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应依赖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可持续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20(2002)01-0077-04
自从中国政府于1994年3月25日讨论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以来，已将可持续发展列入我国的基本国策，正式成为各级政府的努力方向。我国是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包含的重要内容。只有在区际公平的基础上推动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各个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才能形成良性共同发展的局面。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则要处理好人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经济发展(Development)四个方面的关系，只有克服现行体制中的缺陷，重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实现制度创新，才能建设良好的PRED协调体系，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投资向经济发达地区倾斜，并取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基本推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作重要调整着眼点在于：走出“平均主义”的地区发展模式，寻求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发展路径与结构，因而投资布局向发展能力强的沿海地区倾斜。如表一所示：
表一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x%)
年份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不分地区 东部：内地
1982 50.6
27.9
14.6
6.91.19:1
1985 50.1
29.4
15.6
4.91.16:1
1990 56.8
24.9
14.5
3.81.44:1
1996 62.2
22.2
12.5
3.11.79:1
1997 61.0
22.4
13.5
3.11.70:1
1998 59.6
22.3
14.7
3.41.61:1
1999 60.0
22.0
15.1
2.91.62:1
说明：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家财政投资政策（上）》
同样改革开放以后的20余年间(1978-1999)，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环比增长10.17%，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只分别增长8.92%和8.74%。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的1992-1999年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环比增长10.58%，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9.77%和8.01%。由此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中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见表二：
（二）中西部地区在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等现象，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机器和设备，因而资本收益十分低下，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导致当地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在整个80个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囿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生产资料价格没有放开，国有企业局限于放权让利的以承包制为主的改革，在政府“婆婆”的呵护下，普遍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90年代后，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国有企业面临产权改革的阵痛，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大量涌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成“剪刀差”状扩大，中西部的亏损面越来越大，人们的收入也无法提高，经济增长陷入了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表三、表四给予了较好说明：
表二 “三大地带”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x%）
说明：(1)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标准依据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七五”计划进行东、中、西分组的。
(2)数据来源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正是由于中西部地区企业盈利能力不足，亏损面扩大，中西部地区不可避免地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环之中，各种自然资源不能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最终使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力越来越弱，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扩散效应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整体利益也相应受到破坏。
表三 “三大地带”利润总额为负的省（区、直辖市）级行政区个数分布表
表四 1986-1999年“三大地带”企业税后销售利润率比较(x%)
说明：(1)企业税后销售利润＝（税后）利润总额／产品销售总收入。
(2)1986-1991年“三个地带”的税后销售利润率依据各个地区的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额算术平均而求得，精度虽稍差一些，但不影响问题分析。
(3)上述二表数据来源均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三）我国自然生态环境仍没有改变总体恶化的局面，特别是生态原本就很脆弱的西部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存在着大量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公地悲剧”。许多地区为了在短期内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急于实现脱贫目标，对可以实现即期收益的资源如矿物、砂石、林木、油气等采取“杀鸡取卵”、“有水快流”的掠夺式开发，根本没有持续利用和保护开发的思想，造成资源的快速损耗、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的严重后果。据2001年9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度是无垠草原上随处可见美景的青海长江流域草原已成“绿色绝唱”。在地广人稀的长江的源区，相当数量的草场已经沙化，仅有的绿色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到处是空寂荒凉的一片。目前，全国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全国约有1.7亿人口受荒漠化危害和威胁，约有2100公顷农田受荒漠化危害。全国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经济损失约20～30亿美元。
此外，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落后，人力资源总体素质不高，有一技之长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且中高级人才更呈孔雀东南飞之势。因此，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由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较低，科技文化素质差，人力资本含量不高，单位人力资本创造的财富也较少，成为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得益于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出现，率先在界定与维护产权、执行契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的国家，走在了经济增长的前列。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张维迎指出，全球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哪个地区的所有制问题解决得好，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哪个地区的效率就高。我国东部地区20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是支持上述结论的。在破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提升到现代科学这一“李约瑟之谜”时，林毅夫认为，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激励结构将人们的创造力引离了科学技术发展创造的轨迹，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的创新缺乏动力源泉。那么作者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受到严重威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人们创新并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现代化制度体系。对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我们只能从体制上才能找到根本原因。
（一）面临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府的投入开始向东部地区转移的同时，相应针对东部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财政大包干”、“经济特区”及“分税制”。关于税收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的中西部国有大型企业普遍要交55%的所得税，另外还有国有企业调节税，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实行8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为10%，最高达55%。而在东部地区，不但对“三资企业”实行减免税，税率也相对较低，如私营业员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5%，外资企业为30%，附加地方税率3%，其中沿海经济开发区为27%，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18%，后来甚至一些东部内资企业也享受到了优惠。另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计税标准也不相同，中西部大量的国有企业国定资产投资要从税前利润中扣除，城镇集体企业则在税前扣六成，其他企业则没有此项扣除，妨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二）政府体制不同。由于制度安排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行政官员逐渐被推向了“制度创新主体”的位置上。行政官员从自身的利益（政绩、在职消费，灰色收入等隐性收入方式）出发，要增加财政收入，除了努力发展非国有企业，没有别的选择，因此追求的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机构的设置和政府官员的数量小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中部、特别是西部地方政府在与中央的经济关系上，仍然维持着传统体制下的模式，其财政继续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自主权很小。为了增加额外收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风险很小的代价下，不可避免地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和干预，实现权力货币化。在这种制度安排的差异下，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向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另一方面，当地行政主体又死死地把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因此，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充当“制度企业家”角色的内在激励是很弱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
（三）价格制度不同。在东部地区市场化与非国有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除了承担界定和保护产权、确保契约的执行等基本职责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资、法制、人才和生态环境上，为经济成长提供市场空间。通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东部地区的产品通过市场来定价。正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着东部地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润分配。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留下的剪刀差的缘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源输出价格定价过低，甚至一些重要资源由国家定价或采取行政调拨等方式，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反映市场需求，造成了这些落后地区年复一年的生态“透支”。而一旦达到生态破坏的极限，那种“发展”必将变成灾难。
三．进行制度创新，走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
国内外的经济教训表明，区域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指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诚然，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科技教育，把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优势变为现实优势，增强对东部地区经济技术能量的吸收能力，这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多少，多次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和赞扬的二滩水电站建设便是一个极好的说明。工程总投资约285.54亿人民币的二滩水电站的建成发电之时，就是它步入亏损之日，其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电力管理旧体制的存在。二滩水电站隶属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四川省本着地方利益，不让二滩水电站的电力上网或只让它的少量电力上网，结果导致二滩水电站泄洪坝大量放水，给四川乃至整个西部水能源的开发留下了阴影。因此，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设计现代化的先进制度体系供给，以经济利益诱致人们的行为，释放人们的创新能力，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一）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体系建设，让市场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影子价格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现阶阶段，人们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作用在不断叠加，其问题的严重性并非杞人忧天。然而，霍特林规则指出，如果资源价格的变化率与市场利率相等，那么资源本身的变化或者说枯竭与否并无关紧要，关键是要看资源的开发是否有效率，即在建立了完善体系的市场竞争中，看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影子价格与市场价格是否趋于一致。虽然这只是一种经济学上探讨的理论状态，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非国有企业的大量涌现，产权明晰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必将逐渐加强，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和企业成为客观必然。与此相适应，地方政府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直接干预、组织和操纵转向为间接的调节、管理和服务。针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为了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政府可以利用庇古的污染税、达斯古帕塔的社会贴现率等方式进行宏观的市场干预，以及通过科斯定理的产权管理途径，就可以克服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平衡增长。
（二）建立民主化的政府，规范政府行为。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认为，“要改善政治，必然要改善或改革规则”，为此，他力主建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民主政治模式。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是相互促进的，不可能设想，一个专制化的政府会安排高效的市场经济模式。然而目前，在我国各级政府工作当中，特别是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存在的是诸多不公平竞争的做法，如“关系户”、“特权阶层”与“暗箱操作”。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基础，我们有必要向人民群众提供真实信息，增强政治透明度。当前，要积极进行：(1)大力发展基层民主，特别是老百姓选择领导的权力应充分发挥和行使，干部任命首先要得到老百姓的同意：(2)走精兵简政之路。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我们要压缩干部队伍规模。职级过滥、队伍庞大是造成官僚主义泛滥、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从长远建设目标来看，为了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我们还要进行党政分开、修改宪法、完善人民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并重新界定公职角色的性质，公职人员要具有良好的素质与卓越的个人品质，富有公益精神和创新动机。当然公职人员也有一定的自利为，有必要根据公职角色的性质重新制订相应的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激励性法律文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规范府行为，让财产权和行政权分开，政府充分发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依法“掌舵”作用，而不是“事必躬亲”的权力“寻租”行为。
（三）在具体制度的实施上，中央政府应出台减免税、财政转移支付和利息补贴和增加教育投入等系列区域经济倾斜政策，并制定合适的产业发展计划，积极引导企业和个人在选择投资方向和地点时能按比较优势原则作出正确决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财富的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储蓄带来的资本积累，二是交换引起的分工专业化，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作用下，适时地引导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就可以使落后地区现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各自获取分工带来的比较利益收益。同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过程当中，国家对中西部教育的不断大力扶持，该地区将迅速积累起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从片面注重地区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着重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从注重外延型扩张资源性产品生产能力转向注重适当延长产业链和追求资源的加工价值，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生态破坏转向在保护的前提下实行开发，从而真正实现从优势资源的开发中获得战略性转机，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样，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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