法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整饬社会秩序。朱元璋的礼治教化观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包含法治建设、学校教育、民间教化及乡里祭祀等各个方面，体系严密，结构完整。朱元璋的礼治教化思想及其实践措施的推行，体现了以礼治国、以礼化民的治国方略。但是，这些措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伴有急迫性、强制性，甚至过激性特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
［中图分类号］ K2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7－013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告示榜文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8BZS064）
刘 涛，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山东滨州 256600）
【责任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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