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保护文化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6664(2014)02-0005-11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修回日期：2013-12-23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决定修复自由女神雕像，修复和保护活动被全美国人民所期待与理解。与此同时，距此仅六英里(约为9.6km)的西北方，复原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L.Olmsted)和卡尔弗特·沃尔斯(Calvert Vaux)在19世纪50年代设计的中央公园景观的项目也正在进行中。不同于自由女神雕像的保护活动，中央公园的修复没有被纽约市民马上接受，市民尤其对移走树和植被或把开放草坪恢复成用来打篮球、网球和棒球的硬质场地的方案表示反对。1982年一份由1000个中央公园观鸟者签署的倡议书表达了对“在漫步区及邻近的区域，大量破坏成熟和不可替代的树”的行为的愤慨。中央公园管理者伊丽莎白·巴洛·罗杰斯(Elizabeth Barlow Rogers)评价这些冲突时，指出在观鸟者和主张风景园林法则的人之间存在“哲学差异”和“强烈反对的态度”。 今天，文化景观的保护比20世纪80年代时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但这门学科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文化景观保护活动被理解为保护建筑及其结构，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除此之外，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听起来是矛盾的，因为文化景观是由生长、成熟、腐蚀、死亡和再生等几个自然因素组成的，那么，它们如何被保护呢[1]?既然使景观保持稳定性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化景观也就从未接近完全的保护”[2]。 1 文化景观的示例 什么是文化景观?当我们看见它时，怎样认识它?文化景观事实上存在于人类活动影响的每一寸土地，但是人们不可能详细描述如此广泛的可能存在的文化景观。如果我们审视景观从野外扩展到城市的连续性，大部分人无疑会联系到野外和城市之间的环境，它清晰地展示了人类对自然元素的组织。这样理想化的文化景观(有时被学者称为中间景观)的例子有花园、公园，尤其农村的田园景观。也有人认为，文化景观经常是荒野区域的一部分，其有时体现在狩猎者和农场主留下的模糊的痕迹中，或者在保护野外区域的政策中显现，或者在保存我们关于自然环境记忆的照片、贺卡和书中出现。文化景观在城市中也同样存在，一个更宽泛的定义认为，以城市地区为特征的城镇景观和城市景观，是文化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尺度的示例。 地形、植被、土壤和水都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些自然元素被人类活动处理并转化为花园、公园、墓园、小块土地、草坪、公路、人行巷道、田野、牧场、山地草原、灌木篱墙、果园、运河、池塘等；此外，这些场所的设施还包括篱笆、围墙、桥、水坝、标识、路灯、长凳﹑喷泉和雕塑等，这些都是文化景观些的一部分。虽然景观保护主义者不强调建筑结构系统、表面装饰、建筑平面图和室内装饰这种传统保护活动特有的特征，但是建筑——尤其是它们的选址﹑排列和组织，都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特征。 通常最让人可识别和理解的文化景观案例就是那些为满足美学、生态和功能要求及标准被专业设计师所设计的地方。这样的景观包括美国一些最著名设计师所设计的环境：比如贯穿美国境内的大量的公园和公园系统，包括著名的布鲁克林公园(Park in Brooklyn)、波士顿的“翡翠项链”公园(Emerald Necklace in Boston)、明尼阿波利斯的风景大车道(Grand Round in Minneapolis)；蓝色山脊公园道(Blue Ridge in Minneapolis)等这样的风景区道路，从弗吉尼亚延伸到北加利福尼亚；芝加哥格雷斯兰墓地(Chicago's Graceland Cemetery)；华盛顿州纪念越战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纪念碑；已规划的城市和社区，比如马塞诸塞州霍利约克的波多黎各社区(Puerto Rican neighborhood of Holyoke)(图1)、20世纪早期的俄亥俄州的马里蒙特(Mariemont)村的工业村庄、当代的佛罗里达、肯塔基和马里兰等州的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海滨。此外，但是大部分数以千计的已设计的文化景观没有上述的那些地方一样闻名全国，但作为地方性的重要景观它们遍及全美。弗兰克赖特在1911年威斯康星州春绿村(Spring Green)设计的Taliesin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已设计的景观例子。 大部分文化景观的形成并没有直接介入专业设计师、规划师或工程师。这些普通的乡土景观一般是非有意地演化并且代表多个时代和多层次的文化活动，普通的乡土景观是我们存在的基本条件。在文化景观种类里最显著的土地使用类型就是农业土地，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兰切斯特的孟诺教派村庄(Amish countryside of Lancaster)，威斯康星州的乳品业地区，大平原(Great Plains)的广大田野，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基卡普人河谷(Kickapoo River Valley)(图2)。普通的景观也包括那些已经或正在被用于采矿、提炼和生产活动的区域，包括矿渣场、矿尾堆、露天矿、采石场、浸出池、井架和在阿巴拉契亚和怀俄明州煤田地区、在密歇根、蒙大拿和亚利桑那州的铜矿山以及铁矿石遍布的苏必利尔湖区域的工厂住宅。其他的文化景观通常与工业考古有关，主要包括技术落后、残破的防锈涂层厂和工业废物场，这些例子塑造了制造业地区的景观样式。 普通的文化景观不仅具有农村和工业地区景观的特征，而且也具有美国城市和城郊景观的特征。人们建造院子、草坪、花园，美化室外环境并且对室外环境建立秩序是全美国景观中最普遍存在的特点，比如郊区广阔的私人开放空间以及由从拉美及亚洲来的新移民创造的小的或临时的花园。与此同时，美国的汽车文化也创造了它自身的景观，不论这种景观是在高速公路交叉口还是标记城镇入口的高速公路导向带或者商场，这些都是城郊边缘景观最新的发展分支。
图1 风土景观在波多黎各民族社区(Thomas Kenly绘于1997年) Fig.1 Garden in the Puerto Rican neighborhood,Sketch by Thomas Kenly,1997 图2 威斯康星州西南部基卡普人河谷(Alanen摄于1975年) Fig.2 Kickapoo River Valley in Southwestern Wisconsin,Photograph by Alanen,1975 某些文化景观的发展也受精神价值的强烈影响，这个现象经常与美国土著和传统居民有关。绝大多数冒险者去阿拉斯加州德纳里峰(Denal)、加州夏斯塔山(Shasta)、亚利桑那州青利大峡谷(Canyon de Chelly)(或者类似能够欣赏艺术价值和野外价值的地方)时，通常以这些地方能够提供攀登和远足的挑战来评估景观的价值。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当地居民来说，同样的景观对他们意味着宗教和文化含义，这些宗教和文化含义直接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联系，这些景观也表现了当地居民文化的健全和持续存在。有些文化景观对非本国人群有很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尤其是那些由具有共同的历史、身份、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比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以前在亚特兰大居住的房子以及他和他的家庭做礼拜的教堂，是很多非裔美国人朝拜的地点。马丁·路·德金的住宅和埃比尼泽浸会教堂(Ebenezer Bapist Church)以及由树、植被、一排排统一组成的后院小巷、街道景观和曾经作为工厂工人住宿的空间紧密的平房等所有这些元素为邻近地区提供了景观文脉。 2 文化景观保护的起源 无数的文化景观作为可能的保护主题而存在，规模范围从特定的地点到整个地区。由于美国有如此多数量的文化景观，并且这些文化景观揭示了多层的历史及意义。那么这些对历史保护有兴趣的个人、机构和组织就必须考虑一些问题：哪些文化景观及什么时期的文化景观应该被保护，为什么和怎样保护它们? 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殖民地(Williamsburg)早期的保护活动历史，对研究文化景观保护的起源有借鉴意义。自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开始财政支持威廉斯堡(图3)的大规模修复，“美国的历史保护领域变的不一样了”[3]。比如，当审视景观的时候，最初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上，不仅仅是从技术和艺术的立场，也从历史的视角考虑怎样正确对待景观。某些历史方面——尤其是暴虐的、非人的奴隶制度的证据和阐释，既不是被重点强调的也不是被有目的的删除的，因此，非裔美国人的花园和居住区很少被给予关注。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段令人不舒服的历史通过考古挖掘和景观评论在威廉斯堡受到了注意，记录了奴隶的生存条件和历史工厂的物质组成。尽管有这些最新研究进展，威廉斯堡殖民地的被认知是由“历史场景”报告所确立，而不是由反映历史的动态景观确立的。 当历史景观修复与所期望的历史紧紧地绑在一起时，这些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保护态度。清除历史，实质上也抹去了景观，这样会导致阻碍下一代有新发现和新解释的机会。现在，对历史更广义的一种观点被保护学家们采纳，比如历史景观遗产被提名为国家史迹名录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意义，也是因为它们能为未来提供信息的潜力。尤其是威廉斯堡案例告诉我们尽最大努力用知识去描述历史是多么紧迫，而不是像有些人用需要的历史去呈现历史。地理学家艾瑞.J.兰梅(Ary J.LammeIII)写道：威廉斯堡保护案例“提醒试图传达真相的努力”“但是关于是什么组成了威廉斯堡的真实的历史并且这段真实的历史应该怎样被解读一直有疑问”[4]。 当我们研究、记录和阐释这些文化景观的时候，应该遵循既开放又学术的方法。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保护学家们开始提出一些和更广义的景观相结合的观点，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是这个行业的领导，在20世纪70年代ASLA成立了一个历史保护委员会；1976年，在编辑格雷迪·克雷(Grady Clay)的指导下，数篇以美国景观保护和修复为特色的文章出现在ASLA的专业杂志《Landscape Architecture》上[5]。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保护技术协会(APT)在那时开始提出景观相关的问题。1978年，一小群保护技术协会的成员成立了一个以新的历史景观保护联盟为核心的，对已设计的景观和民俗景观都感兴趣的跨学科组织。当然，国家公园管理局(NPS)，比美国其他组织和机构对发展初期的文化景观保护运动提供了更多的指导。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首先在1981年公认文化景观作为特定的资源类型。198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出版了一个报告——《文化景观：农村历史地区在国家公园系统》，明确了识别和定义文化景观的标准。从那时起，国家公园管理局持续对文化景观保护主义者的活动提供知识和实践方面的指导[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义文化景观为“结合历史事件、活动、个人或展示其他文化或艺术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同时也确立了4种文化景观类型的定义，以便管理。 1)历史遗址：结合了历史、事件、活动或个人而著名的景观。 2)历史的已设计的景观：根据设计法则或业余园丁已认知的设计形式及传统被风景园林师、园丁、建筑师、园艺家有意识设计和规划的景观。 3)历史乡土景观：通过人们的使用而演化的景观，人们的活动和居住行为塑造的景观。 4)人类学景观：被描述为文化遗产，并结合了人类的包含不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景观[6]。 其他许多国家也提出了完备的文化景观保护项目。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确立了3种主要的文化景观类型，并且这些文化景观能被评估为候选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一个特别著名的世界范围内的申请文化遗产地的活动在1992年发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景观的定义在1994年被修改如下。 1)有意设计的景观：被人类有目的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包括由于艺术审美原因建造的花园、公用场地景观，其通常结合宗教或纪念意义的建筑和景观群。 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这样的景观反映了其形式上和组成特征的进化过程。 3)关联性文化景观：结合了自然因素，反映了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的景观，它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存在[7]。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既有不同，也存在相似之处，尤其是对已设计景观的识别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有机进化的景观被分为两个子范畴——“残余物或化石景观”和“持续性景观”，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划分的历史风土景观和人类学景观的意思是平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关联性文化景观与国家公园管理局定义的人类学景观和历史遗址景观相关联[8]。以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在本文中被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但是这些分类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在这几种类型中，经常会有被两个机构都确认的重叠部分。 3 文化景观和文化景观研究 在北美，关于文化景观的学术研究可以与地理学家卡尔·索尔(Carl Sauer)联系起来。在1923年，索尔成为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老师后，他试图使景观研究成为整个地理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在他1925年的经典著作《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中定义景观为一个物质和文化形式的混合体，他写道：“文化是原动力，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9]。 自从索尔阐释了这个要求非常严苛、耗时并要求景观起源研究的项目(开始研究自然景观，接着研究居住于某个地域的文化群体)，“景观流派”没有发展为地理学体系中在内容上无所不包的研究案例。1962年出版的主要地理读物的编辑者公开宣布文化景观研究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的子范畴。他们对文化景观的定义非常接近索尔的定义“包含一定文化偏好的特定人类社区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彼此复杂地相互影响的混合体”[10]。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文化景观的学生发现，他们的著作很难被主流学术期刊发表和认可，但是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kerhoff Jackson)为这些人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提供了一条途径。从1951年到1968年，J.B.杰克逊编辑并出版了《Landscape》杂志，展示了他关于文化景观的杰出的、又很有特色的观点。直到他1996年逝世，J.B.杰克逊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环境设计学院和哈佛大学期间，他大量的书、文章、随笔、报告和学术讲座中提供了多角度的思想和见解。J.B.杰克逊优于任何其他人成功地扩展了我们对文化景观的认知和理解。他的有些观点是务实的、直截了当的、容易理解的，比如评论景观是“作为我们集体存在的基础设施或背景”。有些评论是接近诗意的，例如他描述在普通景观中发现美——“我们共同的人类画面：努力的工作，执着的希望，彼此宽容争取爱”[11]。 J.B.杰克逊和他一部分核心研究力量在大约持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若干学科中追求文化景观的研究。文化景观的概念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仍然是模糊的。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有意识地去注意日常环境”，景观历史学家保罗·格鲁斯(Paul Groth)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道，他们“对于周围环境，正濒于成为贫乏的欣赏者和失败的管理者”[12]。 除此之外，学习文化景观的少部分个人已经聚焦于保护问题。事实上，纵观J.B.杰克逊的职业生涯，他坚定不移地拒绝被认为是个保护主义者(或环境主义者)。例如在1976年给《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一封信中说道“时光流逝的感觉”不能被“无效的重建”所复制[13]。尽管如此，一些与美国风景园林历史保护协会、历史景观保护联盟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的个人开始运用包括J.B.杰克逊在内的景观研究学者的著作去协助处理世界文化景观保护活动。研究文化景观的学者同时专注于历史保护的人数仍然有限，在《保护美国文化景观》(Preserving Cultural Landscapes in America)一书中的绝大多数作者对两个领域都感兴趣。
图3 威廉斯堡殖民地总督府花园(Alanen摄于1979) Fig.3 Garden at the Governor's Place,Colonial Williamsburg,Photograph by Alanen,1979 图4 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历史战场(Alanen摄于1986) Fig.4 Battlefield at Fredericksburg,Virginia,Photograph by Alanen,1986 4 关键问题 近年来通过各界学者、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努力，文化景观保护领域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尽管如此，这个领域仍然面临一些重要的问题：有些人反复探究面临没有任何学术进展，其他人则对历史保护的所有领域都通晓，有些人则明确局限于文化景观保护实践本身。 区分文化景观和其相关领域的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景观既是人造的也是系统的；换句话说，文化景观是一个作品和过程。在忽略设计者的意图或文化群的使用方式的情况下，文化景观动态的本质特点，使其从传统历史保护中我们试图保护的其他资源中分离出来。 第二个重要的特征与衡量景观的变化有关。所有的物质资源都是不断变化的，而景观展示了在一天、一周、一个季节、一年或终生当中我们能感知的一个循环周期的特点。作为区分考古或建筑变迁的手段，衡量景观的改变，既专注于长周期也专注于短周期。同样，一个景观自身它既是一个系统又是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把景观系统看作物质的，但景观也有时间意义；人和景观精确的关系是基于每一天发生了什么，或每年的改变及转变。在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历史内战战场景观中(图4)，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田园般的风景，而在战争时则体现的是大屠杀和景观的损毁。 文化景观保护领域现在面临更广阔的挑战，其中包括理解的复杂性。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州和本地的历史保护活动大量涌现，历史保护学家们有简化文化景观内在价值的倾向，而不是弄清它的价值，并相应地简化对这些价值的回答。学者们试图简化文化景观价值的尝试与努力，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多年来忽视这个方面导致的结果。依靠法典编纂，如《历史资产内部处理标准和文化景观处理方针手册》(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Standards for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 Properties with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14]有可能忽视某一景观区别于其他景观的特殊特点。 法典的内在思想是推定能被量化的公平的价值。在社会环境中我们争取公平的法律与机会。当公平是这个民主社会的基础，我们却了解到这个价值观实际上没有实现它的理想。比如，当法律法规应用于历史保护中时，则有更多的问题有待探讨。法典编纂在任何政府中都是必要的，但是可能会导致我们对本质的人类社会价值失去兴趣。我们必须在盲目的运用法规和纯感情地对待历史和文化景观中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 20世纪60年代，詹姆斯·马斯顿·菲奇(James Marston Fitch)清晰地阐明了对历史保护进行干预处理的理论。菲奇“干预水平”理论，包括了从保护到重建的范围，他对一系列保护活动建立了广阔的哲学讨论议程，探讨了一系列保护活动的原因和理由[15]。这个理论的影响结果是价值体系必须在文化景观保护过程中被采用。 在文化景观保护、修复和更新过程中，我们一直面临着挑战，比如对自然系统的动态的理解，以及对规划、设计和各种干预程度的理解。文化景观保护对特有的文化有价值，但对其他的文化则不一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需要应对其他的社会事件、法律、价值等方面的知识。威斯康星州的基卡普人河谷(Kickapoo River Valley)在1996年被联邦法律分割成两块，其中7370英亩(约为2982.5hm[2])土地归威斯康星州管理，1200英亩(约为4856hm[2])土地归温尼贝戈(Winnebago)印第安人。在河谷保存和旅游休闲方面由两派人共同管理，被认作是宗教遗址的地方则由温尼贝戈印第安人管理。J.B.杰克逊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必要存在废墟和遗迹[16]。在人们试图保护文化景观的同时，是否会忽视过去的一些人造景观可以用最合适的方式让它腐朽和传承? 在思考文化景观和进行文化景观保护时，我们既提出文化也提出景观，多元的价值存在于文化景观中。人为假定一个文化景观存在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和有缺陷的——这种假定包括这个文化景观的含义、价值和保护活动中优先考虑的部分等问题。有些文化景观不被西方标准所喜欢，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文化景观甚至不容易被识别或者理解。 5 荒野和文化景观保护 比较文化景观保护的现状和自然及野外保护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美国学者们正在对这个研究方向进行更好的组织以及更长时间的努力。正如保罗·格鲁斯所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逐渐敏锐地意识到动物和生态系统的需求，但他们“很少有思考、讨论和评估他们文化环境的观念”[17]。野外保护主义者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者在评价同样的场所或区域时会有争论。对于自然保护者来说，一个废弃的农场或矿山遗址，如果不被恢复到本来状态或至少恢复到自然的状态，那它就是被错误的对待了。文化景观保护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地区因为有人类力量的证据，从而塑造了文化景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文化景观保护者，会坚定地认为有些遗址值得保护和阐释是因为人类力量曾经影响过这个地方。 现在呈现的局面是两派阵营的学者都正在寻找共性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保护，而荒野区域和文化景观的存在和完整性都正面临日渐增长的威胁，所以这样的学术对话应该持续和扩展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提供的关于野外和自然的定义和解释对文化景观领域保护有重要含义。例如，J.B.杰克逊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集中观察到：“如果研究自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野外，那么它也意味着研究作物、土壤和天气，以及景观中所出现的农民、牧民和园丁的创造，它包含了整个人类的贡献。”环境历史学家威廉·卡农(William Cronon)引证最近一些学者的著作，也表明“自然世界是更加动态的，更加易改变的，与人类历史联系更加紧密的，远不止通常的观点所认为的“自然是平衡的”。尽管我们一再理想化自然的含义，但证据一再揭示自然是“深刻地人类建设”。让环境学家们对于我们居住的“中间地带”——“不管怎样我们称之为家的景观”给予更多的关注。卡农认为我们需要环境伦理，来告诉人们关注“怎样使用自然正如怎样不使用自然一样”[18]。 文化景观提供了大量有关人类在随着时间推移怎样使用自然的证据。当然，保护所有的或绝大多数的文化景观既没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性。当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怎样保护少数的能对社会提供一些积极意义的文化景观?当然，保护这些环境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教育的原因，但同时文化景观保护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欣赏和评估一个更宽广范围的景观和景观类型，尤其是这些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标签：文化景观论文; 景观生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