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的历史变迁--新时期文学的深层透视_文学论文

影响未来的历史变迁--新时期文学的深层透视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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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创作与研究)已经走过20个年头。这是翻天覆地、继往开来、前所未有的20年。这期间,尽管也有泥沙败草,也有回旋起伏,但的确取得了许多足以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对于进一步树立民族新文学建设的自信心,很有必要。

这里,笔者不揣浅陋,试举六端,略作论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文学生命的呐喊;从窒息转向自由;揭开历史新篇章

回眸新时期文学,绝对无法回避“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正是从关于这一问题的大论战起步的。

这场论战,始于1979年,1980年达到高潮。其目标在于解除以“三论”(“工具论”、“从属论”、“服务论”)为核心的“左”的思想理论对文艺生命的窒息。结果是:邓小平在全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不再重提上述传统命题,并稍后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是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接着,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传达并阐述了党中央重新修订的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此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周扬、胡乔木,先后发表文章,对这种调整作了理论的阐述。这标志着,党对“左”的文艺指导思想的政策的调整已告完成。

这场论战和这样的结果,都不是偶然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它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首先,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以这个思想体系中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有效地领导着整个文艺事业。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科学与否,恰当与否,就不能不直接影响着文艺事业的兴衰存亡,也就必然要引起上上下下的关注。其次,讨论在1980年前后展开,自然又得益于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大背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文学自身范围来说,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左”的理论政策及其恶性发展,彻底堵塞了文学(艺)生存之路。自40年代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把以“三论”为核心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和政策,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视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加以强调和突出,甚至不惜借用思想批判和政治斗争的手段保证它的贯彻执行。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日益严重的偏颇和失误带来的两项真正关系到我国文学命运的后果。其一,使文学(艺)的表现对象,由人的全部生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的、精神心理的,乃至深层的意识流动)紧缩到只能表现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政治斗争,即使描写日常生活,也必须贯彻这个“千万不要忘记”的主题。而历史表明,那些“政治斗争”,又往往并非社会客观进程的自然需要,而是违背现实规律的一种人为斗争,一种反真实的虚假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文艺便最终被逼上脱离现实生活的道路,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真之象。其二,使文学(艺)的社会功能,由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多层次的精神需要服务,局限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学(艺)被政治所独专,变为政治的侍从和附庸,本性受到严重扭曲。这样,以“三论”为核心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政策及其现实形态,为同一条巨大的绳索,把文学(艺)捆绑得结结实实。你不得有半点独立意志,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政治;而政治就是真理,就是一切,毋需反问,问则有罪,这种不健康的社会环境,本来已令文学(艺)陷于难以生存之地,无奈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又抓过“三论”的旗帜,进一步把文艺变为他们篡党夺权搞阴谋的工具。这就使真正的文学(艺)步入绝境。

另一方面,文学(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命,它又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文学(艺)的生命力来自三个方面。从本质看,它是人学,也是心学,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巨大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一句话,是人类心智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此可以说,人类是文艺的母亲。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艺),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艺);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艺)之花也一定会愈来愈鲜艳。母亲常在,儿子自然会永生。换一个角度看,文学(艺)不仅为人类所孕生,同时它也负有“为人类”的使命。它必须精诚地为人类服务,或记录社会的变迁、人生的苦乐,或表现精神的漫游、心灵的秘密,或映照意识深层的景观,以此满足人类发展中日益丰富的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做人类的“孝子”。正是这个“使命”,使文学(艺)得以不断地从母体中吸取营养,获得旺盛的再生力。如果从本体角度来看,文学艺术一旦为人类所创造,就成为一种蕴藏深厚潜能的独立的精神生命体。它有着自己的生命机制,由最初的混沌的“文化意识团”开始,沿着由少而壮、由简而繁的规律,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多地发展演进,至今已成为枝干粗壮百花争艳的文学(艺)大树。这种内在的生命机制的深厚潜能,是文学(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无论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还存在着、发展着,这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就不会衰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富凝聚力,也最富生机活力的民族之一,它的文学艺术自然是有悠久的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中国文艺史上创造出辉煌的成就,造就出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巨匠和艺术精品;它必将继续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奋斗。

两个方面,一面要束缚压制,一面要自由和发展,矛盾无可回避。如同任何生命的存在当它遇到阻扼和打击时都要本能地进行反抗一样,中国新文学(艺)这个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生命体,对于以“三论”为核心的“左”的文艺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斗争。例如,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文艺界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这种“左”的倾向,只是由于当时国情所限,“左的东西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随着整个政治的不断“左”转愈演愈烈,最终竟走到“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专制的结果,在显在的现实,文艺被逼得走投无路,公开的生存权几乎被剥夺殆尽,不得不转入“地下”和“民间”。在隐在的深层,人们终于逐步认清了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左”的理论和政策是阻碍文艺健康发展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文艺的解放和繁荣便无从谈起;与此同时,表层受阻的文艺生命之能也在这里日益积累、凝聚、强化,它涌动着、奔突着,成为推动文艺解放的强大“内驱力”。当着“四人帮”的政治统治被粉碎,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展之后,这种“内驱力”迅即化作两股大潮,一股冲向实践领域,促成了文艺创作的新变;一股冲向理论领域,矛头首指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引发了这场大论战。可以说,这场论战,正是艺术规律与“左”的政治干扰长期矛盾斗争的一个积极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是文学艺术自身生命的呐喊。

这场论战,无论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还是从新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都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件,首先,由于许多理论家勇敢的创造性的论辩,以及党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它终于结束了统治文坛数十年以“三论”为代表的“左”的理论和政策,掀过了新中国文艺史沉重的一页。从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谐,从绝对服从走向相辅相成。其次,它不仅结束了过去,也开辟了未来。当解除了政治打击的“后顾之忧”,在长期压抑中积蓄起来的艺术生命之能迅速爆发出来,形成理论与创作互相推动联袂突进的局面。思想、理论、题材、方法的禁区一个又一个地被打破,整个文学以超常的速度向自身回归,向历史和文化深化,向未来发展,如同春回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探索,不断调整,开创了崭新的篇章。新中国文学由此改变了进程,开始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就没有文学的新时期。其三,它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为正确执行“双百”方针提供了示范。早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指导科学艺术事业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遗憾的是在以他为最高领导的这个国度里,这一正确方针竟长期未能得到认真执行,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及其政治统治时期,所谓“百家争鸣”成了“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批判和斗争,结果使得许多从现实发展中提出的复杂而有价值的理论课题及有关探讨,被粗暴地压制下去,既扼杀了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思维,又造就了一种专以批判别人为能事的破坏性文化性格(这种遗毒,从近年那些“大批判”式的文字中仍可见出),这种状况曾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改变学术争鸣中的“斗争哲学”,树立积极平等的探讨意识和建设意识,对于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都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这次论争可以说做出了一种示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允许两种对立的意见自由发表,互相批评诘难,但不再进行政治攻击;②论争集中在学理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论辩;③严格区分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即使党和政府已有明确态度,对持相反意见的论者也不予政治追究;④不同意见,允许保留,并可继续发表。其结果,澄清了是非,纠正了失误,又避免了强加于人,维护了队伍的团结。这个“示范”,以其无形的力量形成强大影响。例如,在后来的一些重要学术论争(如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现代派问题,主体性问题等)中,尽管仍有一些论者总想重搞“大批判”,但先例在前,应者寥寥终于搞不起来。正是这一无形的力量,一面对真理的探索者施以鼓舞,一面又对深受“左”的影响的人给予警策,有力地保护着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历程。对于这一“示范”意义,人们似乎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文学是人学”的确立:虽然并未完成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它确实将人们引到了文学殿堂真正的入口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缺一不可。文学亦然。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大讨论,使文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基本具备,接下来的关键便是发动文学自身的内因。然而由于长期“左”的政治影响乃至专制,文学的本性已经“变异”。文学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内在规律?这些基本问题都一片糊涂。于是首先需要“寻找自我”,文学回到了“自我”,它的发展才有了真实的出发点和归宿。连“自我”是什么都还搞不清楚就举步前行,是很容易陷入魔道的。

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文学闯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关,在这里开展了另一场影响重大的论辩。这场论辩,虽然在后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折,但就主要倾向来看,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即:肯定了人性的客观存在;承认了人性的共同性即共同人性;确认了人道主义的积极价值,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命题;探讨了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评价了人性人道主义思潮对新时期文学的积极影响。其结果:灵魂归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被普遍接受,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应该说“文学是人学”的结论并没有完成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它确实把人们引到了文学殿堂的真正入口。这个命题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它确立了认识文学必须从人出发这个基本的立足点。这一点十分要紧。人们无论认识何种事物,欲达到真切,准确和科学,必须追溯到它的原生态,它的起始处,它的孕育母体,从而建立起可靠的逻辑起点。不然在起点处便偏离对象本真,那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越走距真理越远。确立从人出发,正是为科学地认识文学奠定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指明了一条正确的认识方向和思路,这里首先要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认识作为文学出发点的“人”,也即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本性。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先贤智哲论述甚多,有“食色”说,有“文化”说,有“五种需求”说,有“社会关系总和”说,有“阶级性”说,等等。我认为,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断展开的复杂的巨系统。就其原生态来谈,包含三个方面:物欲、情欲、智欲,即人生三欲。这三欲生克互动,蕴含着巨大的生机。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物质的生产与争夺,政治的构建与厮杀,精神的创造与论辩,乃至心理情感的涌动与纠葛等等,无不由此生发而来。就其发展态来说,它是人的原始三欲同特定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可见的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内里深层,依然是三欲的涨落。由于各种社会关系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现实的人性,也始终处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之中,丰富而多彩。从人的(本质本性)角度考察文学,可以说它的生命正是从人性的原生态孕育出来的,主要是人的情智运化的产物;它的出现原本只是人的本质存在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种本质在时间长河中的外化和展开,正如有其母必有其子,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文学既然是人的精神智慧的产儿,它的整个生命历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的制约和影响。沿着这条思路可以明白:文学的内容必然以人为中心,因而同人的本性,人的精神道德追求有关的人性、人道主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中心之中心;文学特征的根源必须从人的角度去揭示,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文学,不同的个人也有不同的风格,而人类的共同性又决定了文学的共同特征;文学的构成也因人的文化、文明发展的不同显出不同的层次——上层的雅文学,中层的俗文学,下层的民间文学;文学的发展史更首先是人的发展史,特别是人的精神心灵的发展史,一切稀奇古怪的文学,背后都藏着一颗稀奇古怪的心灵,而今,随着时代的巨变,科学的发展,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化,人的心灵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全息性,这种人性的新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今日之文学。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另一意义在于,它对于曾盛行一时的“造神文学”是一个有力的否定。新中国文学从60年代中期至“文革”结束,出现一股“造神”热潮。其突出表现,一是英雄崇拜,强调塑造主要英雄,并将英雄人物神化;二是领袖崇拜,只准表现一位领袖,并将领袖神化、神化的结果,英雄成了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高大全”的超人、救世主;领袖成了“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万年”才出一个的,独一无二,法力无边,“一句顶一万句”,的天降尊神。在他们面前,普通大众成了等待拯救的群氓,只知顶礼膜拜的宗教信徒。一面是超现实的人,一面是无现实的人,都不是真正现实的人。失却真实的人和人的真实,文学沦为“造神学”。这种造神文学,在理论上寄生于“典型论”。文学典型理论,原本是指作家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经过艺术发现提炼和强化,创造出各种典型形象的一种创作理论。但是由于“左”的影响,这一理论被歪曲,后又遭到“四人帮”的篡改,沿着典型→正面典型→英雄→主要英雄的路线,越走离本义越远,最后被概括为“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成为“造神文学”的理论根据。文学造神的结果,本性“异化”,落入阴谋家手中,几乎断送了性命。这里有着沉痛的教训。真正认识并记取这一教训,需要从政治理论、政策、实践等多方面开展工作。从理论角度讲,重新确立“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具有决定意义。“人学”之说,源自文学的本性,于史有征,于理有据,虽尚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就认识文学的出发点而言,无疑是不刊之论。以不刊之论反驳虚饰之“神学”,自然有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从人(现实的具体的真人)学出发,去理解艺术典型和典型化,就绝对排斥“典型→正面典型→英雄→主要英雄”这样的思维路向,绝对排斥“三突出”那一套。因为现实的人不仅多种多样,并非人人都是英雄,即使英雄也是常人凡胎,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逻辑。任何作家,只要他遵循现实的逻辑去创作,那么也就不仅写英雄,也要写常人,不仅要写好典型人物,也要写好非典型人物,无论写何种人物,都必须是真实的人,都必须写出人的真实。“文学是人学”昭示我们:一切离开真实的人(直接的和间接的)的作品都将与文学(艺术)无缘。从创作实际来看,正是由于确认了这一命题,新时期文学才有了人的重新发现,才有了人性、人情的复归,才有了爱情的位置,才有了人道主义的奔涌,领袖才走下了神坛,英雄才恢复了常态,普通人丰富的人性才得到了展现。一句话:“真人”一出,“虚神”退位,文学从此由“神学”的天国返回到了人世间。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否定了文学的“神化”,也排斥文学的“兽化”。它如同一盏明亮的航标灯,为文学的航船指示着健康的航向。这里要特别指出,“人学”的“人”应该是“大写”的。这一点如果不弄清楚,也会坠入魔道。

人,的确很复杂。一方面他在本质上已远远超越了动物,同时他的本性又确实留存着动物的基因。而且人类无论如何进化,这种基因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因此,人同动物又有着不解之缘。在人类中,即使在最文明的人的生活中仍可分解出动物性的因素,如饮食,性交过程中纯生理的内容等,何况现实中还确实存在着精神和行为领域向动物退化的衣冠禽兽呢?这样,当文学接触到生活的这一层面时,如果作者审美情趣不健康,或者写作时分寸把握不当,就会出现“兽化”现象,如有的作品过分细微地描写性生活过程中男女双方的生理感受,有的甚至以丑为美,津津乐道地展示衣冠禽兽们杀人越货、强暴妇女的罪恶行径。这些作品或情节,名曰写人,实则降低和丑化了人,丢掉了真正的人性立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坚决排斥这种创作倾向。这个命题中的“人”,不仅是对“神”的否定,从而确认了人的正常的情感生活,恢复了人性的丰富性,而且特别重视以下两点:其一,着重描写现实中身心健康的人(包括特异的、超常发展的人);其二,突出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的人。以这种“人”的观念来认识“文学是人学”,当然不会排除文学对正常人丰富的人性包括性生活的描写,也不会拒绝那些衣冠禽兽者进入作家的视野,但是无论写什么,怎么写,它都必须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益于人的积极本质的自由展开,有益于人向着未来更高的阶梯发展,使人懂得如何更像一个人。这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这样的“人”的观念才能促使文学既走出“神化”又避免“兽化”,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三、雅文学的开放性发展;现实主义新生,“先锋”文学立足,形成多元共生之势

文学生命的构成与形态,原本是丰富多样的,但在“左”的思想路线束缚下,只剩下“雅文学”一族;在这一族中又仅仅允许现实主义存在,并把它死死限制在歌颂“光明”,反映“本质”、塑造“英雄”的狭径。这就从文学内部扼杀着自身。当着文学恢复了“人学”本性之后,便向这种“狭径展开冲击:一面寻求现实主义的新生,一面进行新的创作方法的探索。”

寻找现实主义新生的努力,从理论方面看始于1980年前后那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认识上达成三项突破。①突破“唯歌颂论”,恢复批判功能。许多论者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应该具有批判功能,而且需要强化之,发展之,有的甚至主张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学界对于是否使用“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大多持审慎态度,但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却是一致的。这种认识,不仅使理论与创作的关系由消极限制转向积极促进,使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由片面走向完整,而且使文学与人民的关系由疏远而日益贴近。②突破“写本质论”,肯定“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提出论证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写真实”就是要求作家直面现实,正确认识和表现现实,不要用主观代替客观,从而尽可能地使主观与客观接近、一致,达到更高的“真实性”;作品的倾向性最终乃是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所包含的思想倾向;艺术真实是具有“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的“完整体”;艺术真实的差异和程度,取决于艺术形象与现实(包括基于现实的作家主观世界)的联系程度;“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的表现”,本质具有“二重性”和“多样化”;只有坚持“写真实”、写“特征”,才能反映“本质”;等等。这些见解,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真实”、“现象”、“特征”,同“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本质”的复杂状态,指出了文学反映本质的正确途径,在认识和表现的多个环节上,排除了“本质真实观”的干扰,把“写真实”从理论上“坐实”了下来,从而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和发展开辟了可行之路。③传统的“典型”理论也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在基础和内涵上,强调个性、原型、特征,主张塑造典型必须从“生活个别”出发。这个认识正是“写真实”理论在“典型”问题上的自然延伸。它不承认所谓“本质”、“共性”、“阶级性”是可以通过作家主观的“集中”、“概括”、“提炼”、“统一”或“灌注”到形象中去的,相反,认为这些必须依赖作家的慧眼和灵感,到“个别”、“原型”、“特征”中去感受、发现和挖掘,由“真实”发现典型、塑造典型,这才是“典型化”的新路,二、在典型的形态上,突破典型,即: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观念,提出了典型还应包括场景、观念、情感等内容的新见。这种见解,与当时作家对现实的感受和艺术的需求相一致,深深地影响着80年代前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揭露黑暗、批判失误,到呼唤人性、人道、人情,思想和题材的禁区接连被打破,在社会、历史时空内,所涉内容的深广度,都走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出现了一批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

但是,任何富矿都有被采尽的时候。到80年代中期,这一领域的创作开始疲软,渐入低潮。现实主义创作如何继续深入,又成为一个问题。作为这一“问题”的回应,文学界很快出现了“寻根”与“文化热”。

这是一次新的努力。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拓展了思维空间,丰富了表现内容。

长期以来,无论文学创作还是理论批评,其思维空间一直在艺术与现实(包括历史的现实)这一维之间转来转去,而这个“现实”又被限定在以政治为中心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围之内,天地十分狭小,越搞越乏味。新时期走出政治中心论之后,一些禁区被冲破,思维范围有所扩大,但仍在同一时空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从“伤痕”到“改革”,仅是视点的平面转移,显示着量的增加,却看不出质的变化。“寻根”与“文化热”所激发的文化意识,则使作家理论家的思维具有了超越现实的穿透力。借助这种穿透力,他们从可见的现实时空之外,发现了一个无形的文化时空。这个文化时空,可以自由地穿越时间隧道,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它赋予现实以历史的色彩,并使之载着深厚的人类文化信息,跃动着人类精神生命的脉搏,蕴含着破译今日社会种种矛盾对抗之谜的内在玄机。在文化意识导引下,作家们眼中的“现实”,不再是平面的,单维单向的,而是一种集共时与历史于一时的主体的多维多向的“混沌”存在,其中既有生活表面的现象,又有深层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并进而显示出多元合成的历史结构中积淀着的“人的本性”。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向文化“寻根”:或向人文历史,或向世风民俗,或向情感心理,或向民间乡土,或向人性深处,或向“俚人”“蛋户”,努力采集挖掘,力图向读者展示一片可以透视久远的新天地。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说明了这种努力的成功,例如,韩少功作品中的生命意识,阿城作品中的自然意识,贾平凹作品中的秦汉文化精神,李杭育作品中的吴越文化印记,以及王蒙《活动变人形》中对人性美丑的深度揭示,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为作品注入了新质,使之形成现实与历史、人性与文化、现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有机交融,充满着独特而浓郁的文化精神,体现出一种超越传统的新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境界。同时,文化精神的灌注又强化了文学的民族风格。在许多作品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核”被重新认识、开掘和发扬。阿城的“三王”接通了现实与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令人感受到一种久远、强大而复杂的精神存在,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张承志《北方的河》,以充满青春的骚动和心灵的震颤,表现出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生命意识;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等人对秦汉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的揭示,都使作品流动着中华古文化的神韵。这些作品,文化渊源直接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人物性格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环境描写充满着民族特色,为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民族化提供了新的经验。

历史进入80年代后期,适应时代之巨变,现实主义再次为自己开辟新生路,于是“新写实”文学应运而生。这种文学实行了三项转变。第一,叙事焦点的转变。即由对准重大题材、热点问题、英雄人物,转为关注凡人常事,力图精确地描写他们的“生存之实”,以期由此透入社会和人性更具体,更深入,也更为复杂的层面——在这里,美丑并存,善恶互动,人与社会现出多质多彩的原色,具有更大的真实性。第二,叙事策略的转变。即不再恪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经典”原则,而是把描写重心移到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移到人在现实中的特定境地——当人们一时无法适应并支配新环境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环境决定命运的感觉,因而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环境的真实性。第三,叙事语言的转变,即由传统用语的规范化、典雅化,转向平民化、通俗化。三种“转变”,使“新写实”文学向生活、向大众有效地贴近了一步。

但我以为,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来说,“新写实”所提供的更有意义的启迪,是它所遵奉的向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的创作主张。从理论上讲,“原生态”并不是简单浅薄的皮相存在,它是一个包括基因态、初生态、次生态、表象态等诸多共生互动、相间相容的子系统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其要义在于确认生活的生命性、全息性、偶然性、混沌性和开放性。在现实中,一事物的“原生态”,应当包涵着它“生命”的全部秘密:基因、元素、结构、能量、信息、表象、趋势等等。当然,这“全部秘密”是不可能被“全部”认识的。但是如果作家能够抓住生活中的“原生态”细察之、明辨之、慎思之、妙悟之,起于斯、终于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努力达成“浑圆”的形象认识,进而求得尽可能“圆满”的表达,则无疑将会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层楼更上提供新的契机。人们高兴地看到,一些聪明而有经验的作家正沿着这一方向默默耕耘。相信会有一批内涵丰厚的力作陆续问世。

关于新的创作方法的探讨,在理论上,有两个路向,一路也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起步。例如,为了打破现实主义独尊的一统局面,有人提出现实主义的“广义”说和“狭义”之说。所谓“广义”,是指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它不仅体现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中,也体现在其它进步的创作方法和流派之中,试图借现实主义之“名”,为别的创作方法争一席之地;有人在论述“两结合”方法的不科学性时,指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两条恰好相反的途径”,由此为浪漫主义恢复地位;有人倡导一种“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欲意建立现实主义的新形态等等,一时间相当热闹,造成一种宽松的文化氛围。一路则由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正名入手,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制造舆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柳鸣九。1978年11月,他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作了题为《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指出:如果用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标准来评判,“我认为卡夫卡、萨特、贝克特这些出色的现当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无疑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位置”。呼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掌握正确的批评标准,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给予“公正的评价”。经过二、三年的热烈讨论,虽然依然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持否定论者,但大多数人改变了态度,从严厉批判和防范转到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积极介绍。与此同时,一些论者如戴厚英、冯骥才等,在肯定性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基础上大胆呼唤我国文苑自己的“现代派”。代表作是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提出“我们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文章一出,引起又一轮热烈争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直接为我国文坛刚刚露头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朦胧诗”进行理论辩护的三篇“诗论”,即: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5.7》)、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3月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学思潮》1983年第1期)。这些文章虽然在1983年曾受到比较集中的政治性的批评乃至批判(其某些观点和表述确有可商榷处),但它们无疑对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起了促进作用。

在创作实践上,最受关注最有成绩的,是现代主义的借鉴和实验。至于借鉴的,是那些富有卓识和才气的中年作家,如王蒙、宗璞、茹志鹃、韩少功等。重于实验的,则是一批富有新思想新体验的新上阵的青年人,如舒婷、江河、杨炼、顾城、以及后来的刘索拉、徐星等“新生代”作家。两股流向,一股将现代主义精神和手法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开放”形态的新现实主义;一股以独立的现代主义姿态出现,不过它已不是纯西方式的现代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了。

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出现并非偶然。首先它有着现实社会心理依据,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现实,把几十年间牢固地竖立于人们心中并被视为唯一精神支柱的传统和社会主义理想无情地打碎了。传统的价值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切似乎都在翻腾,在重组。而且不仅是中国,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转型。如果把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比作“上帝”,那么可以说这个“上帝”已经“死”去。在旧的“上帝”死去,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上帝”,尚未充分生成的历史“转型”期,国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焦虑、六神惊惶、不知其主的痛苦。同时,十年浩劫的噩梦,那好端端的一个人突然间变为“牛鬼蛇神”,变为“狗崽子”,变为“小爬虫”,变为“走资派”的“异化”经历,作为痛苦而荒诞的阴影,还深深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难以名状的境地:刚刚觉醒,便陷入困境,尚未充分振奋起来,又变得焦灼无力,无所适从。于是向来封闭幽暗的精神心理世界迅速活跃起来,拓展开来,显现出辽阔、丰富、复杂的隐形景观。这种社会心理构成了接受现代主义的现实基础,而那些敏感的青年艺术家成为勇敢地实验现代主义的先锋。实验证明,成功的现代主义作品并没有走向“没落”,而是以一种人们相对陌生的形式记录了一种也是相对陌生的生存和心理境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然,由于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在正常的情况下,现代主义大概不会被艺术家们所普遍采纳,也不大可能被大多数普通读者所轻松接受,但在一定的时期内,它的继续存在的演化又将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构成我国新文学谱系中独立的一支。

现实主义的新生,现代主义的立足,使新时期雅文学创作发生两项重大变化:现实主义走向现代开放化;现代主义走向中国化。这种转变的革命意义在于,于思维方式上走出了传统的封闭僵化的模式,于创作方法上突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单一格局,完成了雅文学自身的革新与改造,形成了多元共生之势。这就使文学与改革开放的新现实建立了深层的联系,为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内在依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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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未来的历史变迁--新时期文学的深层透视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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