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知识经济要实现我国劳动者的三大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知识经济论文,劳动者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劳动者只有运用一定的生产工具才能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工具的革新和推广必然会对劳动者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他们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促使生产工具不断变革，新式生产工具从研制开发到向全社会的普遍应用的速度日益加快。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具备什么样技能的劳动者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备什么样能力的劳动者才能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问题。
一、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前工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在此期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生产劳动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体力劳动者是社会劳动者中的主体，他们运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生产。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缓慢的生产工具的革新对劳动者的冲击非常小。
18世纪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开始由小规模手工生产时代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人类跨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阶段，制造业逐渐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工厂成为劳动者的主要劳动场所；资本则成为组织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体力劳动者仍然在生产中占据很大比重，并且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此时的劳动者只有依附于资产者拥有的资本和机器才能进行生产活动，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毫无生产的主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1］
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工具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时刻发生着变化。为了适应不断变革的生产工具，劳动者必须接受科学知识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因此到了工业社会后期，劳动者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知识水平，社会地位也随着主体性意识的加强和不断的抗争而有所提高。但对于资本的依附地位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和劳动者的特征
1946年，美国莫希莱和埃克特等人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革命。50余年来，计算机科学飞速发展，应用日益广泛，促使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革命已经蓬勃兴起，以高新技术为诱因的社会各行业重组风暴已经到来，它们在雄厚的生产力基础上率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知识经济时代阶段。对于这个历史阶段，未来学家们进行了种种预测和分析，赋予它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数字化生存时代、第三次浪潮社会等不同的称谓。其实，在这所有的猜测和林林总总的称谓后面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相同的事实：世界正迈进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和投入使用，引起了社会所有领域正在或将要发生深刻的变革，知识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现，知识将成为组织一切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脑力劳动者将第一次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类面临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契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引起社会结构发生方方面面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支柱产业将由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甚至有些专家提出了第四产业的新概念，认为第四产业即精神产品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各个行业将是21 世纪的主导产业［2］。本文依然采用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法），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占据主导地位。如1994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美国为71.1％，法国为70％，英国为66％［3］。而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将继劳动力密集型（前工业社会）转变成资本密集型（工业社会）后进而向知识密集型（知识经济社会）转化。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性的思想形成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物化在产品当中的速度将大大加快，人类使用资源的能力、开发富有资源来替代传统资源的能力将大为增强。拥有不可再生的非生物资源、丰厚的资本、众多的劳力将不会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而是否拥有领先世界的知识储备则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知识经济社会，劳动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由于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例如生产自动化系统和人工智能在生产流程中的使用，必将会使体力劳动的投入逐渐减少而脑力劳动的投入相应增加，即劳动者要求具备的是使用机器和维修机器的知识而不是体力。如果说传统的劳动者的主体是大量的体力劳动者的话，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多数劳动者则主要采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形式。以美国为例，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这标志着美国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1990年这个比例进一步变为84∶16。不仅如此，劳动者的就业比重逐渐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4］，社会上出现了包括科学家、 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新工人阶级”。他们拥有科学技术，并通过不断学习来适应生产工具的革新；他们不再依附于机器，而是利用机器；他们渐渐从原先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从事那些需要判断、需要综合素质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场所可能不是车间或农场，而或许是在家中、在车上、在世界任何一个可以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遥控操作的地方；他们可能摆脱传统的生产工具而只凭借一台手提电脑和头脑中的知识来创造财富。
三、我国发展知识经济要求劳动者实现三大转化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给我国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创造了条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才能紧紧抓住新一轮的科技浪潮，如何才能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实现社会生产的知识化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发展战略。但是，正如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所说的：“对于后发展社会来讲，政府的领导无论多么重要，它所能做的也只是为产业化创造条件，如果不在人民大众中涌现出实际承担者，产业化是决不可能开始的。”［5 ］具体到我国，目前的劳动者的心理状态、科技能力等一系列现实情况还远不能承担起推动我国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重任，因此，我国劳动者主体也即大部分的劳动者的转化迫在眉睫。
首先，我国劳动者应该由传统封闭守旧的社会心理向现代开放创新的社会心理转化。所谓社会心理是指“特定阶级、民族、社会集团或其他特定环境中的人群，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表现在人们的情感、情绪、愿望、要求、风俗、习惯、传统、成见、自发倾向和社会风气等等。社会心理亦可称作日常的普遍的社会意识”［6］。良好的社会心理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落后的社会心理状态则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有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7］
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就必须要有新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社会心理与之相适应，比如良好的道德观念、科学精神，尤其是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而只有劳动者具备创新意识才会使一个国家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成为可能。但是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国大多数人心中，再加上几十年“旱涝保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我国大部分的劳动者创新意识不强，主观能动性不高，喜欢安于现状，等、靠、要的思想严重，缺乏危机意识和责任感等。这样的心理状态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根本不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社会中高效率、快节奏、多变化的的生活、工作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引导我国劳动者具备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科学的而不是愚昧的、积极进取的而不是消极等待的、对集体充满热爱而又乐于充分展示自我的心理状态。只有形成适应知识经济的社会心理，才会形成我国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内生机制。
其次，劳动者应该由知识水平不高向知识水平较高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本质是知识的差距，是劳动者的差距。知识经济社会中不仅仅在高科技的行业中需要脑力劳动者，在传统产业中也需要富有知识的劳动者。但是，我国全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僧多粥少的教育投资使得教育仅仅是一种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的全民教育，这样使得我国的大部分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尤其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仅仅停留在非文盲甚至半文盲的状态（见表1）。
表1：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1999年）［8］
项目
相对比例 绝对数量
我国总人口中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15.14% 19062.6万人
总人口中接受大专教育程度以上3.1%3903.18万人
全体从业人员中接受大专教育程度以上 3.8%2681.58万人
我国从事高科技研究的人员数量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95年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人数我国仅为350人，而美国在1993年就达到3732人，日本在1994年为6309人。1996年我国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学生人数仅为473人，而美国在1993年就达到5546人。［9］
可以说，我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工农业从业人口知识水平不高、生产工具升级困难造成的。目前发达国家技术成果转化率一般是40％～50％，而我国的转化率仅为6％～8％，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治贫先治愚”，只有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才能加快我国的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10］
最后，劳动者应该由固定的“单位人”向流动的“社会人”转化的同时向“T型人”转化。 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富有激情地描绘新型的劳动者们“似乎根据内在的能力标准，根据他们的专业和他们完成任务的内在成就来获取报酬，使他们受约束的是任务而不是职业，是他们的标准而不是老板。而且由于他们获有学位，所以可以四处周游”［11］。其实劳动者的流动性在工业社会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在工业社会中劳动者是在依附于资本的条件下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而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资源取代了传统的资本资源成为组织社会生产最为重要的资源，这使得劳动者凭借自身具有的知识竞争力就可以自由择业。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大多劳动者依然被终身局限于某一工作单位，并由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进而成为“单位人”，这就人为地阻碍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现在中央政府虽然已经出台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各级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人才直通车”的地方政策，但很大一部分劳动者仍然被禁锢于单位、户籍之下不能够自由流动，极大地浪费了人力资源。合理的流动机制应该是劳动者可以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公私之间自由流动，他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社会需要与个人能力的最佳契合点，也可以自由地去寻觅报效国家与实现自我的最佳结合点。可以说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必将有助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几乎全部变成了专业化、标准化的个体，人们专注于某一领域、某一专业、某一工序而无暇它顾。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由于需要对大量新观念、新发现、新技术、新材料进行筛选、加工，这就要求劳动者不仅具备专业技术，更要形成合理的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一言以蔽之，需要劳动者成为“T型人”。所谓“T型人”指的是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一个“T”字型结构，“一”表示所掌握的知识要有宽度，“I”表示要有专业知识的深度。［12］知识经济下的劳动者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和艺术鉴赏的知识并且在某一领域形成专长，才能对自己的工作应付自如。
新时代的国际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知识的竞争最终是知识的生产者和知识的应用者即劳动者的竞争。我国工业化的完成、知识经济的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以说，劳动者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化是我国很好利用“借来技术”的必要基础，对我国快速跨入知识经济时代、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然，实现劳动者的上述三个转化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努力的系统工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且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也对我国的劳动者转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自由地实现劳动者的转化，这样会导致较高的社会成本，也可能会使我国再一次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加大教育力度、改进教育手段、改进企业生产方式、广泛传播先进文化、改革人事制度等各种政策来促使我国劳动者实现转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种政策的全面实施，随着生产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者的互动式进步，未来我国劳动者的主体必须是也将会是拥有知识、敢于创新并且能够接受终身教育的新型劳动者。而只有这样的劳动者才能适应生产工具日新月异的变革，才能承担起完成我国实现赶超战略的重任，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重要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