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形象与市民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俗论文,市民论文,形象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独白：
有一个话题在知识者中间传递：关于知识者的生存困境，关于知识者的精神立场，等等和等等。大家围绕它，展开一次又一次深刻的思想交谈。就像围绕着冬夜的篝火，彼此进行些精神取暖。尽管旁听席上没有了旁听者。
也许就在屋外，涌动着大众集市般喧嚣的话语和庸碌的身影。知识者不耐烦的眼神，表明他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喧嚣的压迫。其实，在交谈关于知识者话题的同时，我们不妨打开窗户，跟他们打声招呼，交谈几句，然后再仔细打量他们和我们之间。
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表明市民接管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在思想启蒙时期被瓦解的市民自信，在弥散着实利交换气息的都市经济中得以修复。他们在拥抱世俗欢乐时，叙述着自己的生活理解。
任仲伦（简称任）：不管你是否喜欢，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市民开始大步跃上社会舞台。他们曾经是忠实听众，听了政治领袖的报告，接着听知识精英的讲演，然后点头称是，然后鼓掌喝采。现在他们从听众席上起身，开始用一种知识者尚未习惯的大嗓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自己。经济社会给予他们特定的地位，一旦市民群站起身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并不是社会中的“小矮人”。现代社会的构建，固然需要知识者的思想开拓，但历史的踏实完成，确实也得力于市民阶层的成熟和活跃，他们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生活图景。现代化理论家艾森斯塔德在著名的论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说：“实现向现代化的重大突破，不仅在于大大改变这个中心象征的内容并使其世俗化，而且在于对人类尊严和社会平等的价值观的日益重视，以及广大群体参与形成其主要象征与制度的可能性日益增长。”把崛起的市民群连同他们的思想影响（正面与反面）拒绝在话语场所之外，多少有点驼鸟精神。
市民群的崛起，需要自己的发言人，需要在社会各个领域找到席位。在近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世俗形象已经有规模的出现。比方说，让市民涕泪横流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和《上海文学》连续发表的“新市民小说”。《孽债》无疑是当下世俗艺术的一次力量显示，稀薄的人文气息被浓郁的世俗悲欢包围着，让市民们沉浸在琐细的泪水与欢笑中。知识者可以批判它将厚重的历史悲剧，演绎为平庸的血亲悲剧，但是市民们却用每夜的心思来陪伴。
张海翔（简称张）：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是很容易辨认的两种血统孕育的形象。知识分子按照人文理想来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他们往往用一种救世责任支撑起骨胳，充当每个时代精神引路人的角色，为大众提供一种价值规范。其内部由于人文理想的侧重面不同，可以分为知识真理的献身者，民族气节的捍卫者，社会进步的呐喊者，道德信仰的守循者等等。这些人文英雄大多是以一种精神榜样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而世俗形象直接表现的是市民的生活，他们体现着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从中滋生的小智小慧。
苏晓（简称苏）：世俗形象直接亮相，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社会对于市民阶层的注视，不管它带着怎样的心情。在前些时期，市民的生活趣味，乃至他们的审美理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都是通过间接的形式来完成的，譬如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好汉，就是市民所推崇的英雄。这些世俗英雄是市民的精神支撑点。他们没有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于政治的热衷，而是从市民的生存境遇出发，包含百姓对于人生的要求、思想的寄托和为人处世的准则。眼下，世俗形象直接走到社会面前，实际上表现了市民意识的初步觉醒，和对于人文英雄长期占据的社会中心位置的一种挤占。
单虹（简称单）：人文英雄与世俗形象正在悄悄地换场。换场背后实际是两种精神与生活价值的消长变迁。人文英雄与世俗形象站立在不同的生活理想基点上。
人文理想与市民理想的差异，就根本上说，前者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而后者则是对现世生存的当下实现。人文理想是终极理想，它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体，包含了对知识、真理的探索，对社会状况的批判，对社会发展的构想等等。而市民理想是当下理想，它关心的是当前社会环境中，人自身的境遇和生存状况，它不对知识和社会作终极构想，而是寻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当然，人文理想有其重要价值，它以拥有知识为前提，是知识者的理想，相对于市民理想，它有较高的精神品格，同时，它能为社会精神发展提供方向，这是市民理想所不可能做到的。同样，人文理想也必须以生存理想为基础，在理想的社会中两者应该是互补性的关系。
苏：可是长期以来，两者的关系一直被看作一上一下的关系，由于精神品格与社会价值错误地被加以等同，知识分子过高估价了人文理想的社会价值，把它看作是支配社会精神走向的主导力量，于是人文理想在社会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它们一方面采取攻击、蔑视市民理想的策略，压抑市民理想，市民理想被戴上庸俗、功利、简单的帽子，从而瓦解了市民的自信，另一方面，又用塑造一批英雄来提供社会榜样，企图导引大众，培养起市民对人文理想的崇敬与仰慕。可是这一切的操作前提是，知识分子力求不可能具备形成流行图景的机制（现代化的交流手段），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压力。可是一旦大众掌握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后，那么所有诸如大众文化的发达、扩张，世俗英雄的层出不穷等这些困扰当前知识分子的现象也就是合理的因果。
张：这是一个消费社会，不再是有限的商品去选择消费者，而是消费者可以大胆地选择商品，“顾客是上帝”不只是店家招徕生意的一句广告语，更是社会对市民价值的确认。消费社会的基本信条是：谁有能力对商品消费，谁就有资格站出来说话。市民因为掌握着对商品的选择权，他在决定企业命运的同时，也抬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不得不对市民允诺：你们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市民的自信由此得到了恢复，市民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苦大众，市民不是愚民。市民这一称谓更类似于西方“大众”(publie)的概念，他始终代表了社会的大多数，他不必把人文理想看得讳莫如深，也不再对政治指令唯命是从，他有权实践自己的理想，拥有自己发达的文化形态，甚至可能挤占知识分子的原有位置。这是社会由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时对大众的必然倾斜。商品将依赖于大众的购买，社会发展将依赖于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完全有理由确信：市民理想找到了施展的场合。
市民理想内部有一个递进的层次结构，它以追求现实利益为核心，以民间信条的面目出现，它的合理内涵不仅使其成为千百年来市民一种稳定的精神需求，更是推动当今社会发展的一股民间的精神力量。
任：市民理想作为对现世生存的当下实现，包涵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方面它是从个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包括物质需求、情感需求、价值需求、社会需求乃至潜意识的本能冲动）出发，是对个人的人生构想，是为个人确立的社会位置，是为个人寻求的价值寄托，也是在为个人的潜在欲望提供合理满足的途径。它不顾及当前意识形态的是否认可，所以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市民理想注重的是当下实现，它强调的是“实惠”，必须使理想在眼前实现，在结果中实现，所以市民理想追求的是现实利益。
张：可是我们决不是说市民理想是一种市侩眼光，只看重眼前的点滴小利，甚至为了一些小利而不顾社会道德、民族气节的大义。将市民理想对现实利益的关注说成是“鼠目寸光”，这其实是对市民理想内涵的误解。
苏：市民理想内部是一种递进的层次结构，自下而上的排列分别包括物质理想、情感理想、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四个层面。作为结构最底层的物质理想，它注重对眼前物质利益的获得。老百姓的生活态度是从保障生存需要和追求物质享受出发的，物质理想也就构成了其理想形态中最基本也是不可或缺的层面。在以前禁欲的年代，追求物质满足会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或小市民的行为，可如今当市民认为政治归属不再是一个人的理想必须，而回归个体价值的实观时，物质理想当然成了人们最实在的需求。
情感理想则超越了物质需求向人的心理需求掘进，提出了个人情感价值实现的要求，它可以具体表现为对家庭幸福的渴望，对异性的恋慕，对弱小者的同情，对子女的疼爱，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等等。它已摆脱物物交换的功利原则，不单纯的表现为索取，而是强调爱的付出，从而表现出市民理想对美好精神内涵的追求。
作为更高一级层面的人格理想则表现出市民对自我的人格要求，它完全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或宗教对人格的约束，而是以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体现民间的基本为人准则。“善良”、“自信”、“仁义”、“骨气”……这些简单而厚实的观念通行于各个民族，是老百姓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市民的人格理想是依靠文化积淀的效果来完成的，所以它对人强调的是人格品质而不是政治品质，“做一个好人”始终是一把尺，以此可以去量别人，也量自己，尽管好人／坏人的二元价值判断，体现不出人格的复杂性，可百姓在生活中最实用的是对人的判断而非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人／坏人的区分无疑鲜明而直接。
单：市民理想的最高层面是社会理想，表达了市民对社会的要求和在市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这并不是说在市民理想的高层次上出现了向人文理想靠拢的趋向，尽管人文理想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理想，但两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截然不同。人文理想对社会是持终极批判的态度，它依靠知识为社会画出蓝图，并以此来批判现实社会的不足。所以人文理想对社会的关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出发，对现实的批判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而市民理想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则完全出于百姓保障自我的现实需求，而且对社会的要求也就终止于个人的现实生存能够得到社会保障，它不考虑社会的发展方向与正常更替，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好坏也是以自己的生存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为标准。所以在市民的社会理想中，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求社会稳定，要求社会公正，稳定和公正是保障个人价值实现所必备的外部条件，一旦社会出了战乱、物价飞涨或法律表现得对其不公，市民就会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
苏：市民理想从低层趋时的，个人的、物质的向高层稳定的、社会的、精神的方向伸展，其核心表现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不管是哪个层面上的理想，它都站在人的“此在”点上，关心的是现世存在的人而不是终极存在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不是自命清高的人；是社会环境中的人，而不是自我封闭的人。对当前利益的追逐并不能说明理想价值的低下，对理想的价值评判只能从它的社会作用上去考察。一旦社会进入一个实利社会，一切都从现实利益出发，市民理想的合理性和巨大作用也就充分的显露出来。
任：市民理想不仅就其内涵而言有其合理性，而且有着稳定的内部机制。它以民间信条的面貌出现，尽管没有像人文理想那样有真理的恒定性作保证，它完全通过世俗约定，通过老百姓本身作为一种传媒，用人际传播的方式加以流传，最终达成民间的一致。在市民理想的传播过程中，世俗英雄充当了媒体作用，他们作为市民理想的实现者，永远是大众的话题，世俗英雄将市民理想的一些基本信条形象化、个体化，加速了它传播的可能性，大众不仅在英雄身上体味到市民理想的内容，而且当市民理想在现实的实践中遭受挫折时，大众又在英雄身上找回了自信。这种传播和调节机制一旦得到大众媒介的支持，那么“世俗形象”也就成了这个社会的一大景观。
市民理想滋生和控制着民间的价值观念、生活准则，并以此成为与知识者对等的发言者。知识者应当正视市民群的话语，简单排斥或蔑视，都将使自己的思想丧失来源与传播对象。但是，过于美化和认同市民理想和他们的世俗形象，也将导致社会的精神迫降。
任：市民已成为如今实利社会的最大受惠者。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强行操纵松弛后，在知识者话语中心位置偏移后，市民的意识和精神空前的活泼，无数大众媒体用无数的热情，邀请着他们的代表（不再是知识者）轮流发言。城市的空气里到处可以嗅到他们自信的气息。按道理讲，在一个正常社会秩序中，主流意识、知识者意识与市民意识可以构成一个对等的发言空间，可以在各自的叙述中，形成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精神场所，和一个彼此比照的价值尺度。问题是这种精神格局一直没有真正平衡过，互相争夺甚至剥夺对方的发言权，延续了漫长的历史。现在该是彼此耐心倾听的时候了。
苏：市民理想的高涨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又使社会关系重新进行清理，社会等级重新进行了一次编队，知识的拥有者不再被看作社会的贵族，只有是知识的实践者，用知识获利的人才是社会的精英；人们不再会为自己是个体户而脸红，大学教授所提供的社会价值却在一定程度受到怀疑。人与人交往的利害关系也日渐淡化政治关系(阶级成分、上下级关系、政治信仰），而直接表现为物质利益的冲突，人们对涨工资的兴趣要远远高出评先进。物质矛盾将取代精神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单：更进一步说，市民理想因为滋生、控制着社会价值观念，所以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和步伐。若在一个精神自足的社会，当权者可以依靠知识分子提供几条精神口号来填饱人们的肚子，可是今天的社会却决离不开市民的参与，这种参与不是单纯指市民作为“劳力”，而是指市民的精神参与，因为社会发展已经离不开市民理想，离不开这种新型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只有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实利精神，市民才会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兴趣，换句话说，只有为市民提供实现个人理想的途径，市民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与社会作出一种交换，社会也因此具有积累更多财富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完善将依赖于市民理想对社会构成的压力。当市民发现个人理想在现实中受挫时，他们会自发的以自身为媒体传播某种反抗情绪，最终以舆论的方式促使当权者改正社会上的弊端。比如当人们发现权力者靠贪污受贿发财时，立刻会体察到社会的不公，从而提出“反腐败”的呼声。
张：但是，知识分子对市民理想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却普遍表现出抵触和不满。
任：一个理性社会应该在真理的发现中得到它最大的乐趣。正是这一观念支撑起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和人文理想对自身价值的确信。于是当社会表露出对真理的不恭和远离时，许多知识分子如被抽掉根基一般只剩下谴责与哀悼。根本的症结不在于人文理想本身的价值被社会所怀疑，也不是市民对知识分子天生就有抵触，而是在知识分子身上长期存在的终极理想与现实理想的脱节。他们过去以高雅自诩，现在又以高雅自慰，始终没有正视自己的根基所在。知识分子首先要将根基踏在现实中间，他首先是市民理想的理解者，然后才有进一步构想人文理想的可能。
张：我们必须指出，市民理想已经成为这个社会解决生存压迫现实的精神出路。以前，知识分子因为有人供养，他们不会去问：我的书是否卖得掉？他们认为社会压迫只表现在精神压迫上，所以当社会迫使他们自己面对生存压迫时，他们原有的人文精神根本无法应付现实生存的困境，而市民理想却恰恰找到了实现自身的社会环境。所以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回到市民理想上来，建立起一份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现实态度，不要妄想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就能保持自己精神的高贵，现实问题还需要用现实的态度加以解决。市民理想是人生存的起点，它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层面，它本身并不排斥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直面内心最基本的理想冲动，理直气壮的去先做一个市民，大胆地去实践市民的理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人文精神的有无。
单：更何况就市民理想与人文理想的内在关系上讲，市民理想也是人文理想最辽阔的精神资源。市民理想作为现实的生存理想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人文理想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只有当起码的物质基础得以保证后，才能指望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只有当自我的人格得以完善后，才能要求对人的本质的拷问；只有当社会基本的平等，公正机制得以健全后，才能希冀社会向更高的形态发展。离开了市民理想的完成，人文理想的实现将永远是空谈。
苏：可以预见，当代社会的精神取向会是一个市民理想处于中心位置，而人文理想位于边缘的格局。这是时代发展的选择，也是大众的选择。这并不是说人文理想在当代失去了价值，我们只是指出它现实处境寂寞的合理性，它们将各自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影响着社会发展。市民理想将是社会的主体思想，它支配着社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以获得现实利益作为主导价值观念；而人文理想虽然失去了对大众话语的支配权，但仍将依靠知识分子的执着，努力提高社会的精神品格和市民的思想素质。
任：为世俗形象和市民理想作辩护，确实带有某种矫枉过正的冲动。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是为了提请人们，尤其是知识者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正视他们的确实存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市民精神的简陋之处，看到实利主义对于社会精神的某种销蚀力。现实利益的热情追求，固然可以直接刺激社会物质的迅猛发展，然而市民物欲追求的盲动，也可能造成社会精神的破损。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到：现代经济“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所以，单靠市民理想的自发性，挤占知识者应有的精神立场或思想位置，消融应有的理性思维，一味推崇实利，恐怕也不是我们议论市民理想的初衷。正视崛起的市民群，包括正视他们的积极与消极，热情与盲动，实利意识与精神弱点。当然，这是一个刚刚聊开的话题，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整理 苏晓）