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空间”和“动力”双重因素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差距论文,因素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且这种高速增长几乎发生在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文统称为“省份”)。然而，由于初始条件和增长速度存在着差异，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具有不均衡特征。普遍的高速增长和显著的发展差距构成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图景”，而地区差距的显著性和演变特征会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前，在经济增长中缩减地区差距也已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地区经济政策需要精准地理解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内在机理。
在学术界，中国地区差距问题始终是诸多文献探究的一个主题。就内容而言，众多研究基于Barro,R.和Sala-I-Martin,X.(1997)的收敛分析法或Silverman,B.W.(1986)的核密度估算法，利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等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以1990年为拐点，我国地区差距呈现出先缩减、后扩散的“U”型趋势(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高帆、石磊，2009)，也有文献指出2004年之后地区差距具有相对缩减的态势(刘树成、张晓晶，2007)。探究地区差距问题不仅要关注差距是“如何”变动的，更要回答差距是“因何”变动的。基于此，现有文献力图从两个视角揭示地区差距的变动成因。
一是在“空间”意义上，使用泰尔指数等方法分析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对总体地区差距的影响程度。例如：彭国华(2006)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只有较弱的收敛性，除了东部收敛趋势程度增强之外，全国总体、中部和西部的收敛力度都在减小。黄涛、胡宜国、胡宜朝(2006)利用1991-2002年30个省份的数据分析指出：东中西部的差异是中国地区差距的主要表现，区域内部差距不是引致地区差距的关键成因。刘金全、隋建利、闫超(2009)检验了1952-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的收敛性，指出三大区域具有显著的收敛性特征，但在不同时期各区域的敛散程度是有差异的。此外，洪兴建(2010)指出1978-2008年中国8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对地区差距的贡献率从78％升至90％。
二是在“动力”意义上，利用要素核算法等方法测度不同驱动因素对中国地区差距演变的影响程度。地区差距变动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系统，已有文献分别强调了劳动力流动(许召元、李善同，2008)、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地理空间因素(吴玉鸣，2006)、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邹薇、周浩，2007)等对地区差距变动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通常将增长源泉分解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这种思路，有文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导致中国地区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是要素投入差距(Young,A.,2003；高连水，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或是引致中国地区差距变动的主要成因(郭玉清、姜磊，2010)。
现有文献针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探究，但仍存在改进空间：首先，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了地区差距的下降和上升阶段，但“至今还鲜有文献考察省区差距目前所呈现的下降趋势，更没有对省区差距所呈现的‘下降-上升-下降’变动模式的系统考察”(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2011)。其次，现有对地区差距问题的分析通常是在“空间”和“动力”两个维度分别进行的，很少有文献采用同一方法对“空间”和“动力”两类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最后，不同时段内引致地区差距变动的“空间”和“动力”因素可能会出现转变，因此考察地区差距问题必须凸显动态视角。基于此，本文将在理论上提出一种新的地区差距因素分解方式，此方式在“空间”层面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在“动力”层面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进而利用1978-2009年3 1个省份的数据重新估算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深入解析导致此种变动趋势的“空间”因素和“动力”因素，并由此引申出新时期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二、方法和数据
地区差距可以用泰尔指数来测度，而泰尔指数在“空间”意义上可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在“动力”意义上可分解为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这为深入理解中国地区差距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基于此种方法，本文试图探究1978-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内在机理，本文研究以省份为分析单位，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分析也立足于省份。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曾有两次省级行政区划调整：1988年海南省从广东省中独立出来；1997年重庆市从四川省中独立出来，本文假设这种独立始于1978年。为了展开研究，本文需要1978-2009年各省份的GDP、资本存量、劳动力和人口规模等数据，1978-2008年各省份的GDP、劳动力和人口规模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上述资料缺少1979年内蒙古的就业人数和1978-1984年重庆的就业人数数据，对此本文分别采用五年平均法和回归方程法进行了填充。对于资本存量数据，本文采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资本存量K数据库”中1978-2005年30个省份的资本存量，并按照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推算了2006-2009年各省份的资本存量。数据库没有给出四川和重庆的资本存量数据，本文利用这两个省份的固定资本规模占比进行了分离，从而得出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资本存量数据以耦合研究需要。
三、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和“空间”因素分解
利用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可以测度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表1给出了1978-2009年31个省份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然，泰尔指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8-1990年，泰尔指数从0.1564降至0.0841；二是1990-2003年，泰尔指数从0.0841增至0.1544：三是2003-2009年，泰尔指数从0.1544再次减至0.1199。改革开放以来，以1990年和2003年为拐点，地区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减、后扩大、再缩减”的“N”型变动趋势。2003年之后泰尔指数持续缩减，这表明增长趋势是朝有利于地区统筹发展的方向运行的；2009年泰尔指数高于1990年，这暗示在时序比较意义上中国为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仍需付出努力。
在“空间”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源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增长，而泰尔指数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三大区域组内差距(
)和三大区域组间差距(
)，表1给出了31个省份组内差距、组间差距的变动状况。1978-1990年，组内差距呈现出显著且迅速的下降趋势，从0.1212降至0.0417，但组间差距却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从0.0352增至0.0424；1990-2003年，组内差距保持了非常平稳的态势，组间差距却呈现出快速的上升趋势；2003-2009年，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均开始下降，前者从0.0542降至0.0470，后者从0.1002降至0.0728，组间差距的下降程度大于组内差距的下降幅度。这说明：在地区差距的“N”型变动过程中，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在不同时段的影响是有差异的，1978-1990年泰尔指数下降主要是组内差距下降所引致的，1990-2003年泰尔指数增大主要是组间差距扩大所导致的，2003-2009年泰尔指数下降是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同时下降的结果。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空间因素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还可以通过/T、/T来展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度。如表1所示，1978-2009年组内差距的贡献度从77.49％降至39.20％，而组间差距的贡献度则从22.51％增至60.80％，考察期内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47.04％和52.96％，组间差距越来越取代组内差距而成为影响地区差距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不同时期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体地区差距的贡献度是不同的，1978-1990年组内差距的贡献度虽从77.49％降至49.58％，但平均贡献度仍达62.94％，而组间差距的平均贡献度为37.06％；1990-2003年组内差距的平均贡献度降为37.63％，而组间差距的平均贡献度则升至62.37％；2003-2009年，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34.96％和65.04％。这证实：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地区差距收敛主要是组内差距缩小导致的，而此后地区差距先扩大、再收敛则主要是组间差距所引致的，组间差距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不断增大并已经成为主导因素。
尽管组内差距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度趋于下降，但仍是影响地区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组内差距是三大区域内部差距加权平均的结果，因此，对组内差距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空间因素分解。如表1所示，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1997年之前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内部差距依次递减，1997年之后，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内部差距依次递减，考察期内东部内部差距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在时序比较的意义上，东部内部差距由1978年的0.1055降至2009年的0.0332，中部内部差距由1978年的0.0118降至2009年的0.0026，西部内部差距则从1978年的0.0039增至0.0112。可见，东部和中部内部已呈现出显著的“俱乐部趋同”，但西部则具有明显的内部发散态势。东部内部差距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这暗示着东部内部差距对泰尔指数和组内差距的贡献度均超过中西部，中部和西部内部差异对泰尔指数以及组内差距的贡献非常小。
四、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动力”因素分解
除了对总体地区差距可从
、
和
三个部分进行因素分解之外，对三大区域组内差距也可以基于这三个部分进行因素探究。表3给出了1978-2009年三大区域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在考察期内，三大区域内部差距均主要导源于资本产出比，相对而言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的作用较小，东中西部资本产出比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度分别为134.62％、150.89％和179.83％。分区域来看，东部除1978-1981年之外，均是导致内部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由于1978-1990年总体地区差距的缩减主要导源于组内差距(尤其是东部组内差距)下降，因此，1978-1990年中国地区差距下降的主因是东部内部各省份资本产出比(或者要素利用效率)开始快速趋同。中部1978-1995年是内部差距变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1995-2006年取代了成为内部差距演变的决定因素，2007-2009年影响内部差距的关键因素又变为资本产出比，可见，中部内部差距缩减的主导因素存在着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的转变历程。西部1978-2008年均是导致内部差距变动的关键因素，但2000年之后的贡献度不断提高，由于考察期内西部内部差距呈现出逐步发散的态势，因此西部各省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产出比存在差异，近年来资本劳动比的差异拉大又增强了西部内部的经济发散。
五、地区经济差距“空间”和“动力”双重因素分解的再解释
无论是在“空间”意义还是在“动力”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段引致中国地区差距变动的因素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1990年之后“空间”意义上导致地区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已是组间差距，而组间差距表征为东部-中部、东部-西部和中部-西部三个方面。为了廓清不同时期三大区域组间差距的变动状况，可以考察1978-2009年东中西部人均GDP的对比情况，从人均GDP差距来看，1990年之前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中部/西部的变动极其平稳，1990-2003年，中部/西部仍非常稳定(仅从1.157倍增至1.188倍)，但东部/中部却从1.669倍增至2.266倍、东部/西部也从1.931倍增至2.693倍，这表明此阶段组间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扩大；2003-2009年，东部/西部从2.693倍降至2.235倍，东部/中部从2.266倍降至2.085倍，中部/西部也从1.188倍降至1.072倍，此阶段组间差距主要表现为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缩小，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动态势。基于此，可以将1978-2009年地区差距变动的内在机理概括为表4。
1978-1990年中国地区差距呈现出缩减趋势，这在空间意义上主要是组内差距(尤其是东部内部差距)缩减引致的，在动力意义上主要是资本产出比引致的，东部内部各省份的资本产出比差距收敛是此阶段总体地区差距缩减的关键因素。为何此阶段东部内部各省依靠资本产出比实现了组内差距的收敛？对此可能的解释是：1978-1990年中国正处在市场化体制转轨的初始阶段，而中国的市场化体制转轨在地域和内容上均具有非均衡特征，在地域层面，东部相对于中部和西部率先推进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以及企业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在内容层面，改革开放初期东部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调整，这种改革集中表现为“来自计划外的增长”或“体制外改革”。由于东部各省份在市场化改革中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而市场化程度提高以及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要素(尤其是资本)在东部内部的跨省区、跨行业流动性增强，其结果是东部内部各省份的资本产出比普遍提高且逐步趋同，而这种趋同是此阶段东部组内差距以及总体地区经济差距缩减的核心力量。
1990-2003年中国地区差距呈现出扩大态势，这在空间意义上主要是组间差距、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引致的，在动力意义上资本产出比仍占主导地位，但资本劳动比的贡献度在相对走高，故此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两方面的差距拉大是该阶段整体地区差距发散的根本原因。为何此阶段地区差距在“空间”和“动力”意义上的成因均发生了转变？其原因是：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要素再配置，东部各省份已呈现出“俱乐部趋同”，中部、西部内部各省份本身差距较小，而东部整体的率先发展在三大区域之间积累着增长落差，由此组间差距成为影响总体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资本产出比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和配置资源能力，东部相对于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尤其是要素市场化程度)更具优势，因此资本产出比仍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走向广泛和深入，中西部的制度模仿和技术学习效应不断增强，遂导致市场化进程和资本产出比差距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度下降。不过，东部相对于中西部在资本集聚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彰显，遂使资本劳动比成为资本产出比的“接替因素”而加剧了地区差距，这正是此阶段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共同导致地区差距拉大的根本成因。
2003-2009年中国地区差距再次走向收敛，这种收敛在空间意义上主要是三大区域组间差距(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组间差距)缩小引致的，在动力意义上资本产出比仍是主导因素，但资本产出比和劳动参与率对区域之间差距缩减的贡献度在不断提升。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和中部内部的“俱乐部趋同”特征非常显著，而西部内部各省份的差距仍相对较小，因此组间差距仍是影响总体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伴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之间的落差均在缩减。在动力意义上，中西部在要素市场化进程快速追赶并致使区域落差相对缩减，这导致资本产出比对整体地区差距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同时，东部商务成本的持续走高以及信息化引致的地理因素弱化加剧了资本的跨地区流动，而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以及产业结构梯度转移也缩减了区域间的资本产出比差距。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持续转变以及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的刚性存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日渐缩减，“刘易斯拐点”不断逼近，劳动参与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但考虑到现有统计资料难以精确标度劳动流动特征，因此，劳动参与率对地区经济差距的长期影响作用尚需观察。概括起来，三大区域之间主要依托资本产出比差距收敛实现了2003年之后的地区差距收敛。
六、结论和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并未呈现出持续收敛的态势，探究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内在成因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泰尔指数进行了“空间”和“动力”的双重因素分解，据此研究了1978-2009年中国3 1个省份经济差距的变动机理，结果显示：以1990年和2003年为拐点，地区差距呈现出先缩减、后扩大、再缩减的“N”型变动趋势。在“空间”意义上，组内差距对地区差距的贡献度从77.49％降至39.20％，组间差距的贡献度则从22.51％增至60.80％，组间差距越来越取代组内差距而成为影响地区差距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在“动力”意义上，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对总体地区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70.00％、18.72％和11.28％，资本产出比(以及劳动生产率)是引致地区差距变动的关键因素，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产出比的贡献度不断下降，而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的贡献度则逐步上升。综合起来，1978-1990年东部内部的资本产出比差距收敛是总体地区差距缩减的关键因素；1990-2003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在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两方面的差距拉大是此阶段总体地区差距发散的主要因素；2003年之后三大区域之间在资本产出比、资本劳动比和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差距缩减是总体地区差距缩小的根本原因。这种“空间”和“动力”影响因素的转变根植于我国体制转轨的渐进特征以及要素供求的持续转变。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引申出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首先，1990年迄今导致地区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是组间差距，因此区域发展政策应立足于中部、西部这样大的经济板块而确立，不宜将政策重心放置在三大区域内部不同省份的差距缩减，在此意义上，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无疑是有针对性的，后续还应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持续完善和向纵深方向推进。其次，资本产出比是地区差距变动的主导因素，且资本产出比反映了要素利用效率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中西部缩减其与东部的落差就必须将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放在首要位置，应加快推进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促使要素市场精确地反映要素稀缺程度，促使各类企业在获取要素和产业准入中具有对等资格，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提供更适宜的公共产品。第三，1990年以来资本劳动比也是导致地区差距变动的重要因素。考虑到要素禀赋特征，中西部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面临着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挑战，为此，中西部应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来提供市场所需要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公共产品，为资本流入和形成提供更优质“硬件”和“软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外资本引入和对内资本积累来增强本地的要素集聚能力。最后，进入新世纪以来，劳动参与率成为影响地区差距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中西部而言，依靠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实现区域间经济收敛是一个理性选择。据此，中西部地区应着力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轮”驱动来增强就业创造能力，着力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本教育、基本养老等社会体制改革，着力通过强化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含量，藉此为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本地劳动参与率的持续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注释：
①东部指辽宁、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海南、广东11个省、直辖市；中部指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山西、吉林、黑龙江8个省；西部指重庆、四川、甘肃、陕西、宁夏、云南、广西、贵州、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