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接受与传播
杨天娇
（辽宁大学 公共基础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阐释，是激活与振兴本土文化的助推器，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效果不佳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有必要梳理、分析中国文学在外水土不服的症结，并对其进行反思与纠偏，可以摸索与建构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接受和传播的可行性路径。
关键词： 中国文学；译介；接受；传播
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跨语际的语言符号的转换，它更是一种超“民族”、越“国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综观古今中外，翻译促进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例子俯拾皆是：13世纪的阿拉伯国家文明鼎盛、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文化革新均与前期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文化密切相关；持续了10多个世纪的佛经翻译则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及社会风尚均产生深远影响，并与本土文化逐步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架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汉唐文明繁荣；明清对科技文献的翻译和近现代对西方文学名著、社科经典的翻译都对我国的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梁启超曾言：“当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1]可见，翻译是助推民族文化发展之利器，是沟通不同民族心灵的桥梁，是言说民族构想和协调异质文化的重要途径，承载着民族文化建构的重大历史使命。当今社会日新月异地发展，人类的认知被革故鼎新的科技步步刷新，全球化的脚步在加速，促使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使得翻译这一古老的交际活动再度呈现出鲜活、蓬勃发展的态势。中西翻译理论百家争春，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经验主义翻译观、语言学翻译观，再到文化翻译观，翻译研究也已跳出单维视域进入到多元文化空间的阐释范畴，而译介学则是翻译学暨文化转向之后出现的一门新兴的翻译学分支学科。
自从佛经翻译以来，“译入”一直在我国译界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文人志士心怀国运，本着兴民族、旺国家的宗旨，将西方先进文化译介给国人，对我国民族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相比之下，“译出”则是零散的、自发的。而有系统、有规模的进行中国文学、文化的向外译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化身份和国际影响力却与经济、政治地位力不对等。文化是民族之魂，面对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场域内的失语与缺场，如何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输出，提升我国文化的世界感召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当下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随着《大中华文库》的翻译与出版，中国文化翻译外宣初具雏形。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宣传、阐释当代中国价值观，展示、推介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国家良好形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译制、推介等方面扶持机制，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习近平多次做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了支持中华学术外译，形成更广泛的世界认同，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国家在政策层面做出了顶层设计，组织对外翻译中华文化精品和优秀学术成果，推出多项工程、计划，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百部国剧英译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这些外推项目资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均是前所未有的，可见新时期我国坚定“文化走出去”的伟大决心，标志着我国向世界说明自己，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树立中华民族崭新形象，促进民心相通、文化交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美好愿景。
1级（轻度静脉炎）：一种炎症症状或体征（不包括条索状硬化或脓液流出）；2级（中度静脉炎）：出现两种炎症症状或体征（不包括条索状硬化或脓液流出）；3级（重度静脉炎）：出现条索状硬化和/或脓液流出和/或更多炎症症状或体征）。
二、中译外的接受现状与路径纠偏
继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已十年有余，然而，中国文学、文化海外译介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走向了世界？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和调查显示，结果并不乐观，中华文化海外译介效果始终差强人意，在量与质上均存在着“译入”与“译出”的巨大逆差。例如，推介中国作家和艺术的《中国文学》及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主持编辑的《熊猫丛书》均于2000年被迫停刊；杨宪益的英译本《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接受遇冷；《大中华文库》只有几个选题被国外出版商选中等，无不说明中国文学尚未真正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任重而道远。作为译者，在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深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缘何在外水土不服，到底怎么做才能让翻译行之有效，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下文通过分析“中译外”效果不佳的症结所在，揭示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对其进行反思与纠偏，并尝试摸索和建构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接受与传播的可行性路径。
（一）文学译介意识不足
其主要体现在源文本的选材不当和缺乏译本跨文化传播意识两方面。
鉴于此，目前中国文学外译比较合理和有效的模式应是多通道地吸纳汉学家、本土译者以及海外流散译者密切合作的模式，多方交流，必要时合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使译本既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又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习惯，使文本与世界紧密相连。与此同时，不断探索建立中译外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文学翻译，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和精湛的中西语言使用能力的译者，将意义深邃的中国典籍传与世人。
单独依靠汉学家或者本土译者均不能满足我国时下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文学外译要求，我们还要开拓资源，增加助力，海外流散译者便是重要的群体。他们虽离开了中国大陆迁往世界各地，但仍然从事文化翻译工作，“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和杂合”[6]，他们虽人在海外，但根在大陆，具有更敏锐的文化自觉和更加清晰的受众意识，对待中华文化和异域文化可谓是知己知彼。
刘培峰:如果把传统工艺看作不同学科的结合,就容易导致各个学科各自研究学科的历史,从而缺乏整体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也就没有科学的学科建设。
（二）译者选择模式单一
我国文学文化没能有效走出去的又一个原因是在“谁来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尚未形成中外译者的合作交流机制，没能既保质又保量地完成文学外译任务。尽管国家推行了多项文学翻译外推项目，但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占据欧美市场的份额非常小，目标读者读不到自己想看的作品，原因之一就是翻译人才不足，缺乏乐于从事并且能够胜任文学翻译的译者。在译者选择方面，有学者支持中译外应该主要由汉学家来承担，因为他们“深谙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了解译入语的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翻译出来的作品更具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会更有成效”[4]，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外译的自主权应掌握在中国本土译者自己手中，因为他们更能准确、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使“原汁原味的中国声音准确的传译出去，避免文化信息的误读和变形”[5]。这两种说法虽各有各的道理，但均有局限性。历史的看，成功的翻译实践多由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承担，但目前专职从事汉英翻译的汉学家屈指可数，完全依靠他们把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优秀成果译介到世界是不切实际的。而本土译者虽然对原语文化更为了解，但其译入语的表达能力和文化认知有限，容易偏离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还容易犯将文化的“异质”强加于人的错误，使跨文化交流效果大打折扣。
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译”的问题也正是译者应该不断思考和研究的课题。目前世界翻译界比较流行的翻译策略是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和“归化”两种。“异化”是保留原语文本的“异域色彩”，使读者向作者靠拢；“归化”是以译入语读者为归宿，把源语本土化，使译者向读者靠拢。在回答到底应该如何选择翻译策略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回到“翻译的本质”这个问题上。自从两千年前贺拉斯提出“忠实的译者”之后，“翻译应该忠实于原作”已经成为翻译界的统识性规范，严复的“信达雅”同样也被我国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然而很多译者在理解和践行“忠实观”时容易造成误读和误用，误解了严复的本意，是只顾翻译的初衷，即忠实的传递源信息，而忽略了翻译的本质—“跨文化交际”。翻译活动涉及多重主体，主体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对话性质的，从传播学看，翻译作为交际手段，其过程包括“意义的生成—转换—再生产—接收—反馈五个阶段，而在此过程中，原始文本的意义就具备了不确定性”[7]。译者在译码转换过程中受到自身文化规约、认知模式以及与译入语文化协商等因素影响，对原语文本进行了或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与创造性改写，经由译者重构过的文本经由一定的通道到达翻译链的最后的接收者时，在陌生的语境中与他者文化产生碰撞，必定会再次受到读者的前理解和前接受等文化印记的影响。此时，接受者的视域与原文本视域相遇、抵斥、磨合进而认同与融合。因此，翻译一旦完成，便生成了新的意义，或消解、或修正、或增加了原来视域的文化因子，形成文本复义、文化增殖的效果，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追求绝对的“忠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译介意识不足还体现在缺乏清醒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译界对“翻译”的认知不足。受经验主义翻译观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便存在一个误区，即简单地将“翻译”看成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衡量译文好坏的标准也是其表达方式是否忠实、准确地传递了原作的意思。受“忠实观”的影响，以往许多翻译者潜意识中认为译文只要语言风格上忠实于原作，就是一个合格的译文，较少考虑生产出来的译作能否获得海外读者的接受与欢迎。这种翻译观是停留在语言的“意义”层面进行翻译实践和研究，忽视了翻译本质上是异质“文化”的阐释，其任务是通过译介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理解的目的。标举“忠实观”的传统译者只顾埋头于文字的转换，单纯追求语言上的准确，否定了目标读者的主体性存在，拜“原文”至上，忽略了译入语文化语境的接受问题，这种译文是只顾“出”而尚未“达”，其结果是不会产生理想的交际效果的，是难以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的。第二，对“译入”和“译出”的差异认识不足。虽同属于文学翻译，但文本跨文化方向不同，决定了“译入”与“译出”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社会历史形成条件、动机和诉求均不同。“译入”是外来文化走向自我文化的过程，是建立在对“异族他者文学、文化的内在需求的基础上的主动译介行为，缘于‘师法原语文化’以满足自身社会发展需求”[3]，主动邀请他者文化“走进来”，占我国翻译实践主导地位的“外译中”便是这样。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读者的西方文化积累比较丰富，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而“译出”行为是由自我文化走向外来文化的过程，缘于文化自信，意图推广、发扬自身文化，并使之由“边缘”走向“中心”。然而当目标语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时，各种译入语环境中的制约因素就形成了原语走出去的天然屏障。强势文化的读者通常对自我文化比较自负，容易轻慢他者文化，很难生发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好奇心并借翻译文学来了解中国文化的意图，这种与生俱来的潜意识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本土社会文化的积淀，其传统意识以及中心文化的倨傲会对外来异质文化形成天然的接受屏障，而这种固化了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文化壁垒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打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文局组织的《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很多西方读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遭到抵制。又如中国戏剧的表演形式一直在西方被视为落后文化，折射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戏剧的基本态度，这种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误解与偏见限定了西方对中国文化异质性的开放程度。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译介作品的选择不够广泛，缺乏均衡性和系统性。所选作品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受出版的局限，很多都是畅销书或者禁书，而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体裁选择方面的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小说类作品最多，诗歌次之，戏剧类最少，而后两者中的文学经典其实更多，大概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所以偏颇，并非西方读者更关注中国小说的文艺价值，而是他们通常将小说看作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透视镜、窗口，更为关注的是里面的内容、信息，真正鉴赏、吸纳文学与文化价值的人寥寥无几。再者，作品选择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很多地域性的民族文学的翻译还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是真空状态。此外，有些原作欠缺“可译性”也导致了译本在接受语境里遇阻。“可译性”是指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其固有的风格、讯息和意蕴的可传递性。当作品原有的语言韵味或文化因子在他者语境中丧失或者相互矛盾乃至不可协调时，便会造成传递者选择译码困难或者接受者无法解码，源文本的可译性就差，会直接导致翻译质量和接受效果受到负面影响。鉴于以上原因，在原文本的选择方面，我们要广泛选取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粹且能表现中国正面形象的作品，让外国读者感受到中国的积极与进步，允许不同形式、不同文类、不同风格的译本被生产出来，且作品本身的意境和滋味具有可传递性，通过翻译，使原作的独特风格和文化魅力能在他者文化里成功地被保留和传播开来，激发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感召力。
译者要增强文学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意识，考虑目标语接受的问题，避免盲目文化输出。从世界的角度选择中国文明中过去和未来可能对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作品，精心挑选那些接近目的语环境标准、符合其阅读期待的、易于被接收的、能进入到主流视野的作品进行译介，充分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诸如接受环境、传播方式等多种因素，正确处理好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使命与投合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审美倾向之间的关系，跨越中西方叙述模式、诗学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差异的隐性门槛。
（三）“归化”与“异化”选择不当
新一代的图书馆服务系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在馆藏方面更加注重对其内容的语义分析和利用；在读者服务方面更加强调对读者的全方位服务，通过数据服务平台和用户管理实现对读者阅读行为全方位画像和个性化服务，并且能够支撑同读者社交生活的对接；在功能方面更加强调以平台化的思想将资源和功能对外开放，方便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对图书馆资源进行利用。
全新富氧煤粉侧吹还原工艺处理红土镍矿工艺特点：①采用粉煤和煤，成本低；②烟气利用余热锅炉回收余热，特别是二次燃烧热。得到的蒸汽可用作发电或其他生产用途；③镍铁品位控制灵活。
受“忠实观”的影响，我国译者在漫长的外国文学译入过程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多为“异化”策略，即只需关注把原文译得准确、忠实，基本不需要考虑接受环境中的制约等因素。因为正如前文所言，我国的译入行为大多属于对外来优秀文化主动的、源自于自我需求的“请进来”，没有了接受与传播的障碍，译者采取“异化”策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下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我国文学的“译出”行为上，一味强调“异化”就不合时宜了。因为奉行“忠实观”的“异化策略”忽视了翻译的本质，即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既然是交际，就不得不首先考虑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的问题。“忠实”与“交际”是存在天然的矛盾的，“忠实观”有其历史局限性，摆脱它的羁绊是中国文学能被目标语文化接受的理论保证。因此，我国一些学者（如谢天振）主张译者在译介中国文学时尽量采取归化的策略，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价值观以符合他们的鉴赏预期，从而被西方读者接受。笔者认为，在“归化”“异化”的争论上，不必将两者割裂开来，因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两者都会“因时因地”地应用到，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当前，基于当下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现状，即我国翻译文学和文化仍属于边缘地位，并考虑到我国处于以文学为先导推动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初期，在这一历史阶段应更多地采取“归化”的策略以便为目标读者所接受，译本能够得到传播，并产生影响，待积累了一定的接受群体，影响力逐渐扩大后，便可主要采取“异化”策略。
（四）传播渠道封闭和行政环节断层
译作的出版和发行是翻译文学能有效传播的前提和保证，然而，我国很多已完成的翻译作品的输出渠道单一，主要依靠国内的出版机构，因此也主要在国内发行，并未真正走出国门。审查制度和规划机制也不够完善，对译介选材和经费使用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与干扰，甚至在编审时强行输出本国意识形态。此外，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的落实相脱节，执行机构政出多门、不相协调，均无法保证传播通道的顺畅。对此，在“谁来出版”这个问题上，莫言作品的出版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即尽量寻求国外主流、重要的出版机构来发行，以此开拓国外市场，也要增强国内出版机构与译入语国家译者和赞助人的沟通、合作，建立双向共赢模式；不断健全审查制度，打破条块分割和垄断，采取开放的评价机制，开拓更加开放、多元的译介渠道，为文化传播提供有效的保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文学翻译为先导的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共同体行为，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综合协调，为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打造好的外部环境。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加强对外经济交往，经济交往会带动文化交流，使文化传播的助力；2.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塑造大国外交形象，传播中国“贵和、仁爱、共同发展”的理念；3.打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接受群体，增加民间交往，广泛开展各式文化交流活动，如举办中国文化年、进一步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创建文学协会，举办交流、研讨会等。总之，只有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我国与世界的文化交融，大步走向世界。
三、结语
翻译是激活与振兴本土文化的助推器，是连接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意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介质，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将我国文化瑰宝推广、融入世界文化，在探讨中国文学、文化海外译介的接受与传播路径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要理解文化译介规律，正视现状。文化传播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大工程，它牵涉面广、制约因素繁多，我们要对文学翻译有一个客观、冷静的预期，没有速胜模式，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不能盲目认为通过文学翻译便能使一种文化在目标语境中轻易转化成主流或中心文化，而是细水长流，为有序推进民族文化“走出去”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9.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1-10-18）［2018-10-06］.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231018/index.html.
［3］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中国比较文学，2014（1）：1-10.
［4］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7.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孙艺风.离散译者的文化使命［J］.中国翻译，2006（1）：3-10.
［7］王东风.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2004（6）：32-38.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lection:Accep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Overseas
Yang Tianjiao
（College of Comprehensive Foundation Studie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6）
Abstr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heterogeneou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omoter of activ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It is also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goingout”and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However，the fact that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not effective is what we have to face，for which the reasons are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go out”.Through carding and analyzing the crux of the unsatisfied effect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this study reflects on the reasons and tries to rectify，gropes for and constructs the feasible path of the accep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ation；acceptance；transmission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450（2019）04-0129-05
收稿日期： 2019-03-10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WQN201610）
作者简介： 杨天娇，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责任编辑：赵 践 责任校对：李 菁】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译介论文; 接受论文; 传播论文; 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