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1）05-0001-0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面临着新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终结了。但是，一些严肃的学者认为，尽管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垮台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他们指出：“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引者）的基本命题没有一个被驳倒”[1]89。许多人仍然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吸收某些东西来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张，这种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解决工人阶级地位的有效模式，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社会正义？西方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制度能够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吗？此外，由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思考生态问题的论著也明显增多。
一、社会正义问题的思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斯大林主义以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一些人由此而为“社会主义的终结”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而欢欣鼓舞。面对着这样的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转向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一论争从实践上涉及这样一些现实问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柯亨等人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早年曾经致力于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命题的柯亨在后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开始致力于政治哲学问题的思考，力图发掘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伦理观念即平等、正义观念。他试图从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和诺奇克（Robert Nozick 1938—2002）的思想中吸取思想资源来丰富他的社会主义信念。柯亨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罗尔斯平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即平等的个人自由的优先性，社会机会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以及不平等的分配应该首先关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等。罗尔斯认为，社会的正义和平等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或者说，社会的结构应该按照他的两个正义原则而建立起来。柯亨则更进一步认为，两个正义原则不仅仅是用来规定社会结构的，而且也应该是个人的态度与选择[2]序言X。这就是说，只有个人有这种态度，并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这样的平等的社会结构才能建立起来。或者说，依据罗尔斯的差异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公正社会还要依赖于人们的自愿风尚，比如，富人自愿捐出自己的财产。柯亨在后来的《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著中，他又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构想。在这里，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的平等正义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问题，更根本地说，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不解决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问题，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就是不可能的。
与柯亨一样，法国学者比岱（Jacques Bidet 1935—）也试图把罗尔斯的契约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比岱认为，罗尔斯所说的契约论原则确实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个观点本身并没有错，而问题在于，按照罗尔斯的契约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如罗尔斯所期待的那种稳定性，契约的原则中所体现的平等自由总是被破坏。比岱认为，契约关系是一种相互许诺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不存在任何暴力的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最初都建立了一种无强制的契约关系，但是这种契约关系后来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市场经济中，工人和资本家在签订契约的时候是平等的，但是在工作中，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剥削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被破坏了。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和个人之间虽然也建立了契约关系，但是最后官僚阶层却占据了有利地位，并导致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的产生。那么为什么这种契约关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呢？这是因为，统治者宣称它所建立的契约是平等的契约，而实际上其中已经蕴含了不平等，被统治者失去了平等参与的契约者地位，于是市场的契约和计划的契约都会解体。这就要求建立新的契约。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契约本身会引发一种反抗那些破坏契约的势力，要求实现契约的平等。这种反抗力量被他解释为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因。比岱提出的所谓计划和市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要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辩护。在这里，他一方面为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辩护，认为人们之间由于社会和自然的偶然性而产生的社会差别是必然的，契约中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必然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不仅要接受罗尔斯的在经济上补偿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的原则，而且要赋予他们以更多的权力，以平等的权力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劣势。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继承了德国哲学的传统，从黑格尔早期的伦理学思想中发掘出“承认”的问题，并把社会正义问题的研究从财富分配的角度转换到人在社会中是否得到承认的问题。在他看来，人和人之间互动关系会发生为了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个人就是要获得自信、自重和自尊。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人格和尊严受到伤害、蔑视和诋毁，那么个人的自信、自重和自尊就受到了伤害。当一个人得到另一个人在身体上的关爱时，个人就会获得自信，反之，当一个人在身体上受到伤害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自信就受到破坏；在公共生活中当一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格就得到了尊重，反之，如果在公共生活中，个人的权利被蔑视了，那么个人的人格就受到伤害；最后在一个价值共同体中，如果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得到社会的尊重的话，那么，他的尊严就得到了维护，社会的团结就得以产生，反之，如果个人的特殊性和社会贡献得不到承认，那么个人的尊严就受到伤害，社会团结就被破坏。社会的平等就是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承认中确立起来的。对于霍耐特的这种平等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 1947—）对其进行了批评。她认为，社会的平等和正义涉及三个相关的问题：经济上的平等分配、文化上的相互承认以及政治上的代表权。在现代社会，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权利如何才能得到保障的问题也是社会正义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她看来，边缘群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应该获得同等的代表权。
他们都试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批判或者弥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理论上的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论争。
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革命策略分析
80年代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进行了不同的思考。比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存在？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是否发生了变化？如何看待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80年代之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斗争失去信心。他们不再期待通过工人运动来改变社会状况。他们更期待各种“新社会运动”，期待“公共领域”的发展，期待以“激进的民主”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格局。由此，对于他们来说，现代社会领域中的斗争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斗争。
哈贝马斯90年代所提出的商议民主理论就是对于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所提出的一种改良策略。而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35—）、墨菲（Chantel Mouffe 1943—）提出了一种以“激进民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策略。这个社会主义策略吸收了葛兰西、后结构主义有关思想，从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对他们来说，阶级既不是经济利益一致的共同体，也不是对于自身社会地位一致意识的共同体，而是各种意识形态塑造起来的松散的政治群体。一种主导的话语会形成一种松散的政治群体，其他的话语也会构成其他的松散的政治群体。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话语的社会，也是多元群体构成的社会。这些社会群体没有固定不变的社会利益或社会身份，他们的社会身份都是随机建构的，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因此，他们也随机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阶级关系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不存在有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3]95，坚持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阶级是经济决定论。
在他们看来，从经济的地位来理解阶级立场是不合时宜的经济决定论，而且，把阶级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点也是毫无意义的。在现代社会“工人阶级被许多无力被整合、常常矛盾的主体立场所控制”[3]94。工人阶级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工人阶级的立场是多元的，变化的，并且常常是矛盾的。按照他们对于阶级和工人阶级立场的分析，社会主义不能再依靠工人阶级的联合，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无关。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只存在偶然的外在的关系。工人阶级的革命也不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平等关系，而要建立平等关系，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也一样会发挥作用。工人阶级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特权化主体”[3]97。
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能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提出的民主理论也不能解决这里出现的矛盾。以投票机制为特征的市场民主只看到政治竞争而看不到竞争中的协作。商议民主理论强调了通过理论的争论而达到一致。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人类社会充满了对抗，这种对抗是无法根除的。但是，这种对抗并不意味着多元民主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曾经提出，政治斗争就是要划清敌友，而要解决敌友的矛盾就要依靠独裁统治。而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社会领域中的竞争不是敌友之间的竞争，而是对手之间的竞争。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结合。民主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出允许冲突的制度而不是要人们在斗争中达到一致。各种政治团体不可能达成的话语上的一致。因此，“政治任务在于如何在那些不同斗争之间创造一个等同链条，怎样使他们融合到运动之中，展现出某种形式的联合”[4]42。他们所提出的“激进民主”，就是要实现各种权力关系的链接。在这里，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又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改造了这个理论。在他们看来，领导权不是由处于社会中心的某个阶级或者组织所控制的。领导权出现在社会的微观领域，存在于各种社会运动之中。在现代社会，可能会存在着多样化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是在权力关系的链接中出现的。因此，现代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就是要进行权力关系的链接，从而实现社会民主。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激进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
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这种社会主义策略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们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拉克劳和墨菲在以下三个基本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他们否定了经济关系决定阶级关系的思想，割断了阶级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关系；第二，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合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不要说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就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工人阶级也无法联合起来。工人都是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而临时结合在一起。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存在；第三，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否定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而不过是要实现一种“激进民主”。在他们看来，这些理论观点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新东西，“全都是些烂熟的货色”。只有那些“平庸的、老掉牙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轻信这些东西[5]53。应该说，对待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要做一个“平庸的、老掉牙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三、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虽然也关注全球问题，但是对于全球问题的思考，对于全球问题的思考却很少诱发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或者说，那个时期对于全球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的范围内。而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展，全球问题化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普世价值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争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所有这些都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理论课题。面对着这些新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帝国”的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就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哈特（Michael Hardt 1960—）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1933—）2000年出版了《帝国》一书，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传统上，各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被限定在既定的空间范围。帝国主义表现为，各个具有强势地位的民族国家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使自己的主权超出既定的空间范围，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了残酷的战争。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断扩展，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形成了。他们把这种新的全球秩序命名为“帝国”。这种“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6]序言1。那么这个政治主体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统治世界的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个政治主体不是某个民族国家，即使美国也不能担任这个主体的角色。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6]序言3。在资本、商品全球流动的社会中，在商品生产全球化配置的条件下，一种服务于资本、商品流动和全球市场的管理体系、规范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个政治主体就是一种渗透到资本、商品的流动以及生产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管理网络。在他们看来，权力就渗透在这种管理网络中。在现代社会，统治整个世界的就是这种权力结构。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实施霸权力量的主体不是某个民族国家，不是军事上的强制和暴力，而是一种渗透在全球交往中的权力关系。在其中，具有不同势力的资本、劳动、文化等进行着较量。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当代世界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国际性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代替这种主权的是一种新的权力体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大国通过资本和文化等方面的全球流动而对世界秩序的控制，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大国通过制定全球规则而对世界秩序的控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新的控制方式。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在现代国际秩序中，某些大国仍然依靠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优势，超越自己的国界而对其他国家进行干预。或者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帝国主义似乎并没有消失，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明显。与哈特、奈格里不同，哈维（David Harvey 1935—）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不是“帝国”，而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哈维把这种“新帝国主义”称为“资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主权国家与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联合以控制世界秩序。一方面主权国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优势地位，而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来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的主权。一种方法是用主权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来维护自己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资本的流动来掠夺、侵占和影响其他国家的主权。哈维把这两者分别称为“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哈维承认，国家的主权力量和资本的力量有时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主权国家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它的政治力量，而资本则要增加它获得利润的机会；主权国家的政治意志要受到该国公民的制约，而资本只对资本家个人的利益负责。因此，主权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就应该抓住任何一个获利的机会，但是国家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却要限制这种获利的机会。比如，少数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拒绝把高技术产品出售给中国。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资本的逻辑的，但是却符合政治统治的逻辑。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资本推动国家为开拓新的利润空间而努力，国家借助于资本的力量而达到自己的霸权利益。哈维认为，虽然这两者会结合起来，但是它们各自的势力是不同的。有时，国家的政治力量在这种结合中发挥主导作用，有时资本的力量在这种结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哈维看来，由资本的扩张所引发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出现的掠夺性积累密切相关的[7]119。由于这种掠夺性的积累，大量的剩余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法消化，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因此，资本需要借助于国家的政治力量来实现资本的增值。哈维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把全球化的过程看作是资本的力量全球化的过程。按照他的看法，这是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性掠夺的新策略。
四、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思考
自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就有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开始思考生态环境的问题。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生态环境的保护运动在西方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而生态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阐发生态保护的思想，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本·阿格尔（Ben Agger 1952—），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 1939—）以及安德烈·高兹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生态学思潮更加活跃，发展更加迅猛。这种社会思潮发展为一种各种生态运动，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还与各种后现代思潮结合起来。西方左派思想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于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而展开的阶级斗争问题开始让位于各种边缘团体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对于启蒙的批判进一步发展为对后现代主义的张扬。女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身份政治等新的思潮出现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不仅从利益斗争来考察生态问题，而且从提倡新生活方式——一种后现代生活方式的角度来思考生态问题。
第一，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问题上，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马克思不喜欢自然[8]3。他们认为，马克思只承认劳动的价值而没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马克思否定了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只考虑生产力的无限增长，过分强调生产的作用，而没有考虑到自然资源的限度[9]90。面对这些批评，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攻击是有失公允的[8]导言3。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然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强调自然的美，但是这种自然美在资本家的目光中被忽视了，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交换价值。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交换规律的分析中，否认了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界没有交换价值，因此也没有被看做是财富的来源[8]4。马克思对待自然的态度特别地表现在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于生态的见解通常是相当深刻的。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绿色理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理论没有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协调起来[10]23。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包含生态观念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确实，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但是控制自然并不意味着破坏自然。一些学者认为，控制自然即使是有意识地控制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再改造自然。相反，放弃对于自然的改造，无非是要人回到原始状态上去。马克思主义强调了改造自然的必要性，并把它看做是文明的基础，而人对自然的改造又是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的。马克思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就体现在他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历史的理解上。
他们强调，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一个社会的概念。马克思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的保护的，或者说，马克思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来阐发他自己的关于生态的观点。他们说，马克思关于生态的观点来源于社会与劳动的相互依赖，来源于劳动中人和自然的相互转换，来源于前资本主义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来源于共产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转换等[9]92－93。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的思想从什么意义上体现了生态观念呢？马克思是把生态问题与特定的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就把生态问题的研究与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在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上，虽然有一些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生产技术的发展，归因于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许多学者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即不断扩展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条件之间存在着矛盾[8]253。由第一方面的矛盾所引发的危机是经济危机，由第二方面的矛盾所引发的危机是生态危机。当代社会所出现的生态危机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条件特别是外部自然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加剧生态危机。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加剧了经济危机。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加剧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资本家会不断地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随着生产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会提高。资本主义必然面临着平均利润不断下降的趋势。面对着平均利润的下降，资本家必然要强化对外部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而确保企业的利润率。同时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就要不断地减低成本，使企业成本外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也不愿意减低企业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而把这种治理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此外，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进行资本的积累。而这种无限制的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毁灭”的趋势。在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残酷地对待一切阻碍资本积累的力量，包括来自人类的和自然的干预[10]90。
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生态危机，那么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有些人甚至主张用一种所谓的生态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的贪婪的欲望。如果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人的贪婪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改变，那么生态环境的保护就有了制度和人性上的保证。也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是资本的代言人，因此它不可能真正地保护环境。要保护环境就要把工人和环境保护者联合起来。这就是要通过工人运动来削弱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他们认为，这就需要有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这种民主国家不再是资本的代言人。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10]128。
第三，在如何看待解决生态危机的技术手段的问题上，人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技术是造成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用技术的方法对自然的控制进一步导致了技术对人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要解决自然环境的问题就要放弃科学技术。也有一些人认为，用理性的方式来控制自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技术上对自然的控制不等于破坏自然。而用技术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当代人类社会的重要选择之一。而其他一些学者则把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放在社会、经济制度的氛围之中来思考。他们认为，技术具有复杂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能对技术进行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资本的积累过程必然导致技术的提升，而技术的提升会引发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科学技术还会导致劳动者之间的分裂[8]325。因此，他们认为技术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问题，技术问题必须从社会、政治的维度来加以思考。实际上，技术的运用必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其积极效应是提高人类社会控制自然的能力，从而也为运用技术的方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必要手段；其消极效应是，技术在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会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摆在人类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扩展积极效应，而限制其消极效应。这就需要借助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方法来引导科学技术的使用。
第四，人类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论争受到普遍关注。一些人在生态中心主义或者生命中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比如，绿色生活，动物保护等。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也试图从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中寻找理论根据，并借此来为生态中心主义或者生命中心主义辩护。
五、结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理论意义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是其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事实上，不认真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得到前进。
第一，早在苏联崩溃和东欧剧变的初期就有西方学者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崩溃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和自由主义的胜利？柯亨对于罗尔斯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力图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批判自由主义。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时候，人们同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一伟大成就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还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这既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又是一个涉及我国改革开发的未来发展的思路的问题。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成果不屑一顾，只能表明，我们在理论上的不成熟，而在实践上必然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应该承认，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理论上来说，这确实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中某些成果。这就是，只有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才能达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是，这个思想是不是可以和经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乃至和政治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笼统地和自由主义等同起来呢？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它意味着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如贸易的障碍以及政府施加的垄断和补贴特权。政治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权利高于共同体的利益，而文化自由主义则倡导个人生活方式上的自主性。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都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地位。而我国所建立的市场经济体系只是强调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又是在国家权力的调控下实现的，而绝不是简单地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优先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绝没有支持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因此，我们不能说，市场经济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就是自由主义的胜利。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还会越来越突出。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的时候就发现了伴随着市场经济而出现的棺材店老板期望天天死人现象，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在中国。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中所提出的许多思想就是针对市场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它恰恰是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思想的巨大生命力恰恰就会在我们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展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不能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新社会运动”的讨论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现实问题。在我国，群体事件频发。如果我们拘泥于当年的工人运动的思想，那么我们就难于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事件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其中既存在着为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抗争，也存在着边缘团体为社会承认而展开的社会斗争。就某些人所进行的经济利益的抗争来说，这种抗争也不是共同的利益集团进行的抗争，而是由于制度的不完善等问题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同样，有些斗争可能是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或者个人的尊严没有得到尊重而引发的。有些旁观者参与其中发泄自己的对社会的不满。在这些抗争中既不存在操控的组织，也没有利益一致的阶级。对于所有这些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启发意义的东西。我们的政府是否也应该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理论成果来思考这些群体性事件吗？难道我们的政府不是也应该吸收其中的有益成果来理性地处理这些事件吗？
第三，90年代以来全球化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其中涉及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今天的全球化是不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加入全球化就是要接受全球经济规则，而全球的经济运行规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正如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规则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曾经出现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反全球化运动。而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下反全球化的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从实践上来说，全球化是不是帝国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的新途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不是还能够在理论上回答当代全球化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应该说，《帝国》的作者以及《新帝国主义》的作者各自从不同方面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不再走传统的帝国主义的老路了，它们如《帝国》作者所说的那样，通过全球化的管理网络来控制全球化。它们试图借助于各种组织和规则来控制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它们又会显示出帝国主义的某种特征来，比如，它们用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来控制全球秩序。或许它们也会以维护全球秩序的名义来对他国进行军事和经济干预。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国际秩序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只要全球各国经济实力不平衡状况没有改变，霸权主义就不会消失，实力雄厚的国家就必然会用自己的已经获得的经济优势来巩固自己的政治优势，并借此而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
第四，生态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利益斗争的角度来说明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根源。应该说，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出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生态问题。从生产方式来看，市场经济的主体都努力以最廉价的方式来获得资源和利用资源，这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从生活方式来看，为了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主体乃至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把扩大消费作为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所有的企业总是会感到需求不足、国家也希望扩大需求。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中政府和企业共同面对的难题。消费、不断地消费，乃至满足虚假需求的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资本家要不遗余力地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信用卡、自助餐厅、过度包装等），政府也在其中推波助澜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政府经济业绩的重要途径。资本家总是力图让人把他所不需要的东西变成他生活中的必需品，他们要使尽浑身的解数让瞎子戴上眼镜，让聋子走入音乐厅，让秃子买一把梳子，让无脚的人买鞋子。政府要不断地增加货币供应，要让物价膨胀。钱存在银行就是贬值，购买是保值的唯一途径。它要敦促人们购买，只有购买才有增长，只有购买才有业绩，只有购买才有就业。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与其说是为人们提供生活的保障，不如说是要让人们放心地购买。今天的购买就是明天的生活保障。然而，当资源不断枯竭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保障我们的未来生活呢？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吗？
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实践给我们提出的理论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关注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些新趋势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紧迫理论课题。
收稿日期：20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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