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偏差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差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沿海地区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见表1)。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结论则表明：从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看，城市化率上升一开始与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上升基本同步，但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城市化率上升主要与就业结构变动相联系，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同时，课题组还分析得出：从1965—1997年间，不同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我国1952年以来50多年的经验数据也说明，我国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增加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而与非农产值结构特别是非农就业结构的相关性较强。周加来等具体分析得出我国城市化与二、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达0.414，而与工业产值比重相关系数只有0.087，远不如发达国家。本文选取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四城市为代表来研究我国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研究区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不仅对于沿海较发达地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其它欠发达地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1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单位：美元，％)
级人均GNPGNP结构
就业结构
次1964年 1997年① 制造业服务业非农产业 制造业服务业非农产业城市化率
1 70②350 12.5
30.0
47.8 7.8 21.0
28.812.8
2 100 500 14.9
33.8
54.8 9.1 25.1
34.222.0
3 2001000 21.5
38.5
67.3 16.4 27.9
44.336.2
4 3001500 25.1
40.3
73.4 20.6 30.4
51.143.9
5 4002000 27.6
41.1
77.2 23.5 32.7
56.249.0
6 5002500 29.4
41.5
79.8 25.8 34.7
60.552.7
7 8004000 33.1
41.6
84.4 30.3 39.6
70.060.1
8 10005000 34.7
41.3
86.2 32.5 42.3
74.863.4
9 15007500 37.9
38.6
87.3 36.8 47.3
84.165.8
注：①1997年美元与1964年美元的换算，直接使用此期间美国GDP减缩指数，换算因子为5。如按钱纳里等的方法，则换算因子为6左右。②为平均近似值(原注)。资料来源：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郭克莎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度相关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一个被普遍证明的规律。城市化超前或滞后，都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影响制约经济发展。要科学判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正确认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的某些偏差，必须要有一个科学规范的衡量指标。对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用法。本文采用的对比指标以非农就业比重为主，结合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衡量各城市工业化水平。对于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城市化率的计算多使用城镇人口比重单一指标，因而主要取决于城镇人口包含的范围，对此一般有以下三个统计口径：①户籍非农人口；②常住城、镇区的本地户籍人口；③常住城、镇区的人口。本文为了资料的可比性，对于历史变迁分析采用第一个指标，对于现状分析采用第二个指标。
考察四城市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个城市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基本没有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即沿海城市与全国一样，城市化与工业产值比重的相关性较弱。而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主要是考察城市化与非农产业产值以及与非农就业变化的关系，我们选取1985年以后的资料分析发现：这些关系在不同城市呈现不同的特征。青岛和宁波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高度正相关，但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相关性较弱。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较小。从1985-2003年，青岛非农增加值提高了18.2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只增加了9.6个百分点；宁波的两个数字分别为17.4和11.6。厦门和深圳城市化率与就业结构变化有较高的相关性。厦门非农产业增加值上升12.3个百分点，非农就业却增加了28.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上升21.6个百分点。深圳1990-2003年非农产业增加值和就业均较小幅度增加，而第三产业就业却增加了17.9个百分点，因此，城市化率的上升与第三产业就业高度正相关。我们对于四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总体评估是：青岛、宁波和厦门正处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深圳已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总体评估是：厦门、青岛、宁波城市化率都已经超过50％，初步进入城市社会；深圳则超过80％，开始迈向成熟的城市社会。
二、正确认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偏差
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不同指标会得出绝然不同的结论，所以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是否协调，存在哪些偏差的判断，必须作全面客观的分析。
(一)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的不同步性
对照一般模式(见表1)，以人均GDP为标准，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分别为约2500、3000、4200、6000美元，其城市化率与一般模式中相应水平对照，都不存在滞后。但对照国际水平(表略)，除深圳外，都明显低于相应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厦门人均GDP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率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74％相差甚远。但城市化与人均GDP对比，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首先受指标的参照标准的影响很大。人均GDP按汇率换算法和购买力平价法差别很大，当然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美元，将显示城市化滞后程度更为严重。其次，不同城市人均GDP与人均GNP存在较大差异，三资企业增加值占比较大的城市，GDP会超过GNP(如厦门)，因而其人均GDP体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高估，相反，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宁波)，GDP可能会小于GNP，其人均GDP体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低估。因此，使用GDP还是GNP，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城市化滞后于就业结构变化
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和非农化才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1.对照表1中非农就业比重，青岛、宁波在第8级的74％左右，但城市化率却离63％都还相差甚远。厦门非农就业接近第9级，但城市化率却离65.8％还有一定距离。除深圳不存在滞后外，其它三城市的城市化都滞后于非农就业的发展，青岛和宁波严重滞后。2.对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差别的大小，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四城市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差别分别为37.5、46.5、22.6、17.8个百分点，与国际水平及相关国家对比(见表2)明显偏大。但要明确一点，沿海城市的非农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计算口径不同，因而，有一定的不可比性。非农就业计算的是全部从业人员，包括外来人员，而城市化计算不包括外来人员。外来暂住人口越多的城市，两个数字就越是不可比。按外来暂住人口绝对量的多少，2003年由高到低位：深圳406.5万、宁波171.6万、青岛79.5万(2002数据)、厦门72.6万。按外来暂住人口占本地人口的比例，则由高到低的城市为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因此，由于非农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计算口径不同，沿海地区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就业结构之间的偏差不同程度上被夸大。
表2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差别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1.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2.城市化率(％)
3.差别(1-2)
下中等收入国家1980
59
31
28
1997
68
42
26
上中等收入国家1965
55
496
1980
69
627
日本 1965
74
677
韩国 1980
63
576
马来西亚1980
59
42
17
1997
73
55
18
泰国 1997
58
21
37
菲律宾 1997
63
567
印尼 1997
61
37
24
资料来源：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 郭克莎
(三)就业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非农就业比重和城市化率由于计算口径不同，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但GDP结构与就业结构计算口径是一致的，并且按照产值结构变化带动就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变化直接推动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进程中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大小，关键看增加值结构变化对就业结构变化的带动作用。按照一般模式也可看出，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非农就业比重与非农增加值比重的差距逐渐缩小(见表1)。因此，看工业化城市化是否协调发展，关键看产值结构对就业结构变化推动力，是否能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推动非农就业以更快速度的变化。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测算，自1985-2003年青岛非农增加值比重上升了18.2个百分点，非农就业增加了20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幅度只比增加值多两个百分点，因而，两者的差距由1985年的20.8个百分点降为19。宁波差距缩小幅度略大于青岛，到2003年存在16.5个百分点的差异。厦门和深圳就业比重增长明显快于增加值结构的变化，厦门两个比重的差距由1985年的32个百分点到2003年降为15.9个百分点，深圳两个比重的差距已接近于零。因此，从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结构变化推动力大小看，依次为深圳、厦门、宁波和青岛。总体上，四城市除深圳外，其非农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的现实差距都还过大，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变化的推动力有限，从而限制其城市化的发展。
(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钱-赛模式所揭示的一般趋势以及发达工业国家的经验均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非农就业比重的上升，越来越依赖于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并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发展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沿海四城市第三产业都存在滞后。1.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过低，2003年四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都小于40％(见表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98年第三产业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为42％、中低收入国家52％和中高收入国家57％。因此，四城市第三产业比重仅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而人均GDP均已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缓慢。如厦门第三产业比重自1989年第一次超过40％以来，第三产业比重没有明显增长。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于增加值比重，除深圳外，其他三个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都不同程度低于增加值比重，宁波约滞后12个百分点(见表3)。因此，虽然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上不完全可比，服务业产值存在低估，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沿海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仍是不争的事实。
表3各城市相关指标比较(单位：元，％)
指标人均GDP GDP结构就业结构
城市
(常住人口) 非农产业 第三产业 非农产业 第三产业城市化率①
青岛
23398(户籍)91.7 39.1 72.7 35.456.2
宁波 24796
93.7 37.7 77.2 25.851.2(2000年)
厦门 35009
97.6 39.1 81.7 34.259.1
深圳 51318
99.4 39.9
99
42.081.2
资料来源：《直辖市、副省级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统计资料汇编(2003)》第二十四届统计信息交流会秘书处，2004年8月。注：①城市化率根据第二口径计算。
综上所述，沿海四城市除深圳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偏差较小外，其他多数沿海城市都存在偏差。而且根据分析，如果说沿海城市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不一致，那么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而在于工业化的偏差。工业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不能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转变，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
三、工业化城市化存在偏差的原因分析
(一)共同原因
1.发展中国家协调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困难。后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处在世界部分地区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国际环境中，不仅仅是具有后发优势，同样存在后发劣势。早期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其发展进程是自发的、其原动力是内部孕育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发挥能力，没有外力的强制影响。因而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具有渐进性、自发性和协调性。而目前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具有外部诱发性和强制性特点，且在其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时，不但不能拥有发达国家曾拥有过的有利条件，反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这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加大了发展中国家协调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难度。
2.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总体水平的影响。全国总体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沿海地区要低得多，这必然影响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和加大协调发展的难度。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2年的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390美元。这两个数字都属于低中收入国家范围。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52∶33，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为49.1∶21.6∶29.3。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按照非农就业比重衡量，沿海多数城市即将完成工业化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全国工业化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比较，我国非农就业比重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1980年的水平，沿海部分城市已达上中等收入国家1997年的水平。因此，我国总体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高，在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大量存在，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沿海地区的条件下，沿海地区对其它地区农民形成较强大的吸引力的同时，必然会延缓沿海地区农民进城的速度，从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妨碍其城乡一体化进程。
表4 沿海城市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与全国比较
一般模式比较(9级①) 国际比较
指标
全国② 沿海城市全国
沿海城市
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至上中等收入国家水
人均GDP
3
6～9 起点水平 平
产值结构下中等收入国家
(非农产业比重) 7＞9 1997年水平
上中等收入国家1997年
就业结构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
上中等收入国家水1997
(非农产业比重) 3-4 7～9③1980年水平
年水平③
下中等收入国家
远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
城市化率 3
6～9② 1997年水平
1997年的水平③
注：①对应附表1一般模式中的9个等级；②全国的资料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一文整理；③深圳已达到更高水平。
3.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政策影响。沿海地区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是我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其共同的原因。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其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最后，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走了一条在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抑制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市化仍未与工业化同步发展。
(二)特殊原因
1.工业化道路的差异。按照工业化主导力量的不同，可划分为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外源型经济指主要通过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来推动本地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内源性经济主要是依靠本地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民营经济植根本土，企业、技术和销售渠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典型的内源性经济。
从民营经济和个私经济的地位看，宁波个私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68.7％(2002年)，民营经济占比达83％(2003年)；青岛市个私经济占全市GDP的29.2％(2003年)；深圳市民营企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的15.4％(2002年)，厦门民营经济比重只占10％左右。显然，宁波是典型的内源型经济。尽管在浙江省11个地级以上市，宁波的外向型程度最高，甚至有专家称之为浙江省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但从沿海几个城市看，无论个私经济还是民营经济都远远低于宁波市(见表5)。
表5各城市相关经济指标占比(单位％)
城 市
指 标 青岛宁波 厦门深圳
个私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29.3
68.7(02) 10.15① 15.4(民营02)②
个私经济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 19.241.8
18.7
30.9
规模以上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25.3
84.7
37.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82.467.8
80.6
97.6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当年价) 64.8
94.6
93.4
注：①厦门10.15％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非公经济除三资以外的部分；②来自宓红、葛卫芬：《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利用外资》；③各城市2004年统计年鉴。
从经济的外向度看，①利用外资规模，截止2003年底，各地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宁波市为78.58亿美元，厦门市133.9亿美元，青岛市160.8亿美元，深圳市为490.2亿美元(截止2002年)。深圳市利用外资成就最为突出，厦门尽管规模不大，甚至小于青岛，但厦门城市人口土地和经济总量的规模都远远小于其它城市，因此，相对而言，厦门利用外资规模也较大。②三资企业贡献，2003年规模以上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青岛、深圳、厦门分别为25.3％、37.1％、84.7％，显然厦门三资企业的贡献最为突出。③从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看，深圳最高，厦门其次，深圳和厦门远远大于其它城市(见表6)。
表62003各城市相关经济指标(单位％，亿美元)
城 市
指 标全国 青岛宁波 厦门深圳
外贸依存度60 96.0387.1 203.9339.7
出口依存度
31.1 57.655.9 114.98
182.2
外资投资比例 1/10
50 17①
25
截止2003年底实际利用外资5014.7160.878.6 133.9365.6
注：表中数据根据(《直辖市、副省级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统计资料汇编(2003)》第二十四届统计信息交流会秘书处，2004年8月)整理，进出口总额是依据海关数字，按经营单位划分的资料，人民币兑美元比例1∶8.2765。①来自宓红、葛卫芬：《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利用外资》。
综上所述，如果以个体与私营为主的民营经济作为内源型经济的比较主体，外商及港澳台经济作为外源型经济的比较主体，可以得出，宁波是典型的内源型经济，厦门和深圳市则是典型的外源型经济。
因为工业化模式不同，因而导致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也不同。“两头在外”的外源型经济高度依赖于境外的高端第三产业，如远洋运输、国际空运、港口服务、进出口业务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等，外源型经济对本土第三产业的需求低，抑制第三产业发展；同时因三资企业规模以上产值比重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数量较多，因而对就业结构变化的推动力有限。内源型经济因是自下而上工业化，工业布局分散，影响了工业向城市的集中发展，从而影响第三产业发展。
2.城市化道路差异。因城市化模式不同，各地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也不同。就一个城市来讲，按照中心城区——次中心城市——小城镇的城镇体系，根据中心城区、次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以中心城区为主导、次中心城区为主导和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宁波——小城镇为主导的模式。①小城镇发达，城镇体系体现经济集聚。宁波市现共有104个建制镇，全市建制镇建成区人口在3万以上的建制镇为19个。②城乡区域均衡发展。据统计，2001年宁波人均GDP市区为37680.2元，最低的宁海县也达到11735.4元，城镇人口比例市区为65.9％，最低的余姚市达38.2％，城市化率差异不大。③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小，辐射力、带动力不强。宁波中心城区指除鄞州外的宁波市区，包括江北区、北仑区、、镇海区，其包括的中心城区范围都远远大于其它城市，但宁波城区的非农人口、GDP、第三产业的集中度明显低于厦门和青岛(见表7)。
表7相关城市城区各指标占全市的比重(单位％)
城 市
指 标
青岛宁波
厦门
人口 22.1323.9
42.8
非农人口
61.6553.3
72.5
土地面积
10.311.03
8.63
GDP 20.2 44.4
64.6
工业增加值 11.3 38.5
56.9(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36.1 56.1
88.6
说明：中心城区范围的确定是指非农人口超过50％的市区连片区域，如青岛的城阳区尽管非农人口超过50％达到51.1％，但没有与中心城区连片，所以没计算在中心城区。①宁波中心城区指宁波市区，鄞州(非农人口才26.3％)除外。宁波的江北区非农人口62％，北仑区39.2，镇海区53.6％都包括在中心城区范围内。②青岛中心城区指市内四区即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和李沧区，因青岛市内四区增加值计算按区属口径，因此，青岛表中增加值部分为根据统计年鉴给出的非市区的增加值和全市增加值，推算出市区的增加值。市区土地面积包括其它中心城区以外的三个区，青岛总面积10654平方公里，市区1102平方公里。③厦门中心城区指岛内的思明和湖里两区。厦门岛内工业增加值集中度较低是因为近几年岛内企业外迁。④由于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加上深圳市2004年城市化率已达100％，与其它城市具有不可比性，因而表中没有比较深圳。资料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2004)。
青岛——次中心城区为主导的模式。青岛城市化模式与宁波有相似之处，即：已逐步形成了以青岛中心城市〔市区〕、次中心城市(胶州、胶南、即墨、莱西、平度等五市)和建制镇为布局的城镇体系，成为我国最早形成城市群态势的地区；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青岛城市化水平达到56.2％，其中五市达到42.8％，重点镇达到40.1％；但中心城市功能不强。与宁波不同的是，①青岛发展最为突出的是郊区五个县级市。郊区五个县级市构成了城郊经济圈。五市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全市89.7％和66.8％，五市已全部进入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②小城镇发展较快，但经济集聚不明显。
厦门——中心城区为主导的模式：从表2可以看出，①厦门是典型的以中心城区为主导的模式。厦门中心城区非农人口、GDP、工业产值占比都非常高，第三产业占全市的88.6％。②小城镇发展缓慢，城镇体系不完整。厦门除中心城区迅速发展外，次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都比较缓慢，经济贡献率较低。③城乡区域发展较不平衡。以城市化水平为例，厦门岛内城市化率达100％，岛外几个区的平均城市化率才28.4％，其中翔安区才11.4％。
深圳——城市化模式虽然以中心城区为主导的特征比较明显，但深圳次中心和小城镇的发展也比较快，中心城区、次中心和小城镇发展相对比较均衡，城镇体系比较完善。因此，尽管和其它城市一样，深圳也存在城中村、农民转为真正市民、城市现代化水平提高等问题，但深圳市用了短短的20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城市化的进程是非常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偏差是比较小的。
以次中心或以小城镇为主导的模式，体系较为完整，城乡区域发展比较平衡，城市化发展后劲强。但因为城镇布局分散，经济集中度较低，因而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以中心城区为主导的模式，经济和人口集中度较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由于城镇体系不完整，城乡发展不平衡，因而影响城市化发展后劲。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化不同程度上滞后于工业化，除全国共同原因外，还与各城市特殊原因有关，主要是与各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及相应的发展模式相关。在正确评估和判断各城市工业化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偏差及偏差的程度，准确把握和客观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才有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纠偏补差。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还必须明确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内部的协调发展是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二者内部的协调发展就不可能有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城市化本身协调发展包括城市化的量与质、有形城市化与无形城市化、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城市集中与产业集聚等的协调发展，还体现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业化本身协调发展包括工业化的量与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产业结构的有序升级等方面的内容。促进城市化内部协调发展，必须注重城市化的内涵式提高，在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民的同时，必须重视完善城镇体系，使中心城区、次中心城区与小城镇协调发展，重视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进程，促进无形城市化与有形城市化协调发展。促进工业化内部协调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到优化结构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要逐步提高工业高度化水平，发展第三产业，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工业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使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二者之间在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发展速度上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合力系统，获得较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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