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生育节制”思潮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地位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13(2007)04-0100-04
“生育节制”，是“依据本人遗传的品质，经济能力和知识的程度三个标准，用自然或人工的方法来限制生育的数量”[1]。近代“生育节制”思潮萌芽于晚清，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发展成熟。进入40年代，尽管仍有一批“生育节制”的倡导者们继续探索和实践，但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思潮本身的缺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场企图通过改革生育观从而促进人口近代化的“生育节制”思潮逐渐走向了衰微。深入分析4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衰微，对客观公正认识其历史地位是十分有益的。
一、20世纪4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的主要特色
20世纪4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的内容在延续前期对“生育节制”重要性与具体方法的讨论之外，将“节育优生”医学专门化以及将之政策化、规范化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一）将“生育节制”医学专门化
医务工作者是20世纪40年代节育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将“生育节制”医学专门化，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上海妇孺医院沈骥英医师1942年报告了‘节制生育的临床工作’”[2]，在报告中，沈骥英通过自己在节育工作中的实践，以及对1800户家庭的调查，统计了受孕的次数，各种工具避孕的失败率，呼吁医务人员重视对节制生育的宣传及研究，并提出医学院应设此项课程[2]，充分肯定了医学对于“节育优生”的重要性，并为以后节育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保障。无独有偶，1947年郭清泉在《实用避孕法》中提出，医务人员应该承担起节育方法的“管制”任务，妇科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使用避孕方法，对节育需求者进行科学的指导。对于未婚的男女“根本不应予以指导，如果因贪利而予以指导，以犯法论”[3]。这既肯定了医务工作者在节育工作中的重要性，也对医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出了要求。此外，郭清泉还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各种科学的节育方法，即生理避孕法、免疫及内分泌避孕法、化学避孕法、外科手术避孕法、X光及镭锭避孕法。此书的出版，不仅提供了科学具体的节育方法，而且开始重视医学工作在节育实践中的地位，为“节育”工作的科学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将“节育”政策化、规范化的努力
20世纪20至30年代的“节育”宣传，范围十分狭窄，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参与。30年代不少人曾经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以帮助“生育节制”思潮的推广实践，但效果不佳，这也是“生育节制”成果有限的原因所在。进入4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少许转变。“1941年秋国民政府社会部（当时主管制定人口政策的机关）出面组织了一个研究人口政策的委员会，邀请当时各大学教授专家及政府部门中对人口政策有兴趣的人参加。委员有陈长蘅（兼重庆区主系）、陈达（西南联大教授兼昆明区主系）、孙本文（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教授）、许世瑾（重庆卫生署医师）、潘光旦（西南联大教授）、张鸿钧（社会部主任）等，基本囊括了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人口学家”。抗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在昆明和重庆举行过几次会议，并对人口数量、人口品质、婚姻家庭及移民运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制定多项重要议案。他们主张国家在大多数人民还处在普遍贫穷、愚昧及生活程度低下的状况下，不应该也不能够鼓励无条件及普遍地增加人口，应积极推进人口品质研究和优生学的探讨，改变传统婚俗[4]。至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生育节制的合法地位[5]。尽管这种承认还停留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政府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推广和实践“生育节制”，却为后来的“生育节制”的探讨提供了良好的氛围。1947年费孝通出版了著名的《生育制度》，从传统生育观念形成、特点及其影响出发，论证了多生的不经济性：“死亡的威胁下，要维持社会结构的容量，势不能多多生育。农家尽管几年就有孩子出生，但是能长到成年的儿童为数并不太多。奖励生育并不一定是奖励人口，只是人口的维持没有把握，不能不出此多生一些的下策。我说是下策，那是因为这是最不经济的办法，别的投资多少可以有一些收获，投资在人身上而人一死，可以前功尽弃，还赔上一付棺木。一个已经穷困的社会，再有人的不断死亡去侵蚀它的余力，自是一件可悲的事。”“以中国的情形说，我一向主张推广生育节制的”[6]。这部著作，以分析传统生育观的落后性为切入点，进而论证生育节制合于中国的实际，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是整个40年代“生育节制”理论的经典成果。
此外，1948年戴世光在《新路》上发表的《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中提出，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必须“三管齐下”，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和减少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他鲜明地提出借助国家的强制力推行生育节制，并将之定为基本国策[7]。强调国家在生育节制实践上的强制力是戴世光较其他人口学家进步的标志，也为后来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纵观40年代节育倡导者们的努力，可以看出，将节制生育政策化、规范化是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尽管仁人志士对节育的热情依然不减，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继续着对“生育节制”的探索。然而，这种范围十分狭窄，所能造成的影响毕竟有限，尤其在当时对节育的实践要求更为迫切的情况来看，40年代的“生育节制”思潮远不能承担起将改革生育观念推向高潮的任务。据人口学专家孙沐寒的统计，40年代以来，关于“生育节制”的文章、专著仅8篇，数量较前期大为减少[8]；节育诊所也少有人问津。这些都表明，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经过萌芽、形成、发展阶段，终于在40年代走向衰微。
二、20世纪40年代“生育节制”思潮衰微的原因分析
“生育节制”思潮为何在20世纪40年代走向衰落，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的限制。“生育节制”思潮的提出正值近代中国遭遇巨大变故之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促使凡具有爱国热忱的人们对救国保种的追求与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不止一条，政治的出路，教育的出路，实业的出路，党治的出路，宗教的出路，打倒帝国主义的出路，甚至于音乐的出路”[9]，也正是在这股振兴中华、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推动下，“生育节制”得以萌芽、发展和壮大并形成了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然而，作为一种救亡图存、改造社会的理论，“生育节制”在当时的发展前途十分有限。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第一，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是当时中华民族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救国方案都处于辅助地位。3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动荡、各类矛盾的复杂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各类社会思潮都汇融于抗日洪流。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生育节制”上来。第二，“生育节制”倡导者试图通过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来改良种族、振兴中华，在理论上是科学的；但周期长、见效慢，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步伐太急促了，不允许人们进行从容不迫的渐进改良。因此，“生育节制”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与时势的需求相去甚远，在40年代趋于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传统生育观的蒂固根深。“生育节制”的宣传过程，始终伴随着同传统旧习惯的斗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多子多福”、“早婚早育”、“重男轻女”的思想深深地烙刻在广大民众的意识形态当中。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就在重庆附近的长寿县，乡民们依然丝毫没有改变他们的“延续香火”、“无后不孝”的传统生育观念。“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等语，万口同传，认为无上道德。……壮年望子，惟以他日无人送老归山、香火断绝为虑”[10]。在当时政治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落后、闭塞地区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传统生育观对“生育节制”思潮的这种阻碍力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生育观历经数千年的沉淀，已经内化为一种信仰，具有相当的惯性作用，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颠覆，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第二，传统生育观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而此时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为传统生育观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第三，“生育节制”思潮发展时间毕竟有限，宣传的范围不广，因此，对传统生育观的改造也是极为有限的。
再次，政府不支持。“最不幸的就是反对中国现在采取节制人口政策的人，在社会上还握有很大的势力与权威，他们的态度是使中国现在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最大阻碍”[11]。国民政府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或是赞同过生育节制的政策主张，1945年国民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生育节制合法，也仅仅局限在学术讨论上。国民政府并未因此发表过任何关于生育节制政策法规。相反，不论是为了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优势，抗击日本的侵略还是后来为反共蓄积力量做准备，国民政府一直以来都积极扩充军力，极力反对人口控制主张，并明确提出了“积极奖励生育以期增加人口充实国力案”，建议政府明令奖励国民生育；各级党部积极宣传人口与国力之关系及奖励生育之严重意义；凡生子女在五人以上者，政府应特给奖金；取缔生育节制之书籍及器药[12]。国民政府不但没有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来帮助优生节育的推广实施，反而鼓励多生，化身为传统生育观的卫道者，也是40年代生育节制归于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世界节育运动进入低潮。中国近代的“生育节制”是直接受西方节育运动影响而产生的，是世界节育运动的组成部分。30年代开始，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野心膨胀，整个世界卷入了战争，为了在军事竞争中取得胜利，鼓励人口增长成为主流。“目前整个地球的命运都操纵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帝国主义相互间非火拼不能分出高下，人类正当准备大屠杀的时候，节育主义的提倡，自然成了‘反动’，他们正要奖励生育，无限制地生育，建立生产战神的祭品！”[13]当各国在战争中损失大量人口的时候，大谈“节育”必会遭到反对。在世界范围战争的影响之下，40年代的节育运动进入了低潮。
三、“生育节制”思潮的历史定位
“生育节制”思潮是近代中国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以落后的生育观为直接斗争对象的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由传统生育观向现代生育观转变的这一历史阶段，作为历史的衔接，其理论的内容、实践的方式、斗争的结果，无不影响着中国生育观的近代化并进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公正、客观地评价近代“生育节制”思潮，无论对解决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还是妇女研究理论指导都甚有益处。
（一）人的近代化思潮
近代生育节制思潮是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以现有的社会存在为基础，酝酿激荡，汹涌奔流。
首先，生育节制思潮顺应了近代化的趋势，是近代化潮流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生育观陷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怪圈无法自拔，导致中国人口量大而质不高，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类发展史也反复证明，人口发展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适当比例，惟有如此，人与自然、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在地少人多的近代中国实行有目的、有条件的节育，是顺应中国近代化发展趋势的。
其次，生育节制思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思想弥漫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倡导生育节制并积极推广实践，无疑具有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作用，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的非凡的智慧与过人的勇气。它不仅是对生育观念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的近代化的一种追求，更是人们突破传统、挑战落后的积极战斗。这种战斗为广大民众生育观的革新打开了突破口，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的勇气与魄力鼓舞着更多的勇士们挣脱封建牢笼的束缚，追求自由与进步。
最后，对“生育节制”的思考最初是出于爱国之士炽热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命感，是他们在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通过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生物学等各角度的论证，找到的改造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上海“节育研究会”成立时自称的那样， “救国之道很多，没有单独的一个方法可以完全办得到，生育节制是救国的方法之一”。
（二）近代妇女解放的促进
“我们认为妇女问题绝不仅仅是‘妇女’一方面的事，妇女受压迫，绝不仅仅是‘妇女’一方面受损害。在任何人类团体（社会）中，若有一个阶级的人受压迫、被损害，那团体的进化便也无形中受了许多损害”[14]。作为人类二分之一的妇女的近代化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生育节制对妇女解放的推动乃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对妇女母性自决的尊重。传统的生育文化只是承认生育是妇女的责任，却忽视了妇女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生育自主权，即妇女有权选择生与不生，生几个，何时生等问题。在封建宗法社会的控制下，“女子仿佛是一架机器……他能制造货品——儿女——越是制造得出，越是这样机器的优点”[15]。对此很多进步人士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写道：“母性固然是最可敬重的，但应由妇女的自愿去安排。伊们如不愿生育则无人——纵亲夫也枉然——有权利压迫伊去做的。”[15]陈望道也认为：“女子的义务，并不是专为生子女，而且愿生与不生，伊也当有自由，不得强迫。”[14]“对于让几个人来做自己的儿女的事，女性也必然可以自己的意志决定，这便是母性自决权”[14]。这种母性自决权，是对传统生育观的历史性革命，是对男女平等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对妇女地位的肯定。瑟庐在《产儿制限与中国》一文中说道：“我国妇女，真可说是低微已极了。…像这样毕生鞠躬尽瘁；专做那生儿育女的机器，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服务社会的余裕，经济独立的可能吗？”[16]传统妇女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生儿育女，没有选择的权力，仅仅是家族繁殖的工具。生育节制思潮则冲击了这种无视妇女人权的观点，为提高妇女地位、解放妇女并进入社会打开了一扇门。
再次，为妇女提供了受教育、工作的机会与可能。“一般女子在及笄之年，正当男子或别国女子受教育最紧要的年龄——就由专制的父母做主，强迫她和从不见面、毫无爱情的男子成婚，立时负了做母亲的义务”[16]。生育节制思潮使许多妇女认识到自己除了生育这一项功能之外原来还可以与男子一样公开社交、平等受教育，也才有可能摆脱家庭的拖累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寻求更广大的生活空间。
最后，解放妇女的身心。母亲的“康健和生命因妊娠过密蒙受着可惊的损害”[17]。生育节制无疑是对女性身体上的巨大释放。女性在生育上得不到真正的解脱，就难以摆脱生育机器的命运。“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妇女生理方面的特殊情形常常妨害了她得到的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地位的机会”[17]。而“生育节制”思潮不仅将女性从无休止的生儿育女中解脱出来，更是在心理上给女性以莫大的安慰。母体和儿体尤为密切，妇女身体的康健也必将为产儿的健康提供基础，也为种族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不论是直接投身生育节制宣传阵营的先进知识女性，还是那些主动走进节育诊所的女性，都显示出同传统决裂的姿态，即便是那些没有任何行动的妇女，她们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到新思潮的感染。
生育节制思潮顺应了解放妇女潮流，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趋势。“多子多福”是中国传统生育观，是与中国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相适应的，与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以及男尊女卑思想相联系。生育节制是对传统生育观的颠覆。以“生育节制”作为改造近代社会生育通俗文化的一种手段，对解放妇女的身心，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但顺应了妇女解放的潮流，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成为反封建在思想上的启蒙，是解放妇女，追求人的近代化的进步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观念非常浓厚且十分顽固的社会，提出生育节制是具有时代性和建设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为妇女解放提供新思路的这种开创性。
（三）促进生育观近代化
“生育节制”思潮打破了几千年来传统生育观对人们思想的麻痹和禁锢，是对传统生育观的彻底颠覆，同时也为构建科学、先进的生育观体系作出了探索。
首先，生育节制思潮不但向人们揭露了传统生育观的本质及其危害，进而说明了节制生育之于国家、社会、个人的重要意义，强调了革新落后生育观的迫切性。为解决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且可行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生育节制提出了全新的、体系完整的进步生育观，既有对生育价值取向、性别偏好、数量预期的全面更新，还从生物、医学等各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科学的节制生育的理论和方法，不但有“破”，且重在“立”，为生育观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生育节制思潮为生育节制实践的展开“指明了方向”，踏出了最初的道路，于今也不失其现实意义。如前所述，新式知识分子在积极宣传生育节制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开始引进。特别是各类节育团体的成立，不但通过其社所刊行的刊物对生育节制进行理论上的宣传，还向自愿节育者传授节育方法、实施手术和代购药品用具。这充分说明生育节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已经为思想进步人士躬身实践，同时也证明了生育节制理论的科学性。这些具体的活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节制生育的推广普及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借鉴和示范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重要的生育观改革风暴，“生育节制”思潮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丰富且重要的。从女性学角度而言，它既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部分，又为女性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和理论依据。从中国近代化思潮的角度而言，它既是顺应历史前进潮流的必然产物，也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更是一种理念，是挑战传统时毫不畏惧的勇气，是站在社会整体高度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思路，是从生育观出发探讨人口问题的新尝试。我们今天谈近代“生育节制”思潮的意义也在于此。
收稿日期：2007-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