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论点论文,见解论文,贫困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新世界观诞生于世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人类盛事。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纪念的名义来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今年是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150周年。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评论了蒲鲁东的经济范畴，开始制定自己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评论了蒲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方法论，宣告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问世。他自己说过：“我们（指他和恩格斯）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 页）这里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基本上是哲学的。众所周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但它们在当时都未公开发表；《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次概述他们观点的著作，并且在理论内容上更加精确和深入，这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独特历史地位。在人类的脚步即将迈进21世纪的时候，联系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条件来研读《哲学的贫困》，这对于新世纪哲学的建设和发展，对于理解和推动正在开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论释《哲学的贫困》中所概述的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证明它的基本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跨世纪发展。
一、关于思想观念依赖于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路线
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异和对立还有没有意义？哲学上是否真能超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走出一条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中间路线？这仍然是严重的问题。与之相关，有些学者试图寻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解说方案，把马克思也置入非唯物主义者的行列，说他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实践主义”的都有。但我们从《哲学的贫困》所概述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中恰恰看到鲜明的唯物主义路线。
马克思用大量的篇幅批评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性质的“逻辑范畴论”。首先，蒲鲁东把范畴看作是主观自生的，先验的，永恒不变的。本来，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而蒲鲁东“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页，以下凡引此“节选”的，只注页码）在这样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蒲鲁东离开现实关系，主观主义地界定和论释各种经济范畴，诸如脱离供求关系谈论“交换价值”，用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幻想来杜撰“构成价值”等等。其次，蒲鲁东唯心主义地理解范畴间关系。他自己说范畴的顺序同“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无关，它只遵循“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本来，逻辑是与历史统一的，我们要理解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展开的顺序，就必须研究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无视这一点，他只能到黑格尔式的“无人身的理性”即抽象理性中寻找根据了。第三，蒲鲁东是在哪里失足的呢？是在逻辑抽象方面失足的。蒲鲁东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通过纯粹抽象的方法或黑格尔所说的“绝对方法”来达到他的经济范畴。马克思揭示说：“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己与自己相对立，自相结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第140 页）这里的实质是脱离人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而编排经济学家们所提供的教条。这种颠倒现实运动与思想观念的方法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战中所阐明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明确而坚定的。唯物主义所解答的哲学问题，原本是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则深入一步，他指出：作为观念的根据的，是“现实世界”，或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以人类生产实践和全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 页）唯心主义把“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第139页）唯物主义则相反。在马克思看来， 逻辑范畴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在人的观念中的反映。再进一步说，作为观念的根源的，是由于各个环节构成的“社会体系”，（第143 页）是作为社会体系的展开过程的“历史”，（第141 页）是“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138页）这样的唯物主义是新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向对于当代中国及其发展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面对着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创造社会主义体制新模式的实践，这里，既需要主体的能动品格和创造精神，又需要有严格尊重客观实际，在实践条件的约束下去演出威武雄壮活剧的科学态度。我们的事业既怕保守，又惧盲动，而两者的共同特点都是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中包含的可能性。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既要去理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又要论证和引导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更要预见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程。这里需要理论的勇气，又要有求实的功力。学术工作者写文章、撰著作，必须建立自己的范畴、范畴群、范畴系列、范畴体系。（参看第140—141页）这就发生一个问题：逻辑范畴是反映现实世界及其运动，还是倒过来，要求现实世界及其运动纳入自己设定的逻辑框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改良绝对优于革命”的逻辑，硬要把失败了的改革扶上历史的大统而把成功了的革命贬为不应发生的暴烈，这里，不是可以看到某个蒲鲁东的影子吗？最近，又知道了罗荣渠提出的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的解释框架。罗先生指出，在改革以前，“革命范式”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核心。自1980年以来，该范式受到中国社会和经济大转变和海外知识话语的双重挑战，“现代化的范式”作为替代应运而生；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从而才有可能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罗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读书》1997年第4期作了简介）很明显， 罗先生的研究方法与逻辑范式与“告别革命论”是不同的。因为他要求“客观定位”，也要求给革命以确定的历史地位。这也关涉到历史研究的方向。在中国现实与未来的研究上，也有范畴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地搬用过去“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那是不能说明变动着和开拓着的实际经济运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教条主义方法来搬用西方经济学的范畴体系，也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反映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逻辑范畴群，这也是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的。二、关于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的实践论历史观
如前所述：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路线，但他的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世界、社会关系及其历史展开对于意识具有根源性和客观性的新唯物主义。现实世界是以人类的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实践为基础的；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并在实践中不断被改造的世界。因此新唯物主义也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具有决定的论点”中，实践的论点具有根本性质。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着重讨论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这一讨论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生产力是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在人类从事生产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和创造出来的，不能把生产力范畴看作是一种自身无前提、先验地设定的范畴，而应当看作是一种由劳动实践派生出来的范畴。马克思在同是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写道：“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我们应用能力的结果”。（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这就是说，生产力是生产实践和全部人类实践的派生物，是这一实践在一定时点上的物质积淀和功能标度。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是生产关系，后者被生产力所决定，“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第152页）但， 这不是一个思想过程甚或神秘过程，而恰是生产实践过程的一个内容。“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第140 页）只有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才有生产关系的真实存在和连续存在；也才有生产关系的间断性变动。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就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统一。
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们之所以都是唯物主义，是因为以生产实践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是一项客观的、对象性的活动。在一方面，生产力是由它而形成的、人们无可选择的客观力量，从而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至全部社会关系也就是既得的、不能选择的客观关系。在另一方面，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全部社会关系，又是新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出发点和根本制约条件——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客观条件系统中寻找客体的可变性和主体的可为性。生产实践的这种历时二重性（既派生出一定生产力，又在进一步展开中受自己所派生的生产力的制约）是人类社会历史联系和历史发展及其客观性的根本依据。马克思对此作过科学的论述。他说：“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
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论为基础，这就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实践是人的实践，人在实践中创造自己的历史，同时，这种创造活动又是在既定实践条件下展开并以实践地改造世界为目标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论点。他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的观点，提出了“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的著名论断，这就必须研究每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客观条件构成了人的活动舞台，人在这个舞台上进行历史的演出。马克思用这个比喻来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人在历史的演出中，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 （第147页）作为“剧作者”，人有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谋划着历史的进程，积极地开展自己的创造活动，同时又在行动的客观效果的检验中不断地修改自己的“剧本”；作为“剧中人物”，人又是受动的，按着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安排“歌唱”和“舞蹈”。人的这种两重性，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两重性。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固有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人的受动性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固有的检验性与纠错性。人设计着实践又在实践中改变着自己的设计。历史的唯物主义如果是非实践论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机械的历史宿命论。
中国人民正在开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的现实世界，以这项实践为基础；中国的现实世界在这样的实践中被改造着和创造着，日新月异地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中国人民在中国和世界的舞台上正演出辉煌的戏剧。他们是这场伟大戏剧的“剧作者”，他们以邓小平为代表，自觉地选择了前进的道路，作出了一整套设计和规划，写出了跨越两个世纪的演出的剧本；他们又是一场伟大戏剧的演出者，扮演着剧中人，为演出的完善和戏剧的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样生动雄壮的历史现实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在它的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直到今天，我国哲学界对于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仍无法取得统一认识。一种意见认为，实践论是局部性问题；宇宙论才是整体性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践论是整体性问题，宇宙论只是实践论的宏观背景。本文作者站在后一方面。哲学是人的哲学，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无论什么部分，都是人在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以实践为参照系原点来陈述的，怎么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即使是宇宙观也是人的宇宙观，是人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各门自然科学，掌握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然后综合地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基础仍旧是实践论，正如列宁所说，“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页）在这样的意见分歧后面， 有着两种哲学观的争论。一种是绝对主义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永恒地就是研究无限宇宙，向宇宙发问：你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哲学观，哲学的对象、本质是跟着时代走的，跟着特定主体走的。主体在一定时代条件下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他就会有怎样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使命是改造现实世界，使全部现实世界革命化，由此，它以唯物主义为前提，面向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自然与社会有机地统一着的世界，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哲学的贫困》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坚持了并进一步精确化了这一世界观。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中介关联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机体理论
生产实践的固有规定，是社会生产结构的根据。生产实践在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物变成人工物，由此形成生产的物质力量，这就是生产工具和人工原料，同时人自身也越来越成为强大的生产力，他是生产的主体性力量，从而构成生产力的系统。生产实践在又一方面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又包括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利益的交换关系。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对社会生产结构作出理性的而不是独断式的理解。
《哲学的贫困》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是关于社会生产体系的论点。扼要地说来，在结构方面或静态关系方面，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社会关系”，而标志着生产力的是劳动工具。他在《哲学的贫困》中作了通俗的描述。前两项之间，马克思说：“劳动的组织和划分（按：这是生产方式问题）视其所拥有的工具（按：这是生产力问题）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第161页）在后两项之间， 马克思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第142页）由此，产生出两端项之间的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运动方面或动态展开方面，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上述三项之间顺序展开的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便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从而，一切关系及表现这关系的观念、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第142页）在时空综合方面，马克思提出了“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第143页）的论断。这里所说的结构、 运动和整体这三个方面的明确观念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念，是生产实践这一基础性观念的具体化。我已经注意到，一些具有权威性的马哲史著作在谈及《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内容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三段论，只是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两项式关系。如在施德福、靳辉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中，正确地指出， 《哲学的贫困》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更精确论述”（参看该书第531页，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但在生产结构问题上，仍强调它讨论的，只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的规定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参看该书第539 页）这种无视居间的“生产方式”的意义的看法，也许是同我国哲学界对于矛盾的无中介理解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明确：马克思的上述三项式理解决不是偶然地提出的。 他在1847年底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3页）这里的理论语言更清晰。“生产方式”被“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着“经济关系”，它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居间联系的中介。“生产方式”是什么呢？按中介概念和马克思的实际陈述，它一方面具有“生产关系”的意义，它是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资料的实际使用方式，是包括劳动分工、劳动组织、劳动管理诸因素在内的一个技术活动体系；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生产力”的功能，因为超过生产力诸要素的物质力量的力量是由劳动的技术关系带来的，这就是：“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年——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9页）， 就是“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的”而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93 页）就是作为“集体力”的“生产力”。（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08——309页）在前一方面，“生产方式是“技术的生产关系”；在后一方面，“生产方式”是“结构的生产力”。它是一身而二任的中介。
与“生产方式”的中介性相联系的，是“交换方式”的中介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我们都知道，生产方式的中心环节是分工方式，而产品交换方式恰是根源于分工的。在这个意义上，交换方式具有自然性，不论在怎样的社会制度下，只要分工方式是相同的，那么，产品交换方式也就是相同的。同时，交换方式又是同经济关系相联系的，在不同所有者之间，产品交换只能采取商品交换形式，即使两个不同所有者本身都是公有制单元，情况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交换方式又具有社会性以至阶级性。这就展示了“交换方式”在“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之间的中介性。
以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与相应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为两极，生产方式（技术的生产关系暨结构的生产力）和交换方式为中介的社会生产结构是一个体系。它的体系性从马克思对所有权的看法中得到深化。他说：“在每个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第177页）实际上资本的形成首先发生在交换方式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变成商品；然后才把生产资料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投入生产过程，生产出剩余价值和相应的分配方式；通过消费再生产出劳动力商品，在交换后重新开始资本生产。只有描述了这一个过程和其间发生的全部关系才能定义“资本”。
《哲学的贫困》中首次提出的对于社会生产体系的有中介的理解，长期为我国哲学界所忽视，至今仍还被一些教科书蒙在鼓里。但是这一原理在现代条件下，更显现其原创性和方法论意义。第一，社会生产体系的有机性和运动性，只有在揭示其中介领域后，才能得到真实的说明。而那种无中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双层结构理论，仍未克服抽象性。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明的：蒲鲁东式的范畴体系，“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无法向人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第143页）第二， 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学说，是邓小平关于区分“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理念的哲学基础。在中国的现实中，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上就是坚持历史地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去实现民族的现代化；所谓“坚持改革开放”根本上就是坚持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同时实现国内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正在展开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上述两个“坚持”为基本点的伟大实践，日益证明着邓小平的关于区分“基本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理念，进而也就呼喊着重新确认《哲学的贫困》中关于社会生产体系的中介论，按照这个理论，经济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层面或称“经济的生产关系”；它的另一个层面是“技术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方式”。社会基本制度是以经济关系为内核的，即取决于两个“分配”——生产资料在不同社会阶级、社会集团间的分配，相应的劳动产品在他们中的分配，而经济体制则包含着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在内的座标系，是社会经济形式和经济活动方式的总和。就现代而言，“生产方式”均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性大生产；“交换方式”则是以商品交换普遍化为内容的市场交换；二者结合构成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定的经济体制是在对立的社会制度中共存的，又是与某一极的社会制度结合的。正是依据这样的理论，我们才能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性。第三，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学说，指示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也就是指示出世界的今天和未来。就共时关系而言，由于“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它们共存于两种制度之间，成为中性范畴，因而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移植；但中性范畴又不是独立自存的，它们只能同一定社会制度与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搞什么全盘“西化”，这也是必须确认的。就历时关系而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性大交换，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深刻的变动，资本的业已形成的社会化将突破它在其中活动的外壳导向后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既面临挑战又有着良好的机遇。中国不再可能搞那种贫富极端悬殊的早期性资本主义；中国的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相对公平的分配，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与世界潮流相一致，因而有了获得成功的更可靠的保证。四、关于导向消灭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阶级斗争和全面革命的学说
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可以依赖“构成价值”之类的空话和“交换银行”之类的无结果行为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主义。在工人罢工和结成联盟同资本家阶级作斗争的问题上，他谴责工人，生怕工人的正义行为会引发社会冲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五节“罢工和工人同盟”中，批评了蒲鲁东，正面论述了自己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全面革命的思想。
马克思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形成与斗争史。他说：“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第193 页）这个阶级之形成为阶级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也是从组织反封建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其次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斗争史。它起初是“自在的阶级”，从事的是“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的经济斗争，方式是组织同盟，这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也经过的阶段；当工人们超越为增加工资而从事的经济斗争，宁可献出自己的工资来维护工人的同盟的时候，他们在“聚集和发展着”“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素质”，他们的联盟正在获得“政治性质”，奔向政治斗争的目标；再进一步，无产阶级就成为“自为的阶级”。（第193页）
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一般的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其实质是“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第194页）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没有别的。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也是生产力的解放，但它的“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阶级”。（第194页）其原因， 仍然要到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和根据的生产力是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而要改变的社会关系则是成熟了的资本主义关系，它的对立面的生产关系是不再具有阶级对抗性质的生产关系。这就是说：“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按《共产党宣言》中称“自由人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不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第194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尚未明确形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依靠这个专政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思想。这个思想是经过次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特别是经过对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才形成的。但现在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次一级的理论。在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和由此导出的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更新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的形式和社会制度更替的形式则会随着情况的变动而变动。这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过时，恰恰相反，马克思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来论证社会形态的更替及由此发生的社会的前进上升运动，最终推进到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新世界的逻辑越来越被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生产力在量上制约着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当代发达国家的人均GNP已超过2万美元甚至3万美元，劳资对立依然存在， 但比生产力水平较低时代的对立程度要降低；这就展示着人类从根本上消灭剥削的前景。生产力在质上制约着每一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当代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社会化水平日益提高并且变成国际性现象，这就使资本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也预示着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的前景。
五、关于社会历史真实运动的辩证法理念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阐述的全部怪论都是在“辩证法”的名义下进行的。因此，马克思也以辩证法为重要主题来论说自己的全部观点。他须同时完成三项任务：批判蒲鲁东的伪辩证法，批判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阐明自己的辩证法理论。蒲鲁东受马克思的影响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发生兴趣，但他在还根本没有弄清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时，就顺着任意性而陷入了自己挖掘的非历史非辩证的深坑中。马克思不得不在《哲学的贫困》中描绘这个滑稽可笑的蒲鲁东并阐明自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批判态度。
蒲鲁东谈“辩证法”中心是谈“矛盾”，马克思在论战中着重阐明了自己的矛盾辩证法。一是矛盾辩证法的历史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但颠倒了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的关系，把前者淹没于后者之中，那是绝对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蒲鲁东的辩证法则更加等而下之，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第141 页）甚至连逻辑的历史也给取消了，他说，“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这样，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他变成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人类社会真实历史的辩证法的理论表现。二是矛盾辩证法的价值观。蒲鲁东对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经济范畴的价值性似乎作了矛盾分析，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则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批评说：他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第144 页）而他的实践观念则是用经济范畴来排除另一个经济范畴的缺陷，前者充当后者的“消毒剂”。实际上，任何经济现象、经济范畴对于人的价值二重性是不可剥离的，要想消除其坏的方面，那也就等于同时消除经济范畴本身。“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第144 页）辩证运动是不能切断的，受惩罚的只能是妄想者的妄想。三是矛盾辩证法的运动论。马克思的著名论点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为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第144 页）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发生的辩证的否定，是辩证法的“内在的生命”。（第145页）矛盾诸方面既具“共存性”又具“斗争性”； 二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平衡，构成矛盾的一种质态；而这种平衡的破坏则使矛盾进入质变态，从而这样或那样地产生出新的范畴。
马克思辩证法在原初的意义上是研究以实践为基础的感性现实世界的方法。在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意义上，它也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辩证法正是这样被理解和应用的。19世纪晚期，恩格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它的研究对象变成无限发展的物质宇宙及其运动。在这种研究中，实践论变成是宇宙中一个极其狭小而短促的阶段的理论表现，失去了原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和中心地位。从一方面看，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演化，一种拓展；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把实践论真的变成了“局部问题”。在谈论世界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时候，局部性的实践论在理论抽象中被抽象去了。而在实质上，实践论是抽象不得的，因为所谓世界本质，所谓一般规律，是在理论上把握到的；但理论的把握却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它的形式和深度是受制于实践的格局的，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上的某种混乱。特别是抽去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这一最重要的辩证关系，把它降低到对立统一规律之实例的地位。这种降低也是本末倒置的，因为理论形态的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主客体实践关系的展开中，作为认识的总结、总计才获得的。
我认为，应当恢复以实践为基础的感性现存世界的辩证法，它的主题是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同时，作为认识的总结来阐明对立统一诸规律。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唯物主义为基本前提的，并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新阶段；实践的唯物主义展开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明人类的前途将是超越最后的剥削制度而达到自由人联合体；在这全部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就是《哲学的贫困》所概述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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