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半岛论文,大藏经论文,汉文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6-0035-13
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同属一个文化圈，友好往来史不绝书。图书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古就是双方交流的重要内容。南朝梁“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①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每年都向唐朝派出大批留学生，并向唐朝求赐汉籍。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新罗真德女王二年），新罗真德女王“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② 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神文王六年），新罗神文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③。唐朝是中国佛教文化兴盛的年代，新罗赴唐求法的僧人与日俱增，他们有的长期居住在中国，翻译和注释佛经；有的则学成回国，利用从唐朝带回的佛教经典，在新罗传播佛教。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唐长安元年至四年（701-704年）洛阳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④，成为了汉籍流入朝鲜半岛的活的传世见证。宋元时期，中国大地饱受战乱之苦，但科学文化事业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是雕版印刷术使书籍脱离了人工手抄方式，而得以批量印刷，这是图书出版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出版印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汉文典籍大规模地流入朝鲜半岛提供了必然条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图书出版交流不仅频繁进行，广泛开展，而且不止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双向的互传。其中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交流、也是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
“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佛教名词，梵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原词。在中国，人们起初用“众经”、“一切经”、“经藏”、“藏经”等词来称呼所传承的佛教典籍，《魏书》载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兄冯熙写16部一切经，这一记载已得到敦煌文书的证实⑤。唐代才出现“大藏经”一词⑥。出现之初，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人们并没有仔细研究它的定义。近代以来，对大藏经有了各种不同的定义，文繁不引，这里只复述方广錩为汉文大藏经所下的定义：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⑦
本文选择10—14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包括宋辽金元王朝（960—1368），区域时段内的西夏因为内容上没有涉及，就不再提了；“朝鲜半岛”则纯粹是一个基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区域概念，指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国界河的鸭绿江、图们江以东以南的地区，亦即今天朝鲜与韩国两国的统治区，在本文研究的时段为高丽王朝（918—1392）⑧。此时期刻本大藏经已经问世⑨。本文探讨的是刻本汉文大藏经的交流，对于写本汉文大藏经，除非必要，原则上不涉及。
学术界对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走向深入和细化，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在出版交流方面，特别是具体到从汉文大藏经出发，讨论的问题中涉及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出版交流的，则只有陈景富、黄有福、杨渭生、王巍、杨晓春、李富华⑩ 等几位学者，研究有待深入。
一、汉文大藏经在朝鲜半岛的流布
1.《开宝藏》第一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成宗八年（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宋太宗端拱二年，高丽“遣使来贡，诏其使选官侍郎韩蔺卿、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并授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11)。这是雕版大藏经传入高丽的最早记载，距《开宝藏》初雕本开始刷印流通的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仅只6年。此时传入高丽的只能是《开宝藏》的初雕本。
2.《开宝藏》第二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成宗十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高丽成宗［庚寅］九年“十二月，遣兵官侍郎韩彦恭如宋谢恩”，因宋太宗赐大藏经之事。［辛卯］十年“夏四月庚寅，韩彦恭还自宋，献《大藏经》。王迎入内殿，邀僧开读，下教赦。”“冬十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如宋谢赐经及御制。”(12) 这部“《藏经》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13) 此事在中国佛教史传著作《佛祖统纪》中亦有记载：淳化元年（990），“高丽国王治遣使，乞赐大藏经并御制佛乘文集。诏给之。”(14) 《宋史》记为宋太宗淳化二年：“二年，遣使韩彦恭来贡。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轮》赐之。”(15) 韩彦恭入宋时间作淳化二年是《宋史》之误。此次请回的仍是《开宝藏》的初雕本。而高丽谢赐，中国文献都记在淳化四年，《佛祖统纪》载：“（淳化）四年……高丽国王治遣使谢赐藏经、御制文集。”(16) 《宋史》载：“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17)
待考：高丽显宗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
高丽显宗七年，遣使于宋，求官本大藏经，以便校合以前所存之辽、宋版本，为开刻高丽大藏之故也(18)。此事未见原始文献，待考。
3.《开宝藏》第三次传入高丽是在宋真宗天禧三年（高丽显宗十年，1019）。
宋真宗天禧“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诏遣内臣抚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见，贡罽锦衣褥、鸟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鞍马、纻布、药物等，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以元信覆溺匮乏，别赐衣服、缯彩焉。”(19)《佛祖统纪》也记载：宋真宗天禧三年十一月，“东女真国入贡，乞赐大藏经。诏给与之。”(20)
4.《宋藏》第四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显宗十一至十二年（宋天禧四年至五年，1020—1021）。
《高丽史》载“显宗九年六月戊申，始创大慈恩玄化寺，以资考妣冥福。”(21)，寺有碑，为一巨制(22)。碑阳首题“有宋高丽国灵鹫山新创大慈恩玄化寺碑铭”，末记年月天禧五年（1021）七月，由寓居高丽并任官高丽的宋人周伫撰文；碑阴首题“高丽国灵鹫山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末记年月太平二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23)）秋相月(24)，由高丽大臣蔡忠顺撰文。(25)二文均致力于褒扬显宗之纯孝，详细地记述了建寺的经过和与建寺相关的一些事迹。碑阳记天德（显误刻或误抄，当是“天禧”）元年四月迁成宗灵柩于京城附近，称乾陵，然后择农闲之时在近陵处的灵鹫山创立大慈恩玄化寺，积四载而成，然后于寺中安置显宗考妣真影，又命高僧住持，且又纳地及奴婢等，此后“圣上（显宗）又曰：‘既兹胜概，广集缁徒，须求龙藏之真诠，俾状蜂台之盛事。’特差专介，具录厥由，乘风驾涛，浮深涉广，远朝中国，表请藏经。天子览其奏，嘉其孝，锡汉诏十行以褒之，送释典一藏以助之。诏曰：‘……俾还进纳，特命颁宣。……今特赐卿大藏经一藏并匣帕全，至可领也。……’”天禧元年（1017）四月迁陵，随后创寺，四年后寺成，则约当天禧四、五年，此后方有求藏之举，又碑文撰于天禧五年（1021）七月，则求藏当天禧五年七月之前。碑阴记载丁巳年（天禧元年，1017）四月迁陵后，遂立寺，大殿建成后，又于寺内西北地建了一座安置显宗父母真影的真殿，随后在庚申岁（天禧四年，1020）十月感得舍利，由此看来，大慈恩玄化寺建成的时间是在天禧四年十月之前，那么碑阳所记“积四载而成”的“四载”是举其约数了。而建寺的时间也可推断在天禧元年（《高丽史》载大慈恩玄化寺显宗九年六月始创，当天禧二年，或误）。随后又记多样感应灵异之事，并称“兼以昨令差使将纸墨价资去入中华，奏告事由，欲求《大藏经》，特蒙许送金文一藏，却不收纳所将去价资物色。”此所述求藏之事与碑阳为同一事。一“兼”字可见把求得大藏与诸种所谓感应并列。后又记大臣制赞，首记命姜邯赞制《大藏经记》，亦见大藏经于大慈恩玄化寺之重要。合碑阳、碑阴可知求藏的时间大致在天禧四年至五年，很可能在天禧五年（1021）初。由称天子赐藏，可知由宋朝输入藏经。宋真宗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二年，1021），“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一百七十九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乞阴阳地理书、 《圣惠方》，并赐之。”(26) 此次谢恩当即因碑文中所载赐大藏经之事。
5.《宋藏》第五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显宗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韩祚往宋朝谢恩的事，《高丽史》也有记载：高丽显宗［辛酉］十二年（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六月丁卯，遣韩祚如宋谢恩”，［壬戌］十三年（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月“丙子，韩祚还自宋，帝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释典一藏。”(27) 较《宋史》多出了宋帝赐藏的内容，《宋史》未言求大藏经事。
6.《辽藏》第一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文宗十七年（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
高丽文宗［癸卯］十七年“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28) 故此次所送高丽的大藏经为新雕《辽藏》无疑。《辽史》“本纪”和“高丽传”中均未提到此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钞本大藏经或是未足579秩的印本《辽藏》的可能。
7.《辽藏》第二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文宗二十六年（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
辽道宗咸雍八年（高丽文宗二十六年，1072）六月，高丽遣使入辽朝贡。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29)。而《辽史》原作：“兴宗崩，道宗即位，清宁元年八月，遣使报国哀，以先帝遗留物赐之。十一月，使来会葬。二年、三年，皆来贡。四年春，遣使报太皇太后哀。五月，使来会葬。咸雍七年、八年(30)，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31) 至冯家舁点校《辽史》出版时，才据“道宗纪”在上文“七年”前加上“咸雍”二字，使清宁七年、八年变成咸雍七年、八年，“纪”、“传”所记赐经事始相一致。前后相差整十年时间。以是故疑《高丽史》所记“清宁八年……契丹送大藏经至”，事即出于冯氏点校前之《辽史》“高丽传”，因此以讹传讹。但《高丽史》明言大藏经由契丹使送至高丽，而《辽史》“本纪”及“高丽传”却未言及遣使事，加之六月曾有高丽使入贡，故所赐之经藏或许由高丽携归。由此看，似为前后两事。此所赐大藏经应是《辽藏》。
8.《宋藏》第六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文宗三十七年（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
高丽文宗［癸亥］三十七年三月“己丑，命太子迎宋朝《大藏经》，置于开国寺，仍设道场。”“辛卯，幸开国寺。”(32)
9.《宋藏》第七次传入高丽是在宋神宗元丰八年（高丽宣宗二年，1085）。
宋神宗元丰八年“十二月甲戌，高丽国进奉使人乞收买《大藏经》一藏、《华严经》一部，（神宗）从之。又乞买刑法文书，不许。（不许买书在十八日，今并入此。）”(33)
10.《辽藏》第三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宣宗三年（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
宋元祐元年（1086），高丽国文宗王第四子煦，自宋归国，“煦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34)“北辽天祐帝闻其名，送大藏及诸宗疏钞六千九百余卷，其文书、药物、金帛，至不可胜计。”(35)《高丽史》载宣宗［丁卯］四年（1087）二月“甲午，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三月“己未，王如兴王寺，庆成《大藏经》。”夏四月“庚子，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36) 三个月里接连3次“庆成《大藏经》”，肯定不是从宋、辽购得，或许是抄本《大藏经》。
11.《宋藏》第八次传入高丽是在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
“兴王寺，在国城之东南维，出长霸门二里许。前临溪流，规模极大。其中有元丰间所赐夹紵佛像，元符中所赐《藏经》。”(37)
12.《辽藏》第四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肃宗四年（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
高丽肃宗［己卯］四年（辽道宗寿昌五年，1099）四月“丁亥，辽遣横宣使宁州管内观察使萧朗来，兼赐藏经。”(38)［庚辰］五年（辽道宗寿昌六年，1100）“春正月庚辰，辽使萧朗还，王附表以谢。”(39)
13.《辽藏》第五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睿宗二年（辽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
高丽睿宗［丁亥］二年正月“庚申，辽遣高存寿来贺生辰，仍赐《大藏经》。”(40)
14.《辽藏》第六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睿宗世（1105—1122）。
高丽睿宗世（1105—1122），“本朝睿庙时，慧照国师奉诏西学，市辽本大藏经三部而来。一本今在定惠寺。（海印寺有一本，许参政宅有一本。）”(41) 一然撰《三国遗事》在元至元、大德间（1280—1307），其时朝鲜半岛尚至少存有三部《契丹藏》。慧照即释宓庵《慧炤国师祭文》(42) 和李资玄《慧炤国师真赞》(43) 中的慧炤。宓庵为宋元时高丽僧人，其《丹本大藏庆讚疏》述其修缮《契丹藏》之事，或刻印配补，或抄写使完，其中称“念兹大宝，来自异邦，秩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殆非人巧所成，似借神巧而就。”(44) 是藏来自契丹，乃明白无疑。自1974年山西应县辽代佛宫寺塔（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零本后，有学者便认为宓庵记述的《契丹藏》的形制不确，《契丹藏》为应县木塔所出的卷装本，非如宓庵所述的册装本。1987年，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塔中发现辽代印经一箱，其中除卷装本佛经外又有册装本佛经多种，纸薄字小，罗炤考定为《契丹藏》中的零册，但不属于常说的官版《契丹藏》，可能是覆刻《契丹藏》的单刻经，也很可能为某一全藏中的零卷。由宓庵此疏看，辽朝确曾雕印过册装本小字大藏经。这说明宓庵的记述是确切的(45)。不过，宓庵所修缮的这一部册装本大藏经如何传入高丽已不可考。但不是辽帝赐送应可肯定，因官版者乃是卷装本。
15.《元藏》第一次传入高丽是在元至元十九年（1282）。
“元至元十九年（1282），忠烈王元妃贞和宫主王氏，嘱僧印奇，航海入宋，印大藏，来藏寺中。”(46)
16.《元藏》第二次传入高丽是在元泰定四年（1327）。
元泰定四年（1327）三月，元帝忽笃帖木儿遣使送经一藏于高丽清平山文殊寺，并施钱万缗，令取其利息每年为皇太子、皇子祈福，于其诞辰日饭僧、阅经。(47) 泰定帝所送之藏经，原为高丽国僧人性澄、寺人允坚进奉给元帝的，所以，这次送经实则是以高丽物归安于高丽。有理由认为，这部经藏应是高丽高宗世重刻的“高丽藏”。虽然如此，由于是元帝所赐，故亦归于中国佛典流播朝鲜之列。元泰定四年（1327）遣司徒刚塔里、中政院使忽笃帖木儿使高丽，“以僧性澄、寺人允坚等所进佛书一藏归诸清平山文殊寺”(48)。
17.《元藏》第三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忠惠王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
高丽忠惠王二年（1341），王师觉俨嘱门人重修白羊寺，相国洪绥发愿舍财，使觉俨门人心白、智孚二僧航海入元，于江浙取大藏经。(49)
18.《元藏》第四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忠穆王四年（元至正八年，1348）。
高丽忠惠王王桢复位四年（1343，癸未），侍中漆原府院君尹公与禅源法蕴和尚协力重营丰德报法寺。工役将毕，以为“大藏经不可无，于是取诸江浙”，奉安于寺内，“戊子岁也”(50)，即高丽忠穆王四年（1348）。
19.《元藏》第五次传入高丽是在高丽恭愍王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李穑《报法寺记》记报法寺“岁丁未，又取藏经江浙”(51)。丁未岁为高丽恭愍王十六年（1367）。
二、朝鲜半岛汉文大藏经的印造
高丽王朝雕版印造的汉文大藏经，称《高丽大藏经》，亦称《高丽藏》或《丽藏》。《高丽藏》有初雕、续雕、再雕之别。
1.《初雕高丽藏》
高丽朝显宗王询二年（1011），为抵抗契丹军的入侵，显宗发大誓愿刻造大藏经：“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自退。”(52) 据此，《初雕高丽藏》的始刻年代是显宗二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年）(53)，其完成时间，《高丽史》载，显宗二十年（1029）四月“庚子，设藏经道场于会庆殿，饭僧一万于毬庭”(54)，说明《初雕高丽藏》此时已经完成，故在会庆殿设藏经道场以为庆祝(55)。
《初雕高丽藏》印本存者寥寥，日本南禅寺正因庵藏有《佛说佛名经》等7种。1985年7月，日本《中外日报》报道说，1984年一学术调查团在对马和壹岐考古调查时，意外地发现了520卷《高丽大藏经》初刻本，具体情况尚不清楚。韩国湖林博物馆收藏有77卷《初雕高丽藏》，《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收录了77卷各卷的卷首或者卷尾的照片图版一张，以及对它全面的概说、各个的解说，与《新雕高丽藏》的文字异同对比表，可供查阅(56)。
关于《初雕高丽藏》，入宋求法僧、高丽文宗第四子义天在其所撰《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中明确指出：“显祖则雕五千轴之秘藏”(57)，说明此藏与《开宝藏》一样为卷轴装。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中云：“我新近发现之南禅寺大藏中初雕本之零本大集经，正是北宋官版之覆刻，不但字数、行数、版心之高度全同，且字体之气韵亦相仿佛。”(58) 李箕永也认为，“初雕《高丽大藏经》大体上是以宋的官版大藏经的内容和体裁为基础覆刻的。”(59)
千惠凤《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认为，“《初雕大藏经》是用北宋开宝版大藏经、契丹大藏经、贞元入藏诸经论、宋新译经论，国内传本版刻受容的。”(60) 蔡尚植在《韩语大藏经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新雕》的“解题”中，也提出《初雕大藏经》是与国内相传的佛经相互校勘、并且收录了部分只在高丽存在的佛经而完成的：“日本的学者没有明确的理论根据就认为初雕大藏经仅是北宋开宝版藏经的覆刻。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校正别录》我们就可以发现初雕大藏经不但与国内的许多写本进行了比较，还将一些只有高丽存在的经典进行了入藏。……不管怎么样，通过《校正别录》我们可以知道初雕大藏经不是对北宋藏经的单纯的覆刻，而是通过与近70多年在国内传播的佛经的校勘，并将部分只有高丽残存的经典入藏而完成的。”(61)
柳富铉通过以《赵城金藏》为中心，与湖林博物馆所藏的《初雕大藏经》以及《新雕大藏经》对比，确定湖林博物馆所藏的77件《初雕大藏经》中可以与三个版本进行对比的51卷《初雕大藏经》，各本无论是在行字数、字型，还是字的大小、字间距上都整体统一，即很明显是同一系统的版本，与相对应的《新雕大藏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或是修订覆刻本。柳富铉同时也指出：“但这三个版本的版式与原文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几个因素：板首题、板尾题(62)、行字数、卷首等有稍微的差异，在原文上也发现了一些文字异同。它们在整体上是《开宝藏》的覆刻本这一点是无疑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可能是这三个版本是分别不同的 《开宝藏》的覆刻本，即各自被不同程度修改过的 《开宝藏》的覆刻本，或者是以《开宝藏》中加了修整以后以各自被修整的《开宝藏》为登载本而覆刻的。”(63)
2.《续雕高丽藏》
《续雕高丽藏》是义天所为。义天，俗姓名王煦，字义天，朝鲜高丽王朝第11代王文宗王徽第4子，因避宋哲宗讳，以字义天行世。文宗十九年（1065），义天受王命出家，剃度于灵通寺，当时年仅11岁。文宗二十一年（1067），赐法号祐世，封法职僧统。“煦性聪慧嗜学，始业《华严》，便通五教；旁涉儒术，莫不精识，号祐世僧统。”因其对高丽佛教贡献和其“才行俱优，名重辽、宋”，故在其死后，被追赠“大觉国师”之号(64)。金富轼说：“至年甫壮，益自勤苦，早夜矻矻，务博览强记，而无常师。道之所存，则从而学之。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柢。故议论纵横驰骋，衮衮无津涯。虽老师宿德，皆自以为不及。声名流闻，时谓法门有宗匠矣”(65)。义天欲入宋求法，但多次请求均被高丽君臣所阻挡。高丽宣宗“二年四月，煦潜与弟子二人随宋商林宁船而去。王命御史魏继廷等分道乘船追之，不及，遣礼宾丞问过海安否。”(66) 即遣礼宾省官员数人尾随渡海赴宋。
宋廷知义天来求法，非常重视，特为其制定迎接之礼仪，并派官员一路陪伴义天进京，先后两次在皇宫中召见他。“煦请游方问法，诏以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馆伴。至吴中，诸寺皆迎仪如王臣”(67)。义天在吴地、杭州等名山宝刹观览、游学，与当地名僧、信士以诗文酬答，探讨教义。义天在宋一年零二个月，“所至参问”，除拜杭州净源法师和华严有诚法师为师，跪拜行弟子礼以外，还结识了各宗著名高僧50余人，“故一年之间，通达贤首性宗、慈恩相宗、达摩禅宗、南山律宗、天台观宗，无不得其妙旨。”(68)
元祐元年（1086），义天回高丽，受到隆重的欢迎。“煦至礼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迓导仪甚盛”。义天还国后，致力于弘扬佛法，“始创天台宗，置于国清寺”(69)；整理雕印佛经及诸宗章疏，促进了高丽佛教的发展。
义天在求法将归国时《致某法师书（已残）》中这样说：“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阙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特来求法。今被本国王催来之命，还邹在即，伏望大法师流通为急。凡有古今诸家章疏，出目示之。贵得还乡之日，聚集古今诸宗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导无穷机，返本还源，是其本愿也。”(70) 这段话剖露了其急于搜求诸宗章疏的目的是，以备编藏，供弘法之用，垂万世而不朽。义天还国时，携带有大量宋朝佛籍，“献释典及经书一千卷，又于兴王寺奏置教藏都监，购书于辽、宋，多至四千卷。”(71) 释史、碑铭中多以义天在求法期间搜求到的诸宗章疏为一千余卷，而他在《至本国境上乞罪表》中自称所得《华严大不思议论》等诸宗教藏三千余卷(72)。“其所求来经书，大半本朝所未尝行者”(73)。他认识到《高丽大藏经》“虽经论而具矣，然疏钞以阙如。欲以于古于今，大辽大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流通。俾夫佛日增光，邪纲解纽，重兴像法，普利国家。”(74) 于是，他“孜孜不舍”20年，终于仿唐朝智昇《开元释教录》体例，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收书1010部，4700余卷，收录了新旧诸宗章疏；“召名流刊正谬缺”(75) 在兴王寺开雕，刊行《高丽续藏经》。应义天所请，高丽文宗特设教藏司，以掌管《续藏》雕造事宜。
回国之后，义天代表宣王发布了《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继续续雕藏经，从而如义天在《寄日本国诸法师求集教藏疏》中所云：“本国崇奉佛教，日已久矣。其《开元释教录》，智昇所撰，《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圆炤所撰。两本所收经、律、论等，洎大宋新翻经论，总六千卷，并已雕镂施行讫。”(76) 由此，大体可以知道续雕《高丽藏》的基本内容，即开元录藏的5048卷、文宗朝续雕的开元录未入藏经及大宋新译经论以及宋太宗御制的《秘藏诠》、《逍遥咏》、《莲花心轮》等，再加上义天增补的《续贞元录》所收之经论典籍等，总计6000余卷。(77)
义天在高丽宣宗七年（1090）八月初八日所撰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序》中称，自己搜访教迹“孜孜不舍，仅二十载于兹矣。”由此上推，其始则在公元1070年，当时，义天仅16岁。“二十载于兹”可能是一个“约数”，不一定准确。以真正有文字记载者考之，则应当在高丽文宗二十七年（1073），是年，义天撰《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
伏念某肇自夙因，幸修片善，托于贵戚，生遇大宁。拟龟木之人身，勤修胜业。欲宠华之佛会，早觐慈颜。或香墨银泥，图成于海藏，或雕檀绘毡，始办于山仪。何胜采而未圆，乃眇躬而遘疾，虽五阴而可厌，奚一世以当抛。仙药灵丹，空曰摄生之道，慈风慧露，实为调啬之方。盍缔妙缘，虔祈茂祉，傥赖佛天之扶卫，获臻身体之康和。涤荡灾萌，增延寿考。夫如是，则岂惟往宁以斯满，抑亦续愿而更修。顾兹桑木之区，素仰竺乾之化。虽经论而具矣，然疏钞以阙如。欲以于古于今，大辽大宋，凡有百家之科教，集为一藏以流通。俾夫佛日增光，邪网解纽，重兴像法，普利国家。共沙界之群生，播金刚之善种。佥学普贤之道，长游卢舍之乡。(78)
《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提供了集藏起始的准确时间，同时也交代了集藏的原因。由此还可知道，收集“百家之科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藏刊行，以利弘法、垂世，而编写《诸宗教藏总录》只是此前的一个工作程序，而且不是一次性编写完成的。宣宗七年（1090），义天就手头所据有之章疏最后编定《诸宗教藏总目》，并为之撰序。后来，分别给宋僧善聪、辩真各寄了一分。在次年于国内南游搜求章疏还京之后，即奏请于兴王寺设教藏司，召集名流对既得章疏刊定谬缺，并刻刊印行流通，“不几稔间，文籍太备，学者欣赖”。大约在元祐三年（1088）后不久，义天在给慧因寺僧颜显的信中说：“诸宗章疏，镂板次，先附去其集若干。”无论是碑载或书信所述，都足证此藏已刻印完成，但是否编成函帙则不可得而知。《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是义天历时17年，于1090年（宣宗七年，宋哲宗元祐五年，辽道宗大安六年）编定的佛教经律论章疏的目录。这是世界第一部佛学章疏目录，全书共三卷：卷一，收经疏561部2586卷；卷二，收律疏142部467卷；卷三，收论疏307部1687卷，总计1010部4740卷（卷数不明的除外）(79)。以往刊印藏经，只收经、律、论的正藏部分，无章疏，而正藏以外的章疏则为义天首次搜集并在藏经中刊印。
显宗朝的初雕本与文宗朝、宣宗朝的续雕本应是两种版本。理由有二：一是初雕本雕造于显宗二年至二十年间（1011—1029），而续雕本约在文宗末年至宣宗时代，完成的时间应在义天回国后的几年，即1089年前后，此时距《初雕本》的完成已有40年之久；二是义天述及其父文宗雕造藏经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是续雕显宗时的初雕本，而说是“镂十万颂之契经”(80)。我们只有把显宗朝的初雕本与文宗至宣宗朝的续雕本看作两种版本，才可能有此后高宗朝再雕《高丽藏》时据“国前本”、“国后本”校正的情况(81)。所谓“国前本”即显宗朝的初雕本，“国后本”即文宗至宣宗朝的续雕本，它们有联系，但不是一种版本。这两种版本的经板均被奉藏于岭南八公山符仁寺，以为镇护国家安宁之重宝。然而，在此后的高宗十九年（1232），“为蒙古兵所毁，板木皆归乌有。”(82)
3.《新雕高丽藏》
《新雕高丽藏》亦称《再雕高丽藏》，是高丽的第三次刻藏。当时蒙古兵长驱直入，半岁连破数城，前锋已至全州、公州，高丽高宗（王
）与群臣面对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又效法显宗，立愿重刻《大藏经》。代高宗述其事者为宰臣李奎报，时作《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国王讳与太子、公侯、伯、宰枢、文武百僚等，得沐斋戒，祈告于尽虚空界十方无量诸佛菩萨及天帝释为首三十三天一切护法灵官甚矣。达旦之为患也，其残忍凶暴之性，已不可胜言矣。凡所经由，无佛像，梵书悉焚灭之，于是符仁寺之所藏大藏经板本，亦扫之无遗矣。呜呼！积年之功一旦成灰，国之大宝丧矣。不早自为防戎之计，力不能完护佛乘。今与宰执、文武百僚，同发弘愿，署置勾当官司。俾之经始，岂敢以役巨事殷为虑，而惮其改作耶。因考厥初草创之端，则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自退。然则大藏一也，先后雕镂一也，君臣同愿亦一也，何独于彼时丹兵自退，而今达旦不尔耶？但在诸佛多天，鉴之如何耳？苟至诚所发，无愧前朝，则伏愿诸佛圣贤、三十三天，谅恳迫之祈，借神通之力，使顽戎丑俗，敛踪远遁，无复蹈我封疆，干戈载戢，中外晏如，母后储君，享寿无疆，三韩国祚，永永万世。则弟子等当更努力益护法门，粗报佛恩之万一耳。”(83) 李奎报还有《大藏经道场音赞诗》一首：“残寇虚张菜色军，我皇专倚玉毫尊，若教梵唱如龙吼，宁有胡儿不鹿奔。藏海微言融乳酪，丛林深旨辨风幡，法筵未罢狼烟散，万户安眠亦佛恩。”(84)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借刻大藏经而作功德，祈凭佛之威力以攘敌保国。李奎报与再雕《高丽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奎报（1168－1241）是高宗时的著名文人，高宗二十二年拜参知政事、修文殿大学士，晚年尤信佛教。正是在李奎报当政之时，协助高宗主持再雕《高丽藏》，《高丽藏》的再雕即开始于李奎报执事的第二年，即高宗二十三年（1236）。完成时，李奎报已去世。
对于《新雕高丽藏》的雕造时间应该是很清楚的，《高丽史》对于开始时间没有记载，但《李相国文集》中的《丁酉年分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明确了起始时间，而李奎报相国之孙李益培为《李相国文集》所作之《跋》，明确了《新雕高丽藏》雕造完成岁次，且《高丽史》高宗三十八年也有记载：“九月……壬午，幸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率百官行香。显宗时板本毁于壬辰蒙兵，王与群臣更愿立都监，十六年而功毕。”(85) 而且该藏雕版基本完好，现藏韩国海印寺，印本被不断重印，该藏每于卷尾署雕造时间，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后有“丁酉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文字(86)。或许是因为藏中雕造时间为“自丁酉至辛亥”字样(87)，因而使得对于该藏开始雕造时间有一年之差，有说是开始于高宗二十四年（1237，丁酉），但还要兼顾16年，使得难以前后照应，如《影印〈高丽大藏经〉序言》说：“初雕本《高丽大藏经》焚失后，再雕工作于高丽高宗时代完成，费时十六年，即高宗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西元1237年－1251年）。”(88)
《新雕高丽藏》的经板至今尚存。最初，刚刚雕成的再雕经板存放于京城西门外大藏经板堂，后来移入禅源寺，又几经周折，移藏于文天寺。至李氏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由文天寺移藏于庆尚北道的伽耶山海印寺至今。《新雕高丽藏》经板总数为86525块，双面刻字，故有“八万大藏经”之称。此藏收经总数为1524部、6558卷、628帙。(89)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册，题为“壬寅岁高丽国大藏都监奉敕雕造”。壬寅岁，即高丽高宗二十九年（1242，南宋理宗淳祐二年）。这是《新雕高丽藏》的零本。
守其著有《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详校了开宝藏、契丹藏和初刻高丽藏的异同，他可能是《新雕高丽藏》的总编辑。据《校正别录》，《新雕高丽藏》所据以雕造的底本应是“国本”，而“国本”又有“国本”、“旧国本”之别，“前国本”、“后国本”之分。很清楚，“旧国本”、“前国本”是指《初雕高丽藏》；“国本”、“后国本”是指《续雕高丽藏》。同时，以“丹本”即《契丹藏》本和“宋本”即《开宝藏》本作校本。守其对各本做了精心的校对，故被誉为“善”本。
徐时仪比勘了敦煌文献中所存的《玄应音义》写本残卷与现存各本的异同，指出《玄应音义》大致可分为《高丽藏》和《碛砂藏》两大系列。二者的不同早在《开宝藏》刊印前的敦煌写本中已存在。敦煌文献中无《碛砂藏》卷5所脱21部经的写本可能是《开宝藏》初刻本所据之祖本，后成为《碛砂藏》本一系；有《碛砂藏》卷5所脱21部经的写本是《契丹藏》所据之祖本，后成为《高丽藏》本一系。敦煌写本《玄应音义》残卷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玄应音义》的最早传本，从中可略窥《玄应音义》的原貌。由敦煌写卷与各本异同的比勘似可推测《玄应音义》在传抄中既有误衍误脱等错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删略，形成了内容大体上虽相同，但在某些经文的释文甚至整部经文的释文却互异的几种不同的本子。《碛砂藏》系和《高丽藏》系的不同在于所依据的传写本不同。(90)
从版式说，《新雕高丽藏》为卷轴装，在每卷经的经名下有卷次、版次及千字文帙号小字一行，每版23行，每行14字。这种版式正是《开宝藏》的基本版式，以前480帙为例，《新雕高丽藏》每版的起始字至终止字，几乎与《开宝藏》的覆刻藏《赵城金藏》完全一致。就收经内容说，《新雕高丽藏》的前480帙，即从“天”帙至“英”帙的内容，与《开宝藏》的另一覆刻藏《赵城金藏》完全相同：在之后的“杜”帙的《大乘庄严宝王经》等至“毂”帙的《护国经》等北宋新译经30帙，亦与《赵城金藏》完全一致。由此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新雕高丽藏》至少以上两部分内容是《开宝藏》的覆刻，反映了《开宝藏》的原貌。然而，在“毂”帙之后，《新雕高丽藏》与《赵城金藏》发生了分歧。《赵城金藏》在之后是“振、缨、世”帙的《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正元续开元释教录》至“奄”的《千臂千钵曼陀罗室利经》等开元录“未入藏经二十七帙”，这正是《开宝藏》的原貌；而《新雕高丽藏》所录则是“振、缨、世、禄、侈”帙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及之后的《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御制秘藏诠》等，从收录内容到对应的帙号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自“毂”帙之后，《新雕高丽藏》虽然在版式上仍然继承了《开宝藏》每版23行、每行14字的版式，但在收经内容和编排上已完全背离了《开宝藏》的原貌。之所以如此，原因可从两方面来分析。（1）从时间上说，《开宝藏》前二次传入高丽的只能是《开宝藏》初雕本的480帙；此外就是第二次传入的“御制佛乘文集”即《莲花心轮》、《秘藏诠》、《逍遥咏》、《缘识》几种；而《开宝藏》第三次传入高丽是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这时，传入的《开宝藏》已包括了北宋太宗至真宗咸平二年（999）所译的新译经，即所谓“经传三十帙”。《开宝藏》的第四次、第五次传入高丽的时间均在宋神宗元丰年间（1083—1086），此时《开宝藏》全藏尚未续刻完成，特别是神宗之后的新译经及华严、法相、天台诸宗师的著述还没有被正式编联入藏。所以高丽仁宗朝的《续雕高丽藏》、高丽高宗朝的《新雕高丽藏》，就不可能完全覆刻《开宝藏》，只能是到“经传三十帙”为止，再加上宋太宗“御制”的几种著述。而其他部分则是据当时已传入高丽的《契丹藏》及《续贞元释教录》等进行分帙编排续入《新雕高丽藏》中。（2）《开宝藏》“毂”帙之后所录的“未入藏经二十七帙”主要是在唐圆照贞元十年（795）所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的影响下编联入藏的；而《新雕高丽藏》之后的内容则更多的是在南唐保大三年（945）释恒安所撰《续贞元释教录》的影响下补续雕造的。检索这部分内容，《新雕高丽藏》所录，而《赵城金藏》没有收录的唐李通玄撰《新华严经论》40卷、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等7种47卷律部经典、真谛译《大宗地玄文本论》20卷、筏提摩多译《释摩诃衍论》10卷、唐彦琮集《释法琳别传》3卷、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0卷、恒安撰《续贞元释教录》1卷，以及被高丽沙门守其以《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替换的《一切经源品次录》30卷等均载于恒安所撰《续贞元释教录》，而不载于圆照所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就是一明显的例证。
《新雕高丽藏》因为是《开宝藏》的又一部覆刻藏，所以它也是汉文佛教大藏经中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又因为它的雕造校对过中国另一部雕刻较早的大藏经《契丹藏》，而《契丹藏》亦如《开宝藏》已基本亡佚，这样，《新雕高丽藏》就为研究佛教大藏经提供了一种最具研究价值的版本。因此，它的发现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徐时仪指出，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殆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而其时在江浙一带已失传的《慧琳音义》在契丹却完好无损。很可能北宋刻《开宝藏》时，中原一带已无较完整的写本大藏经可作为依据，只好指令在远离北宋中央的蜀地益州雕印，因此《开宝藏》可能依据的是流传于蜀地而内容与《开元录》所载有所不同的写本大藏经，这形成了《契丹藏》与《开宝藏》的不同，或许这也正是《碛砂藏》《玄应音义》不同于《高丽藏》《玄应音义》的原因。现存《赵城金藏》除以《开宝藏》本为依据覆刻外，其中《摩诃止观》、《法苑义林》等三十余种佛经与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12卷《契丹藏》经字体和版式等皆一致，学术界定为《契丹藏》的覆刻(91)，且《金藏》中亦收有《碛砂藏》未收的《慧琳音义》和《希麟音义》，故我们亦可由此推论《金藏》本的《玄应音义》当据《契丹藏》而刻。因此，尽管《契丹藏》本《玄应音义》今已不存，但我们仍可推知《契丹藏》、《赵城金藏》和《高丽藏》为同一系，且《契丹藏》为《赵城金藏》和《高丽藏》所据之本。李富华甚至指出：“以往学术界关于北宋《开宝藏》是中国刻本大藏经的蓝本（又称祖本）的结论（参见吕澂撰《宋刻蜀版藏经》，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3，第1430页）是不够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真正流传于宋元以来直至清代的十几种版本的刻本大藏经，其一脉相承的基本版式并不是来自《开宝藏》，而是来自《辽藏》所继承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的传统”。(92) 柳富铉认为，守其法师校勘雕造《新雕大藏经》时根据高丽本和契丹本对宋本进行了校勘修整，“对于那些认为宋本中没有或者有重大缺点的经典是以国本或丹本作为第二次底本将其进行修整以后当作登载本进行版刻，或是准备新的登载本进行版刻以后编入《新雕大藏经》或是进行代替”。(93) 《高丽藏》与《碛砂藏》《玄应音义》的异同或许可为韩国学者所论的一个佐证。
小野玄妙主张《初雕大藏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但回避了对《新雕大藏经》的详细讨论：“现行之大藏目录，为高宗时新雕本之目录，其于新雕之际，即以国前本、国后本、宋本、丹本等校正，同时补充二、三，又有改换者。……我新近发现之南禅寺大藏中初雕本之零本大集经，正是北宋官版之覆刻，不仅字数、行数、版心之高度全同，且字体之气韵亦相仿佛。此乃理所当然，因为在此时代，雕板大藏惟有北宋官版一藏，若有覆刻，定然以其为底本，无可疑议。”(94)
李箕永认为《新雕大藏经》是由守其法师将《开宝藏》、契丹本、初雕本进行了对比修整，做出新的登载本板刻出来的：“北宋的官版大藏经一成立，最先紧跟着发源大藏经雕造并进行推进，第二次推出完整的大藏经的是高丽的显宗。我们称它为《高丽大藏经》的初雕本。……认为该初雕《高丽大藏经》大体上是以宋的官版大藏经的内容和体裁为基础覆刻的。但是高丽人对此不满意，抱着想要做出更加完整的大藏经的远大梦想，而继续努力。因此初雕本的补充工作在显宗以后仍继续着。……开泰寺的僧统守其成功的将北宋官版与契丹本以及我们的初雕本进行对比，并订正错误的经文。……《高丽大藏经》是谁写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还不能明确。但从影印本中可以看出，那笔迹具有雄劲、端正、始终如一的特点。”(95)
千惠凤在《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中主张《新雕大藏经》是通过对《初雕大藏经》的本文进行修整以后覆刻的：“上面已经言及《初雕大藏经》是用北宋开宝版大藏经、契丹大藏经、贞元入藏诸经论、宋新译经论，国内传本板刻受容的，其开版是以北宋开宝板大藏经的每行14字形式，通过准据、板下书雕出来的，其精湛的板刻技法活现着字体的井然和雄劲的笔力。当然也搀杂着一些技术不够好的刻手的，但大体上看其技法是熟练的。特别是看根据契丹本和国内传本刻的每行17字的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出技法的卓越。其板刻的精巧度丝毫不逊色于宋本。另一方面再雕大藏经虽然是很多底本的本文补足，或者补充了其底本的缺落、或拟订了板下书进行了雕刻，但因为大部分是纠正了《初雕大藏经》的错误，而后重复雕刻出来的，因此板刻的精巧度就远不如初雕本了。”(96) 周叔迦也说第二次刻本是“用原版复刻”(97)。果真如此，则守其所做的工作便只是限于校勘，而不涉及增、减经文了。
李能和认为，“高丽藏”的第二次雕版“盖参酌北宋本及契丹本等为之”(98)。也就是说，这第二次刻本是以第一次刻本为基础，同时参照契丹藏（辽藏）而刻造的。全藏卷数接近“开宝藏”的增补本。(99) 任继愈说：“《高丽藏》（笔者注：指《新雕大藏经》）与《赵城金藏》同属《开宝藏》系统的覆刻本，版式基本一致，用《高丽藏》补《赵城金藏》自然协调，便于操作。”(100) 认为《新雕大藏经》是《开宝藏》的覆刻本。虽然《新雕大藏经》无疑是《开宝藏》的覆刻，但不是《开宝藏》的完整的覆刻，而是将《开宝藏》进行修整以后，以修整过的《开宝藏》为登载本进行覆刻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进行确认。
三、结语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有些现象颇耐人寻味。现总结如下：
1.中国与朝鲜半岛间持久深入的佛教、出版交流活动，并没有因为战事频繁而陷入中断。
高丽建国后，信仰佛教，“国人好佛法，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兴王寺僧千五百人”(101)。太祖十一年（928）八月，“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礼成江，王亲迎之，置于帝释院。”(102) 这样对佛藏的崇信历久不衰。10—14世纪，辽、金势力相继兴起，阻断了宋与高丽的陆路交通，但高丽与中原各政权间的汉文大藏经交流，并没有因为战事频繁而陷入中断，即便涉险渡海，关系时断时续，都没能阻挡高丽人到中原访求大藏经的热情，出现了大藏经流入朝鲜半岛的一个又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总共有多少汉籍流入朝鲜半岛，数字已无从考证。但一些在中国已失传的书籍，在朝鲜半岛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鉴于高丽拥有汉籍和翻印汉籍的丰富，宋朝政府曾向高丽访求所佚的汉籍，高丽宣宗八年（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六月“丙午，李资义等还自宋，奏云：（宋）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03) 《高丽史》记载了这份索书单，开列的书目共128种(104)。关于这份书单，因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暂置不论。
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宋代7藏，或由宋帝赐送、或为高丽购买；辽代8藏，《契丹藏》六次传入高丽，有8部，或由辽帝赐送、或为高丽购买。大都为赐送所得。这往往是高丽与宋、辽之间“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高丽宣宗［戊辰］五年（1088）“二月甲午，以辽议置榷场于鸭江岸，遣中枢院副使李颜托为藏经烧香使，往龟州密备边事。”(105) 以“藏经烧香使”为名，至少说明《大藏经》是辽与高丽之间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
2.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
10—14世纪，朝鲜半岛佛教的发展与中国几乎是同步的，汉文大藏经源源不断地流入，《高丽藏》的几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高丽藏》的母本来自于中国，中国雕版印刷术及刻藏对高丽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宝藏》传入朝鲜后不久，高丽显宗即于即位次年仿其版式雕刻大藏经；宣宗世又据义天所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刻四千卷刊行。《初雕高丽藏》、《续雕高丽藏》被元兵焚毁后，高丽高宗又重刻大藏经。《新雕高丽藏》参酌了宋、辽刻本，取长补短、校勘正讹，质量精良。元朝曾多次用重金赴高丽购买《新雕高丽藏》。高丽忠烈王二十九年（1303）二月“丁亥，元遣怯里马赤月儿忽都以官素一十五表里，
经里儿绢三百匹、黄香十五斤、钞六百一十锭二十五两，来转藏经。”(106) 《新雕高丽藏》是高丽王朝雕版印刷技术发展的一个证明，不仅经书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特别是其雕版更是现存最为古老的经版之一，已是稀世文物，是朝鲜民族的国宝、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3.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佛教、出版交流活动，并非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
义天的求法活动促成了两国佛教典籍大流通。义天在宋游学仅一年有余，但由此促成的义天与宋僧之间的互赠经籍活动却一直延续到他圆寂之年。考之于《大觉国师文集》（包括《外集》在内），自宋元丰五年（1082）起至义天入寂之年，即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约30年的时间里，宋僧赠送义天的诸宗章疏，仅就有名可指者而言，总共有48种，其中1种为求法前所赠，3种为求法期间所赠，其余44种为求法以后所赠。义天赠送宋僧的诸宗章疏总共有53种，其中之3种为求法前所赠，7种为求法中所赠，其余43种为求法以后所赠。实际上，义天求法中的经籍流通远不止这个数字。义天送给宋僧的教藏，其实也远不止于上述数字，仅送给慧因寺的就达7500卷。无论这些教藏是来自于高丽国，还是义天入宋后就地印赠，其作用和意义都是很大的。义天归国后，于元祐二年（1087），又遣使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180卷，净源建阁保存，这些大大帮助了宋朝华严宗的复兴和发展。据明朝李翥《慧因高丽寺志》记载，义天携来宋境的佛籍有：云华所造《华严搜玄记》、《孔目章》、《无姓摄论疏》、《起信论议记》，贤首所造《华严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清凉所造《正（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圭峰所造《华严纶贯》，皆教宗玄要。五代兵火，久已亡绝。至是义天持至座下，咨决所疑，既佚之典，复行于世。此外，义天回国后的次年，“其兄国王与其母命以青纸金书晋义熙、唐证圣、正（贞）元中所译《华严经》三本，凡一百七（八）十卷，附海舟捨入源师（即净源法师）所住慧因教院，以报皇帝之德。”(107) 据宋人韩淲《涧泉日记》言，所赠《华严经》“共五十部”。杭州慧因寺为建华严阁以藏之，慧因寺也因此有高丽寺之称。义天刊印的佛籍，通过赠送、商贾的贩运传入中国。义天在给宋僧元炤的信中谈到：“此闻亦有新行《随愿往生集》一部二十卷，又有《大无量寿》、《下弥陀》、《十六观》、《称赞净土》等经，新旧章疏一十余家，续当附上。”(108) 《随愿往生集》为辽僧非浊的著作。辽朝法律，将书籍流入宋境者罪至死，故辽人著述传入宋境者极少，但通过义天的汇编、刊印、传播，使辽僧的佛学著述为宋朝佛教界所了解和传抄，如辽朝高僧鲜演所撰集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据日本《续藏》本第二卷末题记有“高丽国大兴王寺寿昌二年丙子岁奉宣雕造，大宋国崇吴古寺宣和五年癸卯岁释安仁传写”的字样，证明此书甚为宋僧所重视。义天通过购求辽、宋佛籍，汇编、刊行《续雕高丽藏》，促进了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佛学交流，对两国的佛教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冬，高丽驸马都尉沈王璋奉国王命遣使修缮慧因寺的同时，在杭州监督印造大藏经五十藏，分赠于江浙名刹，如杭之上天竺寺、下天竺寺、集庆寺、仙林寺、明庆寺、演福寺、慧因寺、崇寿寺、妙行寺、青莲寺、惠力寺等(109)。这是高丽国印送与中国（元朝）大藏经部数最多的一次。由于仅仅是说“印造”，故疑这次高丽所送之经是利用宋元的雕板之一出资印造的，也可能是用的普宁藏版，因为就在杭州辖区之内，且下距沈王璋遣使印造大藏经时间最短。延祐元年（1314），又有高丽大臣佥议赞成事判总部事致仕元瑾者与故佥议中赞安公发愿立誓，“竭尽财力”，为四明之天童寺与慧因寺印造《大藏经》一部，其中慧因寺的一藏“盛以髹函，置于宝轮藏中”(110)。这次送经距沈王送经只有两个月时间，所印部数又少，估计所用雕板即沈王在杭所用者。朝鲜半岛佛教经籍流通于中国，途径有二，即或者自高丽携来，或在中国监督印造。高丽送经次数虽不及中国传过去多，但数量同样是可观的。
总而言之，仅从汉文大藏经来考察，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出版交流、佛教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交流，而是综合性的交流。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相互促进、各擅其能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在东亚这个汉文化圈中，汉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文化从来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交流的。
收稿日期：2009-5-19
注释：
① 《南史·夷貊传》卷79，第6册第1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② 《旧唐书·东夷列传》卷199上，第16册第5335-53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 《旧唐书·东夷列传》卷199上，第16册第5336页。
④ 该经卷本身没有刊行年代和地点的记录，此据李致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新闻出版报》1996年12月25日。但“唐”应为“周”。方广錩先生2009年6月28日致笔者的信中说：“韩国一位教授已经把庆州释迦塔中的文书全部释读。我认为这件东西的确是韩国印刷的。但是不是8世纪初的印刷品，而是几百年以后的东西。”因未见具体考证，本文暂保留关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叙述。
⑤ 见《魏书·冯熙传》卷83上，第5册第18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据敦煌卷子S.00996《杂阿毘曇心论》卷6的卷背题记，冯晋国太和三年（479）于洛阳任内共造10部一切经，每部1464卷。此《杂阿毘曇心论》卷子即是当时流入敦煌者。见饶宗颐《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饶宗颐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方广錩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第18—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⑥ 由于《大正藏》本隋灌顶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之末尾提到智者大师一生共造“大藏经十五藏”（《大正藏》第50卷第197页下），故学界一般认为“大藏经”一词在隋代已经产生，见日本大藏经会编：《大藏经——成立と变迁》，第22页，百华苑出版，1990年2月。方广錩发现这段文字并非灌顶的原著，而是“铣法师”所作的补注。“铣法师”不知何时、何许人，因而认为不能把它当作“大藏经”一词在隋代已经出现的证据。方广錩继而发现敦煌遗书《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见在大唐国内都数目录》（伯2987号、斯3565号）、《大唐大藏经数》（伯3846号）出现“大藏经”一词。前两件敦煌遗书，从抄写形态看，应该是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写本，从内容分析，该文献产生的上限不会早于唐玄宗时代，下限不会晚于会昌废佛；后一件系会昌废佛后出现。又在传世文献中发现空海入唐所得的《金刚顶经大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有“其百千颂本，复是菩萨大藏经中次略也”的说法（《大正藏》第39卷第808页上），唐海云撰于唐文宗大（太）和八年（834）的《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中有“依梵本译成六卷，又总集一部教持念次第共成一卷，成七卷。共成一部，编入大藏经”（《大正藏》第51卷第785页下），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证明，会昌废佛之前，最迟在唐贞元年间，“大藏经”一词已经产生。见方广錩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⑦ 方广錩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第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⑧ 公元918年，新罗贵族王建自立为王，以高丽为国号，定都松岳，改称开州，建立了高丽王朝（918—1392）。北宋太祖建隆四年（963）春，赵匡胤加赐高丽国王昭为“推诚顺化保义功臣”，两国正式确立了宗藩关系，高丽始行北宋年号。北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三次大规模地武装进攻高丽。在辽的武力威胁下，高丽转而向辽纳贡称臣，改行辽年号。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高丽转以金朝为正朔，成为金的藩属。13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在中国北方兴起。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高丽遣使入贡蒙古。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窝阔台汗命大将撒礼塔征讨高丽，高丽国王自知无力抵抗而主动乞和，蒙古在高丽“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明宋濂等撰：《元史·外夷列传一》卷280，第46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对高丽实行了一系列较为温和的怀柔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对高丽的全面控制。首先是应高丽之请，与高丽王室联姻，将自己的小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后封齐国公主）嫁于高丽忠烈王。自忠烈王始至高丽末年，元朝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高丽王位也多由这些蒙古公主所生之子或尚蒙古公主的王世子继承；其二是元朝为征讨日本，在高丽置征东行中书省，简称征东省，元廷派遣官员为行省右丞相，高丽国王为左丞相，而后来征日计划取消，征东行省却并没有废除；其三是高丽国王即位得由元朝册封，并定期如元朝贡、谢恩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失去了局部的主权，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王朝的建立。
⑨ 北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刻大藏经，在佛教史、出版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历代公私雕印者不绝，而且迭有增补，收入的三藏和汉文论著愈益完备。正是藉助汉文大藏经，促使中国佛教空前地对外传播，在形成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在内的汉传佛教文化圈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本文研究的10—14世纪这一时段内，宋辽金元各朝雕造了十几部大藏经，有《开宝藏》、《辽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金藏》、《碛砂藏》、《普宁藏》、 《再刻毗卢藏》、 《元官藏》等。与传播到高丽有密切关系的刻本大藏经是《开宝藏》和《辽藏》。
⑩ 陈景富、黄有福《中朝两国佛教典籍流通考》，《人文杂志》1991年第1期，陈景富《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第4章“中国佛典的翻译、结藏与东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王巍《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杨晓春《大藏经传入朝鲜半岛史实勾沉》，赖永海主编《禅学研究》（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3章第3节“关于《高丽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11) ［元］脱脱等撰《宋史·高丽传》卷487，第40册第14039-140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2) ［朝］郑膦趾等撰《高丽史》世家卷第3·成宗，第22b、23ab、24a页，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藏书。
(13) 《高丽史》列传卷第6·韩彦恭，第25a页。
(14)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43，第25a页，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第211函。有研究著作将之误系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15) 《宋史·高丽传》卷487，第40册第14040页。
(16) 《佛祖统纪》卷43，第26b页，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第211函。
(17) 《宋史·高丽传》卷487，第40册第14040页。
(18) 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422页作“穆宗七年甲辰（1004）”；《大藏经补编》第31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1986年。［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韩国禅教史》第124页作显宗“七年（1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应从后者。
(19) 《宋史·高丽传》卷487，第40册第14044页。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在引该文时对标点有所改动，为“（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等入见……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见《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26页注2，文物出版社，1999年。
(20) 《佛祖统纪》卷44，第16b页，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第211函。
(21) 《高丽史》世家卷第4·显宗，第27a页。
(22) 碑文见录于刘承干《海东金石苑附录》，有民国十一年刘氏嘉业堂刊希古楼金石丛书本。宿白《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考略》引《辽文存》卷4该段大藏经流入高丽的文字，于昨字后注“天禧四年”，以为求藏时间在天禧四年，但未说明依据。又宿白以为此处与上引《宋史》天禧三年求得佛经一藏之事所指为同一事。
(23) 此依《二十史朔闰表》。依《契丹国志》则当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西汉时历家取十个岁阳与十干对应，此前有十二个太岁年名和十二辰对应，于是可以用岁阳和太岁年名组合纪年，后为干支纪年法替代。（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3册第844—848页，中华书局，1994年）此碑并用这种方法纪年，碑阳“天禧五年岁次重光作噩”当辛酉岁，碑阴“太平二年岁次玄黓阉茂”当壬戌岁，在辛酉后一年，《契丹国志》误。
(24) 即农历七月。《尔雅·释天》：“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七月为相，八月为壮，……”注：“皆月之别名。”
(25) 《高丽史》载显宗十二年［辛酉］（天禧五年，1021）八月己未：“王如玄化寺，亲篆碑额。尝命翰林学士周伫制碑文、参知政事蔡忠顺制碑阴并书。”不确，蔡忠顺制碑阴在此后。
(26) 《宋史·高丽传》卷487，第40册第14044页。
(27) 《高丽史》世家卷第4·显宗，第38a页。
(28) 《高丽史》世家卷第8·文宗二，第19b页。
(29) 《辽史》卷23·道宗纪，第1册第274页。
(30) 据“校勘记”，“咸雍二字原脱，据《纪》咸雍七年十一月、八年六月补。”见［元］脱脱等撰：《辽史》卷115·三国外纪，“校勘记”，第5册第15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1) 《辽史·三国外纪》卷115，第5册第1522页。
(32) 《高丽史》世家卷第9·文宗三，第36a页。
(33)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2，转引自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196—19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34) 《高丽史》列传卷第3·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b页。
(35) 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金富轼撰），第171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36) 《高丽史》世家卷10，宣宗，第11ab页。
(37)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7“王城内外诸寺”条，转引自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8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38) 《高丽史》世家卷11，肃宗一，第18b页。
(39) 《高丽史》世家卷11，肃宗一，第21a页。
(40) 《高丽史》世家卷12，睿宗，第27b页。
(41) ［朝］一然撰《三国遗事》卷3“前后所将舍利”条，《续藏经》乙第23套第3册第313b页，上海涵芬楼，1925年12月影印。括弧内的文字为双行小字——引者注。
(42) ［朝］释宓庵《慧炤国师祭文》，《东文选》卷109，下册第292页。祭文中所称的“航海西迈，得净因髓。洎还东土，化冶于时。天子北面，为一国师。”正是指他“奉诏西学”的事迹。
(43) ［朝］李资玄《慧炤国师真赞》，《东文选》卷50，中册第88页。
(44) ［朝］释宓庵《丹本大藏庆讃疏》，《东文选》卷112，下册第326页。
(45) 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11期。
(46) ［朝］卢思慎等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2，江华岛传灯寺，第25b页，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藏书。
(47) 朝鲜总督府编《朝鲜金石总览》，《文殊寺藏经碑》，第606页，京城朝鲜总督府排印本，1919年。
(48) ［朝］李齐贤《有元高丽国清平山文殊寺施藏经碑》，见《益斋乱稿》卷7，《高丽名贤集》第2册第290页。
(49) ［朝］卢思慎等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白羊寺。
(50) ［朝］李穑《报法寺记》，《东文选》卷75，中册第427页；又载《牧隐先生集》文稿卷6，《高丽名贤集》第3册第839页。二本文字稍异，各有胜处。
(51) 《报法寺记》，《东文选》卷75，中册第427页；又载《牧隐先生集》文稿卷6，《高丽名贤集》第3册第839页。
(52) ［朝］李奎报撰《大藏刻版君臣析告文》，《东国李相国全集》下册第14—15页。
(53) 关于《初雕高丽藏》开雕时间，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中有两处前后记录了同一条资料，在此书上编“穆宗宣让王”、下编“大法宝海印藏经板”目下载曰：“甲辰七年（宋景德元年，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复遣使于宋，求官刻大藏经，将固有之前后二藏及契丹藏本校合而刊刻之，此谓高丽藏。”（上编第219页，下编第422页。《大藏经补编》第31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1986年。）忽滑谷快天著《韩国禅教史》也沿引了上述一条资料。（［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韩国禅教史》，第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但《朝鲜佛教通史》和《韩国禅教史》两书都无资料出处，《高丽史》世家“穆宗七年”条下亦无此事记载，因而该条资料的可靠性需要怀疑。小野玄妙曾假定显宗于在位第七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契丹开泰五年，A.D.1016）前后，发愿着手（［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第65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今天我们可以置而不论。
(54) 《高丽史》世家卷5，显宗，第11b页。
(55) 对于《初雕高丽藏》完成的时间，日本鎌田茂雄在其《韩国佛教史》中列举了“文宗五年”与“宣宗四年”两说。其主要根据是：文宗五年（1051）正月，王幸真观寺转新成《华严》、《般若经》；宣宗四年（1087）二月，王幸开国寺庆成大藏经，四月幸归法寺庆成大藏经。持论者各以其所据为第一次大藏经雕印完成时间之明确纪年。（参鎌田茂雄《韩国佛教史》第164页“高丽大藏经”一节）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说，“高丽藏”“从1011年开始雕刻《大藏经》，经过7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1082年完成，全藏5924卷，主要依据宋之《开宝藏》和辽之《契丹藏》。”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62页。这其实是难于成立的，第一，文宗五年所完成的，明确指出是《华严》及《般若》两部经，而不是“藏”。第二，文宗第四子义天在其《文集》中称：“显祖则雕五千轴之秘藏，文考乃镂十万颂之契经。正文虽布于迩遐，章疏或几乎坠失。”（黄纯艳点校：《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5《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第59页。）这段话的要点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说明显祖与文宗所从事的是分别两回事，而非一件事的两个阶段；第二是指显祖所刻者为“藏”，而文宗所镂者为“经”，“藏”有五千轴，而“经”有十万颂，十万是一个大概的数，因为《华严经》和《大般若经》都是佛典中之鸿篇巨制，故以“十万”约之；第三是明确指出，显祖的“秘藏”与文考之“契经”均已流布于世。第四，显宗既以刻藏以祈退契丹兵，其当尽全力而为之无疑；而显宗在位22年，前期虽有契丹之扰，但后期边境安泰，“和戎结好，偃革修文，薄赋轻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寘民安辑，内外底宁，农桑屡稔，比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亦无愧矣。”（《高丽史》世家卷5·显宗二，第18b页。）因此，从社会环境、经济力量上看，显宗于在位之年完全可以完成刻藏之工作。第五，基于第三、第四两条理由，“宣宗四年”完成说实无任何道理，何况文宗世亦长达37年，同为太平盛世，刻藏工作绝无拖至宣宗世的可能。至于宣宗于一年之内分别幸二寺庆成大藏经一事，应当视为这两寺分别写毕大藏经，与显宗刻藏并无关系。在高丽王朝，写经或写藏供养祈福并非罕见之事。［韩］柳富铉说：“韩国湖林博物馆收藏的《初雕大藏经》，一般被认为是指高丽显宗二年（1011）到宣宗四年（1087）雕造的大藏经。”还是持“宣宗四年”说，见《〈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56) 湖林博物馆编《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成保文化财团，1988年。此据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可惜无缘寓目。
(57)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5《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第59页。
(58) ［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第65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59) ［韩］李箕永《高丽大藏经的历史及意义》，《高丽大藏经》48册，第5—11页，1976年。转引自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此《高丽大藏经》当指东国大学1976年影印的《新雕大藏经》，未曾寓目。
(60) 《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第15页，成保文化财团，1988年。转引自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61) 东国译经院《韩语大藏经·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新雕》，第17页，1994年。转引自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62) 原注：在这里所说的版首题、版尾题是在“经典名”、“张次”、“函次”等各张的板首或板尾中记载的一些题记。
(63) ［韩］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64) 《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a、15a页。
(65)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金富轼撰），第167页。
(66) 《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a页。
(67) 《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a页。
(68)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11《大宋主客员外郎杨杰诗》，第160页。
(69) 《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b页。
(70)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0《致某法师书（已残）》，第36页。此文题乃笔者所拟。
(71) 《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宗室一，大觉国师煦，第14b页。
(72)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8《至本国境上乞罪表》，第29页。此文题乃笔者所拟。
(73)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13《仙凤寺大觉图师碑》（林存撰），第177页。
(74)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4《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年十九作）》，第57页。题中的“年十九作”黄纯艳点为“年九十作”，虽未及作版本校勘，可推知系黄误，迳为改正。
(75)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12《灵通寺大觉国师碑》（金富轼撰），第169页。
(76)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4《寄日本国诸法师求集教藏疏》，第55页。
(77) ［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关于“北宋官版覆刻高丽版大藏经目录”的前言中说：“至文宗时，续刊开元录藏未入之九十函。其内容为前于北宋官版项下申述之宋朝新泽之经传三十帙等，未入藏经即贞元录入藏诸经所编成。”第65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元月。
(78)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4《代世子集教藏发愿疏（年十九作）》，第57页。题下的注“年十九作”黄纯艳点为“年九十作”，虽未及作版本校勘，可推知系黄误，迳为改正。
(79) 见《韩国朝鲜佛书解题词典》，“《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条，东京：国书刊行会，1982年。
(80)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5《代宣王诸宗教藏雕印疏》，第59页。
(81) ［高丽］守其撰《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卷30。
(82) ［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韩国禅教史》，第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83) ［朝］李奎报撰《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东国李相国全集》下册第14—15页。
(84) ［朝］李奎报撰《大藏经道场音赞诗》，《东国李相国全集》上册。
(85) 《高丽史》世家卷第24·高宗三，第2b—3a页。
(86) 见《高丽大藏经》第1册第18页，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1月影印。
(87) 此依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之说，由于时间关系，未及自行搜检该藏。
(88) 石宗源《影印〈高丽大藏经〉序言》，《高丽大藏经》第1册第4页，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
(89) 彭斐章主编《中外图书交流史》说，高丽重刻《大藏经》，“高宗与群臣束手无策，于是效法显宗，立愿重刻《大藏经》。在避难的江华岛上，设立大藏都监，自1236年起，历经16年，高丽又重刻《大藏经》，凡6791卷，81218块”，第6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90) 见徐时仪《敦煌写本〈玄应音义〉考补》，《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91) 童玮《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92) 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52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93) 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94) ［日］小野玄妙著，杨白衣译《佛教经典总论》“北宋官版覆刻《高丽版大藏经》目录”，第650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95) ［韩］李箕永《高丽大藏经的历史及意义》，《高丽大藏经》48册，第5-11页，1976年。转引自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96) 湖林博物馆编《湖林博物馆所藏初雕大藏经调查研究》，第15页，成保文化财团，1988年。转引自柳富铉《〈高丽藏〉的底本及雕造考》，《文献》2002年第4期。
(97) 周叔迦《〈开宝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第5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98) 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425页，《大藏经补编》第31册，台北华宇出版社，1984—1986年。
(99) 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下编第425页。
(100) 任继愈《序》，《中华大藏经总目》，第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01) ［宋］杨仲良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丽》，转引自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21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102) 《高丽史》世家卷第一·太祖一，第25b页。
(103) 《高丽史》世家卷第十·宣宗，第23a页。
(104) 《高丽史》世家卷第十·宣宗，第23a—25b页。
(105) 《高丽史》世家卷第十·宣宗，第15a页。
(106) 《高丽史》世家卷第三十二·忠烈王，第15b页。
(107) ［明］李翥纂辑《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卷6《杭州慧因教院华严阁记》，转引自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77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108) 《高丽大觉国师文集》卷11《答大宋元炤律师书》，第43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9) ［明］李翥纂辑《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卷6《大功德主沈王请疏》，《武林掌故丛编》第2集，光绪七年丁丙刊行本。
(110) 《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卷6《高丽国佥议赞成事元公舍大藏经记》，转引自杨渭生等编著《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78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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