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伦理视野下的宋代义庄
马秋菊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义庄是宋代新出现的宗族经济组织模式，其发展过程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空间分布以首创地和都城为中心的向外扩展，二是创建者身份由上层精英向中下级官员和普通民众扩展，三是职能由聚族德化转向宗族救济。然而，义庄以土地为基础、教养结合的发展模式并未改变，表明义庄带有较强的宗族伦理意识。但随着宗族义庄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以及国家和地方社会越来越多仿效义庄进行管理，本为宗族而设的义庄逐渐突破了宗族的限制，走向地方，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部分。
关键词： 宋代义庄；空间分布；创建者；职能；宗族伦理
义庄是近世平民化宗族组织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之一，它们的数量、分布直接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宗族组织发展状况。而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决定了平民化宗族的发展方向。义庄是宋代开始出现的宗族经济组织模式，不乏学者关注，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个地区或某个义庄的研究，特别是范氏义庄的研究，(1) 如近藤秀树.范氏义庄变迁[J].东洋史研究，1963(4).伊原弘介.范氏义庄租册の研究[J].史学研究，1965(94).陈荣照.论范氏义庄[C].宋史研究集.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8(17).王善军.范氏义庄与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J].中国农史，2004(2).刘云.论宋代地权与宗族救济——以福建路义庄义田为例[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对义庄的创建、发展、经营管理、与范仲淹个人的关联及其在范氏宗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二是从整体论述宋代义庄，但专题论文较少。(2) 如邢铁.宋代的义庄[J].历史教学，1987(5).王日根.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4).李学如.宋代义庄述论[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特别是有关宋代义庄的分布范围、创建者身份、义庄职能等方面仍留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本文拟从宋代义庄的数量、空间分布、创建者身份的整理分析入手，结合宋代宗族伦理复兴的背景，从义庄职能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勾勒平民化宗族的发展轨迹。
一、宋代义庄的空间分布和义庄创建者身份
两宋义田义庄共计98例，大致以魏宪所建的魏氏义庄为界，北宋23例，南宋7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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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义庄空间分布和创建者身份分析
北宋义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一是以首个义庄——范氏义庄为中心的地区，二是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周边府州。
1.范氏义庄中心区。学界公认的首个义庄是范仲淹于皇祐二年(1050年)创建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位于苏州，属两浙路辖区，随后两浙路又陆续创建了9个义庄，占北宋义庄总数的近43.48%。与两浙路相邻的江南东路位居第二，加上其他与两浙路相邻的江南西路、福建路。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义庄数为15个，占北宋义庄总数的近65.22%。
从创建者身份来看，除谢氏(丁思妻)、张恪二人身份不太明确外，其余13人均为官员或官员家属，这些官员都有京官经历，且绝大多数职位较高。可见，在义庄初现时，除了有地区效应之外，京官圈层的影响力也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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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封中心区。紧接着范氏义庄创建的，是韩贽创建的韩氏义庄。从《宋史·韩贽传》可知，韩贽为官的时间与范仲淹大致同时，且据传中所言，韩贽以“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1](卷331，列传90《韩贽传》)韩氏义庄应是在韩贽为官期间，在家乡齐州长山县所建。长山县属京东东路，紧邻京师开封府。随后创建义庄的吴奎、李师中、韩维三人，与韩贽情况相似，都有在京为官的经历，他们家乡(北海县、楚丘县、长社县)所在府州也与开封距离较近。韩贽、吴奎、李师中、韩维所建义庄时间与范仲淹创建义庄的时间相距不远，可见在范仲淹创建范氏义庄为世人所推崇之后，除了在其家乡和周边地区产生极大影响，在京官中也反响强烈，使得家乡距京师较近的京官马上行动起来，创建义庄。但相较于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义庄圈，以开封为中心的义庄数量相对较少，仅占北宋义庄总数的21.74%。可见范仲淹创义庄在京官圈中的影响虽然较大，在短时间内形成较强的群体效应，但持续时间不长，影响力也逐渐减弱。
3.其他地区。除了范氏义庄中心区和开封中心区的义庄之外，还有三个较为分散的义庄：一是范仲淹的女儿为其夫族创建的张氏义庄，位于永兴军的韩城县。二是名将折可适为安置宗族遗孤，在河东路岢岚军创建的折氏义庄。三是龙图阁学士、太中大夫孙羲叟为“赡宗族之贫者”，[2](卷79《孙仲卿墓志铭》)在荆湖北路松滋县创建的孙氏义庄。这三个义庄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与其他两个中心区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从创建者身份来看，或出身名门或身居高位，可视为京官圈一部分，是范仲淹在京官圈影响力的延续。
以经济利益相吸引，义庄分配就成了聚族的利器，并以伦理观念相引导，使族人形成基本的伦理意识。从义庄分配来看，义庄的职能还仅限于聚族和培养族人的伦理意识。义庄的管理则进一步推进了宗族集体的形成与发展。
要之，自范仲淹首倡义庄之后，这一新型的宗族经济组织模式波及范围并不广，最开始集中在京官圈内。在义庄创建热潮兴起初期，家乡距离京师较近的京官最为积极，在较短时间内建起6个义庄。随后地区影响力逐渐显现，在地区影响力和京官圈层影响力的双重作用下，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成为义庄发展的主要地区。但总体而言，北宋时，创建义庄仍属于上层精英的活动，对社会其他阶层影响不大。
(二)南宋义庄空间分布和创建者身份分析
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为行在(陪都)。从义庄的地理分布来看，虽然两浙路仍是义庄的主要集中区域，但其他路分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总体上呈现出以两浙路为中心逐渐递减的状态。
两浙路在建炎三年(1129年)分为两浙东、西二路。范氏义庄所在的两浙西路仍然是义庄的主要集中地，有义庄15个。加上两浙东路的19个，两浙路义庄数量占南宋义庄总数的45.33%，比在北宋义庄的占比提高了1.85%，说明两浙路的义庄数在继续保持义庄主体地位的同时，义庄这类宗族经济组织模式也在逐渐壮大，成为该地区宗族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模式之一。从创建者身份来看，官员仍是主体，占两浙路创建者总体的85.29%。但与北宋创建者基本上是高官或高官家属不同，南宋创建者中京官只在南宋初年占多数，此后地方官员成为主导，富商和富民也参与到义庄的创建当中。
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的义庄发展也较快，由北宋时期的江南东路3个、江南西路1个，发展为江南东路5个、江南西路10个。特别是江南西路发展极快，占比由4.34%上升到13.33%。从创建者身份来看，江南东路创建者除一人身份不明外，其余都是官员，且官阶较高；江南西路创建者官员6人、平民4人，官员中除孙逢辰曾短暂入京为官外，其余都是地方官。可见江南西路义庄逐渐摆脱京官圈的影响，开始出现平民化的倾向。
福建路是南宋时义庄数量仅次于两浙路的路分，发展也最快，从北宋的1个到南宋的15个，占比从4.34%上升到20%。创建者的身份特征与江南西路相似，即非官员较多(官员10人、非官员5人)，但与江南西路多是地方官不同，福建路义庄的创建者在南宋初期以京官为主，而是官阶较高，之后才是地方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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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府路在北宋时并无创建义庄的记载，南宋时有5个。从创建者身份来看，除董氏(毛拱巳妻)外，都是京官，且官阶较高。而董氏本人，“士族也，尝捐金市田，岁储其入，而昏嫁而丧葬而疾病而贫不能自赡者，于我乎给”，[2](卷44《毛氏慈惠庄记》)可见董氏也出身名门，娘家财力颇为雄厚，仅凭嫁资就可买田为义庄赡夫族。这一情况与北宋义庄相似，说明在某地义庄初创期，基本上都是由社会上层精英主导。
除以上路分之外，还有荆湖南路2例，淮南西路1例，广南东、西路各1例，原属河东东路的交河县1例，共计6例。创建者身份较为复杂，其中两名官员身份较高，一是交河名族之后王成之，一是宋末宰相赵葵。剩余4人，3人为平民，1人身份不明。
要之，南宋的义庄发展较快，义庄已逐渐成为宗族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在空间分布上虽然仍呈现出以义庄创始地——两浙西路为中心向外扩展的趋势，但两浙西路周围路分的义庄数与两浙西路差距大为缩小，在整个东南地区呈现出均衡发展的态势。从创建者身份来看，较之北宋出现了相对下移，在南宋初年，创建者仍延续北宋时的京官、高官为主，越往后，中下级官员所占比重越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平民参与到义庄创建当中。但与东南地区相隔较远的成都府路却仍保持着北宋义庄创建者多是高官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义庄这类宗族经济组织模式在创建初期仍属于社会上层精英的活动，对社会其他阶层影响不大，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扩展到其他阶层。
二、伦理观念影响下义庄的职能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4]
(一)义庄职能的初步形成
在“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16]的影响下，义庄纷纷建立，南宋时已扩展到几乎全国各地。然而，数量上的迅速增加却与规模上相对缩小同时出现，从南宋义庄可查到的初建规模来看，除赵葵(5000亩)、[17](卷92《赵氏义学庄记》)舒邦佐(2000亩)、[18](卷77《故平山舒府君墓志铭》)尤焴(1200亩)[19]所建义庄之外，其他义庄大多不足千亩。经济上的无力使得衣食均给无差成为奢望，在整体延续范氏义庄发展模式的同时，义庄的职能开始由聚族保族转向更为实际的济族助族，救济性超越了保障性，呈现出宗族救济的特征：
以“敬宗收族”为前提，义庄在创建之初就呈现出较强的伦理偏向，这首先就体现在义庄的分配方式上。范仲淹在创范氏义庄时自述：
从以上义庄的空间分布和创建者概况出发，大致从外部勾勒出了宋代义庄的发展状况，以下将从宗族伦理的视野探讨义庄的内在驱动因素出发，说明义庄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成为平民化宗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高安方言的变量程度副词分为“有汉字可考”和“无汉字可考”两类。“笔(直咯)”、“冰(冷咯)”和“津(甜咯)”等属于前者；“p‘a35(满咯)”、“sε13(黄咯)”和“t‘a35(饱咯)”等属于后者。高安方言要求在“变量程度副词+形容词”这一结构后面添加一个虚词“咯”——相当于普通话的“的”，似乎只有加上“咯”，这一结构才更为均衡，读起来才更为上口[4](P45-46)。
但衣食等基本生活保障之外，更体现宗族伦理秩序的婚丧嫁娶，却是另外一番样态。“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卑幼十九岁以下丧葬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支三贯；十岁以下支二贯；七岁以下及婢仆皆不支。”以伦理秩序规范分配额度。“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先尊□后卑□”，[5]以伦理观念指导分配原则。其他义庄，虽无范氏义庄那样传世的义庄规矩可供查阅，却在创建义庄动因中屡屡强调创建者对宗族伦理的孜孜以求，如曾巩“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盖其根于天性者，纯明得于经斈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众人固不识也”；[7](卷35《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彭汝砺“居家孝友”；[13](卷31《彭待制汝砺墓志铭》)折可适“轻财好施，所得赐予必先族人，随亲踈缓急以次而均，其尤不能自存者，分俸以给保”；[14](卷20《折渭州墓志铭》)张恪“母丧三年不入私室，兄以疾不能供役，恪往号泣请代兄，子有缘役破家者，有坐事没产者，俱授以室庐”等。[10](卷158《孝义》)这些创建者把宗族伦理置于经济利益至上，也从侧面看出他们对义庄的分配以宗族伦理为皈依。
排放的污水水质最高允许浓度必须符合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的要求。将地热水中的各项目最高含量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各项最高允许浓度列表对照，该地热井除大肠杆菌群数超标外，其余各项指标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该井水需要对大肠杆菌进行处理，并将水温度降到25℃以下才可以排放，避免造成污染。
义庄是以土地为基础来运行宗族经济，土地固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缺乏有效的管理同样会成为纷争的根源，反而使初步形成的聚族之势成为离散之力。因此，如何管理成了创建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义庄初期的创建者大多是上层官僚，他们有实力也有财力管控各个族人，但随着初代创建者消退，他们支系与义庄族人分居两地的弊端逐渐凸显，更需要其他力量作为补充，维护义庄长久可持续，这其中，层级管理和义学管理成为对抗弊端的利器。
前苏联对两个长期注水开发的稠油油藏原油性质进行了跟踪对比，分析后发现：随着水驱的进行，采出油轻组分含量高于剩余油，而剩余油中胶质、沥青质含量比采出油高，随水驱采出油量的增加，地下剩余油的黏度也不断增加［9］。胜利油田多个稠油区块的实际原油分析化验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胜利油田水驱普通稠油油井S328-2，1999年4月测得其原油黏度为1.780Pa·s，随水驱进行其原油黏度不断上升，2011年5月其黏度上升到了4.188Pa·s，黏度增加了2倍多（图3）。
层级管理最典型的是范氏义庄，其以物质配给为核心，形成了“文正位—掌管人—诸房(位)”三级科层管理，也借由吸纳族众参与管理，宗族团体由生活化走向组织化，使宗族真正成为稳固团结的集体。
如前述，随着义庄的普及和在乡创建者更关注于地方社会，义庄的宗族救济越来越成为地方救济活动的基本支柱之一，有关乡亲常赖义庄救济的记载日益增多，舒邦佐“尝买田二千亩为义庄，以赡亲故之不给，其乡邻之无告者人食其德，至于今”；[28](卷77《故平山舒府君墓志铭》)季逢昌“有疾辞归，惟义是尚，立义庄赒孤贫婚丧，仰给者无算，咸称为长者云”等，[29](卷9《列传》)无不是相邻仰赖义庄宗族救济而生之例证。更有部分宗族，将范氏义庄教养结合的发展模式推及乡里，如林国钧“建红泉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赡四方从学之士”；[30](卷72《人物》)钟鼎“偕姪日新，置义庄、建书院，延师以教乡族子弟”，[31](卷29《输石卫乡里》)教之养之，维持地方经济根基的同时推动地方文化教育。如此由宗族而乡里，乡族一体，还仅是以宗族为起点，借助义庄的职能，融部分乡亲于宗族体系，未超越宗族职责范围的基层维护和管理。
自此，义庄从分配与管理两个方面形成了以养聚族、以德教化的职能体系，以此为基点，完成了官僚阶层根基再造的目的，并使宗族绵延永续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反观口语化程度相对较强的《美国国情咨文》，因其在短语连接结构和名词化等特征上使用程度较低，分别只有7．6个/千词和22个/千词，进而增多了时间状语、地点状语等以辅助场景的指代，以及WH主位从句来明确人物关系的属性，如例3(划线部分为时间状语，斜体部分为WH主位从句)。
(二)义庄职能的转变和特征
自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关系变迁、阶层沉浮不定，官僚家庭想要长保富贵变得更加不易。同时，随着门阀世族的崩溃，宗法下移，“敬宗收族”的观念逐渐为一般民众所接受，使得官僚阶层得以以聚族为契机，重建自己的根基。然而，无可溯之祖、无固有之宗的新兴官僚阶层想要完成传统意义上“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3](卷34《大传第十六》)的过程，只能倚靠更具实效的经济手段，以经济的形式来弥补伦理的缺失，义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他高度重视人才建设和科研兴所，在所内形成了药学和天然药物两个“省级领军人才梯队”。他带领团队开展的“中药提取物标准研究平台建设”“包含鹿骨瓜提取物和甜瓜籽提取物的药物组合物”等项目分获多项科技进步奖。他主持编写的《黑龙江省药品微生物检验方法汇编》《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不仅可以为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也为各级药品检验所的检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是救济对象圈层鲜明。钱公辅赞范氏义庄“仁有等级”时提到：应“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疏远之贤”。[20]南宋时，在义庄救济范围的规范中，把这一圈层具体化。张氏义庄，“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21](卷95《少师魏国张公行状》)王氏义庄，“三族之无归者，咸语公，请以范公约束”。[22](卷38《宋故资政殿大学士王公墓志铭》)楼氏义庄，“自同曾祖下至缌麻而贫，于无服而行业有闻者，人廪给有差”。[23](卷8《画锦楼氏义庄记》)无论是母族、三族的表述，还是同曾祖下至缌麻的规定，都明确了义庄规矩中所济圈层。即便赡族，也是“长幼亲疏，咸有伦序”，[24](卷39《孙君墓表》)以序为宗，圈层分明。
二是救济范围以宗族为核心，兼济乡里。义庄是宗族经济组织模式，救济三族本就是它应有之义，但北宋义庄创建者多是上层官僚，与所赡族人分居两地，目力所及仅限亲友，即便偶尔救济乡里，也不超过创建者个人的社交范围，因此所赡所济也就以亲友为限。南宋时，义庄创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和平民，他们与其支系大多长居乡里，距离上的靠近，使“其亲而贫者、疎而贤者、俭岁而有饥乏者、非次而有患难者，皆有以济助之”。[25](卷12《莆田方氏义庄规矩序》)虽仍是以亲族为起点，但饥乏者、患难者皆被纳入到宗族救济的体系，使宗族救济带上了民间慈善扶弱助贫的色彩。甚至有如武宁田氏、[26](卷35《武宁田氏希贤庄记》)台州赵氏等，[27](卷188《台州府》)以义庄为本，助益乡里。这种融宗族经济于地方经济体系之中的义庄模式，说明宗族组织在形成以本族为中心的救助体系的同时，也在积极利用救济行为扩大本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借此控制更多的资源，以期掌控地方话语权。当然，宗族以义庄参与社会救济，本身也表明了宗族组织并非只关心本族发展，他们同样心系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开始显现出兼济的倾向。
1.2.2 实验组 分康复评定、治疗技术、病例分析三个考站，所有考生必须按顺序完成三站内容的考核，其中评定与治疗两考站的内容由主考老师于所有内容中分别抽取3项，共6项，所有考生考核内容相同，评分标准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三是救助内容丰富全面。义庄的救济除了包含一般社会救济的扶弱济贫、婚丧嫁娶之外，还包括助学助考、冠笄之礼、祀祭之仪等内容，说明宗族救济的中心除了维护族人生产生活稳定、可持续之外，仍保有强化宗族伦理观念、增强本族综合竞争力的考虑。
总之，南宋义庄的职能较之北宋，虽然保障性相对减弱，救济性增强，但其职能的核心并没有改变，都是以“敬宗收族”为出发点，在以寻求宗族稳定有序的基础上，寻求宗族的长久发展和绵延永续。在义庄职能之下，族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宗族伦理观念得到普及，族人自然地聚集成一个团体。无需明确之宗、可溯之源，即便一般民众，只有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重建自己的宗族根基。“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的情况固然难得，但只要有义庄，就可以保有宗族长久发、绵延永续的期许，这也是为什么直到明清，义庄仍保有极大的影响力，仍是平民化宗族发展主要动力之一的原因。
三、示范效应下义庄的发展——从“敬宗收族”到基层治理
义庄创建之初是为“敬宗收族”而设，以宗族伦理相倡导，以养聚族、以德教化，收聚拢族人、发展宗族之实效。但随着族人的不断繁衍和与地方逐渐融合，本为宗族而设的义庄逐渐突破了宗族的限制，走向地方，成为基层治理的一部分。
附于义庄之上的义学，则是从思想管理上强化义庄已有的聚族功能，在此基础之上，才是提高子弟整体学识、培养优秀子弟以待贡举。这从遴选塾师的标准中就可窥见一二，“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方为众所知者，亦听选”。[15]文才固然重要，但德行亦要兼具，在诸子弟中选塾师，所求之“德”，不仅是对外美德，更是为族众所知的伦理私德，以此为子弟师范，使伦理道德附于教育之上，强化了族人的宗族伦理观念。
以“祖宗之意无亲疏”来说明“饥寒者吾安得不恤”，是从宗族伦理的视角来强调恤族的必要，因此采取无差别的恤族模式，“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冬衣每口一疋，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疋。”[5]以口以房计，无论贫富，惠及全族。北宋义庄的其他创建者也多是如此，如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1](卷331，列传90《韩贽传》)黄振妻刘氏“斥嫁资以规义田，均给娴族”；[6](卷45，人物志十一《孝义》)曾巩“置义田于临川郡城之后湖、与属邑金谿之南原，立为规约以惠利其族”；[7](卷35《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丁思妻谢氏“割己田二千亩、宅一区为义庄义宅，以供祠祭，以赡族人子孙”；[8](卷18《列女》)韩维“其居家，俸赐悉以均给宗族及故人子弟，周恤之甚厚。方闲退时，聚族数百口，置田数十顷，以为义庄，抚孤幼尤力”；[9](附录《韩维行状》)张恪“择良田数顷为义庄，宗族诸事取给焉”；[10](卷158《孝义》)王汉之“买田乡里，
宗群从均济若一”；[11](卷34《赠正奉大夫王公行状》)魏宪“增广义宅、义庄，以衣食疎族”等，[12](卷12《故显谟阁直学士魏公墓志铭》)无不从“祖宗之意无亲疏”出发，为族人提供衣食等基本生活无差别的保障。
随着国家权力的部分下移，在地方富民积极主导基层治理的同时，部分宗族也开始越出宗族的职责范围，借由义庄参与到基层的救助体系。如武宁田氏宗族主导的希贤庄，仿效义仓，以宗族资产作为贷本，春散秋敛，在政府主导的义仓频频出现挪作他用、莫名侵占的情况下，武宁田氏以“民自为之而官夺之，谁敢哉”[26](卷35《武宁田氏希贤庄记》)的气概，坚持主持乡里赈济事务，利用宗族亲缘优势，子弟协从合作，变临时帮扶为长效管理，也借由制度化的管理，使宗族管理部分地融入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当中。再有如台州胡氏宗族，在赵处温、赵亥兄弟的主导下，“出义庄田三百亩，以供义役，岁储粟千石以助乡之贫，而无敛，及婚丧无力者”。[27](卷188《台州府》)以义庄为后盾，在常规的扶弱济贫、婚丧嫁娶之外，直接参与到政府基层治理最重要的职役之中。这种以宗族之名参与到基层治理的形式，为宗族与地方的融合开启了新的篇章，掀起了族权地方化的一角。
实际上，南宋时期，义庄在面对阶层流动加快、伦理观念弱化和自身经济实力不足的三重困境中，很难再仿效范氏义庄，从聚族开始，在加强族人宗族伦理观念的基础上，逐渐通过培养优秀子弟等方式实现宗族的绵延永续。但国土狭小、族人易聚于一地的客观条件，又使得他们可以利用外部条件，从推己及人，以救济乡里的形式，调动族属，反过来形成合力，由主持外部事务把宗族团聚到一起。因此，部分参与地方治理同样不失为推进平民化宗族发展的助力。
而在宗族以外，乡曲组织和基层政府也开始积极效法宗族义庄，吸收宗族义庄的有益方式，充实和完善基层治理。在这之中，最有名、也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四明地区的乡曲义庄。
淳熙五年(1178年)，四明乡曲义庄由地方名宦史浩、汪大猷、沈焕倡导创置。四明乡人“或捐己产，或输财以买”，得义庄田“至三百亩”，又得官府“拨助之田，合为五顷有奇”，专供“仕族有亲之丧不能举，孤女之不能嫁者”，凡属此类，“投牒于郡，参稽得实，以次而授”。[32]合宗族、乡里、政府三者之力，以地方名宦及其背后的宗族声望为号召，引导乡里积极参与。在这之中，虽以民间倡导为起始，但地方政府却以拨田参与的方式，部分地获取了主导救济的权力，“投牒于郡，参稽得实”，官府成了是否救助的先期决策者。这显示出，国家利用民间力量，用经济手段来实现道德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
再有如四明府学义庄、建康府学义庄等，仿效宗族义庄的伦理秩序，“凶礼支助之例，惟祖父母、父母、自身亲兄弟、妻子，事故者当给，不许以疏为亲，以无为有妄陈苟得”，[33](卷28《立义庄》)使府学义庄支出更加规范，有理有据，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也借由义庄而更为有序。
两个方案的对比表如下：进行综合考虑和一体化设计。通过一个上述实际案例说明方案论证的基本步骤和注意要点，同时也证明了在论证充分，精心设计后是可以做到在不增加投资的前提下，设计出更优方案的。因此，笔者建议设计同行在参与类似项目时应引起重视，因为既满足功能，又节省造价是项目投资的最终目的。
总之，示范效应下义庄的发展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宗族义庄主动融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国家和地方社会也在积极吸纳宗族义庄的有效养分来充实和完善基层的治理。
义庄是伴随着宗族复兴运动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宗族经济组织模式。自范仲淹首创之后，各地士人群起效仿。虽然从整体而言，义庄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创建者也以官员为主，但随着义庄的迅猛发展，其扩及面和影响力远超其他宗族经济模式，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参与，使得义庄成为“敬宗收族”活动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
随着义庄的发展，义庄的职能由普遍保障转向宗族救济，但以土地为基础、教养结合的发展模式并未改变，表明义庄仍带有强烈的宗族绵延永续之目的，并希望以此为基点，进而扩大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最终形成士人为核心的修齐治平的社会体系。
为提高混凝土的密实度，改善其抗裂性能，混凝土振捣采用二次振捣的方法。在新浇混凝土覆盖下一层混凝土时，振捣棒应插入下一层混凝土中50 mm左右进行振捣。二次振捣在混凝土初凝前完成。
随着官府对义庄的表彰以及朱熹等儒家名流的倡导，义庄的发展逐渐突破宗族范围，地方社会和官府都纷纷效仿宗族义庄创建各类义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利用民间力量，用经济手段来实现了道德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有序。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667.
[2] 魏了翁.鹤山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2-117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25，505.
[3]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97.
[4] 范仲淹.告子弟书[M]//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802.
[5] 范仲淹.义庄规矩[M]//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798-799.
[6] 萧良干，张元忭，孙矿.万历绍兴府志[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859.
[7] 虞集.道园学古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90.
[8] 赵锦，张衮.嘉靖江阴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18.
[9] 韩维.南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75.
[10] 黄之隽，赵弘恩.乾隆江南通志[M].扬州：广陵书社，2010：2579.
[11] 程俱.北山小集[M]//四部丛刊续编：第398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12] 葛胜仲.丹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13.
[13]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6.
[14] 李之仪.姑溪居士后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2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210.
[15] 范纯仁.续定义庄规矩[M]//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159-160.
[16] 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M]//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171.
[17]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796.
[18] 吴澄.吴文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44.
[19] 尤玘.万柳溪边旧话[M]//学海类编：第55册.上海：上海涵芬楼，1920：16.
[20] 钱公辅.义田记[M]//李勇先，王蓉贵.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168.
[2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438.
[22] 孙觌.鸿庆居士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03.
[23] 况逵.画锦楼氏义田庄[M].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M]//宋元地方志丛书：第9册.台北：大化书局，1978：5949.
[24] 陆游，马亚中，涂小马.渭南文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89，305.
[25]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藁续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8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484.
[26] 姚勉.雪坡舍人集[M]//宋集珍本丛刊：第8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437-438.
[27] 李卫，嵇曾筠，沈翼机等.雍正浙江通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7.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3242.
[28] 吴澄.吴文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44.
[29] 冯汝弼，邓韨.嘉靖常熟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第1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79.
[30] 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M]//刘兆祐.中国史学丛书三编.台北：学生书局，1987：3982.
[31] 彭大翼.山堂肆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83.
[32] 楼钥.义庄记[M]//袁桷.延佑四明志：第3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977.
[33] 马光祖，周应合.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1809.
中图分类号： K244/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9-078-083
作者简介： 马秋菊，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责任编辑：翟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