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发展的结果及原因——韩国和智利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利论文,导向论文,原因论文,韩国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不到30年时间里，韩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进展并成为广为关注的焦点。自1962年起，韩国的GNP就以年均8.5%的速度快速度增长。1970～1990年，出口以30%的极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也迅速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新兴工业为主。
与韩国发展经历相比，拉美国家经历不了尽如人意的发展态势：快速的通货膨胀和不断恶化的外汇收支。
直到50年代末，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还远远快于韩国，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天赐的优势，包括大量的原材料，丰富的自然资源，较低的人口密度和较高的初始人均收入。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差距逆转了。许多拉美国家遭受了经济滞呆并经历了难以克服的通货膨胀和外贸赤字。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更使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
最近的文献以许多因素来说明两个地区差距的潜在原因，涉及面很广，从发展战略的选择一直到文化遗产。最令人信服和最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是6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是造成悬殊差别的关键因素。然而，詹金斯（Jenkins）表明，韩国经济运作比拉美国家为好， “这不只是由于贸易取向和政府干涉的程度不同，而是由于政府干涉的有效性不同。”
在提出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将考察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眼于发展与出口的关系上，通过历史性和分析性的比较，设法揭示“哪些政策在发展过程中更为关键”以及“特定的经济因素对推动发展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问题是理解经济发展潜在机制的关键。
本文在两个重要方面与其他研究报告不同，第一，不仅考察特殊政策选择的后果，且还考察这样选择的原因；第二，说明较大历史跨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我们选择智利，一是其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它与其他拉美国家有着相同的发展道路：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这与韩国在整个时期明确推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不同。此外，智利曾由明显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向“有节制地向外”的贸易取向转变。这为考察国与国之间以及一国不同时段贸易政策与经济运行情况不同的关系提供良好的条件。
二、智利和韩国
1.1960～1973年期间：差距出现
自1940年以来，拉美国家开始了基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计划。智利经济在1930年期间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转向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求发展。贸易限制和汇兑控制双管齐下，以鼓励国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并减轻国际收支的压力。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智利经济运行良好。制造业从1937年到1950年年均增长率7%左右。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低效率开始在大多数工业中出现，而“进口替代”工业因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也严重阻碍了新行业的产生。结果，“进口替代”战略开始失去活力。从1950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3.5%——几乎是前10年的一半。
60年代，尽管尝试了各种改革措施，但经济仍相当滞后，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3.4%，与前10年没有多大差别。按人均计算， 经济几乎没有发展。再一个问题就是持续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年均通货膨胀率1962～1964年为35.4%，1965～1970年为31.7%。这一通货膨胀率甚至高于拉美国家的指数。
1970年11月初，阿连德执政，其经济政策旨在尽一切可能摆脱对外依赖振兴经济。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管生产并以各种方式阻碍私营，公共开支急剧增长。同时，继续大量发行纸币，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86.7%，1973年高达605.9 %。 人均GDP也急剧下降到－7.1%。
1960年～1973年期间，智利经济实际上是封闭国际贸易。进口保护和出口歧视远甚于其他拉美国家。因此，智利经济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并没有改善，与前10年相比，有些部门甚至更糟。
因此期间韩国的经历与拉美国家尤其是智利形成鲜明对照。
50年代，韩国试图根据“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工业化。其初衷是鼓励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手段是实行配额制和进口限制。汇率高估又阻碍了整个时期的出口。1960年之前，出口增长不到GNP增长的10%。
1961年军政府上台后，采用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新战略。其中心是“价格与国际接轨，以发掘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保持出口竞争力”。支持出口成为一项最优先考虑的经济政策。为鼓励出口，政府开始实施各种奖励措施，其中有两个在鼓励出口中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对出口生产必需的中间产品，进口不受限制并免税。另一个是对出口必需的生产资金自动给予银行贷款。
政府努力保持适当汇率也在促进出口中起了重要作用。保持合乎实际的汇率被认为是韩国成功的“出口导向战略”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助于韩国产品在整个时期国际市场上保持价格竞争力。
总之，出口导向战略运行得相当好。1962年韩国出口达5200万美元，1964年达1亿美元，1968年达5亿美元，1970年为10亿美元， 1973 年为320亿美元。辉煌的出口增长极大地推动了GDP的增加。
就出口对国内发展的影响而言，1960～1973年间制造业增产了4 倍多，其中19%是来自于出口生产。如果把出口的间接影响也考虑进去，那么就上升到26%。韩国相当幸运，在空前的贸易自由化时期进入国际市场。当时，工业发达国家还没有建立如目前的诸多进口壁垒以阻止发展中国家出口。
相比之下，智利没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加强自身经济，以及建立一个使经济发展有望成功的模式。这是因为，智利坚持“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且不能从扩大出口中求得好处。由于外汇短缺和工业发展长期停滞，这种失败进一步阻碍了发展的潜力。
2.1974—1982年：面对外部冲击的不同对策
1973年石油价格上涨，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尽管外部环境极度恶化，韩国继续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从而能成功战胜石油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发达国家从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时，韩国却在继续增加其国际市场份额，1976年韩国的出口额同上年 1390 亿美元相比达到了5160亿美元的高峰。
出口不断增加证明了韩国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提高了其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贷款信誉。这引来了滚滚外资，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因此，从1976～1978年，韩国在所有石油进口国中创下最高增长年率的记录（年均10.9%）。
然而，从1979年到1980年，韩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勉强完成了只有2.4%的增长率。1980年，实际增长率为－6.2%，是韩国自1962年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
韩国的经济问题也可看出那时政策的逆转。工业化战略向重化工业发展的转变要求贸易战略从总体“出口导向”战略向“进口替代战略”转变。这对出口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促进重化工业发展是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手段来实施的。进口控制及特定产品关税保护，财政优惠和低息贷款划拨，政策性贷款，这引做法减少了出口借贷的款项，损害了出口工业。此外，对重化工业的高投资部分是靠货币发行的骤增而维持的，因而，通货膨胀加剧。结果，韩国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竞争力。
具有讽制意味的是旨在减少国际收支压力和增强独立自主的政策的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发展重化工业的动机是替代进口和以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来维持生产和发展。由于出口减少和储蓄率下降，这些进口主要依赖举借外债来筹措资金。接着，韩国的外债在1978年达到了1480亿美元，1981年上升至3240亿美元。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债务国。
智利在1974～1982年间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数形成鲜明反差，它既经历该国历史上又一个发展最高峰，（1977年GDP增长达9.9%），也跌落至最低谷（1982年GDP增长为－15%，1975年为－12.9%）。1973 年，智利也有过世界上最高的通货膨胀率（约1000%）；而1981年又遇到一次最低的通货膨胀率，为9.5%，失业率和外汇收支也有类似情况。
对这一时期智利所发生的一切作一分析，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一时期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在军政府统治的头三年，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人均收入大幅度下降，经济活动明显减少。人均GDP下降14.4%，实际GDP下降－12.9%。原因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铜价格暴跌，政策调整滞后。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利经济在1977～ 1980 年出现了一个奇迹。1976年中期开始，经济逐渐回升。人均GDP从1974～1976年的年均下5.6%变为1977～1980年的年均增长8.5%， 使智利成为除韩国和乌拉圭外唯一在1973年后经济增长的工业化国家。其中出口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使GDP年均增长40%。实际上， 智利的出口量仅次于韩国。某些出口组成中的变化也被固定下来。非传统产品出口大大增加了。
出口骤增的原因在于，紧缩政策引起国内需求大大萎缩，这迫使某些企业，主要是农业和制造业寻求海外市场；由于70年代中期之前有大量未开发的出口潜力存在，使快速扩大出口成为可能。所以当出口歧视经放宽进口限制而有所缓解时，这一潜力就被充分开发出来，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
智利自由化政策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几乎完全撤除进口非关税壁垒”并迅速降低关税。从平均90%以上和1973年的500%以上降到1975 年的44%并进一步统一为1979年的10%。如此低的关税率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异乎寻常，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属罕见。大幅度削减关税迫使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1981年中期，前些年的高速发展才明显走到尽头，出现了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约为GDP的15%，经济活动明显减少， 失业人口增加。唯一乐观的是9%的通货膨胀率。1982 年经济又陷入严重衰退，处于混乱状态。GDP下降14.3%。同时，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 工商企业难以为继，等待着政府的紧急财政援助，但却未能如愿以偿。
有各种因素可解释1982年智利的金融危机，其中有两个较重要。一为危机可能是由放宽限制政策本身的最终失败造成的。有人认为，问题在于过度放宽限制，“过多过快”的开放使经济易受极端恶化的外部环境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其归咎为某些经济政策，而整体战略并没有错。认为放宽限制并没有走过头，而是1974～1978年间金融未能放宽限制以及政府决策滞后带来的问题。一个不太偏激的观点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是错误的固定汇率和工资调整缺乏灵活性，再加上国际石油危机。这一思路更具说服力，且更为深刻。
从这方面讲，如无例外，某些严重的决策错误和多变是1982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中主要错在不灵活的工资率和固定的汇率。也有人称，财政部门缺乏适当的监督管理，造成银行有价证券胡乱借货，进而引起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危及本已脆弱的经济。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1982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方面是在1980 年和1981年外资的大量涌入。1980年4 月资金流动限制的撤消引起了大规模举借外债。1981年各种资金的流入已超过GDP的10%。 外国资金进一步刺激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外债及贸易赤字的增加使借贷下降，随之，资金流入停止。其结果就是智利1982年的债务危机。
这表明，在政策变化前后，经济运作情况有一个显明对比。在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之后增长率急剧跳高。尽管1970年推动重化工业的政策逆转对韩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成熟的出口导向战略的重建”使韩国经济重又回到增长的道路上。当受到外部危机的打击，必要的调整不是逆转自由政策而是继续出口导向政策。
3.1983年之后：危机以后
智利经济经历了1982年“近乎崩溃”的危机之后，在80年代下半期重又恢复了巨大活力。实际产量以年均6.3 %的速度增长。 失业率从1982年的25.2%稳步下降到1989年的6%。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近20%。
是什么原因帮助困难重重的智利经济摆脱危机？应该说，这借助了一系列结构改革。改革的中心是稳定、恢复和发展。稳定，即采取削减和调整开支的政策。恢复和发展，即“减少公共部门浪费及确立真正反映比较优势和供求的相对价格。
结构改革首先是通过银行、行政和财政实施刺激性措施来促进出口。主要手段是比索贬值和工资紧缩。
1982年还在智利遇到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某些观察家以此来证明，自由市场及出口导向经济不可能在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然而，智利成功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获得“拉美国家中最有力和最健康的经济结构”的赞誉。我们知道，正是纠正了带来危机的政策措施的错误而非逆转70年代的放宽限制改革，危机才得以克服。成功的关键在于重新强调包括出口导向在内的改革措施。
1980年韩国经济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又取得了高速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惊人成就。
1983～1989年间，平均增长率约10.6%，通货膨胀率控制在7.1 %以下。出口增长也达到了16.7%。
促成这些惊人成就的因素有许多，外因是石油价格和利率下降，有利的汇率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内因是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了通货膨胀成因和减缓了工资增长率。
自1980年初24%的大幅度贬值后，到1984年中期前，名义汇率一直是小幅降跌。这极大地提高了出口工业品国际竞争力。尽管汇率下降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但这一情况在该时期并没有发生。出口和生产迅速增加而通货膨胀大幅度下降，国际收支获得重大改善，这是韩国现代汇率贬值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1983～1987年间，名义工资增长急剧下降。从1980年的20.2%下降到1984年的7.7%。随后逐渐回到1987年的11%。1987 年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0.5%。由于较低的工资增长，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加强了韩国出口和经济发展。
1980年后，最显著的经济成就是贸易和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这在韩国现代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自1986年以来，分别达到了1140亿美元和1420亿美元左右，使韩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在1988年末达到了1240亿美元，几乎是1980年的2倍。
1983～1989年，韩美之间最大贸易顺差达到了10亿美元左右，成为美韩之间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面对日益增加的贸易和国际收支盈余及来自美国的压力，韩圆升值不可避免。从1985年到1987年，韩圆升值了9%。到1989年末，在名义上，韩圆对美元的比价升值了23%多。 这表明自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以来，韩国经济情况发生了剧变。
贸易限制放宽及韩圆升值致使许多传统出口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政府也强调国内经济拓展的重要性，并鼓励进口和限制出口到美国市场。这是一个明显的决策错误。因为国内市场太小而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并且，发展的国际化有可能对自然资源匮乏和人口稠密的韩国经济结构来说，仍是一个显著特征。
考虑到国内外各种问题，可预计韩国的出口将比过去放慢速度。事实上，韩国出口工业面临着严重困难。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懂得，避免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的最好方法就是振兴出口工业。
三、出口导向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刺激出口是韩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拉美国家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求经济发展之路在60和70年代已走到了尽头。
那么韩国在工业化进程初期为何能从“进口替代”战略较客易地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拉美国家及智利却不能。尽管拉美国家也有扩大出口的要求，但经济政策总是偏向“进口替代”的轨道上去。
在智利，60年代几乎没有实施过刺激出口工业的政策，直到70年代才开始，但为时已晚。换句话说，如果出口导向工业化被证明是上乘之策，那么为何对它的采用会如此犹豫不决，反而实施不合理的决策呢？
回答这一重要问题应属政治经济学范畴。这里集中分析“政治经济与其比较优势的冲突”，以进一步讨论政府的决策。要理解“出口导向”政策的选择，必须基于“对潜在政治经济结构及左右政策的各种政治动力的分析上”。
韩国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是基于国内外的政治情况，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军政府掌权后力图以经济为由证明政变的合法性，并把发展经济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尤其是朴正熙当选总统后，不得不提高经济状况来确保其政权合法性。当他在初期遭到许多经济上的失败之后，他孤注一掷地为摆脱贫因潦倒的经济而寻求出路。美国顾问团在向“出口导向“转变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在日本战败后，美国在韩国就获得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朝鲜内战和冷战延伸，使美国认识到该国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治和军事联系，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为50、60年代进口资金的提供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援助没有持续下去。面对此种前景，美国顾问团鼓励韩国经济重建和自力更生。
由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受到正极力通过经济突破以求得国内承认其政权的朴正熙的赏识。朴正熙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使韩国通过扩大出口、外资流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建立联系来寻找外汇收入的新来源。接着，1964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
相比之下，60年代，智利政府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并不处在为求得国内承认而孤注一掷发展经济的地位。智利也比韩国有更长的工业化历史，在60年代也不属“经济处于瘫痪”的国家之列。因此，智利无须政策的应急变化，完全可以坚持50年代前运作良好的进口替代政策，尽管到60年代总体经济情况已不如人意。此外，60年代，智利也不是美国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70年代初，没有外界压力要求刺激出口。实际上，拉美政策制定者受出口悲观主义的影响，拉美经委会在该地区仍处主导地位。
要求这一政策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政府应有相当的自主权。尽管有改革的愿望，但实施和坚持下去决非易事，因为改革和政策更改一般带有政治风险，并引起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变化。
经济改革会在政治上受到以前受保护的集团及现存的特权阶层的抵制。即使是对以前引起经济危机的政策失误作改革尝试，也颇为不易。并且，即使因政策变化带来的损失微不足道或是暂时的，也会招致各种抵制。所以，为有效地规划和实施改革，政府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统治阶级或其他阶级的自主权，而这一自主权能使政府实施计划而不受其他集团利益的驱使，甚至能触及他们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可谓是“强大的政府”。由于韩国传统上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影响政策的制定，地主阶级随日本的殖民统治而变得弱小，后又在土改中完全消失，因此，韩国政府能独立于特权阶层规划决策。韩国工业资产阶级出现也较晚，不足以影响决策。
相比之下，拉美仍存在拥有一定政治权力的地主阶级，他们阻碍了向外向型工业化政策的转变。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初期，享受到进口替代带来的大量保护，因此极为反对取消这样的保护。所以，政府的自主权相当有限。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农村利益集团势力大于城市利益集团，这也是一个因素。贸易限制会使农业和矿业收入流向工业和服务部门，因此，农村利益集团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着决定性作用。
韩国政府自主权增强的一个非经济因素是朝鲜这一外在威胁。这也证明，军人在政治中起作用是正当的，要生存就非发展经济不可。快速工业化作为政府政策首要的中心目标，这在公众中已成共识。在这一背景下，朝出口导向工业化转变也为公众接受，于是，政府可以义无反顾地实施这一目标。拉美与韩国极为不同，军政府一旦上台，基于外部威胁，要推行政策导向上的突变就变得相当困难。
上述已表明，拉美反对从保护国内市场转向参与国际竞争的各种势力甚于韩国。因此，直到60年代末，某些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才开始广泛鼓励非传统商品出口。1974年，智利军政府首次推行类似于1964年韩国的战略性转变。进口替代政策的继续推行导致严重的偿付危机、缓慢出口增长以及经济滞胀，这些压力迫使政府改弦易辙以促进出口。反新经济战略的利益集团势力最终受到严重打击。
四、结论
本文分析过去30年韩国和智利存在差距的原因，考察了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变化的主要趋向，并与出口状况联系起来，为一个开放的、贸易导向型经济是长期经济发展的最好保证，也是减轻外界危机的初影响并最终战胜它的观点，提供了证明。
本文也阐述了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考察社会结构与政策制定的关系，解释韩国为何较容易地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而拉美国家却未能实现。这表明，韩国政府拥有高度自主权，也因此比拉美国家较易实施外向型发展政策。而这一高度自主权，是由于韩国没有特权阶层左右经济政策的制订。对比之下，拉美新兴工业国家政府自主权就较为有限。经济改革的实行未摆脱特权阶层的影响。
这些研究结果加深了对两国工业化过程的理解，也为研究该地区开辟了新的方向。尽管有关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极为重要，但未能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即使是那些提倡朝外向型发展转变的人士也回避政策选择原因的分析，将此视作外因。至于是什么因素促使从诸多选择中只选定一种发展战略，以及同样的战略在一国运作良好而在另一国家却不尽如人意，对此将作进一步研究。
我们证明了出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一定也有除贸易之外的其他因素在促使经济发展。
摘自韩国《拉美和韩国发展经验比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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